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维和历史之流中的文化概念嬗变探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念论文,时空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0）04-0077-06
关于文化的概念及其界定，克鲁伯和克拉克洪曾经搜集了1871－1951年间的164种定义。有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有200多种，甚至更多。文化“物流”，源远流长；文化“版本”，迤逦日新；文化理论，新说纷呈。主要类型有：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认知、近现代西方学者对文化的界定、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的界定、有关国际组织对文化的界定。此外，不同宗教背景下的文化解读，也是文化概念的重要形式。
一、文化概念界定的困难及窘境
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概念，还没有一个满意的界定。对文化含义的认识，有广义文化说、狭义文化说、文化多义兼容说等类型。研究者关注的角度不同，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更多的时候，人们关注了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学术上的弱点和思维上的缺陷造成了文化定义上的缺憾。“见物不见人”和“见人不见物”的思维方式，都会导致文化界定的片面性，对文化的认识也难以“穷形尽相”。就目前情况而言，文化界定的困难主要有三个方面：
1.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是文化界定的一大难题
文化概念使用混乱，在实际应用中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现实生活中，滥用文化概念的现象很普遍。就部门而言，文化部门主管的“文化”，与教育部门主管的“文化”不完全一样，他们对文化的理解也不一样；就文化主体而言，人们对“文化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在一些环境中，认识几个字就可以成为“文化人”了，而在另一些环境中，即使是大学毕业也难以称得上有文化；就文化类型而言，有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网络文化、跨文化、亚文化等；就人的行为而言，有人把人的行为都看成文化行为，有人仅把知识的传递看成文化行为；就文化的地域而言，除了名目繁多的地域性和部门性文化外，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冠以文化之名。这样以来，当人们从不同的方面体会文化的意蕴时，难免出现种种差别。在界定文化时，由于学科背景不同和学术视野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理解的文化概念是不一样的，同一学科里的不同派别对文化概念的认识也持论不一；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等不同地域的人对统一社会现象的文化解读是不一样的；再缩小一点，不同国度或同一国度里的不同人群对同一文化现象的认识也是有差别的。有人把界定文化概念的思维路径总结为现象描述的思路、社会反推的思路、历史探源的思路、价值认定的思路、行为取义的思路、立体意识的思路、意识解读的思路等等，其中每一条路径都包含多样性的文化解读。因此，主体多样、思维多样以及路径多样的情况下，文化概念描述也难免多样。
2.文化边界移动，造成了文化内涵的不稳定性
文化边界的存在与消失影响着文化的基本走向，目前的态势是：模糊中保存清晰，融合中夹带分离，普遍中保留多样，虚拟中也有现实。在文化交流中，人们的时空观、价值观等都在发生旋转，都影响着文化边界的位置。各种互有悖论的原则都在起着作用，各种文化以自己的游戏规则维持着边界，思想、知识和信仰世界等在“中心”与“边缘”“主流”与“异端”的位置挪移中改变着彼此的边界。面对旋转多变的文化事实，寻求普遍接受的文化标准几乎没有可能。文化概念的变化，让我们体会到，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其内在超越性和自在性之间的矛盾，使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出现危机，新的文化胚芽在旧的文化体系中孕育成长，突破了现有的文化边界，这是文化发展的普遍机理。原有的文化在生产力的影响下，在新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地演绎着“辞旧迎新”的文化活剧。还有一种情况，即在文化交流中，原有边界被压缩，自己的文化“地盘”缩小，外来文化的侵入，对文化概念和文化理解产生影响。现代社会空间的动态性以及想像性，使人的思维透过更紧密、更有效的资讯将不同的文化区域单位联系在一起，显示出社会发展的合力性。在社会合力影响的文化边界移动和人民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体现，决不是“空里流霜”“雾里看花”。
3.人们对文化认识和理解的局限性，是文化界定的思维障碍
一方面，生也有涯，知识无涯，难免产生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非理性，难免产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悖谬。另一方面，人的认识成果往往是事物的一部分，而难以穷其根源。思力有诸多不逮，认识有诸多不及，形势亦复不侔。而且，文化是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是民族意志力、创造力的体现，是独特性和多元性的辩证统一，是稳定性和变迁性的辩证统一，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具风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孕育出各种文化类型；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环境的变迁和文化自身的运动规律，其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各异的形态，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万物皆流变”，文化概念莫不如此。时间流淌中，浸润着一个个文化元素；空间转换中，更新着一个个文化符号；历史变迁中，注入了一个个新的成分。而且，“每一个文化概念的提出，都是适应历史上的某种情势、要求，而当它被提出时，也一定会受到当时各种条件的制约。历史上的要求、条件有了变化，则某一文化的内容及效用也会随之变化”[1]。“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响印在它的材料——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死亡。”[2]这是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和阶段性。而且，文化作为有理性的人类的创造，与人类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也有着密切关系。
二、文化概念嬗变的基本动因
文化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紧密联系，凡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因素，都对文化的含义产生影响。文化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其含义变迁是在社会主体的推动下，在经济、政治、科技等因素的协调作用下发生变化的。
