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角色选择——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知识女性角色选择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色论文,女性论文,知识论文,传统文化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惰力，又是历史的动力。正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一样，人们也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传统文化。因此，任何时代妇女的观念总是同那个时代的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观念作为思想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经过了独立的发展道路的。应该承认，妇女与男子都是时代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应看到，一定时代的文化对妇女的行为和生活有更多的规范和制约。从历史上说，一定时代的妇女大都接受该时代文化所决定的社会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并按照文化所提示的行为模式、习俗风尚和社会期望值塑造自己，它的变化本身在终极意义上也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相一致。
当代中国妇女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环境中。这一阶段的文化除了外来的新东西以外，它必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合理延续。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正表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其不可或缺的成分。而这种特定的文化氛围，对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价值取向和角色选择，无疑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几千年文明所结出的文化之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虽经历时代变迁、人间沧桑，却始终以各种形式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并以其特殊的魅力和感染力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当我们考察传统文化对当代知识女性的影响时，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侧面的。仅就传统美德而言，诸如效忠祖国、国而忘家、敬重父母、尊师重教、勤劳节俭、团结友爱、勤学苦练、诚恳老实、谦逊礼貌、严己宽人等等，广大妇女对此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在继承赓续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加以弘扬和创新，使这些美德具有了新的丰富内涵。
毋庸讳言，在传统文化中，许多思想家把珍贵品格和美好的精神集中赋予男性的形象与男子的追求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局限和当时社会对男子的要求。譬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些都强调应当培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努力向上的人生态度。又如人们熟悉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有这些表达和规范男性责任和义务的传统文化精神，现代知识女性都乐于并自觉地接受过来，成为她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身社会责任感塑造的有机内容。同时，当代中国知识女性也清楚地意识到，男女要想平等，不仅是权利的平等，更为重要的是责任和义务的平等。现代女性应该而且能够与男性一道承担起共同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其实，就是在古代、近代妇女中，也有和男子媲美的杰出女性——蔡文姬、武则天、萧太后、秋瑾等。至于文学作品中的“花木兰”、“穆桂英”等，则是人们以艺术的方式重塑的令人钦慕和憧憬的女性形象的典型。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是以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作为统治形式的。它必然要求建立与这种制度及其统治形式相适应的家长制和维护以宗法利益为核心的男性支配权。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为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的封建女教，严格说来，它是历史——包括文化传统历史——演进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从根本上讲，它是为维护男权中心主义和巩固封建制度统治、对广大妇女实行束缚、奴役和压迫服务的。对这种糟粕性的文化传统，包括知识女性在内的广大妇女理所当然地加以否定和摈弃。
然而，一些具体的文化传统往往又是良莠杂糅、精糟共存的。这是“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的表现形式。由此，继承传统文化必然在分析、鉴别和选择、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以“相夫教子”观为例，它是主张通过男子——丈夫和儿子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来衡量与体现女子即妻与母的功能和作用的，这是儒家文化纲常伦理道德规范妇女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剥夺了妇女应有的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从行为范式上就把女子束缚在家庭生活的狭小天地里，令其从中去追求有限的情感满足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这是一种牢笼——精致的也好，粗糙的也好，殷实的也好，饥寒的也好，都是妇女自由与解放的障碍。这是中国女子比普通男子除政权、族权、神权之外还要多受的一种绳索约束——夫权的支配，它使妇女沦为社会的最低层，而与此相关的“母以子贵”、“妻以夫荣”的“相夫教子”目的也就变得虚伪与可怜，因为它毕竟是以剥夺她人为代价的。但是，事物还有另一面，传统的观念还有某种现代转化的余地，这就是，重视发挥妻子对丈夫的影响和母亲对儿女的教育，在一个新的层次和层面上，焕发妇女改造世界和周围环境的主体性，这种传统文化中的可贵因素还是要发扬继承的。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娥皇女英”、“柳下惠妻”，这些古代妇女尊崇的楷模，对当下妇女的行为道德仍有示范的意义。
