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区建置看吴国在长江沿线的攻防策略——以吴、魏对峙为背景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国论文,政区论文,长江论文,沿线论文,攻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政区建置与军事方略的研究，辛德勇先生的《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一文发凡起例，开创了这一研究视角。①其后，笔者撰有《从政区建置看三国时期川江沿线的攻防策略》②、《魏吴对峙中魏国的攻防体系与战略目标——基于行政区与军事区的考察》③、《魏蜀对峙中关陇的政区建置与军事方略》④等一系列文章，分别考察了吴、蜀(包括魏、西晋)对峙中围绕峡江的政区建置与攻防策略；魏、吴对峙中魏国的行政区与军事区及其战略目标；魏蜀对峙中魏国在关陇的政区方略。本文因之讨论吴、魏对峙中吴国在长江沿线的政区建置及其军事方略。
一 吴国“全据长江”、“固国江外”的历史地理背景
长江自西向东切割巫山，在今川鄂边界形成峡江，其中巫峡及横截长江的巫山成为行政区划所依据的山川形便，两汉时是益州和荆州的分界。巫山以下，长江流经鄂西山地和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鄂东山地为界，中游为江汉平原，下游为江淮平原，鄂东山地即是两汉时荆州和扬州在江北的天然界限。长江下游江淮平原大致以今苏、皖两省省界为界，分为皖中丘陵和苏中平原两个地形区，两汉时分属扬州和徐州两个刺史部。东汉末，中游荆州沿江置有南郡和江夏郡；下游扬州以长江为界，江北置有庐江郡和九江郡，江南置有豫章郡、丹杨郡和吴郡；徐州沿江置有广陵郡。两汉时，长江中、下游沿江政区建置大致遵循山川形便，这一格局随着东汉末年的动乱而被打破。
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孙策渡江⑤，“数年间遂有江东”⑥。建安五年(200)，孙权继位，镇压了庐江太守李术的反叛⑦，于江西稳固据有庐江郡。建安十三年(208)，孙权斩黄祖，势力进一步向西扩张，占据江夏郡蕲春、邾县，置为蕲春郡。⑧同年，曹操大举南下，刘琮束手，刘备奔亡。曹操以席卷天下之势顺流而下，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盟的抵制，退出荆州，孙权则溯江而上，进至荆州南郡，同时与刘备集团开始了对荆州的争夺。
在鼎立三方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王者之师讨不从命，征伐名正言顺；刘备则以汉室之胄自居，以讨伐汉贼、兴复汉室为己任，亦可谓师出有名；唯有孙权狼顾于江东，名分上难以自处，且迫于形势而在蜀、魏之间首施两端。不同的立国理念下相应的战略目标也因此不同，曹操占据地理上的正统位置⑨，“三分天下有其二”⑩，自来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刘备屯据新野时，诸葛亮为其规划的宏图远略是“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师出两路，以“还于旧都”；(11)而江东孙氏政权及其智囊集团则审时度势，以鼎立格局下限江自保为图，于三国中享国祚最长。早在曹操挟持汉献帝、稳定中原局势之前即已渡江、立足江东的孙策，临终时对孙权的寄望无外于“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12)，孙权接手父兄基业后，鲁肃的规划是“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13)。其后，刘备据有荆州，吕蒙计议亦同，反对孙权北向争雄，力主驱逐刘备势力出荆州，“全据长江，形势益张”(14)。对此，宋人已经指出：“吴人都秣陵，不恃大江而守荆渚。”(15)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遣将袭杀关羽，刘备势力退出荆州，孙吴全据巫山以下长江，实现了“全据长江”的立国蓝图，在西境与蜀汉截峡江而东西对峙，在中、下游与曹魏则沿江展开南北对峙，三方围绕长江形成三国鼎立的地理格局。
建安初，曹操通过广陵太守陈登的任命和庐江太守刘勋的归顺，将势力推进至长江沿线。虽然孙吴立国理念仅为“限江自保”，“无复中原之意”，(16)然早在孙策渡江之初，在溯江西上的同时即开始向江北扩展势力，在广陵郡和庐江郡的拓展即已与曹操势力发生冲突。孙权通过与刘备集团的联盟，顺利阻止曹操势力深入荆州，守住了长江中游防线，同时在下游开始了与曹操对江北沿江领土的争夺。夷陵之战后，吴国迅速与蜀国达成和解，西境长期无战事，而与魏国围绕长江在中游的江汉平原和下游的江淮平原展开持久、剧烈的边境冲突。长江是吴国立国所依恃的天堑，虽然吴国旨在“限江自保”，但主动的守势必然要求将防线推至江北，以江北守江，所谓“固国江外”。时人羊祜即已指出：“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藩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弓弩戟楯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17)因之，在与魏国的对峙中，吴国竭力将战场推至长江以北。虽然吴国在江北建立的前沿防线“北不逾合肥，西不过襄阳”，然“江津要害之地，多为吴所据”(18)，且江淮、江汉之间水网密布，战术上有利于擅长水战的吴军。吴国在江淮之间占据地利，取得了不与北敌共有长江之险的战略优势。
吴国在“全据长江”、“固国江外”的地理形势下与魏国对峙的战略格局形成于孙权统治时期(200-252)，孙休永安二年(259)下诏偃武修文，在此期间魏国筹划灭蜀之举，吴、魏边境无重大战事。蜀亡后，西晋占据上流之势，吴国的江防重心转移到西境建平郡。在与魏国对峙中，孙权着力经营沿江政区建置，其在长江中、下游南北频繁的政区置废和治所迁徙无不蕴藏着因时因地、灵活机动的攻防策略，于长江天险之外用人谋构筑一道战略防线。此后历任吴主虽然在境内腹地大刀阔斧地调整行政区划，但于沿江地带基本没有改变孙权所奠定的政区格局，惟孙皓期间由于鼎立格局的变化，都城和荆州牧治所几度迁徙。
吴国对沿江政区所作的战略调整，层级上涵盖了政治中心都城以及州、郡、县各级政区，形态上涉及治所、戍所以及屯田区，地域上覆盖长江中、下游南北沿江地带，战略上控制“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19)的长江防线，使北方政权“虽积兵江内，无必渡之势”(20)。直至蜀亡十七年后，王濬率上游水师顺江东下，孙皓“青盖入洛阳”的梦呓成为亡国的现实。
