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国有经济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0)06-0049-06
一、国有企业的性质和起源
企业的性质和起源是近年来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科斯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就是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的。但是，我国某些学者在将科斯的理论应用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时，他们似乎忘了，这个理论只是针对私人企业的；国有企业的性质和起源如何，科斯根本没有提及。迄今为止，这仍是一个有较大争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科斯对私人企业性质和起源的界定是，“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节约了某些市场运行成本”（注：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5-7.）。因此，企业的性质实际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它能够节约交易成本。也就是说，私人企业的性质与起源是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这是不适用于国有企业的。从历史上看，国有企业的出现并不是基于效率目的，而是出于社会目标。迄今为止，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对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起源有过论述。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废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成国家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0-633.）。可见，国有经济在这里的经济意义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即经济危机根源的工具。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也对为什么要搞国有经济进行了论证，其中最典型的说法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行动纲领。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952年的行动纲领写道：“诸如煤、铁、钢、动力等基本原材料供应的稳定增长是充分就业的前提。只有对基本原材料行业实行公有制，只有采取确保国民经济关键行业投资的政策和必要的合理化措施，才能保证这一增长。”1959年的纲领又加上了这样一条：“由于自然或技术方面的原因，在那些对社会至关重要而又无法依靠竞争来合理进行经济活动的领域，公有制企业是必需的”（注：享利·帕里斯.西欧国有企业管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8-9.）。可见，国有经济在这里有双重的经济意义：一是要确保“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二是要提供那些存在“市场失灵”问题的公共产品。这就是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把国有经济的起源定位于社会目标；而且二者所提到的社会目标惊人地相似，尽管“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充分就业”说法不同，但它们的最终的经济目的都是要消除经济危机。这两种对国有经济起源的论证，后来分别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民主党人建立国有经济或“国有化”的理论基础。
不过，现实中的国有企业并非完全是上述理论的产物。事实上，许多国有企业的形成是一种偶然事件，起因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英国学者亨利·帕里斯在他的著作中就列举了“财政垄断、工业重组、地区发展、政府接管破产企业”等9种偶然性因素。这些因素在我国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我国因实行烟草专卖而建立的国有企业，其主要目的就不是为了“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为了控制烟草消费和增加财政收入。这些偶然性因素尽管五花八门，但却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都是社会性目标，不是效率目标。
通过对上述国有经济起源的理论与现实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竞争性领域建立国有企业的动因并不是有利可图，即不是为了节约某种成本。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完全是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社会目标而人为操作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性质和起源不能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去理解，而要从社会目标的角度去理解。即使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性质也不是为了节约成本。因为社会成本并不像企业成本那样，可以从会计报表上反映出来；有些社会成本，例如由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社会成本，根本就是无法计量的。
二、利用国有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可能性
既然国有经济的性质是为了实现某种社会目标，那么宏观调控是否应该在国有经济的功能之列？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无论是“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还是“充分就业”，抑或是“地区发展”，无一不是宏观调控的目标。也就是说，自国有经济产生的那一天起，国有经济就被当作宏观调控工具来使用。不过，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走得过头了。从前苏联开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了以纯粹公有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避免了市场经济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同时，也消灭了宏观调控本身，调控已经变成了行政指令。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后，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宏观调控又成为现实的政策工具。但是，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国有企业低效率，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提高国有企业微观效率上，似乎忘了国有企业本来是出于宏观的社会目标建立的。与此相反，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倒是符合它建立的初衷，多数国有企业一直是西方政府调控的政策工具；尽管近年来西方出现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浪潮，但即使在私有化浪潮出于高峰期的80年代末，邮电、电力、通信、运输等关键行业的大部分仍控制在西方国家政府手中（注：席春迎.国有经济的规模及其演变轨迹[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88-90.）。事实上，就连凯恩斯本人也把国有经济当作宏观调控的手段，他在《通论》中指出：“安排现行投资的责任绝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32.）这实际是国有化的另一种表述。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局限性已经凸现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国有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国有经济之所以具有宏观调控作用，是由它的特殊功能决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对比来加以认识。在市场经济中，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需求，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将会出现不同的反应：
