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功效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家能动论有更强的实证发现。模型Ⅱ表明，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显示了很高的统计显著性，启示我们在95%以上的可信区间内，这两个变量的估计值可以推论到广州市企业总体，对全国大城市企业有宣示作用。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的非标准化系数是正的，为.157，表明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水平（如从小学到初中，初中到高中，等等），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就提高.157。这个数值看上去比较小，但认真分析起来则不然。设定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取均值4，即大专程度，社会资本取均值2，那么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水平，社会资本就提高约8%（.157／2）；受教育程度每减少一个水平，社会资本就降低约8%。最低的受教育程度（1）与最高的受教育程度（7）的差别是6个水平，社会资本量仅仅由于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水平就相差约50%。企业法人代表行政级别的系数也是正的。非标准化系数.183说明，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每提高一级，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就增加9%强（以社会资本均值2为基数，.183／2）， 行政级别最高和最低的两级相差5级，即社会资本量相差45%强， 是很大的幅度。这些结果的启示是，企业欲提高其社会资本量，有效途径就是提高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层级地位。
在4个解释变量之间， 按标准化系数大小排列顺序为：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企业的所有制类别，企业所属的产业类型。企业家能动性变量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大于结构约束变量，说明提高一个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必须首先选择一个或一批有能动性并有能力将动机转变为现实行动的企业家。从我们的实证分析看，这些企业家最好是受过高等教育、处于科层组织或社会分层体系的较高层次的。模型Ⅱ的已解方差提升到11.1%，F检验非常显著。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企业社会资本的解释仍很有限，其中大部分方差尚未做出解释，尚有待于有兴趣的研究者进一步发掘新的结构约束变量和企业家能动性变量，提出新的理论解释。
在现实生活中，企业的社会资本是如何投资和积累的呢？根据我们在一家长期进行追踪研究的企业收集的资料，企业总产值中约有3 %是用于企业的交际费用。该企业的一位副总经理从主管企业内部管理和改革转为主管外部经营时说，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广交朋友。与我们一起推动问卷调查的广州市劳动管理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其宗旨是交流经验、共享资讯，推动企业的协作和发展。这次调查的内容之一是各企业不同岗位最高与最低工资，通过这次调查，亦为企业提供了劳动力价格的市场信息。每年春节，所有会员企业的负责人都会搞一次联欢会，有一次交流和接触的机会。企业参与管理协会，付出会员费和时间，实际上是社会资本的投资行为。
三、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
下面我们来分析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
指标和模型设计
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外部经营，而非内部管理、技术水平或分配取向。我们选择了人均总产值作为测量企业经营能力的指标。188家企业调查结果显示，人均总产值平均为18.83万元，标准差为66.55万元，企业在人均总产值上的差别非常大。
表3.企业经营能力的回归分析（单位：人均生产总值 万元）
模型Ⅰ
自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结构约束变量
所有制类别(新生民营企业=1,其他=0) 11.095
(.083)
产业类型(新生第三产业=1,制造业和商业=0) 23.235**
(.170)
企业家能动变量 1.588
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7点定序变量) (.026)
12.299**
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6点定序变量)
(.207)
-
社会资本因子
模型其他值
常量(截距)
-35.525
已解方差(R[2]) .078
F检验
3.864***
企业个案数
182
模型Ⅱ
自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结构约束变量
所有制类别(新生民营企业=1,其他=0) 7.917
(.059)
产业类型(新生第三产业=1,制造业和商业=0) 20.579**
(.151)
企业家能动变量
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7点定序变量)
.068
(.001)
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6点定序变量) 10.492**
(.177)
社会资本因子9.838***
(.181)
模型其他值
常量(截距)
-43.487
已解方差(R[2]) .101
F检验
4.045***
企业个案数
182
单尾检验：*P＜.10；**p＜.05；***p＜.01。
我们认为，表2 中的结构约束变量和企业家能动变量不但影响企业的社会资本，而且影响企业的经营能力。为了更准确地估算企业的社会资本对经营能力的影响，我们在表3 中利用模型Ⅰ分析结构约束变量和企业家能动变量对企业经营能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进企业的社会资本变量，建构模型Ⅱ，以检验和测定企业的社会资本是否会增加企业的人均总产值。
统计分析结果及解释
首先解释回归模型Ⅰ的结果。在模型Ⅰ中，我们只检验结构约束和企业家能动变量的解释力。所有制类别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是11.095。这说明，如果产业类别、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都相同，样本中的新生民营企业比国有、集体企业的人均生产总值高11万元。虽然数值很大，但由于抽样误差（Standard Error）也很大，统计检验不显著。所以，人均生产总值11万元的结果只限于样本，不能推论广州市企业总体。换言之，在广州市，所有制类别不一定是影响企业经营能力的直接因素。与此相反，产业类型是影响企业经营能力的直接因素。产业类型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是23.235，统计显著（p＜.05），说明广州市的新生第三产业比制造业、商业的人均生产总值高23万元。