二 下游沿江政区建置与军事方略
长江经行鄱阳湖平原，自湖口而下折向东北，穿行于皖中丘陵与皖南山地之间，形成狭窄的沿江平原。流经南京后又折而向东，穿行于苏中平原与江南丘陵之间。
三国时期，长江在下游河段的北侧自西向东有皖水、濡须水、涂水、中渎水等四条主要支流伸入江淮腹地，沟通淮河水系，淮河水系通过鸿沟连接黄河，可以直抵魏都洛阳；同样，经行四条支流，由淮入江也极为便利，尤其是自濡须水而下经濡须口入江，可以直抵吴国都城建业。这一地理形势决定了江淮之间作为边境地带对于对峙双方重要的战略地位。曹操在中游受阻于赤壁后，转而开始了与孙权在下游的角逐，双方在合肥—濡须一线拉开战幕。随着战事在江淮之间全面展开，双方的军事冲突在这一带形成空阔的境上地。(21)在县治不理、复无民居的情况下，双方都坚持了州郡级政区的建置。魏国在江淮间保留了东汉扬州和徐州的建置；吴国疆域于下游“北割庐江、九江之半，徐州仅有广陵滨江数县”(22)，并通过对皖及寻阳一带屯田区的控制，在江北置有庐江郡和蕲春郡，自庐江郡而东为边境废地，吴国戍所分布其间。吴国在下游江北置郡的努力与尝试一方面具有政治地理的性质，以示疆土未失；一方面出于军事方略的考虑，通过政区建置可以有效组织人力、物力，巩固江北防线。
“固国江外”的同时，吴国加强了江南滨江地带的防御，除了于沿江险要之处置督设屯外，还通过临川郡的置废、都城和治所的迁徙、郡(县)级屯田区的建置等一系列政区措施，从战略和后勤上积极配合和支持江北战场。
(一)沿江置废郡
兵法称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23)对于跨江占据领土的吴国来说，军粮问题尤为突出，吴国在江北立足的前提是军粮问题的解决。长江虽然提供了转输之便，但双方交战激烈的濡须水一线以西的江南沿江平原狭小，且腹地山越未平，无法保障江北战场的军需。因之濡须水以西、大别山东南的江北沿江平原(今安徽省安庆市、巢湖市沿江地带以及湖北省黄梅县地)成为吴国必争的屯田区。东汉时，这一地带为庐江郡辖境，包括寻阳、皖县、居巢、舒县、临湖、襄安等县地(24)，吴、魏对峙中，居巢(25)、临湖、襄安(26)、舒(27)等县沦为边境弃地，寻阳入吴后一直为吴所据，皖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据点，几度易手。以寻阳和皖的屯田为基础，吴国置有蕲春郡和庐江郡。
皖河流域的皖城至皖口(28)之间为双方剧烈争夺的屯田区，所谓“皖田肥美”(29)，能否占据这一富饶的屯田区，直接影响双方战斗力的消长。屯田的优越条件使皖河流域成为吴国在江北立足必须争取和控制的地区，而皖城则成为吴国在江北战场能够控制的最前沿据点。建安初，皖为曹操势力下的庐江太守刘勋所理，孙策渡江之初，在江东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即已开始了对皖城的经略。(30)孙权继位后，首先镇压了反叛的庐江太守李术，并屠城移民，使皖城不为敌资。(31)在无法阻挡吴国于江北攻城略地的形势下，曹操也试图通过移民虚地从根本上动摇吴国在江北立足的基础。(32)无论双方如何争夺和破坏，皖城始终是边境的一个战略据点，且多为吴国所据，从孙皓天纪二年(278)吴与西晋在皖城的冲突来看，吴亡前，皖仍为吴有。(33)皖城的得失与弃置没有影响吴国庐江郡之置，见于记载的吴庐江太守先后有李术、孙河(34)、吕蒙(35)、孙邵(36)、徐盛(37)、胡勃(38)。驻守皖城的诸葛恪自皖徙屯柴桑后，吴庐江太守和皖均不显于《三国志》，吴增仅因此推测吴庐江郡省于赤乌中(39)，并认为庐江郡省后，皖并入蕲春郡(40)。然胡勃为庐江太守，“吴亡入晋，悬车不仕”(41)，知吴末尚有庐江郡(42)。
李术、孙河和吕蒙都是在攻破皖城之后被任命为庐江太守的，其中李术治皖；孙河似为遥领(43)；吕蒙屯寻阳(44)；孙邵领庐江太守在建安末，所理当与吕蒙同，即理寻阳；徐盛领庐江太守后，蕲春郡入吴，寻阳还属蕲春郡，故而“赐临城县为奉邑”，“曹休出洞口，盛与吕范、全琮渡江拒守”(45)。徐盛所屯显然是长江以南距离皖口最近的临城，故曹休出洞口时，徐盛等需要“渡江拒守”。而据守皖城的吴将如审德、诸葛恪，均不是庐江太守。位于边境的皖城，一则归属无常，一则弃置不测，李术之后似不再作为郡治，太守或理寻阳，或于临城等地遥领。吴庐江郡为疆域内有实土的遥领，皖河流域构成庐江郡的实土，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吴国依托皖河流域建置庐江郡，其战略意义除了皖河流域的屯田外，还因皖及皖口一线的交通。自皖向北可以通过大别山东侧边缘的路线联系淮南腹地(46)，向南自皖口渡江可以深入吴国腹地，是下游仅次于东关—濡须的一条战线。对于吴国的长江防御而言，皖河流域位于长江中游与下游交界地带，相对远离吴国下游扬州与中游荆州的政治、军事中心，且皖口隔江所对的皖南与豫东山地山越未平，局势不稳定，极易为北敌所用。吴国通过庐江郡之置可以有效控制皖河流域，保障江北战场的后勤供应，阻止北敌临江。
寻阳是吴国在下游江北除了皖河流域之外的又一处屯田区(47)，也是皖之外的又一个战略据点。自寻阳入吴后(48)，吴即以名将领寻阳令，如黄盖(49)、吕蒙(50)等。虽然是魏国主要进攻目标之一(51)，然终吴之世，寻阳未尝入魏(52)。在皖城与蕲春郡一度入魏的情况下，寻阳成为吴国在下游江北仅有的县级政区，其郡属在荆、扬之间灵活机动。作为连接长江中、下游的战略据点，寻阳兼顾大别山东西的战场，对于吴国江北防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蕲春郡之置是吴国立足寻阳溯江开拓的成果，寻阳屯田是蕲春郡置郡基础，寻阳自然成为蕲春郡初置时的两个属县之一(53)，亦是吴亡前蕲春郡的四个属县之一(54)。蕲春郡入魏期间，寻阳或度属庐江郡，或度属武昌郡，然一旦吴恢复蕲春郡的建置，则必然领有寻阳县。(55)蕲春郡包括了大别山西侧的鄂东低山丘陵和西南侧的鄂东沿江平原两个地形区，大别山横亘于江汉平原与江淮平原之间，成为两汉荆州与扬州在江北的天然州界，而蕲春郡别属扬州，显然打破了山川形便的区划原则，亦可见原属东汉扬州庐江郡的寻阳县在置郡中的战略地位。
吴国通过蕲春郡的建置，不仅实现了对大别山东西两侧沿江平原的控制，切断了魏国中、下游之间的呼应之势，还完全占据了蕲口与举口之间的长江之险。作为长江防线的一环，蕲春郡所重在邾城之守(56)，《吴志·孙权传》记载有赤乌四年陆逊城邾的史实。然作为政区的存在，蕲春郡对战略据点的支撑及其对江北防线的构筑，无疑更具有宏观战略意义。太康元年(280)平吴后，晋武帝省蕲春郡，以属县归属荆州武昌郡，荆、扬两州重又依循山川形便的州界。(57)晋武帝统一后承继了绝大多数吴新置郡，却没有保留蕲春郡的建置，说明出于战略考量所置的蕲春郡不具备和平时期政区设置的合理性。