1.私人企业行为所导致的微、宏观矛盾。任何私人企业在作出生产决策时，考虑的都是下游产业的生产规模。但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广泛存在着复杂的信用关系，这使得上下游产业之间在商品销路不畅时，仍然能够通过赊购赊销、贷款或直接融资等信用形式创造出虚假需要，从而掩盖了需求不足的信息。在虚假市场需求的刺激下，私人厂商误认为市场需求旺盛，因而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在应该及时缩小生产规模时，反而扩大生产规模。从私人厂商个人的微观角度看，这个决策是理性的；而从全社会的宏观角度看，这个决策与供给、需求的实际情况背道而驰，因此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这里产生了微观理性与宏观理性的矛盾，矛盾的结果只能是导致全社会的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要避免这个过程，企业必须在决策时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按照宏观理性行动。然而，私人企业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私人企业关注的是个体利润最大化，其决策行为依据的是市场价格信号，不需要考虑全社会各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供需联系。而这个价格信号却是被复杂的信用关系掩盖过的虚假信号，不能正确反映全社会所有产业之间供给、需求的实际情况；在这个信号指导下的企业行为，无法避免微观理性与宏观理性的矛盾。
2.与私人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具有化解微、宏观矛盾的天然优势。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也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要受到社会利益目标的制约。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国家委托特定的个人和团体去经营特定企业的国有资产。国家必然要从全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与经营者签订契约，企业经营者也必须考虑企业和自身利益，两者经过理性选择之后，与国家目标相容的经营者在经理市场上被聘用。双方签订的契约，必然包括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这就提供了使微观理性、宏观理性趋于一致的可能。
(2)在社会利益目标的制约下，国有企业在决策时必然看得远一些，不仅要从微观角度考虑盈利的可能，也要在宏观上照顾到所有上下游产业的供需状况，如果下游产业的需求属于靠信用关系维持的虚假需求，即使有利可图，也要在社会利益的制约下不扩大供给。在这方面，国有企业可以得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信息部门的支持，在信息获取方面更具优势。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地位决定了它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宏观后果，而私人企业则不需要考虑宏观后果。所以，即使国家的宏观信息是公开的，私人企业也没有根据此信息来照顾社会利益的积极性。
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宏观调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国有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而国有经济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具体途径，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看，并不是所有行业的国有企业都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某些产业与上下游产业关联度不大，即使这些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按照社会利益目标行动，对整个宏观经济也无多大影响。例如，马克思就曾提到钢琴、宝石等既不属于“主要交易品”也不属于“中间生产”的产品，用这里的术语说，就是产业关联度不大的产品。马克思指出，这类产品的多寡与否同全社会是否出现生产过剩无关（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06.）。显然，如果国有企业位于这样的行业，是根本不能起到宏观调控作用的。这样来看，要利用国有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首先要明确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并以此为依据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
从理论上说，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有两个理论渊源：
1.公共产品论。经济学主要论述的是私人产品——即普通市场上常见的那些商品。私人产品在消费和使用上有两个特点。一是竞争性：如果某人已消费了某种商品，则其他人就不能再消费这种商品了；二是排他性：对商品支付价格的人才能消费商品，否则无权消费。实际上，市场机制只有在具备上述两个特点的私人产品场合才真正起作用，才有效率。公共产品则是指那些在消费和信用上不具备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商品。由于这个特点，公共产品无法收费，所以私人不愿生产或无法生产，政府不得不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如国防、法制、环保、警察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并不是企业。真正需要政府建立国有企业的是“准公共产品”，如输电、电信、煤气、供水和教育等等。这些商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具有“拥挤性”。在准公共产品的消费中，当消费者的数目从零增加到某个可能是相当大的正数时，就显得十分拥挤。在未超过拥挤点的范围内，每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是零，因此可以增加额外的消费者，不存在竞争性和排他性问题。超过拥挤点之后，新增加的消费者的边际成本开始上升直至无穷大，产生了竞争和排他的问题。由于此类产品的特性，所以由政府、私人都可提供。但据西方学者研究，据说此类产品都属于“自然垄断”或“规模经济”的产业，若由私人提供，则或者私人收费的成本过大，或者由于巨额沉淀成本或固定成本的存在，会导致浪费性的重复建设，所以由政府提供比较合理，这就为国有企业定位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提供了理论支持。
这种理论过去还可以为国有经济产业定位提供支持，但现在已日益不灵。由于技术的进步，许多产业的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特性已经消失。例如，电信业过去被认为属于自然垄断行业，近二三十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光纤、通信卫星、计算机等新产品的出现，电信业的固定成本已变得很低，不再被认为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注：张维迎、盛洪.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J].改革，1998.(2):66-75.）。同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公共产品如道路、桥梁等收费使用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可见，“公共产品论”作为国有经济产业定位的理论基础，其说服力已经减弱。
2.国有企业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在国有企业的目标包括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一前提下，通过把关键行业中的大型企业国有化，就能形成此行业的“决策中心”，引导和带动这一行业按国家意图或“宏观理性”，而不是按照私人企业主的“微观理性”发展。这时候，国有经济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国有企业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意图的行为，将会抑制并阻止私人企业在虚假信息引导下的微观理性行为，从而保持全社会的供需均衡和充分就业。我们从上述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言论可以看出，这才是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将竞争性产业大规模国有化的真正原因。在这个前提下，只有在那些位于下游产业“纽结”的产业，即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才是国有企业有可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天地。原因很简单，只有产业关联度大，国有企业的行动才有可能对更多企业和上下游产业施加影响。这说明，国有经注为了集中力量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应尽可能定位于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而从产业关联度小的行业中退出。这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含义。
