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意——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冀中论文,抗战时期论文,地道论文,敌意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曾展开大规模的地道斗争，尤以冀中地区最为突出。多年来，尽管由于影视和文艺作品的原因，地道战已在国人中耳熟能详，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却罕见①，影视及文艺作品的浪漫呈现和地道斗争的实际运作及其背后蕴含的复杂的政治、军事内涵，相差也不可以道理计。作为中共主导的对敌斗争系列链条中的一环，地道斗争具有强烈的中共军政特质，不仅是研究战争，更是了解中共生存、运作、抵抗方式的一个良好切入点，坚韧的武装抵抗和一个对日充满敌意的氛围，是地道斗争开展的必要条件，这些源自中国面对侵略的民族主义激发，持续发酵则应归功于中共的不懈努力。经由民族精神营造起的敌意，不仅是中共开展地道斗争的利器，事实上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助力。同时，像地道这样一种本质上偏于被动的抵抗形式所以能够存在，与对手方露出的空隙不无关联，日本当年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方式与统治实态，是帮助观察地道和地道斗争不可或缺的一环。 地道斗争最早的发源地在冀中地区。吕正操回忆：“地道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为了防敌抓掳，在不得已时就藏入菜窖、山药窖内。继而挖掘了隐蔽洞，也只是挖在家中或院落里，叫‘地窨子’，也叫‘口袋洞’、‘蛤蟆蹲’。在这种洞里不能活动，不能作战，只能消极隐蔽，敌人一旦发现，很难逃脱……初级的地道，最早出现在蠡县。蠡县离保定很近，环境又残酷，所以地道先从那里发展起来。”②地道初起时担任中共蠡县县委书记的王夫证实了吕正操的说法：地道“最初的形式，仅[是]在村外的一个洞而已”。③ 单个的地洞由于无法转移，隐蔽效能有限，慢慢发展为地洞之间的联通，形成所谓地道：“当敌人进行搜索时，‘死窟窿’里的人是逃不出敌人的手掌的……于是长距离的地道开始挖掘了，不但每家的地道都通着，而且地道从这个村庄通到了那个村庄，通到四周围的村庄去。”④冀中平原坦荡，日军机动好的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干部、民兵、妇女和日军周旋的难度较之山地要大得多，向地下发展是一个容易想到的选择。历史上华北地区就有挖掘地道的记载，河北永清、霸县等地多次发现地下古战道：“古战道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宽大的藏兵室，又有窄小的‘迷魂洞’，还有掩体、夹壁墙、闸门和迷惑人的‘翻眼’等军事专用设施。战道与水井相通，内有通气孔、放灯台、蓄水缸、土炕等生活设施。古战道在土中的埋深，浅的顶部距地表1米左右，深的有五米多。”⑤明人王士性描述过山西的地道：“其窖地非但藏粟，亦以避虏，虏人遇窖不敢入，惟积草熏之。然其多歧窦，即熏烟，有他窍出不为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长里余，尝与他家穿处相遇。”⑥可见古地道规模已很可观，躲藏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抗战时冀中的地道在保存干部乃至武装力量中发挥的作用更为重大，时人谈到：“地道不但与干部、游击队员的生命联系着，而且与干部、战士之工作、作战情绪有重大关系。有了一个好洞，比保有一处华丽的庄院还要高兴痛快。”⑦ 地道在冀中得到发育，关联着自然、历史、社会和现实条件等诸多因素。自然地理条件是地道产生的基础。冀中位于华北平原，地表土壤由黄河、海河冲积而成，土层厚，地表下2-6米区域为轻亚粘—亚粘土。轻亚粘—亚粘土塑性指数适中，常作为建筑物地基或堤坝、路堤的填土材料，有助于地道稳固，且轻亚粘—亚粘土相对易于挖掘，便利地道形成。杨成武总结挖掘地道条件时，首先即提到：“要有一定厚度的土质，最少亦要有四五尺厚的土皮(即地道面上之积土)，否则不仅无用，而还有倒塌房屋之危险，同时敌人容易掘开。”⑧冀中的地质条件完全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地下水的位置是影响地道挖掘的另一重要自然条件，冀中的安新县因为“大部县境是水地”，挖掘地道就较困难，民众对挖地道不以为然，抱怨：“上边叫挖就挖吧，有什么办法，还不是为了他们军队吗？”⑨不过，冀中大部分地区地下水都较深，不会影响浅表的地底作业。 单从地质条件言，冀东、冀南及豫北、豫中、豫东、鲁西北地区均可满足挖掘地道的要求，地道之所以在冀中滥觞，主要缘于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冀中是华北平原上中共武装力量的发祥地。1937年10月，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抗战前刚刚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吕正操率部脱离退却中的部队，留在冀中当地坚持抗日，所部改称人民自卫军，部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1937年底，自卫军主力开到平汉路西整训，1938年春节前后返回。此时，日军南攻，国军溃败，“群众悲观失望，溃兵土匪到处公开行劫，卖烧饼的小贩不敢出村，30里地的行程，有时要遇到20多起路劫；贴票诈财成为常事。人民看不到政府，也看不到军队，而成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⑩吕部回到冀中后，与东进的八路军主力一起，大举编并各类武装，迅速壮大根据地，到1938年底，整个冀中根据地人口达到800万，部队“号称十万人”。(11)这样的成绩，得到中共中央高度肯定：“创立了很大的党和军队，发展了民运，建立了政权，使冀中平原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这都是冀中区领导同志坚持执行中央路线与冀中全体同志艰苦奋斗的结果。”(12)而国民党方面对于中共在冀中“横行”的指责，也侧面说明了其在冀中的壮大。(13)正因此，作家高敏夫1938年底到冀中高阳时，可以到“设置完备的浴池洗澡，看到用美丽花纹的玻璃砖镶的墙壁和地板，光亮的电灯”，“在有白净台布的长方桌四周，坐在最舒适的西式椅子上”向冀中的文化人介绍陕甘宁边区的状况。(14) 作为中共在华北发展最为迅速的根据地之一，冀中直逼日军在华北的控制中心平津地区，距河北重镇保定更是咫尺之遥，可谓日军的肘腋之患。1939年，随着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日军开始将重心放在巩固其控制区域上，冀中作为日军眼皮底下的敌对地区，首当其冲受到日军连续攻击。尽管在抗战初期天时、地利、人和的背景下，中共造就了一个强盛的冀中根据地，并充分调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政治资源以运动战、游击战的方式和日军周旋，但面对日军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持续保有根据地还是力所难能，有关报告显示：“及至1942年‘五一’前，冀中抗日根据地所剩的已不及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二以上为敌占区和游击区)。”(15)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冀中形成日军和中共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敌人不断的采取着不同方式对我实行进攻，我之根据地常有部分的变为敌占区。由于我之不断的进攻，又使敌占区变为我之根据地。因此，我之各种武装，为要遂行其所担负的任务，就要依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16) 中共和日军争夺异常激烈的特殊态势，催生了冀中地区挖掘地道的动能。中共和日军交叉拉锯，互有进退，而从总的趋势看，由于双方军事力量上的差距，中共在日军的蚕食进攻中，地区逐渐被蚕食，武装也处于游击运动的相对被动状态，要承受日军一波波“治安强化”运动的持续压力，寻找游击和躲避的空间至为关键。在冀中这样的平原地区，客观而言，地理环境对游击和躲避并不有利，地道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如果缺少了拉锯这一背景，条件太好或者太坏，地道斗争都很难产生。当时干部分析地道产生背景时说：“如果说只是因为敌人扫荡、清剿频繁，才逼使群众这样干的，即所谓‘压力大，反抗也越大’，从当时的事实看也说明不是全面的，如当时在冀中东部沿津浦铁路附近和冀中北部(大清河北)某些党和群众基础还差的地区，对敌人频繁扫荡清剿宁愿应付顺从，从而忍耐下去也不肯搞地道斗争。反过来说，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的冀中中部处在滹沱河和潴泷两河之间的安平地区，整个县只有县城内有敌人，而且从1938年至1942年大扫荡一直是长期处在我优势兵力包围下，敌人根本不敢出来扫荡。虽然安平县的党和群众基础也很好，但缺乏敌人压力，单靠我们发动或用什么强迫办法硬要搞出地道斗争也是困难的。”(17)地道是不稳定环境的产物，如果对手方完全控制局面，则地道和地道斗争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自身如果处于安定环境中，挖掘地道则不免画蛇添足之嫌。 拉锯是催生地道的外在环境，地道和地道斗争的产生及发挥功能，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因素即民众的态度，对此，中共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地道斗争必须依靠于群众的力量，否则是不可能进行的。”(18)地道挖掘必须依靠民众，同时民众是否为地道保守秘密，是否通过地道帮助掩护中共干部和武装人员，是地道能否有效的关键。地道基本是依村而建，民众挖掘地道不仅要付出人力、物力，相应的村庄还要承担被日军发现地道后展开报复的风险，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和信任是难以想象的，地道和地道斗争开展这一事实本身，已可显示中共在冀中扎根的事实。中共与民众的关系，其对手方留下了不少记载，日本人承认，中共的“武装和党组织渗透到一般群众之中，应当看到匪区的全体民众都是怀有敌意的，因此单凭宣抚工作来分离匪与民是很困难的”(19)；“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民众与中共党军的关系非常坚固，不可轻视”。(20)在“扫荡”中，日军处处感到中共武装和民众结合的威力：“沙河、木道沟河沿岸一带地区，素有中共平原根据地模范区之称，交通壕、地道建筑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村庄都有地下设施，甚至有相距七八公里的三个村庄用地道连接起来。