虽然江北战场的开拓使吴国得以独占长江之险，江南防御压力相对缓和，然由于吴、魏在江淮间大致相持于东关(58)，双方处于一种胶着状态，虽各有常守，亦时有突进，因此，吴国统治集团视江南滨江为“兵马之地”(59)，尤其是滨江的皖南和赣东，山越叛乱频仍，且与曹魏隔江呼应(60)，既是腹心之患，又是边患。孙权于邻近赣东的皖南滨江置临川郡，并以能将朱然为太守，“会山贼盛起，然平讨，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须，然备大坞及三关屯，拜偏将军”(61)。从太守朱然的活动中可以推知孙权置临川郡的战略意图，即征讨山越、防范突破长江的敌军。结合鄱阳、丹阳两郡山越的活动情况，考察临川郡的建置背景及地理位置(62)，不难解读其隐含的另一个战略意图，即阻止山越与北敌的沟通。随着江北战场庐江郡及蕲春郡的稳定和皖南、赣东山越的平服，临川郡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
(二)江北弃地与江南屯田区之置
长江于安徽繁昌以下河段驶离皖南山地，进入相对开阔的江南平原、丘陵区。东汉时江南沿江为扬州刺史部的丹杨郡和吴郡辖境，是历史时期狭义上的江东所在；江北为扬州刺史部的九江郡和徐州刺史部的广陵郡辖境。吴、魏对峙以后，濡须—东关—合肥一线成为双方冲突的主要战场，皖城以东原东汉沿江故县全部废弃。
对于疆域内的边境弃地，吴国试图恢复东汉的郡县建置，与魏对置九江郡和广陵郡。在庐江郡境内的弃地，吴国也曾有襄安长和居巢长的设置，以招纳降附(63)，但建安十八年以后，“合肥以南惟有皖城”(64)，县治不复存在。因为没有民户基础，且疆土无常、城功难竟，九江郡和广陵郡最终建置未果(65)。虽然吴国统治集团时有“入淮、泗，以图青、徐”(66)的愿望，然“吴国之兵力不足北向以争中原者，知车骑之地，非南兵之所便也”(67)。吴国大将吕蒙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68)，即便得之，亦不能守，不赞成吴国在下游向北深入。濡须一东关一线以东的江北战场水网密布，且邻近吴国政权中心和经济腹地江东，长江南北通行便捷，有利于吴军的机动和物资的转输，对这一没能纳入行政区划体系的瓯脱区，吴国在建置未果的情况下，“但据其地以为戍守”(69)，指挥中枢和后勤补给则依托江东。
虽然东关—濡须—线以东的江北战场成为边境弃地，而吴国所占的地利是，与之对应的江南恰好进入腹地开阔的长江三角洲，两汉时，这里已经得到了深入的开发，沿江县治密集，为丹杨郡与吴郡辖境。三国时，这里为吴国最早略定的疆域，其中吴郡所辖太湖流域自然条件优越，自古“有三江五湖之利”(70)，是孙氏创业肇基所在。(71)江北广陵、江都一带成为与魏国对峙的战场后，这里成为后方腹地，其中扼守长江要害的京城为连接太湖流域与江北前线的战略据点，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72)。
作为控制江北战场的战略后方，吴国省吴郡无锡以西为屯田，置毗陵典农校尉，辖丹徒、曲阿、毗陵三县。(73)毗陵典农校尉是吴国仅见的郡级屯田区，以毗陵为名，知其治毗陵。(74)考虑到孙权时孙韶于京城(即丹徒)遥领广陵太守，推知其战略目标当指向辖境内京城所控制的江北战场。毗陵典农校尉源自吴郡西部都尉(75)，具有明显军事属性，从吴郡西部都尉到毗陵典农校尉，突出了屯田区的军事职能。可以想见，这一职能通过太湖流域便捷的水上交通有力地支撑了江北战场。
除了郡级屯田区外，吴国尚有四个县级屯田区分布在丹杨郡和吴郡，其中三个分布在丹杨郡沿江地带，分别为典农都尉江乘和湖熟(76)、督农校尉于湖(77)；另一个为屯田都尉海昌(78)，位于吴郡杭州湾北侧的杭嘉湖平原。沿江分布的三个县级屯田区均在濡须口以下的长江沿线，其战略目标当指向东关—濡须一线以东九江郡弃地的江北战场。
屯田区主要服务于军事，除江北边境屯田外，吴国屯田区以郡、县级政区的形式集中分布在江南沿江地带。不同于边境屯田的临时性和机动性，以政区形式固定下来的屯田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成熟的社会基础，长期稳定地支持江北战场与北敌的对峙。随着战争的结束，屯田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晋武帝平吴后随即将屯田区调整为行政区：太康元年(280)，复立江乘、湖熟县；太康二年(281)，立于湖为县，省毗陵典农校尉为毗陵郡(79)；立海昌为县的具体时间不确，然亦在太康中(80)。
(三)都城与沿江州郡治所
作为指挥中枢，吴国都城和京畿所在的扬州州治、丹杨郡郡治均临江而置，控制着下游滨江几个主要战略据点：京口、建业、牛渚和芜湖。都城于下游一度扼守京口(建安十四年至十六年，209-211)，长期扼守建业(孙权和孙皓两度迁都武昌：魏黄初二年至孙权黄龙元年，221-229；孙皓甘露元年至宝鼎元年，256-266)。丹杨郡郡治先后屯守牛渚、建业和芜湖。都城徙理武昌期间，扬州牧镇守建业。
吴国都城有一个逐渐移近前线的过程，并根据战争形势在中、下游之间迁徙，但以镇守下游为主。孙策渡江之初，以会稽太守屯吴(81)。孙权统事亦屯吴。三国时期，长江入海口位于镇江、扬州一带，尚没有形成河口三角洲的发育(82)，入海口江面开阔，堪称天堑。魏文帝两度至广陵，临江观兵，无功而还，感叹长江“固天所以隔南北也”(83)！京口位于古长江喇叭形河口的顶端，是吴长江防线最东端的战略据点，建安十四年与魏国在下游的对峙形势甫一展开，孙权即自吴徙理于此。(84)建安十六年，迁都建业后(85)，孙韶又于京口遥领广陵太守，加领幽州牧(86)，继续扼守这一险要之地。
丹杨郡既是吴国政治中心所在的京畿，又是临江边郡。建安初，丹杨郡沿袭东汉旧制，理宛陵。(87)建安九年(204)，丹杨太守孙翊于宛陵遇害(88)，孙瑜继领太守后，郡治迁徙不定，“自溧阳迁屯牛渚”(89)，开始自腹地徙近江边险要之地，(90)战略目标指向逐渐逼近长江的曹操势力。孙权都武昌后，以吕范为丹杨太守，治建业(91)，黄武元年(222)，“诏扬州置牧”，以吕范为扬州牧，坐镇建业，而以高瑞领丹杨太守，自建业徙治芜湖。(92)皖口以下至建业是曹魏东线进攻的主要方向，孙权都武昌期间，扬州与丹杨郡即分守建业和芜湖，同时承担起下游沿江防御重任。(93)黄龙元年(229)，孙权迁都建业后(94)，下游防线再次以都城为中枢，丹杨郡这一角色逐渐淡出，孙亮五凤元年(254)，郡治自芜湖再徙丹杨郡腹地宛陵，以治民理郡为主，直至吴末。(95)
三 中游沿江政区建置与军事方略