事实表明，中国当代知识女性一方面从旧式“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生活价值模式和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又汲取其中有益的成分，从而为传统的妇德和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当代知识女性角色选择的最佳定位
传统是在承继中延续、在创新中发展的。依照辩证的理解，传统在蔓延的过程中，“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马克思：《致斐·拉萨尔》）。这里的“曲解”不是“歪曲”，而是接受、解读传统文化中一种必然产生的“变形”现象。而这种“变形”，又是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出现的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对传统文化没有借鉴和继承，创新就缺乏坚实的基础；而不以创新为旨归，继承和借鉴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中国当代知识女性角色选择的观念的变迁，正是对传统文化继承借鉴与创新突破的产物。
当代知识女性——中国妇女中自身素质较好、就业层次较高、社会地位较突出的一个群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选择自身的角色位置，是令人瞩目的。因为人所共知：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文明水准的测量器。
笔者通过大量调查和数据分析，综合了各个领域的信息，初步得出结论：当代中国的知识女性，集双重角色于一身：职业妇女和家庭主妇。绝大多数知识女性自觉自愿承担双重责任：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她们努力充实提高自己，包容起传统人与现代人应有的能力和品行，力求在更高的层次上成为较为完整的女性：既是可敬可佩的事业有成的职业妇女，又是可亲可爱的营造和谐家庭的良母贤妻。对她们来说，事业是半个世界，家庭也是半个世界，而理想的境地则是拥有整个世界。有位北大的女教授说得好：“在事业和家庭的两端，女性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位置，失去任何一端，女性的形象都会失去光彩。”还有一位女教师讲：“我不仅是丈夫的妻子、女儿的母亲，我更是学生的老师，我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光和热，我是一个完整的我！”这种和谐统一的双重角色的自我选择和确认，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下知识女性群体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向度，日益成为当代知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最佳定位。
笔者认为，这种选择和定位鲜明地表现了“中国特色”。它是中国知识女性同诸多发达国家知识女性生存状态的显著区别之一。中国知识女性的这种价值取向是在长期反覆的历史比较中确立的，这其中浸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历史告诉我们，妇女社会地位的丧失是随着其社会角色的丧失而开始的。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并不是人类社会所固有，它是伴随着三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分离——而逐渐出现的。男子分工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而女子则分工为辅助性的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这种分工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况无疑是对妇女进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一种保护，是人类早期家庭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而这种分工客观上却使妇女因失去社会角色而失去了社会地位和权利，随之在家庭中也就成了男子的附属品。古希腊罗马史诗和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都有确凿的材料证实这一点。直到产业革命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跃进，才使得妇女重新开始走出家庭返回社会化的生产。妇女中的先觉分子也因此喊出“还给妇女权利——参与社会变革”的口号。“后工业社会”中女权主义的兴起，正是由妇女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变化问题引起的。由此可见，女性不社会化，不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要想取得与男子的真正平等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妇女只有在经济上翻身，才能带来可靠的政治翻身与文化翻身。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当代知识女性渴望和追求职业妇女的地位与社会责任，是完全合理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便逐渐认识到妇女命运与民族命运的一致性，妇女只有在争取整个民族的解放与发展中，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与发展。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给妇女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创造了充分的前提条件。今天，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促使中国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面对这一历史的机遇和挑战，广大妇女尤其是知识女性，参与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巾帼不让须眉”的动人场景随处可见。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感召力，同时，也是传统儒家积极入世观念的现代表现。