而且农村的老百姓抗日意识很强，形成了半农半兵状态，就连老幼妇女也组织了抗日团体。因此，各部队在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21) 中共在冀中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力量(22)，除其本身成功的政治、组织和群众动员工作外，冀中独特的内外在条件也提供了不少助力。冀中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最早占领的地区，为显示威力，日军在初期占领地区，烧杀特别严重，就华北总体言，呈现北重南轻的态势：“敌人在北面的屠杀人民的政策执行得很凶，但在平津路方面欺骗政策就比较的多了。敌人在邢台一带，也召开群众大会，散发抢来的香烟、食盐、糖果给百姓。有时并抱抱小孩，以表示亲热……对于抗日的人则大批屠杀与火烧。”(23)冀中作为日军烧杀政策首当其冲的被难地区，当地民众也因而成为对日抵抗的坚定支持者，而这又反过来招致日军进一步的屠杀。“五一大扫荡”后，由于中共的坚持以及弥漫在民众中潜在的反抗和敌意，日军的统治相当困难，屠杀成为强化其统治的重要手段：“以镇压办法检查反共誓约，背不过即杀，每村一定杀一两个(高阳三区)，为背反共誓约杀了62个人。有的是汉奸家属，有的是地主，背不过的杀，背过了的说是八路军也杀。”(24)一直留在华北的英国人林迈可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日本人发现：“建立在恐怖之上的政府只有依靠变本加厉的恐怖才能维持。面对民众一致的敌意，除了滥用恐怖和报复，没有其他控制办法。在冀中，日本人实施了一项政策，只要有公路被挖断，就把最近的村子里的一名男子活埋。”(25)屠杀固然可以吓阻于一时，却也激起民众更为强烈的敌意。 冀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军的屠杀有关，同时还缘于这里民众的相对高素质。民族情绪在日常生活的口耳相传中浸润，从知识和文化教育中提升。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态度时，一般和知识水准呈正相关状态。冀中是河北乃至全国经济文化发展领先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相对旺盛，吕正操曾指出：“冀中靠近北平、天津、保定各大都市，北平为往昔文化中心，保定学校也很多，所以冀中人民文化水准一般较高。定县有平民教育促进会，一个村有几个大学生，并且在抗战前受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影响也甚大。”(26)周士第也肯定冀中“群众文化水平相当高，有相当的斗争经验”。(27)平教会在定县所作调查显示，1928年，定县62村“找得出中学毕业及中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有44村，找不出中学毕业的人有18村”(28)，这一数据本身在当年已经比较让人乐观，经过战前十年教育的较大发展，尤其是平教会的促动，相信到抗战前这一比例还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另外，由于靠近几大都市，冀中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战前这里的商业和手工业已相当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华北最著名的布产区即在高阳(产区包括蠡县、清苑等地)，县志记载：“轧轧之声，比户相接，集期一至，毂击肩摩，商贾云屯。”(29)陈翰笙1934年撰文提到：“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30)而陈翰笙对河北的调查，恰恰选在他认为较能代表这一发展趋势的冀中清苑县。日军入侵，对这样的外向型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以饶阳为例，“以前饶阳人到外蒙做生意，年可收入220万，到关东者可收入百余万。‘七七事变’后生意完全停顿，300万收入化为乌有，地方损失很大”。(31)高阳的织布业更是在日军侵占东北后遭到沉重打击，东北市场失去，日本又倾销棉纱，使国内布业难以为继。(32)冀中民众在日军侵略中体验到的现实伤害，和民族情绪结合，很容易加剧民众的愤怒。日方在冀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县份高阳所作调查发现：“高阳是革命的(因高阳是工业区，织洋布，对外贸反对)、爱国心高的地区。”(33)这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冀中民族主义情绪旺盛的状况，作家王林在日记中记下其亲身体会：“临村商家油坊，也挺爱国，只若是抗日军到他家，老是给白面吃，绝不向村中要。他说：‘自己吃了，不是乡亲就是乡亲，谁吃了也比日本人吃了强!’各县群众团体募捐，一写即写百元。”(34) 20世纪前期，中国内战频繁。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时期的内战，华北平原多属战争中心，冀中紧邻平、津、保，尤使其成为惨烈的修罗场。中共文件写道：“冀中区，周围平铺着三条笔直的北宁、津浦、平汉三大铁路，摆在华北政治经济中心的北平、天津、保定三大都市，还是军阀战争最高的诱物。二十年来北方军阀的混战，总是在这些都市和铁路的周围滚来滚去，很少把这些地方例外的饶恕过去。而且战争打到这里，很多时候是最后决战，双方都是咬牙切齿拼命狠斗，除非打到狗血喷头你死我活的程度，是不肯善罢甘休的。因此冀中民众战争经验之多，感受战争痛苦之深，别的地方民众是望尘莫及的。”(35)长期的内战使冀中民众了解、熟悉战争，当战争到来时，相对更具应付的经验和信心，所谓“冀中平原是非常富庶的地方，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富庶，民心强悍”(36)，这也是民众可以帮助八路军挖掘地道、应付日本人的重要历史背景。 地道挖掘乃至地道斗争必须依托村落进行，“村落在平原地是主要的地物，战术上价值很大。不论敌我军，不论进攻防御，都离不开村落”。(37)华北的村落，有一定的防御设施，“在华北的大平原上，一个大而繁盛的村庄往往建有完整的或分段的围墙，环绕着整个的村。围墙的建筑，其基本或主要用处是防御盗劫，保护村民”。(38)这为利用地道进行村庄防御提供了基础。同时，村庄规模对于地道功能的发挥也有重要影响。如果村庄过小、村庄之间相距过远，则回旋余地不足，地道的隐蔽及战斗功能都会受到很大限制，村与村之间的地道联络更难以实现。研究显示，河北村落规模较大，多数研究者均承认“河北多百户大村”的事实。(39)冀中作为富裕的平原聚居区，人口密度高，村落规模更是超过全国乃至河北省的平均水平：“村落稠密，而且大村落多，村落间的距离由一里至数里，十里以上无村落的很少。村落多是数百家、千余家，十数家的小村庄很少。房屋多是砖墙平顶，很坚固。”(40)日本人长野朗统计，唐县5个区266个村，户数过百村共168个，占总数266村的63.2％。(41)平教会对定县东亭乡的调查更为详尽，该乡62村，村落本身面积达到600亩以上的有2个，最大的达到640亩，相当于0.43平方公里；300亩以上的有18个，平均222.5亩，相当于0.15平方公里。(42)也就是说，该地村宅的平均大小可达长500米、宽300米之谱。就户数言，1930年定县最大村达到1200户，全县平均每村146户，一个村二三百户属于常态。(43)这样的环境对于地道斗争形成天然支持因素，当时分析写道：“一个据点平均只有五六十到百八十个敌伪军。没有其他据点敌伪配合要独自包围整个村庄是很困难的。当敌人包围东街一个角落时，便由地道跑到西街出村，或到另一个地道、地洞隐蔽起来，或顺地道跑到村外。”(44) 地道作为一种自发的斗争形式出现后，起初中共内部看法不尽一致，由于地道主要用于隐蔽，曾一度被批评为右倾、退却，对高度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中共而言，这样的想法应该不难理解。(45)随着冀中困难局面的不断加深，冀中领导层开始改变看法，程子华带队考察地道后决定予以推广。1942年3月，中共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等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强调：“在敌后平原残酷的战斗环境里，一方面群众的生命财产要求安全，抗战的物质资财要求保全，另一方面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仅需要坚持，并且要求猛烈广泛开展，这就需要创造新的斗争方法。作为以上要求的有效依托，地道斗争就是适合于以上要求的一件新的创造。”(46)随后，经由中共各级组织的推动，地道迅速在冀中发展，“五一扫荡”前，还呈现由单纯隐蔽转向战斗和隐蔽功能兼具的趋势，中共报告中写道：“在‘五一扫荡’前的根据地时期，地道主要是用作村落战斗的依托(作为部队隐蔽的前进道路)，以大量杀伤敌人，并阻止敌人对我蚕食的进展。其次是在敌‘扫荡’时，群众用以掩藏物品，躲避身体，以避开敌之摧残破坏(有的将牲口也藏在地道内)。”(47)尽管报告或许颠倒了实际上的主次之分，但地道已经在作战中发挥作用应为事实，日军当时的报告中称：“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而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日军总象是在和鼹鼠作战一样，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48)林迈可在1943年写道：“这些地道帮助人们从日军包围中脱身，或让中国军队出现在日军认为已废弃的村庄里。地道有地上的地雷和地下的陷阱保护，这使日军不愿挖地找地道，也不愿冒险进地道。地道在冀中反“扫荡”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49)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根据地变质，日军基本实现对冀中的控制，地道斗争的集中发展戛然而止，进入中挫时期。如中共一再强调的，地道斗争必须和村落麻雀战、爆炸战、地雷战、伏击战、外围的反包围战等结合才能真正开展，根据地变质，中共活动空间大大压缩，上述战斗失去顺利展开的环境，地道斗争相应也受到很大限制。虽然冀中军区曾经要求：“普遍开展地洞的斗争，使之成为积极的战斗的武器，而不是消极躲藏与单纯坚壁的保险洞。”(50)但在日军环伺、根据地丧失的背景下，地道作为战斗武器毕竟已不现实，绝大多数时候只能维持其隐蔽功能，冀中区委提出的对敌应付方针中，地道被作为坚持生存的重要方法提出：“利用地道和地洞配合爆炸反对敌人抓捕。在目前应抓紧一切空隙将地道挖成，地区可发展地洞”；“青壮年除尽可能参加武装斗争外，亦必须善于利用地道、地洞、爆破、‘爱护’村及机动转移等办法，免敌捕捉”；“非战争机关人员应尽量利用社会关系大量分散，或利用地道地洞，或尽量跳出‘清剿’区免敌抓去”。(51) 尽管战斗功能难以为继，继续大规模挖掘也不可能，但既有的地道仍为中共和根据地居民渡过“五一扫荡”后的难关提供重要帮助。中共报告写道：“目前地道建设均被破坏难以再建。但秘密地洞则更广泛发展，民兵利用此保存自己掩护干部，使敌难以捉捕他们，极为秘密。”