空间经济研究视角的贸易理论演进——地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经济研究论文,视角论文,框架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家A.Marshall将不考虑诸如汇率、国际收支、资本流动等货币价格和支付问题的国际间的易物交换称为贸易纯理论。整个贸易纯理论的核心是比较优势原理，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学说。P.Samuelson将反对自由贸易的观点斥为“完全荒谬”、“颇值得怀疑”和“虽然看似有些道理，但仍有以偏概全之嫌”[1]。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在国家和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下，所谓的自由贸易只能是一种有条件的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并且“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2]。上述争论的基本思想也体现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并且因为地理或空间因素的引入使得贸易问题更加复杂。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创立者P.Krugman在新贸易理论中将空间因素引入主流经济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西方主流自由贸易理论的不足。但是非主流经济学派在贸易理论方面，特别是引入空间因素的研究中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尝试探索贸易理论的地理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经济地理学对贸易理论探索的不足
（一）与贸易相关的复杂问题
商品的空间运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复杂现象。如果用动画来模拟这些流量，它们将在企业、机构、市场、村社、城市、地区和国家之间不断闪烁，反映了其空间位置的变动和再现。经济活动通过商品贸易互相交错的复杂方式，F.Quesnay将其设想为经济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其解释为资本主义创造价值和自我再生产的模式，W.Leontief将其格式化为投入产出表，W.Isard给出了其空间表示形式。将地理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之后，贸易问题表现出如下的复杂性：一是空间经济复杂性。这种复杂状况通常被简化为具有等效状态的两个点状国家的理论，用国民经济部门的进出口量来刻画，且不考虑运输成本，次国家级的区域间贸易有时也得到关注。二是超经济的复杂性，包括社会与自然的复杂问题。贸易受到多种尺度的治理结构的影响：地方提升全球竞争力的策略，国家层面对跨境商品流动的调控以及全球治理制度。除此之外，还有与经济相关的文化、身份、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等。三是非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复杂性。例如，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始终与非利润最大化的互惠贸易或国际易物相伴随[3]。
（二）经济地理学对贸易问题研究的缺乏及其原因
文献分析表明，国际贸易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未被经济地理学充分开发的主题。在JSTOR数据库中，1992年到2012年之间，标题或摘要中包含字符串“国际贸易”的地理学论文只有66篇，经济学论文却有1278篇。当然，简单地从绝对数量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是不合理的，因为JSTOR数据库可检索的地理学期刊有33种，而经济学期刊有173种。另外，引文数量的时间趋势不可避免地受到数据库范围变化和收录时间滞后性的影响。这就使得地理学论文数量与经济学论文数量的比率，成为衡量两者在贸易问题上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更可靠的方法。通过比较，地理学家与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数量之比为5%，而地理学与经济学期刊种数之比为19%，说明经济地理学对贸易问题的研究是相对缺乏的。经济地理学家对贸易复杂问题的相对匮乏的理论研究可以归结为以下4个方面：第一，探索地理因素是否与主流贸易理论相冲突或使其复杂化。第二，探讨国际贸易问题但完全抛弃主流贸易理论。第三，探索贸易的地理格局及其与更广泛的地理趋势之间的关系。第四，探索贸易理论对次国家层面的经济地理景观的解释[4]。
经济地理学家在贸易理论上相对保持沉默的原因主要有4个：首先，主流贸易理论设想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有能力使任何参与贸易的区域实现繁荣。这种观点只有少数经济地理学家赞同，他们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加剧了地域发展不平衡。这种经济地理发展的世界观根源导致了经济地理学家在贸易问题研究上的徘徊。其次，自由贸易理论虽然受到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批评，但是其主流地位却始终没有被撼动。诚如A.Amin所言，“需要认真思考经济地理学家要批判的到底是谁”[5]。再次，贸易问题的学术研究追求数理统计的性质也导致了这种不足，出现了定量分析与批判理论分析不兼容的错误倾向。虽然，以P.Krugman为代表的贸易经济学家将地理因素纳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中，创建了具有数理基础的新经济地理学，提高了经济地理学的计量水平，但是，经济地理学的人文与定量分析倾向仍是根深蒂固。最后，部分经济地理学家批评，用于分析国际贸易的经验数据受到民族主义的国家统计的影响，他们更愿意研究国家内部的经济地理状况，而非国际贸易[6]。这种沉默成为激励我们从空间经济研究的非主流学派——地理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贸易的空间复杂性的动力之一。
