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与乡村精英变迁——湖南某村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论文,个案论文,乡村论文,精英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政府组织（注：通常又可成为非营利性组织或者志愿性组织等，是指是依法建立的、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自主管理的、非党派性质的，且具有一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的社会组织。（赵黎青，《非政府组织问题初探》载《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4期））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的转变，自由空间和自由流动的资源都明显增多，这给了非政府组织很大的发展空间。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个非政府组织（C组织）（注：C组织是学名。）于1996年进入了中国，在中国从事全球性的环境保护活动。本文通过对该组织的个案研究，试图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如何影响和推动乡村精英的构成和精英关系的变化，来透视当代农村的精英权力格局，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视角。本文选择该组织在湖南伍家村（注：伍家村是学名。以下称伍村和C组织。）从事的活动为例，谈谈非政府组织和村庄精英变迁之间关系。
一、概念、理论研究及其个案情况
1.概念及其理论研究
首先需要对本文中的“精英”(Elite)下一个定义。本文以精英的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对精英进行分类，将当代乡村精英分为乡村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政治精英又称权力精英，主要指乡村权力干部，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上级授予的权力。经济精英主要是指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如乡镇企业家，商人等，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上的成功典范。社会精英主要是指因为个人的品德和知识、经验等在社会的公共领域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
对中国乡村精英的研究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费孝通提出了著名的“双轨政治”（费孝通，1947）、另外孔飞力的“士绅操纵”（孔飞力，1990）和杜赞奇“经纪体制”（杜赞奇，1995）都是早期比较典型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后，有斯考特·罗泽尔所借用的由斯蒂格利茨提出的“主人—代理人”理论（司考特·罗泽尔、李建中，1992）、王思斌提出了“边缘人”的概念（王思斌，1991）、宿胜军提出了“保护人、代理人、承包人”理论（宿胜军，1997）。这些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一个农村社区精英的探讨来透视国家社会结构的变迁。作为一种理论概括。这些研究突出了精英在所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主要特征，但对存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关注不够。
描述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精英变动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派：一派是精英循环理论(Victor Nee)，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学家巴烈图(V·Pareto)提出，将精英的更替视为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新精英的产生和旧精英的退出是这一过程相伴相随的两个方面。Victor Nee认为：市场改革给生产者而不是对于再分配者带来了利益，也就是改革会减少因再分配体制而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不断的有新生的力量进入精英集团中，精英于是出现了循环(Victor Nee,1989:663-681)。对此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撒列尼(Ivan·Szelenye)，他从东欧匈牙利的研究中发现60年代的农场主不再是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而是40年代拥有土地而被共产主义集体政策剥夺者的后代，因此，精英在这里也出现循环。