四、国有经济产业定位的实证分析
对于我国经济中的产业关联度问题，产业经济学已经从确定支柱产业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尽管这些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确定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但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对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进行实证分析。
产业经济学研究产业关联问题的主要工具，是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对各上下游产业之间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的程度（即产业关联度）进行定量分析。一个产业对其它产业供给、需求的影响越大，则这个产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位置越重要。通过这种分析，产业经济学得出结论：政府的产业政策应是优先扶植那些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使它们成为“支柱产业”以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国有经济产业定位的初衷虽然并不是寻找“支柱产业”，但我们可以发现，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国有经济正好应位于产业关联度大的部门，即与“支柱产业”的确定标准基本相同。但二者之间的目的有所不同。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是为了发挥国有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这是一个比较静态的经济稳定问题；支柱产业的定位，则是为了发挥支柱产业推动、带动国民经济的功能，这是一个动态的经济增长问题。
由于国有经济与支柱产业的定位标准相同，则我们同样也可以运用产业关联度指标对它进行分析。在产业经济中，一般用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来定量描述产业间的关联关系。这两个系数的计算方法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设b=(bij),(i,j=1,2,3…n)为投入产出列昂惕夫逆矩阵，n为产业个数，则
产业i的感应度系数＝
产业感应度系数描述了n个产业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时，产业i所进行的完全投入（注：完全投入等于直接投入与间接投入之和，它刻划了某产业所消耗的本部门产品和国民经济中所有其它部门产品的数量，是衡量该产业与其它产业联系程度的指标。）是否高于所有产业平均的完全投入。系数大于1表明该产业在投入方面与其它产业联系的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因此属于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
产业影响力系数描述某个产业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诱发的n个产业的完全投入，是否高于全社会平均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诱发的n个产业的完全投入。系数大于1表明该产业生产对其它产业投入的影响程度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因此属于产业关联度大的产业。
利用1987、1992年的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出中国社会再生产中各个产业上述两项指标的算术平均值。通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可以将各产业部门划分为四类：Ⅰ类产业的感应度、影响力系数均大于1；Ⅱ类产业感应度系数大于1而影响力系数小于1；Ⅲ类产业影响力系数大于1而感应度系数小于1；Ⅳ类产业感应度、影响力系数均小于1。具体产业分类见表1。
表1 依据产业关联度进行的产业分类
Ⅰ类产业（感应度系数
Ⅱ类产业（感应度系数
Ⅲ类产业（感应度系数
Ⅳ类产业（感应度系数
>1，影响力系数>1）
>1，影响力系数<1） <1，影响力系数>1）
<1，影响力系数<1）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金属矿采选业
缝纫及皮革制造业食品制造业
工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饮食业
化学工业电力及蒸汽热水生产供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农业
炼焦、煤气及煤制应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商业
品业
煤炭采选业
金属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计量器其它工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具业
金融保险业
纺织业
石油加工业
机械工业
其它非金属矿采选业
建筑业
造纸及文教用品制造业
建材及非金属矿制品业
资料来源：根据李善同、钟思斌.我国产业关联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分析[J].管理世界，1998,(3):61-67整理得出
表1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国有经济产业定位的定量标准。根据表中对产业关联度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在四类产业中如何定位：
1.Ⅰ类产业是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这些产业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与其它产业联系密切，处于社会再生产中“纽结”的地位。此类产业尽管属于竞争性领域，但是出于宏观调控的目的，国有经济应该加以控制。通过控制这些产业，国有经济可以对社会再生产施加影响，使国民经济运行不仅要微观厂商获得利润，而且要符合全社会供给、需求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国有经济定位于这些产业，是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有效途径。
2.Ⅱ、Ⅲ类产业的产业关联度指标都是有一项较大，另一项较小。这说明这些产业在社会再生产链条中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它们的影响不及Ⅰ类产业。此类产业如果国有经济完全不加控制，则国有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和功能会大打折扣；如果完全由国有经济控制，不但会束缚某些行业的活力，也是国有经济目前难以承受的。所以，国有经济对这些行业应有选择地进入，有选择地控制。选择的标准应是这些行业的产业关联变化趋势。对于那些感应度、影响力系数都持续上升的产业，国有经济不但应进入，而且还要力图加强控制力；而那些感应度、影响力系数持续下降的产业，国有经济就不应再追求控制力，相反应该部分退出。
3.Ⅳ类产业是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不够的产业。对于这些产业，即使国有经济取得了控制地位，在理论上也不能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发挥足够大的影响力。因此，从国有经济宏观调控功能的角度看，国有经济应收缩战线，逐渐退出这些产业，以便腾出人力、财力，集中力量进入那些应该控制的产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产业的产业关联度都是在动态中不断变化的。所以，本节所作的实证分析只能说明当前国有经济应该定位的产业，不能一劳永逸地确定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应该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它取决于社会再生产中产业关联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为了预防并治理有效需求不足中经济波动的发生，国家应随时注意产业关联度的变化，随时对国有经济产业定位加以调整，以便保持对社会再生产中“纽结”行业的控制。
收稿日期：200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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