吴国对扬州的经略是征讨山越、平定“腹心之患”的过程，而对荆州的经略却经历了与割据势力“你死我活”的存亡之争。将刘备势力逐出荆州后，吴国实现了“竟长江所极”的立国理想。与下游扬州不同的是，荆州境内的长江没有成为行政区划的天然界限，两汉时南郡与江夏郡均跨长江南北，云梦泽使江汉平原与长江连成一片，吴国在中游顺利跨有江北，稳定占据原东汉荆州的南郡和江夏郡。将与魏国对峙的战线推至江汉平原北端荆山至大洪山一线，使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内江。
吴国于中游沿江的政区调整主要集中在鼎立格局形成之初，表现为一系列郡、县级政区的置废。鼎立格局稳定后，吴于中游荆州的政区建置亦趋稳定。魏灭蜀后，上流形势严峻，荆州牧驻所亦溯江西移。
(一)沿江置废郡
自建安十三年孙权介入荆州，至黄武初荆州局势基本稳定期间，吴国于中游沿江一度置废了彭泽郡(建安十三年至黄初二年，208-221)、汉昌郡(建安十五年至二十四年，210-219)、固陵郡(建安二十四年至黄武元年，219-222)、西陵郡(建安二十四年至黄初二年，219-220)、武昌郡(黄初二年至黄武二年，221-223)。沿江置废五郡中，汉昌郡之置是孙权与刘备在争夺荆州过程中采取的权宜之计，西陵郡和固陵郡是建安二十四年擒关羽后的临时建置，所针对的战略目标均为刘备集团，非本文考察范围。惟彭泽郡与武昌郡之置废为指向曹魏的战略举措，其中彭泽郡是在规取荆州过程中的建置，而武昌郡则是巩固荆州的京畿之郡。随着战争格局的明朗和对峙形势的相对稳定，两郡先后废省。
赤壁之战后，吕范领彭泽太守，“以彭泽、柴桑、历阳(96)为奉邑”。吕范所领奉邑当即为彭泽郡辖县，辖境相当于今江西九江至彭泽段长江南岸。彭泽郡所辖虽在东汉扬州境内，然其建置背景是在孙权联合刘备于赤壁击退曹操之后(97)，战略目标直接指向长江中游。考虑到彭泽郡与荆州江夏郡紧邻，且太守吕范所屯柴桑(98)，在吴国政区体系中已自下游扬州纳入中游荆州(参见下文)，彭泽郡的置废当源于对中游沿江攻防的战略考虑。其辖县之少与辖境之小折射彭泽郡的非常职能，一方面是对吕范“征江夏”，“平鄱阳”(99)的酬赏，另一方面又是对吕范委以江防重任，冠以“平南将军”，令其屯守中游战略据点柴桑。在三方势力胶着的荆州，彭泽郡为吴国向中游拓境的立足点，同时又要防御来自江北的威胁，尤其是在蕲春郡和庐江郡入魏期间。孙权迁都武昌后置武昌郡，柴桑度属，权宜而置的彭泽郡随之废省。(100)
魏黄初二年(221)，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101)武昌郡辖境割有江夏郡江南属县鄂(武昌)、下雉、阳新、沙羡，彭泽郡柴桑，江北庐江郡寻阳，形成围绕长江南北展开的狭长政区，囊括了此段江防的主要战略据点和屯田区。武昌郡存在时间极为短暂(102)，太守见载于《吴志》的仅有士廞一人(103)。
一般意见认为，孙权迁都武昌是针对蜀国，时刘备已在成都称帝，耿耿于关羽的败亡和荆州的丢失，时刻准备对荆州进行反扑。虽然孙权都鄂与关羽败亡、刘备东征在时间上似乎存在因果关系，然考察刘备退出荆州后的态势，不难发现刘备已不再是孙权立足荆州的主要外患，而吴、魏之争已经成为一股涌动的暗流，尽管双方本着各自的意图做出“合作”的姿态，如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新略定荆州，曹操即表孙权为荆州牧(104)；黄初三年(孙权黄武元年，222)，魏文帝因为孙权领荆州牧而将境内的荆州江北诸郡别置郢州，以示对孙权据有荆州的认可。然孙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105)，曹魏因“孙权复叛，复郢州为荆州”(106)，并大举南征，孙权临江拒守。事态的发展表明，吴、魏在荆州对峙初期，双方关系极为微妙，对荆州的处置也极为敏感，迁都武昌是孙权稳定新略定领土的举措，武昌郡之置是孙权定都武昌所规划的京畿，既有防范刘备的考虑，更有示警曹魏的意图。
关于武昌郡之废，诸说纷纭，然基本上可以推定为黄武初，确切地说是黄武二年。(107)至于其废省原因，谢钟英归之为“江北地渐入魏”，尚待商榷。若江夏郡所辖江北地入魏境，自可废省江夏郡，而无需“江夏移治武昌，改武昌为江夏郡”(108)，徒为名异实同的区划改易。考虑到黄武二年蕲春郡失而复得，分担了大别山西侧的江北防御，减轻了京畿地区的军事压力，武昌郡并入江夏郡，同时寻阳移属蕲春郡。武昌郡省后，孙权继续以武昌为都城，而江夏郡成为京畿，直至黄龙元年(229)迁都建业。无论是武昌郡还是江夏郡，实质上是孙权将京畿所在郡的辖境作了调整，防御重点也随之移至夏口—带。
通过武昌郡之置废，柴桑自扬州度属荆州。柴桑为东汉扬州豫章郡属县，与荆州江夏郡接壤，是孙权规取江夏的据点。(109)彭泽郡存续期间，柴桑为太守吕范所屯，郡废度属武昌郡，武昌郡省，县移属江夏郡(110)，纳入中游荆州政区体系。
(二)沿江置废县
与下游扬州江北战场的荒凉相比，荆州在刘表势力下没有遭受汉末动乱的破坏，鲁肃所谓“沃野万里，士民殷富”(111)。同样，不同于扬州江北边境郡县残破的政区现象，吴国在荆州沿江边境地区尚有为数不少的新置县，包括南郡旌阳(112)、监利(113)，江夏郡阳新(114)、石阳(115)，长沙郡蒲圻(116)。除蒲圻和阳新分布在江南沿江外，其他三县均分布于江北汉水流域，五县皆为孙权经略荆州之初所置。相对于郡级政区，县级政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比较真实地反映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情况(117)，孙权在荆州江汉平原和江南沿江的置县成果表明当地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人口密度。
汉水流域三县中，旌阳和石阳置于建安十三年孙权初征荆州时(118)，监利置县时间不确，然可据旌阳和石阳的建置，推知其必为孙权初据荆州时所置。江北三县的建置是孙权有效控制新占领土的行政措施，虽然旌阳和石阳两县因境土不守先后入魏，监利旋废。(119)
江南沿江所置两县相对稳定，其中阳新终吴之朝未废，蒲圻于吴末一度废弃。(120)
蒲圻西有陆口，即蒲矶口(121)，是吴国规取荆州的重要据点，与武昌分别扼守夏口上、下长江要津。建安十五年(210)，孙权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汉昌太守屯陆口。其后吕蒙等争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孙权进驻陆口，为诸军节度。鲁肃卒，以蒙代之，及陆逊代蒙，皆屯陆口。规取荆州后，吕岱亦屯此。(122)蒲圻位于蒲矶山北的蒲圻洲(123)，无疑是因屯置县。蒲圻析自江夏郡沙羡，为吴长沙郡属县。(124)黄武二年置县之时(125)，无论是与刘备还是曹操，这里的冲突都已经平静下来，军事据点的意义逐渐丧失，而军队的屯守为置县提供了经济和人口基础。而蒲圻自屯置县，又充实了中游防线的经济基础。阳新县位于富水流域，置于建安十四年吴始据江夏郡之时。(126)两汉时，富水流域已有下雉县，吴国溯江拓境，立足柴桑后，很快据有江夏郡南境，并在下雉屯田备战(127)，阳新县之置当是富水流域的屯田成果，后来成为孙权奖赏军功的富邑(128)。阳新县置于吴国在荆州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既濒临前线，又是吴国可以控制的后方基地。在江夏郡北境入魏的情况下，蒲圻与阳新成为最接近夏口--武昌前线的两个后方县治，可以想见两县在吴国中游沿江攻防中的战略地位。