二、考虑地理因素的主流贸易理论
（一）主流贸易理论
主流贸易理论虽有汗牛充栋的文献，但遵循单一的谱系：从A.Smith到D.Ricardo，然后是E.Heckscher、B.Ohlin和P.Samuelson，最近是E.Helpman、G.Grossman和P.Krugman。从理论基础、假定条件、要素模式、贸易利益和贸易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为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7]。传统贸易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假定完全竞争的市场；认为劳动生产率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贸易的利益来自生产的专业化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自由贸易政策能够使得贸易各方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新贸易理论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假定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认为企业存在着规模经济，由此也会产生国际贸易；贸易的模式具有不确定性，由历史的或偶然的因素所决定；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市场结构下，经济只能够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是贸易仍提高了参与国的利益；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利于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建立国际竞争优势。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继承、批判与发展，两者在外表差异的背后都秉持比较优势原理的基本思想，它们得出国际经济的均衡状态：贸易平衡，市场出清，生产要素充分就业。
（二）引入地理因素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忽略地理因素，假定两个等规模和等影响力的国家，没有空间分化与运输成本。在这样的假设下，虽然可以推导出适当的分工和贸易能够扩大国际产出，使每个国家在贸易情况下比在封闭情况下更好，但这也受到了经验研究的挑战。例如，里昂惕夫悖论、普雷维什一辛格假说等。
随着空间经济学的兴起，地理因素逐渐受到重视。首先，新贸易理论将运输成本作为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因素之一。运输成本的衡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最常用的冰山成本，即随货物运输而产生的一种扣除，它意味着货运价格不随距离的增加而降低。二是将运输成本看成固定费用。三是与密度相关的运输成本，运价随着运量的增加而下降。运输成本已经从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上升为“国际宏观经济学六大难题”之一[8]。其次，理论研究从具有同样地理接近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拓展到研究一国具有空间差异的各个区域与第二个空间未分异国家进行的贸易，或对非连续空间中的贸易进行研究。这种地理复杂性导致了偏离自由贸易学说的一般均衡的结果，例如地区和国家在贸易中利益受损的情况。再次，贸易理论对引力模型，即贸易与经济规模正相关但与距离负相关，进行了调和。与引力模型相一致的理论比那些忽视距离的理论较好地得到经验贸易数据的支持。现在的微观贸易模型都隐含着双边贸易的引力方程，并以此对主流贸易理论进行了重新调整。最后，空间异质性成为主流贸易理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区域差异和企业异质性产生了经济代理人的空间异质的行为。这种异质性还包括始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仍困扰贸易经济学家的问题：如何确定距离的摩擦效应，如何处理零距离（区域内）问题，如何统一区域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为何不同研究中的距离系数差异巨大[9]，等等。