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是1.588， 即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级，企业的人均总产值就提高约1.6万元。但是，由于统计检验不显著，这个数值不能推论到广州市企业总体。 但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统计检验显著，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是12.299，表明在广州市，其他因素不变，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每提高一级，企业的人均总产值将增加约12.3万元。在两个统计显著的变量之间，企业法人代表的标准化系数是 .207， 产业类型的标准化系数是.170，因此前者比后者对企业经营能力的提高更重要。模型Ⅰ已解方差为7.8%，F检验显著。
在模型Ⅱ中，我们保留了模型Ⅰ的4个变量， 引入了社会资本因子变量。产业类型和企业法人代表行政级别保持了统计的显著性，相对重要性的位置保持不变，虽然两变量未标准化系数和标准化系数在模型Ⅱ中比在模型Ⅰ中都略有减小，但统计显著说明，这两个变量对企业经营能力有直接的影响。
企业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有更强的直接影响。模型Ⅱ表明，社会资本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为9.838，统计显著（p＜.01）。 这表明，在广州市，企业之间如果在结构约束变量和企业家能动变量上有相同的条件，社会资本每提高一分，企业的人均生产总值将提高约10万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反映了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提升作用。在3个统计显著的变量之间， 社会资本比其他两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都高（.181对.151和.177），进一步证明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作用是最大的。设定一个企业处于劣势的结构，企业法人代表的条件也不佳，但如果它的社会资本量大，仍然可以保持和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模型Ⅱ的已解方差从模型Ⅰ的7.8%提高到10.1%，F检验显著（p ＜.01）。
尽管模型Ⅱ对企业经营能力的解释还是有限的，社会资本的测量也有待改进，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资本的引入，明显提高了对企业经营能力的解释力。
案例分析
统计上证明了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能力的贡献大于其他因素，且其他因素对企业经营能力的贡献有一部分仍是与社会资本共同起作用的。那么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资本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呢？请看下面的案例。
案例一：
A公司的总经理1993年回乡探亲， 与当地乡镇企业干部聊天时了解到当地有两千多家工厂，对机械设备维修的需求颇大，于是双方协商在当地合办一家机械设备厂，并邀请一位台湾商人加盟。共筹资300 万元，三方各出三分之一组成股份合作公司。当地乡镇企业派人出任董事长，台湾商人任副董事长，A公司派人出任总经理。A公司是机械制造厂，可发挥技术力量雄厚、质量信誉高的优势，当地乡镇企业提供廉价且交通便利的厂房用地及负责协调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系，而台湾商人的资金运用灵活，追求资本增值的动机最强。三种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资本结合，即形成了杂交优势。
在商议A公司派谁出任新公司总经理的过程中， 乡镇企业和台商都希望A公司总经理能亲自兼任。他们认为A公司总经理有能力，掌握的资源丰富，社会交往广，更重要的是老家在当地，容易沟通，信得过。如果他能直接参与新公司的经营，尽可能利用A 公司的资源为新公司服务，会对新公司有莫大的好处。于是私下与A公司总经理商量， 拟将台湾商人所占股份的三分之一转让划归A公司总经理。A公司总经理由于工作太忙，不可能兼任新公司的总经理，但承诺会多投入精力参与新公司的经营管理。为打消对方的疑虑并维持其信心，A 公司总经理答应接受那部分股份，而实际上是将这部分股份的收益归还A公司。
这个实例反映了企业经营者可以通过社会联系获得市场信息，找到合作伙伴。更重要的是，合作者之间由于有乡缘关系，提高了信任程度。这种信任可以增加合作成功的机会。
案例二：
B公司是生产重型机械的老企业，由于机械行业生产周期长、 利润低，近年来一直不景气。机械工业部曾向B 公司建议开发中央空调项目，但B公司一直没找到一个既懂中央空调技术， 又有该类产品营销经验的人来发展此项目，通过各种渠道招聘亦未得到合适的人选。后来找到了公司人事部长的妹夫F先生， 他在江苏省江阴市办了一家中央空调厂，熟悉中央空调的制造技术，了解中央空调市场，把握产品的销售网络，手下又有一班对他忠心耿耿的技术与销售人员，但苦于资金短缺，难以发展。B公司了解到F先生的经历后，感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 遂与F先生达成了创办中央空调公司的合作意向。由B公司投资1255万， 并采取资产重组方式将原有的一些厂房和设备折合229万元作为实物投资。 B公司另出资200万元购买F先生的中央空调技术图纸，并由F先生负责公司的经营。F先生每销售100台空调机，可提取5%的利润，如果能将B公司投入的全部资金收回，可以让其占有30%的股份。现在这家空调公司是B公司下属子公司中运营最好的子公司。
我国还没有形成经理阶层的劳动力市场。在信息不充分，高水平管理人员短缺的情况下，社会网络可以发挥寻觅和配置像F 先生这样人才的重要作用。
四、结论和思考
1998年广州市188家企业调查证明，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社会联系是形成和发展企业的社会资本的渠道，而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具有直接的正面影响。下面，我们将据此就当前中国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社会资本差异的理论解释和统计证明、社会资本的功效以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展开初步的讨论。
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