(三)荆州牧驻所
除孙权和孙皓两度建都武昌外，吴国都城长期置于长江下游建业，而中游构成直接威胁都城安全的上流之势，关系政权存亡。对此，吴国通过在中游荆州置牧，以名将领荆州牧，委以方任之重，形成中游防线的中枢。吴荆州虽然跨江置有南郡、江夏郡，然终吴之世，荆州牧驻江南。(129)荆州牧沿江南岸而设，当有对指挥中枢的安全考量，便于及时联络下游，有效调度江北战事，同时也兼顾了荆州腹地尤其是武陵蛮乱的复杂形势。
因为内忧外患，魏国在下游淮南的形势时常告急，因之在中游采取较为强劲和主动的战略方针，所谓“西兵骤进，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130)，“逼江陵”、“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131)，试图通过中游的突袭进攻牵制吴国在下游的军事行动。与之相应，吴国在中游的防务以筑城、置戍，扼守长江据点为主。作为指挥中枢，吴荆州牧驻所除武昌外均是沿江戍所。吴荆州牧可考者孙权时有陆逊、诸葛恪，驻武昌。(132)孙休时有孙綝，屯武昌。(133)孙皓时有陆凯，都督巴丘(134)；陆抗镇乐乡(135)。
鼎立格局中，吴荆州牧驻武昌，坐镇中游，与下游成呼应之势，以曹魏为主要敌人。蜀亡后，中游防御重点从北境转向西境，荆州牧驻所逐渐移近上游前线，终不能阻止王濬水师顺江东下。
注释：
①《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期，第75—85、117页。
③《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第113—122页。
④《文史》2009年第3辑。
⑤《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渡江在兴平二年；卷一《武帝纪》记载为初平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资治通鉴》卷六一《汉纪》献帝兴平二年《考异》从虞溥《江表传》，在兴平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⑥《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⑦《三国志》卷四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⑧《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西阳太守蕲阳令：“二汉江夏郡有蕲春县，吴立为郡。”(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吴增仅据《吴志》孙权、吕蒙、凌统诸传，认为蕲春郡置于建安十三年斩黄祖据有江夏南境后，分江夏郡立(《三国郡县表》卷七“吴扬州”之“蕲春郡”条考证，《二十五史补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5页)。
⑨《三国志》卷四三《黄权传》注引《蜀记》载魏明帝问黄权：“天下鼎立，当以何地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
⑩《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
(11)《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12)《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
(13)《三国志》卷五四《鲁肃传》。
(14)《三国志》卷五四《吕蒙传》。
(15)[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地理”“三国形势”引胡安国《设险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16)[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7)《晋书》卷三四《羊祜传》载羊祜疏文，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8)《资治通鉴》卷七一《魏纪》明帝太和二年胡三省注。
(19)《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
(20)《三国志》卷二七《王基传》。
(21)《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
(22)[清]谢钟英：《三国疆域表》，《二十五史补编》本，第20页。
(23)《三国志》卷二五《辛毗传》辛毗语。
(24)《续汉书·郡国四》扬州庐江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5)[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六庐州巢县：“后属吴，周瑜为居巢侯，后以吴魏战争地，遂荒废。”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26)“濡须、东关为吴边境重地……于汉为临湖、襄安二县地，县虽废，必吴地。”吴增仅：《三国郡县表》卷七“吴扬州”之“临湖襄安二废县”条考证，第124页。
(27)见吴增仅《三国郡县表》卷四“魏扬州部”之“舒”条考证，第68页。
(28)皖口为皖河入江之处。
(29)《三国志》卷五四《吕蒙传》记载曹操遣朱光屯皖，大开稻田，吴将吕蒙对此不能容忍，指出：“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
(30)《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注引《江表传》：建安四年，孙策拔庐江，据皖城，以李术为庐江太守。
(31)《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