(52)时人分析：“‘五一’变质后，干部的牺牲量是很大的。如藁无县两年来党政军民、经济部门牺牲被捕的县区干部近百人(游击队队员不在内)，假如没有地道作掩护的话，干部及游击队员之牺牲、被捕更不知达到何种惊人的程度。”(53)地道不仅帮助干部、民兵隐蔽，还充当地下电台、兵工厂、医院乃至办公地，甚至被中共寄予隐藏财物的任务：“地道斗争要与坚壁清野联系起来，所有物资、合作社、小工厂等都可安坚壁所内，牲畜都要藏起来，不被敌人抢去。”(54)1942年秋，冀中十分区为保障分区与晋察军区的密切联系，“电台便转入地下，成了地道里的电台，每天从地道里发出和接收电报。开始只是挖了个地洞，后来发展成地下室”。(55) 地道的隐蔽功能，有赖于民众的支持：“地道行之有效，完全是依靠了群众的条件，干部战士与群众取得了紧密的联系。不然那[哪]怕地道是铁打的，也必遭敌之破坏。”(56)“五一扫荡”后，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不同，冀中分为游击根据地、游击区、隐蔽根据地及敌占区等不同性质的四类地区。前三类地区，由于中共之前的努力和民众对日的敌意，程度不同地可以利用地道隐蔽：“在我抗日游击根据地，我有深厚的工作基础，为了避免敌人的抓捕蹂躏，基于过去地道斗争的经验，能自发的挖掘秘密洞以隐蔽自己，在我组织领导下(联系群众切身利益进行动员)，一般地说，是容易开展的。在游击区内，由于敌我斗争频繁，群众生活不安定和政治认识上的不足，广泛的开展地道斗争则较困难，但部分的小型的秘密洞(借以隐蔽我之工作人员及精干小型武装)的开展还是可能的。在隐蔽根据地内，由于群众认识差，合法观念重，则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开展少数的绝对秘密洞(敌特活跃，群众一般不敢挖)，以掩护我之个别的工作人员，也是能够做到的。”(57)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地道安全与民众的态度息息相关，在日军控制严密地区，地道的作用已经有限，尤其在敌占区“干部活动是相当困难的，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如七分区藁无一个时期是这样的)”。(58) 不过，冀中的困难局面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日军通过“五一扫荡”虽然暂时在冀中取得控制地位，但由于中共此前几年在冀中打下的扎实基础，日军有限的兵力面对中共不断游动的游击武装、坚持活动的党组织及充满敌意的民众，明显不敷分配。整个冀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掌握在中共手中。“五一大扫荡”后，日方的统计显示，中共控制下的村庄，“在献县为45％，在衡水为9％，在束鹿为50％，在深泽为66％，在晋县为10％，在武强为50％，在安平为87％，在交河为38％”。(59)这样的态势，就是中共所总结的敌我对比中敌之劣势：“1.当敌人开始扫荡时，我之根据地已有初步基础，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巩固。2.异民族征服中华民族的野蛮性，〈是〉日益增深民族仇恨。3.兵力不足与分散。”(60) 中共总结中提到的日军几大劣势，的确是知己知彼的精辟之论。(61)日军在冀中必须面对中共打下的坚实基础以及民众的民族仇恨，这两者相互激荡，严重威胁着日军依靠军事力量暂时取得的优势。况且这种优势还始终存在着一个关键的短板，即兵力不足，这是日军在整个中国战场上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在中国的持久抵抗下，这一缺陷无可避免成为日军的致命伤。谈论地道斗争，不能离开对日军这一短板的观察。 日军侵华后，由于其本身人力、国力的限制，加之称霸亚洲、太平洋的梦想导致作茧自缚，以苏联、美国为长期假想敌，乃至直接发动对美战争，其在中国战场投入兵力持续维持在百万上下，占其总兵力的1/3左右。(62)由于中国在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尤其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韧性坚持，日军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消耗在巩固占领区上，其对华北地区的统治始终处于不安定状态。这就决定了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和统治是有限的、战略性的，控制区域集中于大城市和交通线附近。相对而言，眼皮底下的冀中地区控制虽较为严密，但也必须依靠密集的碉堡和据点完成。 日军的碉堡战术据信有模仿蒋介石“剿共”战法的成分，但两者又不尽一致。国民党军是以碉堡作为防御和前进阵地，碉堡被用于压迫式的进攻中，限制中共反击并在进攻中起压制作用。碉堡的修筑，基本意味着国民党军对该地的完全占领。之所以如此，盖因国军人数上的绝对优势，而中共又缺乏攻坚能力，这是国民党军当年可以利用碉堡战术取得主动的关键。同时，国民党军不像日军那样需要面对存在敌意的民众，这是内战和侵略战争的巨大区别。日军的碉堡则主要用于驻防，对于日军而言，碉堡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固然强化了其火力控制的能力，却也分散了其可以用于机动的兵力，使其面对游动着的中共武装显得力不从心，这就是中共分析的：“在新的情况下，敌人兵力更加分散了，每个据点或碉堡，平均不过二十八点三人，大据点不过上百人，小碉堡仅十数人；其中大部分又为伪军，敌军超不过四分之一，战斗力与突击力都降低了。一般的小碉堡，缺乏独立作战的能力；伪军增加了，其中很多是被迫抓去的农民，更增加了其内部动摇的成分。”(63) 相比中共以及国军在敌后的部队，人数的确是日军的致命伤，尤其中共不以占据地区为原则，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更使必须保有交通线的日军捉襟见肘。华北各地多有报告：“日本军队因恐兵力耗散，只把占领的广大区域内军事之要点派兵据守，空出广大地域，则想发展汉奸伪政权组织以华制华。拿山西来说，共有一百零五个县，只有二十个县才有日本军队。除晋南不计外，也空出不少的地面。这已成为发展游击战，组织民众，遂行运动战的好场所。”(64)冀鲁豫的状况显示：“每县敌伪合计不过一二百人，伪军少的，日寇就多；伪军多的，日寇有时不过一二十人。”(65)所以，中共明确判断：“兵力不足是敌先天性的弱点，这一矛盾，不仅现在即是将来敌人亦绝对无办法解决。”(66) 日军战斗力和控制力的不足，不仅表现在人数上，人员结构和素质也随着战争进行出现不利变化，具体表现在“新兵增加，老兵减少”。据清丰松本大队一份阵中日记和一个日本俘虏所言：“松本大队每个小队有180人，分初等兵(1942年4月入伍22岁)70个，2年兵(1941年入伍者23岁)60个，3年兵(1940年来华者)每中队只有3个，预备役(明年才能入伍者)20个，后备兵21个，1937年—1938年的老兵，原有50个，今年夏天3[个]月间完全调走了。”(67)新兵战斗经验、军事训练均不如老兵，战场动作不如老兵熟练，射击技术减弱，战斗顽强性大大降低。更令日军指挥官忧虑的是军纪问题，驻防冀中地区的第110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在向部下训话时承认：“本军自出征以来，对军风纪的遵守非常不够，如经常继续的发生过许多非理的行动，常因为喝酒而引起杀人斗殴、奸淫等恶劣的行为……在共产赤化的魔手之下，愈加繁盛。”(68)日军的实际状况，决定其针对中共的行动往往是有限的，有计划而又往往呆板地执行计划，其“扫荡”时如彭雪枫所言：“知我部队在甲地，及其前往甲地进击而扑空时，彼通常焚烧房子而去，很少寻踪追击。”(69)敌去我来，敌来我去，日军的“扫荡”常常成为应景的猫捉老鼠游戏。 理论上言，日军完成对华北的占领后，大量发展伪军，伪军应该可以弥补日军人数上的不足。不过，正如刘伯承所说：“敌人对伪军的难以组成，以及组成之伪军不能有多大作用，这是日本强盗在自己兵力不敷分配中感觉到最大的恨事。死心塌地当汉奸的还是占少数。”(70)无论素质、训练还是作战精神，伪军都无法和日军看齐，加之像冀中这样的地区很多伪军都有民族认知的基础，又在中共控制下接受过反日教育，更不愿意为日军卖命。搜索地道时，日伪常常遭受地道内民兵的阻击，吃过亏后，日军即“命令伪军钻洞。但伪军更怕死，伪军此后便不注意搜索洞口，即便见了洞口也不告诉敌人，甚至有的替我们掩盖洞口”。(71)日伪不同心、不同命，日军想利用伪军弥补自身不足实乃缘木求鱼。 1943年年中以后，冀中乃至华北的中日对峙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日军开始准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冀中兵力不得不进一步予以压缩。中共注意到，从1943年5、6月起，日军“即开始改变其碉堡密布的程度，撤退点碉，集中兵力”(72)，9月至12月，日方在冀中“撤去点碉400余(七分区百余，八分区21，九分区180，十分区98)”。(73)1944年后，随着豫湘桂战役的展开，日军兵力抽调更加急迫：“自今年春起，敌在冀中大撤点碉，去夏原有1753个，现只有495个，比1940年10月时还少。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已扩大，有些地区环境比1942年五一‘扫荡’前还好，不少地区已略同‘五一’前，各分区我活动地区均较‘五一’前为大。3月前华北敌整个部署变化时，已部分调走，中原大战爆发现又抽调一批，可能是增援中原。一部分县城已无日军，一部县城日军很少。”(74)根据日方的统计，1944年秋，华北方面军占领地区，有139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占总数的31.5％。(75) 日军兵力大批被抽调，给了一直蓄积能量的中共趁势反击的机会，地道斗争在此背景下重新活跃并进入高峰期。如中共自己注意到的，当日军实现对某一地区的稳固控制时，周边环境的恶化必然严重影响到地道斗争的开展，所以，地道的挖掘和中共在地面上的活动密不可分。中共在评判一个地区地道斗争能否开展时如此分析道：“现在他们坚持的这一片，虽有××个村庄，但已经很突出，并且是相当孤立的；敌人已经看清了这几个村子是他‘蚕食’继续开展的大障碍，最后必还用较大的力量突击这片地区。而这地区的东面北面都没开展起来，如果敌人从四面逐渐向内压缩，单这几个村子坚持是很困难的。”(76)这样的分析说明的事实是：地上和地下是抵抗的一体两面，只有成功的地上抵抗环境的造成，才能为地道的挖掘和战斗提供可能；而地下斗争的开展，又大大丰富了地上抵抗的手段。这样的解释路径既回答了为什么在“五一扫荡”后地道斗争趋于沉寂，也可以帮助理解1944年后出现的地道大发展局面。 如果说1942年前的地道挖掘主要来自各地自发，1944年后的地道挖掘高潮则更多缘于中共的组织动员。1944年后，中共和日军在冀中开始新一轮拉锯，和“五一大扫荡”前中共在拉锯中不断被削弱不同，这一次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日薄西山，拉锯的结果已经日渐向中共方面倾斜。此时，日军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其补给的日益难以为继，对民众的掠夺有增无已，民众躲避负担的心理迫切；同时中共力量的壮大，日军下乡征发的仓促，也使挖掘地道躲避日本掠夺乃至利用地道打击、警告日伪有了更大可能。