主流贸易理论引入地理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D.Ricardo率先提出的两个国家、两类特征、两种商品的模式，展示出了地理因素的复杂性。然而，这种引入仍然大幅简化了经济地理学家所强调的空间的和其他的复杂性，并局限在自由贸易原则范围之内。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五点：第一，孤立地研究商品生产、市场交换和积累过程，没有放到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复杂的相互联系中加以考虑。第二，将区域假定为自主性的、平等赋予资源禀赋的个人和国家的载体，消除了联系性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认为国家受到相同的法律约束，遵循相同的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第三，将地理因素，如地域特色、距离度量作为单纯的外生变量。第四，假定平面的世界，即每个国家平等地位于全球体系当中，不存在核心和边缘。虽然最近的研究已经引入不平等的理念，但只是作为平面世界的变化，而不是作为理论出发点。第五，只是假定贸易自我调节以达到稳定均衡，但对贸易的地理差异如何形成和变动等问题缺乏历史考察。
三、批判与替代性理论
（一）后凯恩斯主义对主流贸易理论的批判
P.Sraffa率先提出对新古典主义总量生产理论的基础性批判。在新古典主义的世界中，国家将专业化生产和出口需要密集使用该国相对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Sraffa认为要素的丰度和要素密集度之间没有必然的等价性，可能出现要素密集度逆转。例如工资增加时，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将取代劳动密集型技术。但工资进一步增加则可能导致劳动密集型技术再次变得有利可图[10]。此时，高工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以换取低工资国家出口的资本密集型商品。
其他后凯恩斯主义学者继承了Sraffa的批判性思想。I.Steedman通过对小型开放经济的探讨，认为用直接比较商品的生产价格的方法，就可以使比较优势复兴。一国应专注于在普遍的技术条件下相对生产价格最低的商品，而不管它的生产途径如何[11]。Y.Shiozawa将模型推广到M个国家和N种商品的情况（N＞M），并忽略掉运输成本，结论表明国际专业化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价格，提高全球产出[12]。T.Mariolis认为，联合生产（单一生产过程产出多种商品）现象被忽视是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缺陷[13]。
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将资本主义经济理解为相互依赖性、不确定性和矛盾性，从根本上对主流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其部分批判思想已为地理政治经济学所吸收，但其贸易理论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只是对主流贸易理论进行了部分修正。
（二）建立马克思主义贸易理论的替代性尝试
马克思主义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不平等交换；根源是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表现是低工资的外围国家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所生产的产品，只能交换到高工资的中心国家用较少的劳动时间所生产的产品；结果是外围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出现不发达的发展，与中心国家产生两极分化。
A.Emmanuel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运用到国际贸易中，在考察两个国家并忽略运输成本的条件下，建立了国际价值转移的不平等交换学说。他认为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将形成国际平均利润率；劳动力不能进行国际流动，工资不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而是由历史的、制度的因素决定。工资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独立变量并存在国际差异，这就导致相同的劳动要素在国际间的不等额交换，贸易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剩余价值转移到发达国家[14]。A.Shaikh试图将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延伸到国际贸易中，也采用了两个国家和忽略运输成本的分析方法。假定生产价格受到国际调整，使部门或国家间的利润率相等，劳动价值以全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在此条件下，国际硬币流动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取得竞争力，并使其最终必须屈服于落后的结果[15]。S.Amin构建了中心与外围国家的两区域模型，并以外围向中心出口初级产品的资料证明，外围的高剩余价值率和世界规模的利润率平均化决定了剩余价值从外围向中心转移，中心和外围之间的贸易系统性地使后者受损[16]。