(32)《三国志》卷一四《蒋济传》：曹操“欲徙淮南民”以避吴，而民众“皆惊走吴”。又，卷四七《孙权传》：建安十八年，“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33)《晋书》卷三《武帝纪》：咸宁四年(吴天纪二年)，“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4)《三国志》卷五一《宗室传·孙韶》注引《吴书》。
(35)《三国志》卷五四《吕蒙传》。
(36)据《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注引《吴录》，孙邵于黄武初为丞相，其拜庐江太守当在建安末。
(37)据《三国志》卷五五《徐盛传》，徐盛为庐江太守在孙权封为吴王后。
(38)[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六隆兴府，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39)吴增仅认为：“自是以后，更不见有庐江太守，疑郡省于赤乌中。”杨守敬对此存疑，认为“赤乌中诸葛恪虽迁柴桑，未言废郡，故以后仍有皖口督”(《三国郡县表》卷七“吴扬州”之“庐江郡”条考证、杨守敬“补正”，第125页)。
(40)《三国郡县表》卷七“吴扬州”之“蕲春郡”，第114页。又于“皖”条考证云：“其后庐江郡省，皖城未知何属，以地望推之，似与寻阳先后改隶蕲春。”(第125页)
(41)《舆地纪胜》卷二六隆兴府。
(42)又见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0页。
(43)吴增仅《三国郡县表》卷七“吴扬州”之“庐江郡”条考证云：“皖城已屠，度已弃而不治，孙河似只遥领其职，故地复为魏有。”(第124页)
(44)[清]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魏扬州庐江郡皖”。谢钟英则认为建安十九年吴克皖城后，“皖城终魏世属吴，宜隶吴庐江郡”。“吴庐江郡治皖，洪氏谓从寻阳遥领非也。”(《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1页)按：吕蒙为庐江太守，屯寻阳，史有明文，然寻阳因蕲春郡入魏，时已度属庐江郡，非遥领。
(45)《三国志》卷五五《徐盛传》。
(46)《三国志》卷六○《周鲂传》载鲂谲休笺：“今使君若从皖道进住江上，鲂当从南对岸历口为应。”又：“休果信鲂，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魏军经行“皖道”可以直抵江口。又，据卷五六《朱桓传》，“皖道”向北经由夹石、挂车，“此两道皆险厄”，然可以“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
(47)建兴二年(253)，诸葛恪“图起田于寻阳”(《三国志》卷六四《诸葛恪传》)。
(48)吴增仅根据《吴志·周瑜传》，周瑜于建安四年从攻皖城，拔之，复攻寻阳，破刘勋，认为“此为寻阳入吴之始”。(《三国郡县表》卷七“吴扬州”之“寻阳”条考证，第125页)
(49)《三国志》卷五五《黄盖传》。
(50)《三国志》卷五四《吕蒙传》。
(51)《三国志》卷九《曹休传》：“太和二年，帝为二道征吴，遣司马宣王从汉水下，休督诸军向寻阳。”
(52)谢钟英：“终魏之世，寻阳属吴。”(《补三国疆域志》“蕲春郡寻阳”补注，第124页)吴增仅：“终吴之世，未尝属魏。”(《三国郡县表》卷七“吴扬州”之“寻阳”条考证，第125页)
(53)李晓杰认为蕲春郡初置时仅领有蕲春、邾二县，《宋志》所载乃黄武二年蕲春郡复置时之情形。(《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吴增仅据《吴志·孙权传》，认为赤乌四年陆逊城邾时，其地始为吴有，然尚不得有所建置(《三国郡县表》卷八“吴荆州江夏郡废邾县”，第130页)。按：从蕲春郡的建置与吴国溯江发展进程考察，结合《孙权传》的这则材料，知蕲春郡初置时当辖寻阳、蕲春两县，而不得辖有邾县。又，《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江州寻阳太守：“吴立蕲春郡，寻阳县属焉。”
(54)《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寻阳太守：“晋武帝太康元年，省蕲春郡，以寻阳属武昌，改蕲春之安丰为高陵及邾县，皆属武昌。”据此，则吴亡前蕲春郡领有蕲春、寻阳、安丰、邾四县。
(55)《孙吴政区地理研究》，第39—40页。
(5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黄州府”：“陆逊重邾城之守，而魏人息志。”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57)《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寻阳太守。
(58)《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和州”含山县：“东关在县西九十里……吴魏相持于此，南岸吴筑城，北岸魏置栅。”
(59)《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孙休传》：“诸葛恪秉政，不欲诸王在滨江兵马之地，徒休于丹杨郡。”
(60)《三国志》卷六○《贺齐传》：建安二十一年，“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贼。”又，卷六○《周鲂传》：黄武中鄱阳太守周鲂镇压彭绮之乱后，“被命密求山中旧族名帅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谲挑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周鲂答以“恐民帅小丑不足仗任”，而躬亲其事，谲休笺中言鄱阳民“乱心犹存”，“乐得北属”。
(61)《三国志》卷五六《朱然传》。
(62)据笔者考证，临川郡置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前，省于黄龙元年(229)之后(《孙吴政区地理研究》，第145页)。吴增仅认为“其所属诸县大约西接豫章，东接丹杨，南接新都，如临城、石城等县皆是其地”(《三国郡县表》卷七“吴扬州”之“临川郡”条考证，第124页)，相当于今安徽省池州市。
(63)皖城入魏期间(建安十八年至十九年之间)，丹阳太守孙瑜以饶助为襄安长，颜连为居巢长，“使招纳庐江二郡，各得降附”(《三国志》卷五一《宗室传·孙静传附子瑜传》)。