在此背景下，中共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地道挖掘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冀中平原挖掘地道即达2万里以上。河北易县1945年的报告系统阐述了地道的发展过程：“从1942年冬本县号召开展地道，由党政军民各部门主要干部成立县区村地道委员会，以人民武装系统为主，推动这一工作。但从成立到1943年底，这一阶段领导机构多成有名无实，作用甚小。”“自1944年初才走上健全，内部有了正副主任，组织、宣传、研究、警戒、总务等明确分工，并发挥了作用。”(77)这应该是当时各地大体一致的路径。报告进一步具体说到这一时期地道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2年冬至1943年底，为地道萌芽时期。那时只有二、三、四、五区少数村庄开始挖单个洞”；“第二阶段，是从1944年初至现在，为地道全面开展时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区都开展起来了。全县除了有据点堡垒及完全是大山大石根本不能挖掘没有开展地道外，其余均普遍开展了地道。挖的成绩：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村庄能容全村男女，一般的村有百分之十五户与户通了。”(78)易县还不是成绩十分突出的地区，但从报告看已相当可观。地道挖掘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致有关报告甚至提到：“有不少的村，群众挖洞情绪颇高，挖的上了瘾。如远台一个老头儿说：‘我挖地道真是有了瘾，什么事也不想干了’。”(79)日方则发现，冀中地区地道几乎无处不在：“(一)地下室的入门，在屋内者，多在鸡笼、便壶、灶台及柴薪乱草的下面。在屋外者，多在马、牛、羊、猪等厩房的底下，及喂猪喂马的槽底下。(二)地下室内，不但可隐匿兵器、粮秣等，又可收容人员及医院的设施，或兵器修理工厂、印刷厂等。(三)于破土房子，或空地下面，掘成地下室，上面堆积农作物或煤炭、马粪等来隐蔽。”(80)负责平津保地区警备的野副昌德中将1945年感叹：“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81) 地道挖掘耗费巨大，动员民众投入其中实非易事：“老百姓大多是不相信，宁跑不钻，也不愿挖。原因是：一则他们不相信地道的用处。二则成天老跑集合不起人来。三则农忙有点可能时间需要作庄稼。”(82)杨成武具体分析了地道挖掘的代价：“除了有良好的土质条件外，还要有丰富物质、人口众多的条件，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村村都要有地道，总起来的劳力与夫力是极大的一个巨数。如果以三尺为一工，去冬每村加三里，某村二百夫力，以一千八百尺乘三里等于五千四百尺，五千四百尺除以三尺等于一千八百个工，一千八百除以二百夫等于九个工，就是说今冬每个夫要担负九个工。冀中去冬完成后之地道，可能已达二万五千里，其劳力之大从此可见。此外挖地[道]时还要很多的家具，如筐子、锄、镐，特别是点灯油，每村均在数万元款的开支。”(83)要克服这些困难，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其次则要依靠中共的组织动员，这两方面，当时的冀中都可予以相当的满足。 冀中属于华北平原中心区，资源丰富、生态稳定，和冀东、鲁西北、冀西南等平原地区具有不完全一样的自然和社会生态发育，日军称“冀中地区富产农产品和手工业品”。(84)这为地道挖掘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另外，李怀印在其关于冀中南地区的专题研究中特别强调这一地区官府和乡民的共同治理传统，指出：“这里大多数村落是自耕农占优势的、凝聚力很强的社群。由于生态环境稳定，没有频仍的自然灾害，背井离乡的很少。乡民们在长时间中形成了紧密的血缘网络和强烈的社群认同感。在村规和共同准则的支撑之下，村民们在惠及所有成员的村社事务中互相合作。”(85)尽管不一定可以证明地道的大规模挖掘和这一传统有着直接的联系，但面对一项需要村民合作完成并予以维护的任务，合作和自我管理传统的存在，对地道挖掘或多或少应会释放出一些助力。 作为一个庞大的集体工程，挖掘地道需要全村家家户户的配合，组织、动员乃至适当的物质刺激不可或缺，权衡事物利弊时，利益的考量从来不会在中共的全盘思虑中缺位，这是基于现实环境的实事求是态度。中共饶阳县委发布的关于地道挖掘的指示可以很好显示中共的具体运作状况。首先是确定出夫原则：“第一，冀中武委会指示原则一半人力夫，一半富力夫，出夫年龄十六一五十五。”(86)也就是说，出夫标准按照人力和富力两种条件制定，人力和富力各占一半，财富多者除承担人力负担外，还要出富力负担，富力可以折算为人力，贫穷者完成本身夫力后继续支差，可获得富户所出的那部分富力，得到一定收入。 确定出夫原则、保证夫役相对公平后，有力的领导是地道挖掘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新乐县的组织领导办法是：“1.有村长、抗联主任、武委会主任和支委二人，共五人组织地道委员会。该五人专为此工作服务并成为推动与完成此工作的推动机。2.根据性情、年龄的不同组织为青、壮、老、少四队。青年六十名、壮年七十名、老年一百二十名、少年二十六名。各队设队长、副[队长]，下设正副班长，每班编制十人至十五人。问题逐级反映。3.地道委员会根据工作须要在干部群众中抽选对此工作有经验的精干人才组织秘书处、检查股、武装股、分工股等各股长。有地道委员兼为股长。”(87) 奖励和惩罚等精神、物质刺激也是挖掘地道动员中的重要方式。完成较好者予以奖励，完不成任务者则予以处罚。不过，根据中共的谨慎处理方式，处罚措施一般都相当慎重：“为了对落后不积极工作的加以处罚，特别着重政治上和群众的压力。如根据每组每日汇报，在大会上指出落后者的不当处，但不轻易指出其姓名，促其进步。另外村订立了罚约，规定罚约以十斤、二十斤、三十斤米，看其情节而定。但告诉了区干不到必不得已时不准使用罚约。所以在这一县中目前只××庄××营各罚一户。”(88)这和中共在支前动员中慎用处罚措施的方式是一致的(89)，只要不是阶级问题，中共一般均尽力减少打击对象、避免过多伤害。即便如此，重面子的村民们还是激发起争先的本能，报告显示：“由于奖惩办法的公布，不但只把全村青壮年、老、少年动员起来，而全村的妇女也积极的为此工作服务。同时谁也不愿意让自己家中的男子落于人后，除早晨作饭外，并代替男子管理家务，替男子作活。在这几天的生活改善，另外比平时增强。”(90) 除挖掘地道本身的组织外，中共更着眼民生问题，强调只有政治上团结、争取民众，获得民众支持，地道和地道斗争才可能有巩固的基础。他们清醒意识到，挖掘地道“要有一定的劳动力(劳动的计算法以人力夫和富力夫计之)和物力资财。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再好的土质与政治条件都不易开展起来。如任河宋庄有八十至一百户，群众非常穷困，又未进行减租，生活极苦，亦要该村挖地道，如果去挖地道则不能赚钱回家吃饭，必然使他全家饿起肚子来。如此必会脱离群众，因此该村直到现在只有一二丈地道。”(91)1944年前后，中共特别重视实行减租政策，强调减租既可改善大部分民众的生活，又可获得民众的拥戴，可谓政治、经济的双丰收：“进行了减租政策发动起了基本群众，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了，反对了坏分子的破坏(如国特)。只有如此，地道则挖的快，而且能认真的挖，真正在战斗中发挥起其高度的作用。”(92) 除中共本身的努力外，日军对民众的压榨也是逼迫民众挖掘地道躲避日军掠夺的重要动力之一。当时的材料记载了挖掘地道、开展地道斗争后对民众物质上的影响：“虽说在才一挖掘的时候费一部分人力、木头、秫秸，但假如地道开展好了以后，就可以利用地道武装保卫村庄，保卫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不给敌人派联络员，不资敌……假如把一个村庄资敌的消耗和挖地道所费的钱财、人力比较起来，那挖地道所用的人力财力，不过是九牛的一毛。”(93)藁无联合县正是通过实际的地道斗争，与无地道村子形成鲜明对比后，才提高了民众挖地道的积极性：“藁无同志们胜利的坚持了一个多月，击退了××大队的多次突击，迟滞了他的企图，同时又熬过了大‘扫荡’，而没有离开过这几个村子。眼看着周围的村庄都被敌人每天去蹂躏、勒索、威胁。××的据点附近的村子，几天的工夫就各出了几千块线，此外送肉、面、木柴、砖、干草，其数量也是没有限制的。还有所谓‘进门伕’，每村一百二百不等，几乎是每天都去。可是坚持下的几个村子，这些都免脱了……这样明显的对比，给一部分想要支应敌人的群众一个很好的教训。”(94)程子华为此专门算了一笔账：“地道的修筑，较诸改变地形的挖沟，乃是一种更加浩大的工程。据一般估计，每村修筑地道，如果大部有劳动力的人民都参加，需要1个月的时间，而一部顶棚所用的木料，需要1000元至2000元。象这样大的耗费，为什么人民乐于负担呢？显然的这绝非理论上的说服问题，而必须是实际上的斗争过程。修筑地道诚然需要大批劳动力，需要大批的资财，但较之敌人一次的抢掠，却已便宜多了。”(95) 日军对民众的掠夺，既源于其侵略战争的本质，同时和中国的持久抵抗对日军形成的压力不无关系。日本侵华，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抵抗意识，而日军的烧杀奸淫更增添了民众的民族仇恨。中华民族是在和周边民族不断冲突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事后看固然实现了民族的融合，但当时则同样存在着国族危机，以华夷之辨出现的民族主义教育在中华文化中从未缺位，可谓深入人心。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接受民族主义教育的途径更多是口耳相传的故事、大众习见的戏剧如岳母刺字、杨家将等，这些朴素的民族情怀尽管未必能够经得住生活的磨蚀，日本长期占领区不可避免会出现顺从日本人的现实，但当民族情怀和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现实和宣传鼓动结合，就足以成为日军控制中国的巨大负担，此即黄敬所言：“必须把一切抗日斗争和武装斗争密切结合，才能暴露出敌之异民族的弱点来。”(96)这种坚强的抗战，使日本人不得不长期面对着敌对的人群，消耗其统治资源。 统治敌对的人群往往采用强力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反过来又增加被统治者的敌意，成为统治者无法解开的死结。以冀中为例，1941年到1945年日军仅在七分区即设有大小据点96处，修筑碉堡310座，筑公路总长1225公里，挖封锁沟总长1140公里，而七分区总面积为4860平方公里，村庄1566个，人口120多万(97)，几乎每隔两公里左右就有一个碉堡，5公里左右一个据点。根据吕正操1940年的估计：“敌人兵力，在此区域为18300人，每年需在此消耗2万万元。”(98)吕正操作此判断时，日军在整个冀中尚只有181个据点。