1.科学技术拓宽了人们的文化“视阈”和思考空间
技术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丰富，推动了精神生活的多样化，使人们的认识和行为离最初的“欲望原点”愈来愈远。科技的发展中，“手推磨”推出了封建社会的文化关系，“蒸汽磨”推出了工业革命时代的文化关系，“电子磨”推出了电气化时代的文化关系，“信息磨”推出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关系。每一次变化都扩大了人们的知识场景和思想界域，使人们对文化的理解递进一层，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也不断调节着自己的文化“口味”。对此，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
科学技术增强了文化的世俗感，消解了文化的神秘感，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理解。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不管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化的产业，都有一种趋势，即试图超越地理界限，形成“全球化”态势。肯德基、阿迪达斯、芭比娃娃算不上真正的文化产业，更不是最好吃、最好看、最好玩的，但却由于烙上了美国文化的印记，并在当代科技推动下成为世界知名品牌，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优势产业。航天技术和航海技术使“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文化想象成为现实，克隆技术给人以“花非花、幻非幻”的似是而非感，现代科技使人们对“天涯若比邻”的文化意境有了新的体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文化思维和文化记忆似乎变得遥远而模糊了。
科学技术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行为，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样法。原始社会的文化概念与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人们的头脑里基本上没有文化建设的想法，思维也基本上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极少有人去追问“为什么”和“怎么办”。从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转化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是科技有了较大发展的产物；现代工业文明是文化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全新模式，技术理性在人类思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人类的理性色彩、思辨色彩更加浓厚了，他们不仅在文化活动中追问文化的本来意蕴、发展机理和构建模式，还把人类的主体地位提高到一个崭新层次。“生活的样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加快了，信息交换频率加快了，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的文化行为亦随之改变。当人们全方位、宽领域、多角度审视文化的时候，却发现对文化的界定愈来愈难了。
2.地理环境和文化主体的多样性，是文化概念多样化的重要原因
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影响着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橘逾淮而北为枳，鹤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周礼·冬官·考工记》）文化认识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尽管失之偏颇，但其在文化理解上的借鉴意义是不可否认的。没有人否认纳西族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发展和留存下来的，没有人否认十二木卡姆的地域性和特殊文化意蕴，也没有人否认爱斯基摩人的特殊文化环境。地理环境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影响是真实而持久的。人类的社会因素具有强大的选择能力，使人类可以在不同自然环境中创造出不同的文化事实。古代社会逐渐形成的并延续至今的不同类型的文明，如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等的形成和变迁，和地理环境以及人们的主体作用有很大关系。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等的消失，也是生存环境的变化和人类选择的结果。文化上的“淮南之橘”和“淮北之枳”，都是不同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都是多元文化的体现，也是不同环境中的文化解读。
文化主体的多样化，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理解。“当两个民族发生沟通时，我们倾向于把它视为两者文化的互动，但互动的不是文化，而是具有个性和不可测性的个人。”[4]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群雄逐鹿，牧野鹰扬，风云际会，干戈扰攘，诸子纵横捭阖，新见叠出，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同社会主体的需要。列国形势不同、力量不同，需求也不相同。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实力的影响下，或霸业烟销，或取势中兴，或濒临亡国，或问鼎天下。而百家之说，多是附会当时不同人群或诸侯的要求，同时也是作者为自己的见解寻找出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诠释了那个时期的文化意蕴。尽管诸子之学，“家别人异”，相因而生，却因个人认识的差别而大相径庭。孔孟之学，言性言政，力批杨、墨之说，然其痛恨当时穷兵黩武之风，则与墨子概同。“而宋钘、尹文救民之斗，禁攻寝兵，似与墨同矣，而其以心为主与墨异。”[5]274柳诒徵先生认为，墨家之说，“一则刻苦太过，不近人情；一则互相猜忌，争为钜子；一则鹜外循名，易为夺世”[5]272。而苏秦之智术、韩非之权术、老庄之道术、孙、吴之兵术，各循其道，各有特色，也是同一社会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理解。