虽然马克思没有对贸易理论进行系统阐述，但其后继者将《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作用置于世界范围加以考察，对研究国际贸易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例如，中心—外围依附理论已被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在建立“南—北”模型时所采用，Krugman对传统贸易理论造成冲击的起始阶段也吸收了这种思想。马克思主义贸易理论预示着贸易理论的革命，是地理政治经济学解释贸易问题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然而，将马克思主义本质上非空间的价值理论应用于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尚存争议。首先，将工资的国际差异作为产生不平等交换的唯一因素失之偏颇。其次，过分强调中心—外围结构对贸易的决定作用，缺乏从经济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再次，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该理论的有效性。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处于西方经济学的非主流地位，其贸易理论能否形成对主流理论的有力替代，仍有待观察。
四、贸易问题的地理政治经济学解释
针对第二部分提出的三种与贸易相关的复杂问题，在继承与批判主流贸易理论及其替代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剖析的基础上，总结贸易和空间共同演进、经济与社会共同构建的地理政治经济学研究。解析这些复杂问题，意味着与主流贸易理论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一）经济空间复杂问题
1.空间的接近性
在贸易理论中一个重要的但被忽视的经济部门是交通和通信部门，它是表征商品可达性的行业。将这些部门纳入分析，意味着运输成本不再是固定的削弱生产力的成本，如冰山模型的假定，而是与资本主义空间经济共同演化。这有两种含义，一方面，增加了资本家和工人经济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空间接近性的内生化降低了经济意图实现的可能性，这部分地联系到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具有下降倾向的命题。另一方面，表明了空间经济优势与其他经济优势之间的替代性，商品价格和厂商位置模式的转换，即使技术相互依存关系保持不变，价格差异和位置转变都可以改变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导致多种形式的贸易不平等和区域不平衡发展[17]。
空间经济的复杂性是产生要素密集度逆转的原因之一，破坏了主流贸易理论基于要素丰度的比较优势原则。替代性贸易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批评仍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其假定空间接近程度是固定的。如果存在空间接近程度不同的地域，在均衡（经常是低于均衡）条件下，比较优势的基础无法建立，那么参与贸易的地区受益于专业化和贸易的可能性受到损害。地理政治经济学对空间复杂情况的解释主要从马克思主义贸易理论中汲取营养，并且内生地考虑了空间接近性与部门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不需要新贸易理论所有企业（进而所有部门）使用相同技术、零利润和贸易平衡的假设，具有分析产业内和产业间贸易的能力。
2.国家的社会空间地位
世界不是平面式的，民族国家是既不是同等权力的，也不是同质的。主权领土单位具有明确的利益和目标。然而，国际经济学倾向于按照现实的国际关系将国家作为独立的分析单位对待，N.Brenner称之为“方法论的民族主义”[6]。方法论的民族主义认为，国家也遵循一个单一的技术发展轨迹，沿着这个轨迹，自由贸易使各国受益。然而，国家除了在经济规模与内部结构上存在差异之外，它们还具有不同的社会空间关系所决定的全球力量，可称之为社会空间地位[18]。
社会空间地位具有内生性，而不是如环境决定论所强调的外生优势或劣势。地位差异是不同利益、观点、身份和策略的基础，它处于不断地重构之中，重新配置各种差异和不平等[19]。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同，反映和再现了国际权力关系中的竞争方式。主流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犯了与微观经济理论同样的错误，都假定所有经济代理人是平等的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市场的操纵者。这是一个偷懒的假定，允许不平等问题被搁置的本体论。除了南—北差异和新贸易理论将地理作为固定的相对位置纳入其中外，这种地位差异在大部分主流和后凯恩斯主义贸易理论中都被假定为不存在。
社会空间地位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英国在18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中的霸主地位，使它能够摧毁印度发展良好的棉纺织业，将纺织品生产迁往曼彻斯特地区，使印度成为原棉供应者，产生了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促进了英国的工业化。社会空间地位的变动将导致贸易条件发生变化。在19世纪50年代实行自由贸易原则后，英国试图说服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使其接受自己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位置，将工业集中在英国。然而，德国和美国开展了工业化并制定了关税政策，最终使他们能够超越英国，迫使英国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然而，20世纪40年代，美国这个新的霸权国家却开始推行自由贸易原则了。