(99)到1942年，日军在冀中“共计建筑了1753个据点与碉堡，平均每四个半村庄或62.8平方里就有一个据点或碉堡，并将各点中间妨碍瞭望与射击的树木、房屋及丘陵一律削平；原有和增修的铁路为1539里，公路15166里，共计铁、公路为26705里，平均每6.5平方里即有一里铁路或公路；挖掘了8773里封锁沟，平均每1.2平方里即有一里封锁沟。县界都有封锁沟，区、村大部分挖了沟；深宽均在两丈以上，乃至三、四丈不等。”(100)如此之大的消耗是异族征服者面对潜在的反抗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大量的据点、碉堡构筑时要付出高昂的人力、物力，根据日军“现地自给自足的自营主义”(101)的供应方针，这些负担必然要转嫁给当地民众；为维持据点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又要在据点和碉堡内投放兵力。1939年，薄一波曾经计算道：“截至现在为止，敌侵占我铁道线约1万里以上，主要大城市在25座以上，估计敌人保持后方联络交通办法，每里需要一个碉堡，每一碉堡至少需一班人(以14人计)轮流守卫，即需14万人在铁道线上站岗。每一大城市亦至少需要5000人守卫，即需12万人。再加上警戒矿山、工厂及汽车路线，总计亦需三四十万人，这是胶着在站岗放哨守卫的工作上，如再深入，这样站岗的警察，将需更多的人来充当。”(102)这些兵力的粮食与物品补给仍然主要取之于当地。根据河北新乐一个村庄的调查，该村在平汉路东，靠近长寿据点，全村212户，“村里雇着12个给敌看铁道的苦力，每人每月45元，1个带班的苦力头每月50元，10个自卫团团长每人每月10元伪钞，10元边钞，4个被敌人打坏的每日每人4元5角，情报员每日去长寿一次，出路费1元，平均每日有55个修筑墙的苦力，每日每人工资6角，轮流供给，给××村两据点敌人的饭每月2次，每次3天，每天最少花洋×元。敌人为了扫荡边区要两辆车，每辆每天雇佣费17元，5个随军民夫，雇佣费每人每日25元。按上面的数目统计，该村每日负担295元6角6分”。(103)这样常年的供给对当地民众的压力可想而知，而这还只是日常负担之外的额外摊派。程子华调查的藁无县赵庄，1942年每亩对日平均负担达到将近40元。(104)控制需要高额的成本，这种成本加之民众头上激起的敌意，又刺激着成本的增加，形成恶性循环。中共的总结恰切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地道工作完成的特点：哪个区里的游击区多，敌人对哪个区抢掠抓捕频繁，哪个区里的地道便开展的普遍，成绩便比环境巩固的地区大。群众开展地道堡垒的情绪，便比环境较好的地区高涨。”(105) 不夸张地说，抗战结束前，冀中的地道已成为一座地下长城。不过，客观看，1944年前，除局部地区、个别地道曾经发挥作战功能外，地道更多还是以其隐蔽功能而存在。地道要具有作战功能，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战斗地道须具备有物质条件与政治条件。如土质深厚，基本群众发动起来或占优势，这些村庄才能布置战斗地道。因有这些条件的限制，目前不可能普遍做到全面都有战斗地道。因之应先有重点的去布置，以后再逐渐增加，使之普及为全面。”(106)具体而言，“战斗地道在游根地先有重点的开展，逐渐普及游击区。有重点的开展地道逐期普及隐根地，要开展秘密堡垒。在开展战斗地道的村庄要适合以下条件：①政治条件好，基本群众占优势；②便于打，能转、能走、能藏。”(107) 1944一年后，形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方方向变化，中共不再满足于挖掘地道用于隐蔽，地道的战斗功能被特别强调，战斗地道逐渐得到推广。中共文件要求：“地道战的开展不要单纯消极的躲避，应从积极进攻方面着眼，不仅单纯的保卫了自己，而且还要积极的杀伤敌人……建设村落战斗工事，增加村落战斗条件，更重要的是把地道、沟道、村落工事的使用结合联系起来进行战斗，更有力的杀伤敌人。”(108)地道要发挥战斗作用，必须和村落战、爆炸战等战斗方式结合，所以，中共提出：“今天敌人普遍的活动特点是，在我积极的打击进攻下，敌人小股不敢出来或出动很短，出动多是大股采取数路合围，重点突击。我们要有效的对付这样的敌人(防止合击奔袭‘清剿’)，进行村落爆炸战是最有效的办法……目前应把广泛的开展战斗地道与开展村落战结合起来，从战斗中推动发展与改造战斗地道，使之更适合于战斗的要求。”(109)“事实证明，单纯地道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必须以武装斗争、爆炸运动来掩护。只有广泛的游击战很好开展起来，地道运动才能广泛开展。”(110)冀中是敌后根据地中最早开发和运用地雷的地区之一，地道战和地雷爆炸战的结合，实属顺理成章。 1945年，随着日军的进一步收缩，力量对比继续向有利中共方向转化，此时，各据点的日伪军给养受到威胁，所谓“清剿”行动更多限于维持自己的生存，人数、行动方式均有限，这使中共利用地道进行小规模狙击有了更多的可能，地道斗争发挥威力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 从档案文献材料看，现有的一些战例集中出现在1945年，兹选取发生于时属冀中行政区(111)的南庄战斗、谦场战斗、小芦昝战斗等战例予以剖析，从中窥察地道战的一些特征。 南庄战斗发生地南庄属献县五区，离臧家桥日伪据点12里路。南庄“是一个与敌人联络着的村子……当时这个村已经开展了地道，但堵街堵门高房堡垒等村落改造工作都还没有做”。(112)由此看，南庄应该属于两面政权村庄，日军保持着对该村的名义控制，但中共在该村有强大的影响力，可以保持对村子的实际控制并领导地道挖掘。1945年1月，“沧县泊镇、臧家桥、张庄之敌伪约五百多名(敌二百伪三百多)，从献县出发经河间到肃宁进行‘扫荡’，驻于肃宁的韩村。韩村离南庄十二里”。(113)中共估计日伪会经过南庄，决定在南庄予日伪以打击。 日军到达南庄后，中共领导的民兵分成三个班，分头利用院落、地雷、地道打击日伪军，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日伪军本来把这个和自己保持联络的村庄当成休息和补给地，骤然遭受打击，明显惊慌失措，“原来的计划是在这村吃饭。在战斗进行当中，敌伪就在村里捆猪、抓鸡，并坚持堵我们作战的屋子。地雷响了之后，敌人害怕了，动摇了，没敢吃饭就撤走了。没有抢东西，也没有烧别人的房子”。(114) 南庄战斗相当顺利，其直接结果就是结束了该村对日军的支应，“南庄村分两头，仗是在大村打的。大村的老百姓说：‘民兵真保护咱们，敌人也没有抢，也没有烧房，还是打好!’小村被敌人抢去了一些东西。小村的老百姓说：‘再来了咱们也打!’马上动员起来，改造村落……这村从这个战斗以后就和敌人断绝联系了，不再资敌了”。(115)为鼓励民兵的地道战斗，“分区传令嘉奖，县奖了三个木雷，区奖了十五个地雷”。(116) 谦场战斗发生于1945年5月。谦场村位于宁晋县城东北25里，“东南五里有大陆村据点(住伪军大队部伪警察所共一百五十人)。西六里有唐邱据点(住伪一中队伪警察所共七十人)。村西五里有宁晋至大陆村的汽车路”；“全村约二百多户，一千三百多口人，中农占多数，群众生活富裕。地道全长约三千二百丈”。(117)无论从人口、经济和地道挖掘状况看，谦场都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村庄，“是围绕唐邱和大陆村据点斗争最尖锐的一个村，依靠武装斗争，已经断绝资敌”。(118)全村有青壮年240人，其中民兵14人，拥有地雷1个，手榴弹30个，撅枪2支，子弹40粒，牛腿炮9门，抬枪3支，土枪6支，和当时大多数民兵一样，武器装备相当简陋。 谦场战斗是中共武装围攻大陆村伪军据点战斗的一部分，发生于中共开始对一些突出于根据地的日伪据点发起反攻之时。为掩护遭中共围困的大陆村据点伪军撤退，高邑、赵县、宁晋日伪500多人向大陆村进发，5月27日途经谦场，分三路将谦场包围，意图打击此地中共武装，并趁机抢掠。谦场地道“全长约三千二百丈”，“洞口一百多个”，虽然存在着“战斗地道与群众地道混淆不清，防毒防水的设备都不够”(119)等缺点，但长达万米以上的地道，仍使该村获得与日伪周旋的后盾。该村驻有“小队的一个班，于发现敌情后，小队即鸣枪射击，退到民兵队部”；“小队和民兵二十多人隐蔽在队部的房上”。(120)日伪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企图进入村内，均遭堵截，“见东西南三面都没法进村，便在村边点火烧房，共烧着一百三十二间，柴草也都烧了”。战斗结果，“抗击了敌伪五百名以上的兵力，坚持了七小时，击退敌人两次冲锋，始终没放敌人进村，伤亡敌伪六名。我只消耗地雷一个、手榴弹二个、子弹二十粒、自伤二名”。(121) 由于日伪军重点在于撤出遭受围攻的大陆村据点伪军，对谦场的进攻只是进兵途中的顺带之举，因此，日军遭受阻击后即选择知难而退，这侧面印证了单个村落的地道斗争必须和周边村落的斗争环境结合开展才能获得成功的判断。由于日军没有继续攻击村庄，中共武装在战斗中实际上没有直接利用地道，但庞大的地道网络的存在，是少量的武装敢于在村里展开阻击战的重要支撑。地道的存在起到心理上和实际上的支持作用。无论是南庄还是谦场战斗，日伪都是路过式的骚扰，以地道为后盾的村落伏击战，针对这样的敌手相对具有迷惑和震慑作用，容易获得成功。 如谦场战斗显示的，随着地道战的开展，日军遭遇打击后，不断调整策略，在谦场日军采取报复措施，放火烧毁房屋，旨在打击民众通过抵抗减少损失的意愿。同时，日军也在研究破坏地道和地道战。中共注意到，日军摸索出一套“扫荡”与剔抉破坏的方法：“(1)集中兵力迅速行动突击一点，直扑都是剔抉村庄，做驻屯性的“清剿”。(2)以日本军与伪治安军为主力，一部分地方性伪军特务配合。(3)不进街，从村边，掏墙穿院，进到街中，上房。(4)白天剔抉地道，挖掘粮食财物。晚上则加强警戒，围村建筑工事。警戒岗伸出一、二里地，并在村边、沟野地，遍撒鹿砦，防好突围与袭击，已改变了过去的一套。”(122) 如果日军有意识地针对某一村落地道实施打击，客观看，作为一种相对被动的抵抗形式，地道还是有其局限性，小芦昝村战斗是日军采取驻点进攻时有可能对地道形成巨大压力的一个案例。雄县小芦昝是中共武装的一个基点村，十分区“分区武委会和地分[委]城工部都在小芦昝住着。”(123)5月下旬，日军开始对这一地区展开“扫荡”，中共方面对日军的行动目标多少有点低估，按照事后总结就是：“在思想上轻敌麻痹，过低的估计了敌人。由于过去几次村落战的胜利，认为敌人一打即跑，不敢住，见到鬼子还误认为伪满军装假鬼子。”(124)但是，日军这次显然是有备而来，目的就是打击中共的地区领导核心，进村时遭受中共武装的地雷、爆炸、伏击等打击后，不但没有撤退，反而加紧攻势，并在村里驻扎过夜，这使藏身地道中的中共武装、城工部工作人员及民众陷入被动。其间，部分武装和民众突出地道，趁夜离开村庄。 第二天，日伪军继续驻扎村庄，并且布置剔抉地道，“把战斗院的地道掘开了”；“作战地道被切成数十段，五米到十米就有一处掘开了。有一个堡垒院的地道被切成几段”。(125)日军这一行动针对的正是地道斗争软肋之所在，当地面的支持被切断后，地道单独作为一个战斗体，应付不易。按照当时的一般要求，地道挖掘“高一米至一米二，宽八十生的即足”(126)，在地道内只能依次弯腰行进，作家柳杞记载其经历的地道战实况是：“发现敌情，钻入地道。地道潮湿而黑暗、低矮，只能躬身前进。”(127)地道的这种条件，使战斗人员在地道内活动、转移并不容易，对地面情形也不了解，一旦隐身之所暴露，难免被动挨打，小芦昝村的状况正是如此。由于日伪军把村里地道掘开，民众转移行动困难，“大部干部和群众已经被捉上去了”。(128)好在小芦昝村地道纵长，行动较快的部分干部和武装人员得以躲过搜捕。 入夜，日伪军依然没有撤走，地道内还在坚持的干部和武装人员决定突围。