与精英循环理论相反，精英再生产理论（简·奥伊，1989:99-126）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受益者并不是直接的生产者，而是旧体制下的政治精英。这些政治精英在市场改革中利用手中拥有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在实现自身角色转换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利益，继续保持着自身的精英地位，也就是说，精英的变化仅仅是精英集团内部的角色转换而已，精英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由于旧体制的精英在教育水平程度都比较高，因此容易获得较高的地位，另外这些旧体制的精英熟悉再分配体制的规律和漏洞，并且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使得这些干部在竞争中比较容易获胜（简·奥伊，1989:99-126）。孙立平也倾向于把精英的更替看成是一个精英集团内部角色转换的过程。旧精英集团就像是一个原始胚胎，在社会转型的催化下，孕育、分化出不同类型的精英分子（孙立平，1996）。
本文无意对以上两种理论作出检测和分析，其实这两种理论都在某种侧面反映出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精英结构的变化情况，本文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考察视角，以湖南一个传统乡村作个案，考察非政府组织和乡村精英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
2.个案及其资料来源
本文以湖南伍家村为个案，伍家村位于湖南省沅江市，洞庭湖赤山岛西北，总面积为106公顷，1972年围垦成堤垸后，原住户177户，580人。该村有住户275户，898人，农民以种植水稻、池塘养鱼等传统型农业为生。该村共有6个村民小组，分属两个不同的垸（注：是围湖造田的一种单位。）。该村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农民以农业和其他一些简单的副业为生。1999年该村的经济基本情况：农村社会总产值为197万元，其中农业156万元，农村工业10万元，农村建筑工业8万元，农村运输工业14万元，农村商业饮食业9万元，人均纯收入1650元（注：见《长江中游退田还湖与可持续发展》周宏春、王毅、于秀波等编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4页。）。我们所调查的主要是该村的两个村民小组，周家组和刘家组，其中A组共有农户73户，（其中实行项目的农户为73户），人口261人，其中党员8人，面积313公顷。B组共有28户，99人，其中党员3人，面积133公顷，姓氏比较分散。
本文的数据来自2002年7月—8月在该村的调查。本次调查分为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两大部分。共发放185份访问问卷，回收问卷174份，问卷回收率94%，其中有效问卷172份，回收问卷有效率为98.9%，证明问卷资料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此外，我们还对村中的20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进行了深入访谈。本文的资料基本上是来自本次调查。
二、项目前（注：1998年湖南特大洪水以后，政府开始实行平垸泄洪的政策。C组织开始在湖南洞庭湖区域开展洪水型经济的项目，在洞庭湖区域乡村开展依托洪水，发展洪水型经济，资助发动当地村民开始网箱养鱼，养鸭等项目，在湖南两个村庄投入58万元。效果反映很好。）的村庄精英构成
本文中的乡村政治精英是“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的功能’”的人（王汉生，1994），主要是指乡村级干部以及村民组长。在项目实行前的伍家村政治精英有11人：村长，村支书，村会计、村出纳、妇女主任，六个村民组长。其中村支书以前当过村长和村会计，有20多年的基层管理经历。村长是新当选的，当过兵，退伍后曾经多年在外面打工，见识比较广。会计由于自身勤劳，承包了几口大鱼塘，在村里成为先富的典型。妇女主任在村里的交通要道开了一个零售店，而且还从事村里的肉类的生意，家庭条件比较好。六个村民组长中两个也是蛮有能力的，其中的一个两个孩子都是大学生，一个考上了清华大学，成为村里的骄傲，另外一个村民组长也从事养羊。另外四个不在项目区，皆为普通的农民。
本文中的经济精英是指改革后崛起的个体大户、私营企业老板、种养能手等经济能人型精英。改革开放后，我国自由流动的空间以及自由汲取资源的途径也多了起来，农村一部分有知识、踏实肯干的纷纷走出村庄，到城市里面打工，积累了一些经验和金钱后回村从事各种行业。在村里走上了先富的道路。我们考察发现虽然该村并不是很富裕，但是在外面打工，自己跑运输，从事生意方面的人也有一些，在村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据我们的考察，在伍家村，这样的经济能人有将近10人左右。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当过基层干部，但是由于自己勤劳、肯干，有能力，在村里成为比较富裕的典型，因此在村中享有比较高的威望，大家也经常在一起，他们代表着民间的一种声音，掌握着一部分民间的话语资源，在村庄公共领域享有一定的权力和威望。
本文中的社会精英主要指那些以前当过村干部但是现在已经不做的政治精英以及家族精英、宗族精英、乡村教师、医生等。这些人由于有着一些特殊的经历，对外面的世界比较了解，能够为村民提供一些意见以及信息，从而得到村民的信任。另外社会精英也可以是一些宗族的领袖和教会领导，但是这个在该村不是很明显，家族因素有一些影响，该村是一个大姓村，周姓村民在该村占了将近75%，因此家族老人在该乡村中仍然享有一定威望。研究表明在乡村权力快速变迁下，人们对家族的依赖反而会有所增强（赵力涛，1998）。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该村几个周姓家族的首脑在村庄公共事务中享有很大的影响。