地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的马克思主义的贸易理论，预先假定了中心—外围的二元空间地位。这种固定的社会空间地位差异提供了不平等交换的准均衡分析的固定基准，强调了不平等的社会空间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心国家如何使用地位力量将国际贸易转到有利于自身的方向，造成以自由贸易原则为假象的不对称性和依赖性。然而，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到在战略多样性和偶然事件的作用下，社会空间地位可以重新配置。例如，第三世界内制造业强国的出现，前有韩国和中国台湾凭借在亚洲冷战斗争中所处的地缘战略地位以及国家干预政策，从初级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制造业商品出口国；后有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和政府力量优势，发展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
3.非均衡的空间和阶级分析
地理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质疑主流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考察潜在均衡产出的方法。经济代理人不能被推定为知道均衡产出或以此知识作为行动的基础，特别是考虑到空间异化的经济中额外的复杂性和意想不到后果的可能性。这种非均衡思维在最近的新经济地理学中也被采用，它假定了远离平衡的看似理性的行为，却不会使空间经济走向均衡，个人也不是按照完全理性地计算自己利益的原则而采取行动[20]。
地理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代理人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盈余分配（工人工资，资本家的利润，资源所有者的租金）的利益冲突有可能动摇任何偶然达到的均衡产出。在现实世界中，贸易不平衡，市场不出清，劳动和资本往往没有充分利用，存在正的利润[21]。总之，贸易的空间经济复杂问题需要超出均衡的理论解释，并结合演化和历史的角度。
（二）社会空间复杂问题
1.多尺度的治理结构
地理政治经济学认为，需要将国家与国际贸易放在多级背景下考虑，国家的行动嵌入到多尺度的超国家框架之中，例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等。这构成了贸易的地缘政治，其中各国家被给予不平等的影响力和国家尺度上的不均匀的塑造行动[22]。国家被从地域和社会方面划分为次国家级的区域，并被跨国区域所覆盖，这些区域影响着国家尺度上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地理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在尺度的生产和分析方面进行了探索，包括社会空间地位、等级关系由不平等授权的代理人所塑造，权利论争可能的尺度和层级，权利不必从顶端发出或从底部发出，而是任何代理人都可得等[23]。
2.文化、身份等其他社会因素
商品贸易一直与文化密切相关。从贸易产生之时贸易商就承担着文化经纪人的角色——体现地方之间文化差异的流动性，寻求本区域文化优势的超越。例如，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形成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贸易本身具有文化性，交换的形式和规范与文化差异共鸣。观察贸易实现的地方（船舶、卡车、飞机和市场）可以发现，贸易商的经济活动必将与他们的流动身份相联系[24]。交易的商品也带有文化的烙印——许多有关当代全球化的文化辩论都围绕全球贸易向量在何种程度上构成西方文化霸权的遮羞布或者围绕生产的文化杂合性和文化差异而展开。
身份主要包括性别、种族等人身附属特征。就作为身份的特殊方面的性别特征而言，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涉及贸易和流通的性别化问题。不管是现实的还是虚拟的交易场所都高度性别化，且因地域而不同[25]。也有一些与贸易相关的研究集中在日常通勤、长途运输与身份的关系等方面[26]。
（三）自然空间复杂问题
1.贸易与自然环境相联系
经济地理学家已经从特定商品的角度研究了贸易与自然相互影响的问题。一些研究将特定初级产品的物质性与把商品带给进口国消费者的贸易和商品链相互结合[27]。当然，也有更大的关于全球贸易向量以及推动这些向量的过程如何与自然在更广泛的尺度上相纠葛的问题，例如全球贸易的碳足迹及其地理的分布，贸易与伴随资本主义积累必然产生的生态不可持续性相复合的方式，本地贸易的可持续性，以及探索贸易框架下的保持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措施等[28]。
2.贸易与科学技术相联系
主流贸易理论曾经尝试将技术作为灵活性的资本投入，技术的演变被视为外生于经济，或内生地作为人力资本，例如新增长理论。地理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考察贸易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认为技术既不是外生性的也不能简单化为政治经济进程。新的贸易、运输和通信技术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动力，加快了生产和商品的流通，缩短周转时间，从而提高利润率和扩大了贸易和生产网络的地理范围，增强了资本家和国家在地域不平等和差异条件下竭力维持经济发展的能力。一方面，技术促进了交易场所的建设与交易行为的发生，提高了流通手段的功能和容量，包括新的地理知识，导航、交通和通信技术，电子贸易和商务[29]。另一方面，值得警惕的是，科学技术也加强了扰乱贸易和市场的能力，例如网络黑客对电子商务的威胁。
（四）非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问题