此时，地道纵长的优势再次显现，百余个出口让地道内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中共干部和武装人员突出地道后，虽然被敌军发现，但分散的敌军不敢过于迫近，他们且战且走，艰难突出日军包围。 小芦昝村战斗，不能算是十分成功。日伪军虽被“打死数十人”，但中共干部和民众的损失也不小：“城工部干部(受训的在内)除少数同志出外，四十来人有的被俘，一部光荣牺牲”；“群众损失，牺牲11个人(3个妇女)，伤9个人(妇女1)，被俘□□3人”；“烧房57□间，牲口13个，粮食4308市石，砸锅178口”。(129)这次战斗凸显了日军采取驻点剔抉的办法时，地道斗争有可能遇到的困境。此战带来的最大问题还是信心，小芦昝村的损失影响到民众对地道的看法，以致“个别村不能坚持住，看见小芦昝受损失，民兵拉着走到别村去。有的村把枪坚壁……右倾情绪滋长”。(130)所幸由于日军兵力有限，加之其总体上已日暮途穷，像小芦昝村这样的战例难以连续进行，民众的情绪在中共努力下很快恢复。当时的资料形象记载了中共开展工作的过程：“战后在地委会上决定，组织救济委员会调查慰问，安置无房住的老百姓，发给救济粮。分区、县、区干部，安慰救济，募集木材、日常用具。组织建设委员会，分区、县、区干部参加，专员为主任委员，计划盖房，从各处募木料、秫秸、苇子。麦熟时，分区武委会全体帮助麦收，工厂停工工人全部去，地委机关十多人口帮助两天，部队也去人帮助……群众反映很好。起初是无精打采，不爱说话是不满意表现，后来由不爱说话到爱说话，从苦闷的脸上，换出欢笑的乐容。”(131) 抗战时期，地道斗争之所以能够进行，就中共本身言，民众的支持不可或缺；就对手方言，其被牵制的现实则是中共力量可以发挥的关键。在普遍的敌意和有领导的武装反抗下，日军有限的兵力，决定了其只能局限于控制交通要道和核心地区，达到全面控制力所难能，这就给中共各种形式的抵抗提供了空间，地道斗争是其中富有效能的一种。但是地道斗争毕竟有其被动挨打的一面，因此和各种形式的斗争结合显得至关重要，对环境和条件的要求也相当严格，否则，就难免遭遇挫折。如中共规定的：“地道战以民兵为主，配之以区小队或县大队支队分散之班(一般的限于班的兵力)为辅助，密切结合担负之。主力部队数量多，不适于进行地道战。”(132)地道战一般投入的都是小兵力，如果遇到对手大兵力、持久性的袭击，而又无法顺利转移，周边村庄也不具备协助打击敌军的实力，则也有可能遭遇困难，和中共所有的敌后抵抗措施都环环相扣一样，地道斗争必须放在中共抵抗系统中的一环予以使用，小芦昝村的经验侧面提示了这一事实。 小芦昝村的经验提示了地道战的局限，而整个地道斗争的展开，则告诉我们中共在敌后之所以能够持久抵抗，关键在于其有一整套的造成持久的办法，其中，保存实力、尽可能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是地道斗争所以产生的缘由，也是整个敌后战场对敌的重要方针。(133)当然，避免正面冲突，绝不是放弃抵抗，如地道斗争显示的，中共的抵抗绵里藏针，以各种方式、不放过一切机会持续进行，即便像地道这样一种偏于被动的斗争形式，也被赋予了抵抗的功能，尽管到抗战结束，这种功能还在持续改造、发展、升级中，还有其相当局限，有时甚至会像小芦昝村这样遭受损失，但正是这种全方位的抵抗不断牵制、消耗着日军的实力，使自身在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而在这样一场多方较量的国际战争中，生存就有机会，生存就是对对手方的威胁，生存本身就是一种韧性的抵抗。以日军有限的兵力，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面对中共韧性的坚持，其在小芦昝村的行动事实上很难被大规模复制。南庄、谦场的惊魂更像是国际战争中败局已定的日本人在冀中的挽歌。 纵横于冀中地下的地道是中共这样一个高度追求效率的政治力量创造的奇迹，也是怀有世界梦想的日本人难以想象的脚底下的噩梦。对日本人而言，过大的战争企图使他们很难脚踏实地，以有限的兵力，从事一场没有边界的战争，其捉襟见肘几乎不可避免。冀中地底下的坚持更本质的是一场关乎士气的较量，中共放下身段，以一切方式保存自己，通过自身不妥协的存在，宣示征服者的局限；而对于征服者而言，征服一个地道或许不难，要征服成百上千的地道就难上加难，何况在这死的地道后面，鲜活着的还有最令征服者胆寒的普遍的敌意。 注释： ①关于地道斗争的研究论著甚少，把增强的《地道战再研究——以“五一”“扫荡”后之冀中地区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对地道战开展的动因和作用做了初步梳理，可谓该方面研究仅见的成果。本文所引日文材料，由王士花研究员帮助翻译，特此致谢。 ②《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211页。 ③王夫：《抗日战争时期地道斗争的回忆》，《蠡县党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专辑》，中共蠡县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1987年编印，第9页。 ④《地道战在冀中》(1942年9月11日)，河北省档案馆编：《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⑤《京南永清县境内发现宋辽时期地下古战道》，子杰主编：《晋察冀军区民兵斗争史丛书之三·地道战》，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页。 ⑥王士性：《广志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页。 ⑦张达：《“五一”变质后的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河北党史资料》第5辑，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6年编印，第48页。 ⑧杨成武：《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1945年5月)，《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09页。 ⑨王夫：《抗日战争时期地道斗争的回忆》，《蠡县党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专辑》，第30页。 ⑩冀中区行署：《冀中区五年来民众工作总结》(1943年2月22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1937.7-1942.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1)《吕正操回忆录》，第122页。 (12)《彭真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结论》(1939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13)《程潜电蒋中正转鹿钟辟电告冀中共党横行请划分军区以利抗战》(1939年1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49029。 (14)高教夫：《战地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15)张达：《“五一”变质后的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河北党史资料》第5辑，第6页。 (16)《敌我斗争——程子华在冀中三纵队第四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11月)，《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535页。 (17)王夫：《抗日战争时期地道斗争的回忆》，《蠡县党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专辑》，第30页。 (18)《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关于冀中部队各种情况下政治工作的指示》(1944年1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19)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143页。 (20)《冀中区中部地方に於けゐ中央の民衆獲得工作実情调査の件(1)》(昭和15年)，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支密大日記第40号3/3，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Ref.C04122568300。 (21)《华北治安战》下，第155页。 (22)1940年前后，冀中在各根据地中得到广泛尊重，被誉为“模范中的模范”[左权：《论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的伟大胜利》(1941年1月17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1941年9月，刘伯承、邓小平在给毛泽东、朱德等的电报中将冀南和冀中比较：“冀中的据点比冀南多三分之一，敌人的兵力也比冀南多一半以上，但由于党政及群众协同工作一致，地方武装的基础坚强，因此能够坚持，能够完成每个任务。”(《对冀南危机估计的指示》，军事科学院《刘伯承军事文选》编辑组编：《刘伯承军事文选》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0页。)朱瑞在山东的报告赞扬冀中：“那里的群众是结成了武装的集团，他们不断的进行惊人的‘百连大破袭’‘□□大破袭’，所以我们在敌人的据点里也能开会。一个地区群众性武装斗争的尺度，就是这一地区敌后游击战争坚持的尺度。”(《结束一九四一年，迎接一九四二年——朱瑞政委在干部会上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馆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中共北方局的文件中提到，日本人也在广播中承认：“此等地域与其他之‘匪区’比较，政治工作已达最高度之阶段。”[《中共中央北方局对目前冀中工作的指示》(1942年7月28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209页。] (23)《刘少奇、杨尚昆关于山西工作情况向张闻天的报告》(193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24)《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中工委关于冀中反“清剿”斗争的指示》(1943年12月)，《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161页。 (25)Michael Lindsay,The Guerrilla Front in North China,May 21,1943，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DCF40-44,740.0011pw/5-2143.p.8.