以前当过村干部的人由于能力比较突出，实际上在村庄的公共领域中还是比较活跃，很多时候，他们都会作为一个集体出现，比如选举等。如村里的前任老支书、以前的副村长，一些以前合作过的村民组长由于在以前当基层干部的时候共过事，现在又都没有进入村庄行政权力领域，因此很容易联合起来形成和当任的行政权力集团的对抗。这一情况在该村1999年的优秀项目户的选举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三、项目后村庄的精英格局变迁
1998年，C组织进入伍家村。进入村庄的后的四年时间里，除给村民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之外，另外也使得村庄内部的精英发生明显的变迁，村庄的精英不仅主体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就是说发生了精英的循环；而且在精英内部本身也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同时出现了精英的再生产。由于只有短短的四年的时间，故本文将改革工业化的因素排除在外，认为这一精英格局的变迁主要是由非政府组织进入村庄后引起的。
（一）精英的转换和再生产
1.精英之间的转化
由于这一海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没有基层组织机构，因此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必须要依靠当地乡村的基层政权。这样乡村政治精英就进入了项目管理人员之中。部分乡村干部利用自身的政治资源优先开展部分好的项目，迅速致富，开始由政治精英向经济精英转化：一村民组长在资金优势的推动下，发展养羊的项目，几年后，取得很大的成功，成为村里的经济精英。而当初他们能拿到养羊的项目主要因为自身是村民组长。据我们的调查，该村村民对此都有一定的看法。认为他这是在搞“特权主义”。同样，村支书由于没有处在项目区范围，不能享受项目的优势，因此，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这样的转化过程同样也发生在一些社会精英的身上，比如一曾经当过村长的张姓村民在项目中利用自身的学识和以前的政治经历，拿到了大棚种菜的项目。还有退伍军人周某利用自身的优势发展养猪项目，学习新的技术养猪，迅速成为致富能手，由社会精英转化为经济精英。还有前村民组长汤也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网箱养鱼，几年的时间，成为村里的致富典型。精英再生产强调的是精英集团内部的互相转化，很明显，在这里发生了很明显的精英再生产，而再生产的动力则无疑是由非政府组织所推动。
2.新的精英的出现
非政府组织进入村庄后，开展一系列的项目。经过几年的发展，部分村民在项目发展中取得了成功。部分村民在项目发展中破产了。而项目的成功与破产不仅对村民的经济条件产生影响，同时也对村民在全体村民中的地位和形象有着一定的意义。成功者逐渐成新的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村民周某利用C组织的推动，开展网箱养鱼的项目，由于自身勤劳和C组织的帮助，获得很大的成功，成为村里的经济能人；由于项目的需要，该村派两个青年去农业学校进行培训，学习养猪技术、疾病防疫技术以及果树栽培的技术等，学成回来后，这两个青年由于掌握了技术，又加上肯热心为村民服务，因此深得村民信任，成为村里新的社会精英；还有杀猪匠周某成为了项目成员，一卡车司机汤某由于自身致富比较早，而且在项目中积极关心其它村民的项目发展，开始称为一部分村民的核心；该村有两户村民，项目前家境很贫穷，后来在C组织的帮助下开展了养羊和养鸭的项目，通过C组织的技术指导和自身的勤劳，分别获得了成功，改善自身的经济地位的同时也改善了自身在村里的形象地位，获得了村民的尊重，开始进入村庄精英的行列。在这里发生的精英的转化和Nee所讨论的市场转型和精英循环有所不同，在1978年农村经济改革后，村里确实发生了Nee所说的精英的循环。但是很微弱，这里发生的精英转化主要还是由于非政府组织的推动。
（二）精英意识的变化以及力量的整合
由于非政府组织的进入，而且在村里成立了一个项目管理小组和项目监督小组，除了村长和两个村民小组外，其余的六人都是村里的体制外精英。体制外精英相比以前无疑有很大的发展，首先是这些任开始出现了一种难得的精英意识。这些任通过在一起讨论项目的发展，对于项目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经常开会讨论，这种群体讨论使得他们有了一些接触机会，大家开始有了群体的意识，并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中体现出和体制内精英的对抗的愿望和能力。比如鱼塘事件（注：该村将鱼塘承包给个体户养殖，担协议规定村民可以在鱼塘内养殖一定数量的网箱养鱼，活来个体户变卦，突然加大肥料的浓度，致使网箱内的鱼因为肥料浓度高全部死亡，因而因其冲突。）和资金事件（注：在项目的运作过程中存在村干部将项目资金扣作村民缓交或拒交“五金”（国家和地方税收）引起村民不满。）中体现出的一种保护者的角色。这相比以前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事情。我们在调查中特意对他们自身的意识作了测量，大部分的精英对自身在群众的威望还是肯定的，他们觉得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是来自于自己坚持为群众办事。其次，体制外精英开始有原子式的因子开始整合起来，开始形成比较强大的整体性的结构来和体制内精英对抗。这些精英开始意识到自己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知道群众信任自己，因此也很珍惜，所以他们在很多时候更能考虑村民的整体利益。在这里面我开始看到一种非政府的精神的觉醒，看到中国农村的精英的意识开始出现，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的要求和对自身能力提高的渴望都推动着中国农村的民主化进程和社会治理。这样一种参与的意识同样的发生在体现基层民主的村民选举中。项目开展的几年中，围绕评选先进项目户出现了一些非治理精英敢于和治理精英对抗的迹象。也就是说，在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社会精英的精英意识和精英地位都得到了加强。