在国际层面上，文化主体更是多姿多彩。以主权划分，每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主体；以地域划分，可以有人为界限和自然界限形成的主体；以意识形态划分，又有东西方国家之别。这样一来，对文化的理解也多种多样，文化形式也不一而足。学术界在表述文化类型时有不同的说法，如：“三大文明”说、“四大文化体系”说、“五大文化圈”说、“六大文化区”说、“七大母文化”说、“八个文明中心”说、“二十六个文明中心”说等。可见，文化主体的多样性、文化理解的多样性，以及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造成了文化解读的多样化。不难看出，中西方文化中的角色定位是有差别的。欧洲文化史的进程，从希腊开始，辗转变更，迤逦至今。他们好像在唱一台戏，尽管主演不同，戏台变换，戏本却是一样的，依次传到罗马、北方蛮族、拉丁、条顿等族手中。而这面旗，一开始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是从埃及人那里接过来的。这种文化传播是类似于“链式传递”。中国文化史上，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连台演唱的都是中国人，汉唐明清各代，登台演唱的也是中国人，至今犹然。剧本不变，主演也没有变。这种文化传播是类似于“点源辐射”。在文化的舞台上，中西方对文化的说唱难免不大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不同的音符、不同的演唱、再加上不同的演技，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效果。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发展中，中国人好像在跑马拉松，欧洲像是接力跑。正是各个民族在文化模式的演化方面的差异、错位等构成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的丰富内涵，构成了文化交会、冲突、融合的基础。这种角色定位的差异，也造成了文化发展路径和对文化概念界定的差别。
3.文明的会通和冲突，不断变换着人们的文化解读视角
文明的会通影响着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界定。比如：16—17世纪的法国，既有拉丁文化，也有日耳曼文化，它兼收了两种文化精粹，既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得到不少好处，也在宗教浪潮中扩充了自己的国力。这种兼收并蓄的优势，奠定了17世纪法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影响着他们的文化体认。中国历史上，唐代的文化交流和借鉴是最为典型的，对文化的理解也是开放式的。魏晋南北朝的多元文化激荡，推出了史诗般壮丽的隋唐文化时代。“万骑争歌杨柳青，千场对舞绣麒麟”。唐代文化吸收了胡文化的风采，胡气氤氲，胡风劲吹。李白的“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之句，大有胡人强梁之气；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之句，亦有北朝刚健之魄；崔颢的“还家且行猎，弓矢速如飞”，也有胡人游猎之风。唐代，胡曲、胡舞成为时髦，以至于“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北地乐器与胡乐一起流布于唐人生活中。那时，中亚、西亚商人在长安开办的酒肆、商店也很多，“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风吹杨柳满店香，胡姬压酒劝客尝”等诗句，就是明证。历史上，“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在征战杀伐或和平交流中演绎着，岁月的流淌中，远去的是鼓角争鸣，留下的是文化印痕，似乎“民族”和“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这时候，文化的意义也被格外看重。
再看看中国近代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吸纳外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理解。第一次是吸纳西方文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间，中国人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有了大致的认识，并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次是吸纳俄国文化，从五四运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近60年间，中国人对苏维埃俄国的文化有了大致的认识，建立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第三次是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交流有一个认同问题，善良的人们都希望“one world，one dream”，歌词“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表达了类似的愿望。文化交流中，因差异而生动，因差异而共存，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由此引起的观念变化，促使人们不断修订、校正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文明的冲突也影响着人们对文化概念的认识。从原始社会、农耕社会、游牧社会到现代化社会，采集狩猎中孕育着文化的生命，万物丰长中躁动着文化的不安，丛骑杂沓中敲打出文化的节奏，时光流淌中剥蚀了文化的旧痕。这个过程中，“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变了，因为文化不再保持在某个阶层；文化不再属于某些职业性专业（教师、自由职业）自己独有；文化不再处于稳定状态，而是受被所有人接受的准则所界定”[6]。我们还可以看到，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许多方面的浸染，“大众文化的消费，解构了很多传统文化中原始的价值和主流文化认定的精神需求的东西，常常伴以文化的庸俗化、浅薄化，纵容了非理性主义的泛滥”[7]。作为一种势能，文化从“高端”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难以阻挡的。“溯游从之”或“溯迴从之”，都是不同文化体认下的抉择。
人类的文化交往中，冲突与融合是并存的，概念的变化也是客观事实。罗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效仿拜占庭帝国。”[8]这个过程中，文化的概念在变化，文化的含义在延伸，文化的形式在改变。或许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观念，能说明一些问题：“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他重新燃起火焰。”[9]我们不难看到，现代社会中，雅俗文化的界限模糊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有“易感人群”；地域文化的界限模糊了，“土文化”和“洋文化”都有自己的市场；年龄界限模糊了，“少儿不宜”和“老少咸宜”同时存在；文化消费方式改变了，成年人的“返老还童”与儿童的“早熟现象”同时存在；文化的时空观念模糊了，“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发出的都有自己的市场；文化发展中的是非界限模糊了，“非意识形态化”和“泛意识形态化”都有自己的说词。
4.文化的裂变与聚合，给人们的文化理解注入了新的内容
文化的裂变影响着人们对文化概念的认识。美国的历史学家斯塔夫亚诺斯认为，20世纪出现了全球分裂的现象，一方面是在全球化中，整个世界在经济生活方面越来越成为“地球村”；另一方面，世界的文化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各种曾经消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也出现了复苏。其实，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文化的裂变和聚合，文化的分离与重组，文化的“碎片化”与“整体化”，一直在进行着。时代潮流冲刷着旧有的文化认同，将新的文化危机摆置在人们面前，迫使人们重塑已有的认识。检视当今，我们发现“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理论越来越少了。“在面临巨大压力的时代，当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时，寻求认同，回答‘我是谁？’，常常具有决定意义。”[10]不过，在文化裂痕没有弥合的情况下，文化认同也是难以达到的。尽管官方可以运用国家机器，通过行政措施、政策方针规定或创造出形式上“一致”的文化概念，其对人心的整合效果未必尽如人意。