该文件由吕彤邻教授提供，谨此致谢。 (26)吕正操：《冀中平原游击战争》(1940年3月4日)，《论平原游击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0页。 (27)周士第：《冀中区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一二○师战斗在冀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28)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29)李大本修撰：《高阳县志》第2卷，1933年铅印本，第6页。 (30)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汪熙、杨小佛主编：《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31)高教夫：《战地日记》，第89页。 (32)参见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384页。 (33)《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中工委关于冀中反“清剿”斗争的指示》(1943年12月)，《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160页。 (34)王林：《抗战日记》，1939年6月5日，《王林文集》第5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35)《冀中区争取改造联庄会门问题的材料》(1940年9月5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165页。 (36)《冀中战争形势和几个政策问题——关向应同志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干部会上的讲话》(1939年6月28日)，《一二○师战斗在冀中》，第36页。 (37)周士第：《冀中区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一二○师战斗在冀中》，第62页。 (38)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26页。 (39)黄忠怀：《整合与分化——明永乐以后河北平原的村落形态及其演变》，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3年，第49页。 (40)周士第：《冀中区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一二○师战斗在冀中》，第62页。 (41)[日]长野朗著，朱家清译：《中国社会组织》，上海光明书局1931年版，第51-52页。书中另外列出14个乡镇，平均户数超过百户，如果将其统计在内，百户村比例会进一步提高。 (42)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9-22页。 (43)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139-140页。 (44)王夫：《抗日战争时期地道斗争的回忆》，《蠡县党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专辑》，第14页。 (45)王夫：《抗日战争时期地道斗争的回忆》，《蠡县党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专辑》，第20页。 (46)《冀中行署、冀中军区司令部、冀中武委会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1942年3月20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13页。 (47)《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关于冀中部队各种情况下政治工作的指示》(1944年1月1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199-200页。 (48)《华北治安战》上，第469页。 (49)Michael Lindsay,The Guerrilla Front in North China,May 21,1943，美国国家档案馆：RG59,DCF40-44,740.00//pw/5-2143.p.8. (50)《八路军冀中军区反“清剿”斗争的指示》(1943年4月13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73页。 (51)《中共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关于反敌“清剿”的指示》(1942年5月25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48页。 (52)《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恢复民兵情形报中央电》(1943年4月24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75页。 (53)张达：《“五一”变质后的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河北党史资料》第5辑，第47页。 (54)《冀中行署、冀中军区司令部、冀中武委会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1942年3月20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18页。 (55)阎钧：《地道里的电波》，《晋察冀军区民兵斗争史丛书之三·地道战》，第228页。 (56)张达：《“五一”变质后的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河北党史资料》第5辑，第47页。 (57)《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关于冀中部队各种情况下政治工作的指示》(1944年1月1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200页。 (58)《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中工委关于冀中反“清剿”斗争的指示》(1943年12月)，《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159页。 (59)《一九四二年八、九、十月份冀中情况》(1942年11月30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752页。 (60)《敌我斗争——程子华在冀中三纵队第四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11月)，《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539页。 (61)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曾谈到：“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 (62)美国外交官1943年报告：“中国同时牵制了二百五十万日军中的六十万部队。”[《远东司司长韩密尔顿备忘录》(1943年2月11日)，《中美关系外交文件——一九四三年》，台北，联合报社1962年版，第3页。]文中60万应该是仅指关内日军兵力。 (63)吕正操：《冀中平原游击战争》(1940年3月4日)，《论平原游击战争》，第168页。 (64)刘伯承：《论游击战与运动战》(1938年3月)，《刘伯承军事文选》第1卷，第136页。 (65)李聚奎：《先遣、筑先两纵队的生长与战斗》(1940年7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等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页。 (66)《彭德怀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魏巍同志的答复》(1942年7月15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85页。 (67)《冀鲁豫军区1942年工作初步总结》，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68)《敌桑木师团长的自供——对其官兵训话》，晋察冀边区新长城社：《新长城》创刊号，1939年7月31日，第43页。 (69)《豫皖苏边区两年来平原游击战总结》(1940年8月25日)，《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70)刘伯承：《对目前战术的考察》(1939年4月20日)，《刘伯承军事文选》第1卷，第198-199页。 (71)张达：《“五一”变质后的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河北党史资料》第5辑，第49页。 (72)《程子华在冀中各地委讨论冀中形势问题时的结论》(1944年7月10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277页。 (73)《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关于1943年9月至12月冀中敌我情况的通报》(1944年1月)，《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240页。 (74)《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敌调兵中原与我之方针的指示》(1944年5月16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260页。 (75)《华北治安战》下，第440页。 (76)《冀中藁无县地道爆炸武装三位一体的斗争》(1942年7月15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8页。 (77)《中共易县县委关于易县地道工作初步总结》(1944年6月)，保定历史文化专辑编委会编：《保定抗日地道斗争》，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页。 (78)《中共易县县委关于易县地道工作初步总结》(1944年6月)，《保定抗日地道斗争》，第385-386页。 (79)《中共易县县委关于易县地道工作初步总结》(1944年6月)，《保定抗日地道斗争》，第393页。 (80)《敌人对付我军的战术指示》，《情报汇刊》第2期，八路军太行军区司令部1945年4月编印，第37页。 (81)《华北治安战》下，第441页。 (82)《冀中藁无县地道爆炸武装三位一体的斗争》(1942年7月15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9页。 (83)杨成武：《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1945年5月)，《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08页。 (84)《第11、物資取得作戦の状况及其の効果影響》(昭和17年8月31日)，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北支那方面軍経済封鎖月報，第1卷，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七一)Ref.C13070309500。 (85)[美]李怀印著，岁有生、王士皓译：《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4页。 (86)《中共饶阳县委关于在开展地道斗争中实行人力夫和分数夫的参考——饶阳五区迁民庄示范的初步意见》(1944年)，《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53-54页。 (87)《新乐县地道示范村报告》(1945年4月4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80页。 (88)《冀东十六专署关于地道工作点滴经验的介绍》(1945年4月)，《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87页。 (89)参见黄道炫《三年内战中的民夫——以冀鲁豫区为例》，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7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09页。 (90)《新乐县地道示范村报告》(1945年4月4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79页。 (91)杨成武：《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1945年5月)，《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09页。 (92)杨成武：《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1945年5月)，《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09页。 (93)《冀中行署、冀中军区、冀中武委会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1942年3月20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614页。 (94)《冀中藁无县地道爆炸武装三位一体的斗争》(1942年7月15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7页。 (95)程子华：《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1942年11月)，《冀中地道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96)黄敬：《对敌斗争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97)《抗日战争期间冀中七分区敌点碉沟路分布图》，武斌主编：《冀中七分区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选编·滹沱河畔的战火》，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附图。 (98)吕正操：《冀中平原游击战争》(1940年3月4日)，《论平原游击战争》，第81页。 (99)《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吕正操在十八集团军总直属队干部会上的报告》(1940年3月4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上，第101页。 (100)吕正操：《冀中平原游击战争》(1940年3月4日)，《论平原游击战争》，第167-168页。 (101)《敌桑木师团长的自供——对其官兵训话》，《新长城》创刊号，1939年7月31日，第44页。 (102)薄一波：《在第三行政区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39年6月7日)，《论牺盟会和决死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103)《晋察冀敌“治安强化”下敌占区人民负担繁重》(1941年12月6日)，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8-249页。 (104)程子华：《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1942年11月)，《冀中地道战》，第38页。 (105)《中共定南县委关于开展地道修理道沟工作的报告》(1945年5月1日)，《冀中地道战》，第49页。 (106)《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加强目前地道斗争的指示》(1945年1月22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340页。 (107)《冀中临时武委会关于一九四五年春季反“扫荡”准备工作的指示》(1945年初)，《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65页。 (108)《冀晋区人民武装委员会关于一九四五年人民武装的斗争方针与任务》(1945年4月1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75页。 (109)《关于建设民兵与领导问题》(1945年5月16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95页。 (110)《冀中藁无县地道爆炸武装三位一体的斗争》(1942年7月15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8页。 (111)根据1943年初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冀中行政区辖5个专区，39县，下文中的献县(献交)、宁晋、雄县(第二联合县)全部或一部属之。宋劭文：《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报告1938-1942》，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43年编印，第22-24页。 (112)范一修：《南庄战斗》(1945年7月1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50页。 (113)范一修：《南庄战斗》(1945年7月1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50-151页。 (114)范一修：《南庄战斗》(1945年7月1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53页。 (115)范一修：《南庄战斗》(1945年7月1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53页。 (116)范一修：《南庄战斗》(1945年7月1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53页。 (117)《谦场村落战》(1945年7月1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64页。 (118)《谦场村落战》(1945年7月1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65页。 (119)《谦场村落战》(1945年7月1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64页。 (120)《谦场村落战》(1945年7月1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65页。 (121)《谦场村落战》(1945年7月1日)，《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66页。 (122)《冀中十分区武委会关于小芦昝村落战的报告》(1945年7月1日)，《冀中地道战》，第106-107页。 (123)《冀中十分区武委会关于小芦昝村落战的报告》(1945年7月1日)，《冀中地道战》，第99页。 (124)《冀中十分区武委会关于小芦昝村落战的报告》(1945年7月1日)，《冀中地道战》，第108页。 (125)《冀中十分区武委会关于小芦昝村落战的报告》(1945年7月1日)，《冀中地道战》，第102页。 (126)《中共冀中区党委关于加强目前地道斗争的指示》(1945年1月22日)，《冀中历史文献选编》中，第338页。“生”为当地土语，一生相当于一厘米。 (127)《柳杞同志的战地日记》(1944年4月27日)，《保定抗日地道斗争》，第275页。 (128)《冀中十分区武委会关于小芦昝村落战的报告》(1945年7月1日)，《冀中地道战》，第102页。 (129)《冀中十分区武委会关于小芦昝村落战的报告》(1945年7月1日)，《冀中地道战》，第104页。 (130)《冀中十分区武委会关于小芦昝村落战的报告》(1945年7月1日)，《冀中地道战》，第108页。 (131)《冀中十分区武委会关于小芦昝村落战的报告》(1945年7月1日)，《冀中地道战》，第106页。 (132)杨成武：《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1945年5月)，《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29页。 (133)黄敬1943年底谈到：“积蓄保持力量，进行熬时间的坚持，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为我今天坚持敌后的方针。不过分刺激敌人，为上述方针手段之一。”黄敬：《对敌斗争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下)，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