(64)《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
(65)《吴志》记载的九江太守仅有全琮和马茂两人，分别见《三国志》卷六○《全琮传》、卷四七《孙权传》注引《吴历》；记载的广陵太守仅有孙韶和吴穰两人，分别见《三国志》卷五一《宗室传·孙韶传》、卷四八《三嗣主传·孙亮传》。
(66)吴太平元年(256)，孙峻用文钦计，遣文钦、吕据、刘纂、唐咨等自江都入淮、泗，以图青、徐(《三国志》卷四八《三嗣主传·孙亮传》)。
(67)《资治通鉴》卷六八《汉纪》建安二十四年注。
(68)《三国志》卷五四《吕蒙传》。
(69)《三国郡县表》卷七“吴扬州”之“广陵江都舆海陵四县”条考证，第124页。
(70)《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71)魏黄初二年，文帝封孙权为吴王(《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元和郡县志》卷二五苏州：“孙氏创业，肇基于此。”
(72)《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徐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
(73)《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
(74)又，《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晋陵太守：“晋武帝太康二年，省校尉，立以为毗陵郡，治丹徒，后复还毗陵。”还治毗陵，则知吴时典农校尉治毗陵。
(75)洪亮吉认为《顾承传》吴郡西部都尉盖即毗陵典农校尉(《补三国疆域志》，第129页)。又，据《三国志》卷五二《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据此，则赤乌中尚为吴郡都尉，毗陵置典农校尉当在此次会佃以后。
(76)《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琅邪太守江乘令：“吴省为典农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丹阳尹湖熟令：“吴省为典农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复立。”
(77)《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淮南太守于湖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杨县立，本吴督农校尉治。”
(78)《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
(79)《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扬州毗陵郡。
(80)《水经》卷二九沔水注云：“谷水又东南经嘉兴县城西，谷水又东南经盐官县故城南，旧吴海昌都尉治，晋太康中，分嘉兴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81)《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
(82)参见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第四章“历史时期海岸线的推移”第六节“长江河槽束狭式三角洲的形成”之“古长江喇叭形河口”，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3—184页。
(83)《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注引《吴录》。
(8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润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85)《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
(86)《三国志》卷五一《宗室传·孙韶传》。又，《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徐州镇京口，吴置幽州牧，屯兵在焉。”
(87)《续汉书·郡国四》“扬州丹阳郡”。
(88)据《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卷五一《宗室传·孙韶传》，建安九年，孙权弟丹杨太守孙翊为左右所害，孙河驰赴宛陵，责怒妫览、戴员，“以不能全权，令使奸变得施。”时治所在宛陵。
(89)《三国志》卷五一《宗室传·孙瑜传》。
(90)《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魏朗传》唐李贤注：“牛渚，山名。突出江中，谓为牛渚圻，在宣州当涂县北也。”
(91)《三国志》卷五六《吕范传》。
(92)[唐]许嵩：《建康实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93)《三国志》卷六○《吕范传》：“黄武元年，魏以舟军大出洞口，权使吕范督诸将拒之。”
(94)《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
(95)《建康实录》卷三：“(五凤元年)春正月，以大将军、左司马李衡为丹杨太守，自芜湖又徙治宛陵。”
(96)按：当为历陵，参《孙吴政区地理研究》鄱阳郡历陵县沿革，第118页。
(97)吕范领彭泽太守的背景是：“曹公至赤壁，与周瑜等俱破之。”(《三国志》卷五六《吕范传》)
(98)《三国志》卷五六《吕范传》。
(99)《三国志》卷五六《吕范传》。
(100)洪亮吉认为郡“盖权宜所立，后范领丹阳太守，此郡即省”(《补三国疆域志》，第132页)。据《吴志·吕范传》，吕范领丹阳太守在魏黄初二年孙权都武昌后。
(101)《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
(102)《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鄂州武昌县引《吴志》：甘露初析江夏置武昌郡。甘露元年九月至宝鼎元年十二月，孙皓都武昌，疑武昌郡因孙皓所都又一度置废。
(103)《三国志》卷四九《士燮传》：“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质，权以为武昌太守。”