文化的聚合也影响着人们对文化的理解，这种聚合也包含着融合，它不是文化要素的简单结合。历史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裂变式文化组合的典型事例，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形成极大反差。佛教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相对平和的传播方式扩大了中国人的文化思维空间。早期的佛教传播中，一些文人描述了当时的空前盛况：“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姚合《听僧云端讲经》）；“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韩愈《华山女》）。这是当时社会对佛教文化的认可程度。佛教在中国受到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的影响，并融入到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体现了中国人对佛教教义的解读和阐释。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是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也是原始佛教的“中国化”。相比较而言，西方的基督教是“坐着炮弹”进入中国的，相对野蛮的传播方式使中国人对其文化有了另一种解读。大大小小的教案，是中国人对基督教文化的另一种回应。文化的裂变和聚变中，那些有亲和力的成分往往被吸收、消化和改造成为一个成分，而那些可能出现“排异”现象的成分则经常会被剔除，这必然影响文化概念的界定。
三、文化概念嬗变的几点启示
1.从人类社会交往中探求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文化建设应该是一个自觉整合与有机重组的过程，这需要把不同特质的优秀文化重整为具有内在统一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文化模式。文化没有围墙，它可以四处流播；文化没有国界，它可以任意旅行；文化是“天下为公”的，可以不分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尽管文化是有“势差”的，却不是“高处不胜寒”，对于先进文化，人们大体上是趋之若鹜的。社会交往中，输出优秀文化，应当是先进国家的责任，而不是看做恩惠；接受异国优秀文化，应当是落后国家的权利，不需要讳为缺点。文化交往中，是人为地在不同文化之间筑起壁垒，高墙相隔；还是架一道过滤之网，气息相通；抑或是无墙无网，任其自流，都需要谨慎选择。历史上，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人基本上采取的是“无墙”的态度，儒家文化对佛教“化而能食”“食而能化”，使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并向朝鲜、日本等地传播。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中国对西方文化曾经采取过“有墙”态度，尽管有西学输入，文化交流的成就却不明显。法国哲学家于连提出的“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从他者反观自身的文化，是发现文化价值的有效方法。
2.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动态环境中把握文化演绎变迁的基本路径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相互渗透，使各种文化、各种科学互相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样的背景下，那些自觉推动对话与整合的文化类型，毫无疑问会处于有利地位，并对世界文化的交流起更大的推动作用。“众多的思想群体的合力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多元文化所要求的。”[11]技术的进步和影响，大众传媒的广泛渗透，艺术审查方式的转变、艺术传播方式的变化等等，都给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由此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发展，以及文化生产方式、文化整合方法、文化传播渠道、文化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变化。而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使文化的发展也不再是各自独立的事情，这需要加深对文化的理解。但是，如果高技术与低文化结缘、新技术与旧观念携手，则往往表现为文化发展的阻滞力。现实生活中，腐朽文化也常常企图利用新技术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是文化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3.从历史和现实中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任务
历史不是简单的时间流程，而是社会和文化的兴衰沉浮。文化概念的流变表明，文化的演进既不会是线性发展的，也不是严格按照序列发展的，而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生命的发展既带有人类注入的偶然性，又带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性。文化的交汇中，中国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是存在的。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和灵魂的儒家文化精神受到了严重侵蚀，传统儒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即便是当代新儒学的出现，其文化认同也有待加强。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下，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文化独特性和文化底蕴似乎在消退。实现文化的有机整合，体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当前文化建设的一大任务。另一方面，我们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文化自大心态有之，文化自满心态有之，文化自卑心态有之，文化崇洋心态亦有之。一些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新的文化形式，被动地卷入新的文明而被边缘化；另一些人固守原来的文化模式，拒斥新的生活方式而成为局外人。这些事实表明，把握文化主旋律，认清文化主色调，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收稿日期：201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