我们在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时，着眼于企业法人代表，这是因为企业法人代表是整个企业的核心，也是一个企业形成、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关键人物。我们以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是否在不同行业的企业里任过职及其社会联系和交往是否广泛分别作为企业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的指标。以这3个指标计量的社会资本， 在188家企业之间差别很大，这些差别与企业的结构特征、 企业家能动性指标及企业的人均生产总值均直接相关。这说明，以企业法人代表的三种联系来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是有效的。
但企业的社会资本不限于企业法人代表。企业的其他管理者和经营者，其中层经理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从事生产、销售的第一线工作人员，也都可能在形成、发展、运用企业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如果这些人的作用都最终汇集到企业法人代表身上，那么，以企业法人代表的各种联系来代表企业的社会资本就有完整的效度和信度了。但企业法人代表是否真地汇集了所有人的关系和作用，不同的企业法人代表的汇集力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如果是不同的，应该增加哪些项目才能充实我们对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企业社会资本的理论解释和统计证明
我们在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的社会资本量高于其他企业时提出的两种理论都得到了证明，但我们的证明是需要改进的。第一个理论结构约束论的着眼点是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研究发现，新生的所有制类型和新生的第三产业，社会资本量比较高。我们是从新生企业在这两种结构中所面临的制度活性去解释的，但这里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有待探讨。一是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过程，老企业应该占优势。为什么研究发现偏偏是新生企业占优势呢？这是一个矛盾。另一个问题是社会资本的运作往往依靠资源的交换。那么企业的经济实力应该是一个结构约束指标，但我们的模型并没有考虑这一方面的指标。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考虑企业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企业年龄与经济实力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解释企业社会资本量大小的另一个理论是企业家能动论。提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承认社会资本不是死的东西，而是行动者的创造，要求行动者有能动性。由于调查资料的限制，我们用企业家的两个能力指标（受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来间接地代替他们的能动性。这两个替代性指标的使用有其理论根据（分层理论和社会资源理论），作为开拓性的研究是可行的。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越高，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就越大，间接证明了企业家能动性是形成和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条件。对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建议使用3 个企业家能动性变量。第一，企业家对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意识的强度。第二，企业家对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量。第三，企业家对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的资源投入比率。
企业社会资本的功效
在社会资本的功效方面，本文集中探讨了一个方面，即社会资本对企业人均生产总值的提升作用。我们将人均生产总值作为企业经营能力的指标。统计分析证明，在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和产业类型、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和行政级别相一致的基础上，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大，其人均生产总值就高（社会资本每提高一分，人均生产总值就提高大约10万元）。这个发现说明，企业要想提高经营能力和人均产值，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发展和运用社会资本。我们引用的两个案例说明，社会资本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功效，是因为企业通过各种联系，可以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发现和聘任有用的人才，在交易双方之间减少怀疑、增加信任，提高办事成功率和经济效益。
在社会资本的功效方面，我们尚未涉及的几个问题也在这里一并提出：
为什么企业的社会资本在经济活动中如此重要？
对此有结构和文化的两种解释。先看结构的解释。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都有失灵或效率太低之处。以信息为例，在计划经济下，由于层级太多或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有可能使信息流通渠道阻塞或被歪曲。在市场经济下，信息成为商品，竞争者为了蒙骗对手往往散播假信息，使信息获取存在着风险。而在这两种体制下，企业如果拥有社会资本，即可以通过企业的社会联系，从相熟的、信任程度较高的部门或企业那里以较低代价获得真实信息。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在信息提供方面，旧体制的功能逐渐减弱，但新制度的功能尚未完善。在这一时期，企业的社会资本对信息的获取、甄别、选择、使用尤其显得重要，而这正是企业要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制度基础。这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资本的必然性的，是一种结构的解释。