(104)《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
(105)《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
(106)《三国志》卷二《文帝纪》。
(107)参《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废武昌郡考”，第231—233页。
(108)《补三国疆域志》“吴荆州江夏郡”补注，第141页。
(109)吴国溯江拓境首先遭遇刘表势力，孙权统事，以徐盛为柴桑长，“拒黄祖”(《三国志》卷五五《徐盛传》)。又，《三国志》卷五四《周瑜传》：“江夏太守黄祖遣将邓龙将兵数千人入柴桑，瑜追讨击，生虏龙送吴。”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荆州，孙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110)吴增仅《三国郡县表》卷八“吴荆州”江夏郡柴桑县：“武昌郡省移来。”(第129页)又，《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荆州武昌郡属县列有柴桑。
(111)《三国志》卷五四《鲁肃传》。
(112)《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荆州南郡：“二汉无旌阳，见《晋太康地志》，疑是吴所立。”
(113)《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巴陵太守：“监利侯相，按《晋起居注》，太康四年，复立南郡之监利县，寻复省之。言由先有而被省也，疑是吴所立，又是吴所省。”
(114)《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郢州武昌太守：“阳新侯相，吴立。”又，《元和郡县志》卷二八鄂州永兴县：“本汉鄂县地，吴大帝分立新阳县。”张驹贤《考证》云：王应麟引“新阳”作“阳新”，与《吴志》合，此误。
(115)《宋书》卷三六《州郡志二》安陆太守安陆公相：“江夏又有曲陵县，本名石阳，吴立。《晋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江夏石阳曰曲陵。”
(116)《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鄂州蒲圻县：本汉沙羡县地，吴大帝分立蒲圻县，因蒲圻湖为名。
(117)谭其骧先生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一文中提出：“县则历代标准大致相似，虚置滥设者较少。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4页)
(118)吴增仅：“旌阳或系建安十三年南郡初入吴时所分置……自关侯败后，南郡复入吴，二县或以此时隶魏也。”又据《魏志·文聘传》及《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疑吴立石阳在破黄祖时，魏得石阳在平荆州时。”(《三国郡县表》卷三“魏荆州”之“临沮旌阳”条考证，第65页；“石阳”条考证，第64页)
(119)吴增仅《三国郡县表》列监利于孙权黄武元年至太元二年格中。(第127页)
(120)《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江夏太守：“蒲圻男相，晋武帝太康元年立。”吴增仅据此“疑吴末所废，至晋复立”(《三国郡县表》卷八“吴荆州长沙郡蒲圻县”，第132页)。
(121)《水经》卷三五江水注：“江之右岸得蒲矶口即陆口也。”
(122)《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卷五四《鲁肃传》、《吕蒙传》；卷五八《陆逊传》；卷六○《吕岱传》。
(123)《水经》卷三五江水注：“陆水又经蒲矶山北入大江，谓之刀环口，又东经蒲矶山北，北对蒲圻洲，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头即蒲圻县治也。”
(124)《宋书》卷三七《州郡志三》江夏太守：“蒲圻男相，晋武帝太康元年立。本属长沙，文帝元嘉十六年度巴陵，孝武孝建元年度江夏。”又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鄂州蒲圻县。
(125)《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七鄂州蒲圻县：“本汉沙羡县地……吴大帝分立蒲圻县。”《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鄂州蒲圻县：“吴黄武二年于沙羡县置蒲圻县，在兢江口，属长沙郡。”
(126)见《孙吴政区地理》，第175页。
(127)《水经》卷三五江水注：“富水又西北经下雉县。水之左右，公私裂溉，咸成沃壤，旧吴屯所在也。”
(128)《三国志》卷五五《甘宁传》：“权嘉宁功，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两县。”建安二十年，吴分得荆州三郡后，以寻阳、阳新为吕蒙奉邑(《三国志》卷五四《吕蒙传》)。
(129)《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十三》以吴荆州理江陵，非也。(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吴增仅据《吴志·步骘传》注引《吴录》北降人“图以东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认为吴荆州在江南岸地(《三国郡县表》卷八“荆州”条考证，第137页)。
(130)《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
(131)《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齐王芳纪》注引《汉晋春秋》。
(132)《三国志》卷五八《陆逊传》、卷六四《诸葛恪传》。
(133)《三国志》卷六四《孙綝传》。
(134)《三国志》卷六一《陆凯传》。
(135)《三国志》卷五八《陆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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