进入这个村庄的海外非政府组织希望能通过项目培育乡村政权的非政府精神和能力，他们考虑的民间的事情最终还要民间完成，于是就考虑了村干部的参与项目，这之间该组织电对项目的关注也是通过村干部的，和村干部接触比较多的。村干部通过非政府组织也部分改善自身在村民中的形成，获得了一定的威信。部分村干部在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下开始从村民的利益角度来考虑问题应该来说是一个可喜的进步。非政府组织的项目使一部分政治精英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开始由“官系统”偏向“民系统”。王思斌认为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系统中，村干部处于乡干部和村民之间，即处于行政管理系统（官系统）和村民自治系统（民系统）之间，而且就长远利益而言，他们属于“民系统”。因此，处于切身利益的考虑，当两个系统对他们的要求发生矛盾时，他们大多向民系统回归，结果使得他们在行使农村管理职能时，出现不规范行为，从而导致农村社会管理系统的功能失调。王主张村干部应该从这种边缘的地位中走出来，而完全归于民系统（王思斌，1991）。本文认为这样一种偏向在伍家村并不是天然的，而是在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发生的。
四、分析与讨论
1978年中国体制改革使得乡村精英发生了很大的变迁，由一元的精英格局向多元的精英格局转变（陈光金，1997）。实际上在该村，78年至98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村里精英格局变化几乎还是一元格局，多元的精英格局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当C组织进入该村后的几年的时间里，精英格局迅速朝多元发展，不能不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因此本文认为一些外来的非制度性的因素比如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的推动往往也能致使乡村精英格局发生比较大的变迁。
在伍家村，非政府组织在求取当地政府和村干部配合的同时，大力扶持民间力量的成长。这对该村的精英格局的变迁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民间精英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缓冲带和沟通桥梁。可以减少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决定民间精英如何偏向具备着三种可能性，总的来说，当村庄内部比较团结，村庄共同体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族宗教意识比较强时，村庄精英整体偏向村民。当村庄开始解体，村民日益原子化，村庄精英偏向村民的机会成本太高，他们急于向‘乡镇’寻求资源，从而整体偏向国家，而如果村庄本身还有利益可分配，但缺乏权威的分配机制时，村庄精英会发生分裂，这种分裂往往不是以偏向村民与偏向国家为极，而是沿着相互之间的利益的争夺的方向展开。”（金太军，2002）由于非政府组织本身就是民间力量的代表，因为其进入村庄，对民间力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社会精英力量的整合以及精英的意识都得到了加强，从而协调了国家、民间精英和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使村庄的精英格局朝着一个良好的方向发展。
非政府组织的进入使伍家村内部出现了分化。非政府组织通过在乡村开展项目，支持村民发展洪水型经济，对村民提供了一系列的项目全套资助，包括资金、技术、市场方面的帮助。一部分村民在C组织的帮助下，迅速成长，找到致富的路子，成为经济能人。加上在非政府组织的影响，他们开始积极关注村庄其它村民的项目发展和其它生活方面，他们开始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和经济精英，而政治精英也出现了向经济精英的转化，而另一部分村民由于懒惰、技术不到位、项目选择不利等并没有改变自身的生活状态。这样该村的社会结构出现比较大的分化。该村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的力量出现了转换和重新的整合，新的经济精英的出现以及社会精英向经济精英的转化以及新的社会精英的出现都打破了原来静态的精英格局，精英间的流动开始频繁，基本上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乡村的活力日益体现出来。
精英变迁是改革后农村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导致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出现。而非政府组织对精英变迁产生影响，本文只是关注了四年来一个海外非政府组织在湖南一个村长影响的精英变迁，由于历时性以及资料的限制，都未能进一步的深入的讨论，但是从这个小的个案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使得农村精英格局发生了变迁，其中既有精英的循环也存在着精英的再生产两个方面。当然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