文化的解释不同。梁漱溟（1949／1987）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费孝通（Fei，1949／1992 ）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进一步概括为差序格局，认为中国人处事的方式会因血缘上的疏亲、交往上的生熟而明显有别。许多学者还注意到人情、面子、缘分、回报等行为规范在维系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金耀基，1988）。企业作为经济行动者，将受这些文化规范的约束（Wong，1988）。企业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是为了依从这些文化规范而产生的。缘分可以成为建立社会联系的契机。人情、面子和回报的规范可以促使有长久交往或紧密联系的组织之间提供互助，可以使施惠者相信受惠者早晚会给予回报而不担心只有付出。有趣的是，虽然大多数人都认可这些规范的存在及其约束力，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其实是社会化的结果，人们早已将这些规范内化而不得不被动地接受。还有人则进一步认为，中国人一方面受这些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也会将这些规范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例如察觉到对方拥有自己所需的稀缺资源，或有朝一日可能有求于对方，于是预先给对方好处或帮助，使其欠上自己的人情债。而一旦需要回报时，对方就会难以拒绝，否则会被认为不讲人情面子，知恩不报。因此，这些文化规范已被作为一种策略，可以称之为文化策略。上述解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解释。
结构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如当结构条件满足而没有出现结构解释所预期的结果，那是结构解释失败的证明。文化解释亦然。如果社会过程和所依赖的条件既是结构的又是文化的，那么，在分析上如何区分两种不同的力量，并证明两种力量是如何相互影响而最终产生社会资本的，仍是对研究者的挑战。
企业的社会资本与企业网络的关系如何？
经济学者认为企业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形态。一是市场，即交换各方的产权独立，地位平等，以契约为纽带，其联系是短暂的，交换各方必须付出交易成本。另一种是企业科层，交换各方实行纵向一体化，被纳入企业的边界之内，存在隶属或层级的关系，依附于行政命令，运作过程中必须付出行政代价。而处于上述两者之间的是企业网络。与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科层不同，企业网络内各成员的产权是独立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行政命令。与市场不同，企业网络内各成员之间的交易是长期的，信任程度较高，规范是维系网络的主要纽带。网络关系可以避免纵向一体化所带来的过高的行政费用和规模过大而缺乏灵活性；同时也可以减少短期的市场交换必须付出的过高的交易费用。我们认为，企业的社会资本投资实际上就是为了进入、巩固、发展企业网络。企业的社会资本存在于企业网络之中，是分析企业网络产生和发展及发挥效用的解释性概念。上述的分析也说明，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可以与经济不确定性的概念相关联。企业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以建立企业网络，正是为了应付经济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制度选择。
企业的社会资本与腐败的关系问题
一提到社会关系，人们便会联想到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和社会上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我们认为，社会资本不能等同于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寻租行为的起因之一是政府对经济事务不恰当的介入，导致某些官员与受惠的经济行为者（个人或组织）分享由此产生的“政策性利润”。寻租行为虽然违犯政府的法规，但只要政府不恰当地介入经济事务，只要其出台的政策向部分企业或地区倾斜，寻租行为的出现就难以避免，改革条件下的中国是如此，一直实行资本主义的美国也是如此。这里，解决的关键在于提高政府政策的公正性和可行性。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比寻租行为更广泛，贪污受贿者以权谋私，施贿行贿者用金钱买通权力以达到功利目的。这些不法行为普遍存在的原因是制度漏洞太多太大，执法不力。解决的关键也在于制度的健全和改进。
社会资本不是给经济体制制造问题，而是由于经济体制自身出现了问题，经济行动者为了解决问题而使用的非正式机制。市场体制下，正式制度安排存在信息不畅和信任难建的问题，企业不得不通过各种非正式的联系解决这些问题（Granovetter，1973，1985）。 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之所以愈来愈大，就是因为转型经济中的体制间隙和漏洞比较多，需要通过非正式的关系渠道加以解决。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会相应减弱。
必须承认，企业或个人都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式的社会联系使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成为可能。这里，应该对企业运用社会资本解决问题过程中的目标和手段加以区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目标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能，使用合法的手段，则是合乎社会整体利益的、值得赞许的行为。如果目标是为个别人谋私利，使用非法的手段，则是有损社会整体利益的、应该抨击的行为。应该创造一种制度环境，鼓励前者，抑制后者。
企业社会资本的实践意义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认为，为提高企业社会资本的投资与功效，一是要深化产权改革，克服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引导他们为了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进行社会资本投资。二是传统的制造业、商业应汲取新兴第三产业的经营经验，注重社会资本的投资。三是提高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分层地位，使他们有意识、有能力、有机会为企业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充分运用社会资本，提高企业的经营效能。
标签：社会资本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统计模型论文; 企业经营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解释变量论文; 经营指标论文; 企业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 行政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