用地理政治经济关系和辨证的社会空间本体论代替主流贸易理论的社会空间本体论（即微观基础，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平面的或外生性的地域背景）具有重要影响。这种转变从根本上质疑现代经济发展主义者的技术说明，即按照W.Rostow的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普遍的阶段性序列，所有国家都可以并且必须通过某一阶段以实现繁荣——仿效美国和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30]。地理政治经济学认为，在不可避免地伴随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而产生的地理政治和社会自然地理背景下，需要全球后发国家和地区打破自由贸易主义的枷锁才能摆脱贫困。
主流贸易理论由资本主义能够战胜贫困实现互利的假定所推动，得出自由贸易始终优于其替代模式的结论。地理政治经济关于资本主义不断建立社会空间不平等的观点，破坏了这种说法，意味着多样化的替代模式是值得探索和考察的，即使它们可能被指责为狭隘的保护主义。当自由贸易破坏了领土主权利益时，国家将主导贸易干预政策以寻求调整资本主义。保护主义可能是腐败的，即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或仅仅寻求增加一国精英阶层的利益，然而，它也可以被用来保护弱势群体和国家以免受到不平衡发展的蹂躏[31]。地理政治经济学家还研究过超出国家干预政策范围的替代模式，例如公平贸易运动、原苏联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美洲玻利瓦尔国家替代计划以及一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模式，例如实物交易、社区货币、与工资和环境保护相适应的价值交换以及委内瑞拉石油换古巴医疗技术的政治交易等[32]。
（五）未来理论突破方向
地理政治经济学从贸易的空间经济制约开始，到超过经济和超过资本主义问题的解析，展示了如何从主流和非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出发，进入经济和空间共同构建的框架。这些解释将来可能在以下四个方面得到深化。在经济空间方面，需要在空间接近性的定性分析基础上探索接近程度的量化方法；社会空间地位的讨论需要突破全球的宏观尺度，同时关注国家内部非均质性的次级区域的社会空间地位；形成社会空间地位的动态演化理论，阐明阶级利益斗争在贸易关系的阶段性重构和地域不平衡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在社会空间方面，治理理论虽然在探讨国际关系方面取得进展，但尚未很好地应用到贸易中来；关于其他超越经济的因素对贸易向量的塑造方式，现在只得到很少广泛性的结论，尽管有许多启发性的本地案例研究，但缺少全球尺度的整体构建。在自然空间方面，多数理论和实证研究来自经济地理学之外，随着人类对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提高，自然与贸易的关系将得到额外的重视；在非资本主义经济方面，一些替代性的模式此起彼伏，绝大多数却归于破产，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但探索其他模式的尝试不会停止。显然，对自由贸易与区域不平等的深层批判的结果不应该是禁止贸易。相反地，地理政治经济能够而且必须有助于创造一个思想空间，承认和批判性地评估替代性的贸易活动和措施，反思和摆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基本教义。
贸易理论富有争辩性，将地理或空间因素纳入贸易问题的分析过程，产生了贸易的空间复杂性。通过对这种复杂性的剖析，我们可以得出：
第一，与贸易相关的复杂问题包括空间经济复杂性、超经济的复杂性、非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复杂性。经济地理学对贸易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原因可归结为其特有的地域不均衡发展的理念。
第二，主流贸易理论坚持比较优势原则下的自由贸易学说，虽然受到里昂惕夫悖论等经验研究的挑战，但主导地位依然稳固。通过考虑运输成本、探讨非连续空间、调和引力模型、承认空间异质性，主流贸易理论也尝试将地理因素纳入分析过程。但它仍然大幅简化了经济地理学家所强调的空间的和其他的复杂性，并局限在自由贸易原则范围之内。后凯恩斯主义对主流贸易理论进行了批判与修正，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导致全球的中心—外围两极分化的贸易理论，但两者都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第三，地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空间本体论和空间辩证分析方法支持其探索贸易复杂关系，它综合了空间接近性、社会空间地位、非均衡的空间和阶级分析等经济空间解释，治理结构、文化和身份等社会空间解释，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等自然空间解释，并提出进行非资本主义贸易模式的尝试，孕育着贸易理论的新的发展趋向。
本文提出的地理政治经济学解释贸易的空间复杂问题的框架还很不完善，其关键分析因素、逻辑结构、具体研究方法等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补充。同时，不管是主流贸易理论还是贸易问题的地理政治经济学解释框架，都主要围绕国家之间的贸易而展开，次国家和超国家尺度的区域之间的贸易较少被提及，这个难题也是将来各种贸易理论都需要努力解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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