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有个相似的地方，即家庭仍然是社会肌体最基本的组成细胞。女性是家庭结构的主要角色，有着天然的义不容辞的家庭责任。知识女性愿意与男子一起共同组织和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并尽自己的智力、能力和爱心，既支持丈夫事业上进，又教育子女健康成长。这是推动社会进步、使家庭成为社会稳定和文明因素的重要抉择。妇女毕竟是妇女，知识女性也毕竟是女性。她们承担好家庭角色，这对社会与家庭建设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诚然，这种认识的获得在历史上也是经过了曲折和反覆的。在旧中国，妇女的就业率极低，女性更多地是“围着锅台转”，单一地承担着生儿育女的家庭职责。新中国成立后，劳动妇女纷纷走出家庭，以社会角色参与了国家的建设和经济振兴。但是，倘若女性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转，角色的理想仅仅是社会职业的劳动者，那么，她的存在功能仍然会产生误差和不平衡。8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愈来愈强烈地感到自身社会属性与家庭属性的统一性，愈来愈明显地意识到自我实现的完整性，因此，力争在社会和家庭两方面都有所作为的愿望便日益增强。事业和家庭兼顾，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两全，日渐成为知识女性角色选择的主流思想。从单一的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过渡，继而又从单纯的社会角色回归某种家庭角色，这个角色选择的否定之否定历程，有力地说明了时代的呼唤，说明了知识女性角色定位的准确性。这是一次螺旋式的上升，是一次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妇女从以依附、被动、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型女性家庭角色转变为以主动、平等、自主、独立为特征的现代型女性家庭角色，这是历史进入到更高文明阶段的一个象征。
知识女性对角色理想的选择认定，既源于长期角色体验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也源于传统文化中进步观念的影响和推动。对于大多数知识女性来说，她们看到了自己有能力就业，有能力承担社会角色。同时，她们也意识到自己应该也能够组织起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承担起独特的家庭角色。她们在实践中明了，不同角色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多方面潜能，体现出多方面的价值，而角色单一对于女性来说总是不完整的。所以，当代中国知识女性宁愿承受双重角色的紧张人生压力，也不愿减少角色，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单面人”。当然，也有例外，如彻底回归家庭或信奉独身主义，但这种选择无论如何不能代表大多数知识女性的共同目标。
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一种历时的形态，任何时代妇女问题和妇女角色的变化都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势必形成与现实条件相结合的特色。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消极适应和顺从自然，相反，它恰恰表明妇女观的发展要求对传统文化加以选择和改造。只要我们的选择和改造符合中国的国情，为广大妇女所认同，只要我们改造后的观念有利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利于增强全民族、全社会的凝聚力，那么，中国当代知识妇女的角色面貌就会达到新的境界，以东方女性魅力赢得世界关注的新中国妇女就会成为人类妇女大家庭中更加杰出的群体。
北大妇女问卷调查简析
为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深入探讨妇女发展问题，我们在北大女教工中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问卷发放至全校87个系、所、中心及附属单位，共计1900份，发放率为59.3%；收回1700份，有效问卷1580份，回收率为83.15%。
问卷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北大知识女性生活、工作和思想状况，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她们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追求双重角色的和谐统一。
一、绝大多数北大女性认为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是实现女性自身价值的集中体现。33.6%的被调查者认为，女性参加工作是以其知识技能为社会做贡献；认为走向社会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显示女性力量的，占22.9%；认为工作是为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进而取得精神上的独立的，占29.9%；持工作是为了维持生计或其他观点的占10.6%。95.0%的人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各为社会整体中的一半，都承担着双重责任——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而对传统的两性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持否定态度的，占答卷者的65.8%。
思想支配行动，观念塑造角色。北大女性群体对妇女价值观的全面认识和完整把握，是其自觉成为社会主体、主动开拓自我价值、稳固树立新的人格特色的思想基础。
二、北大知识妇女对女性智力才华有较为一致的评价。她们认为，男女两性智力才华各有侧重，并无大的先天差异，只要努力，都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持这种观点的，占被调查者的91.1%。这是她们要求男女平等、两性公平竞争的最基本的缘由。而对自身素质、能力的较高评价，在问卷中也有明显体现：64.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智力和天赋较好，结合后天努力完全能胜任社会工作；43.0%的人对自己事业成果较为满意；认为自身能力尚未发挥出来，对事业成果不满意的占25.3%。而认为事业成果不令人满意是自身能力有限造成的仅占总人数的5.2%，这一数字比对自己的事业相当满意，并认为取得了很大成绩的还要低3.6%。
北大女性对自身能力和事业的评价是否过高呢？一组数字可以作答。截止1995年3月，北大共有教师2548人，其中女教师680人，占26.69%。教师中共有高级职称者1697人，其中女性高级职称者397人，占23.4%。这一比例与女性在教师中所占比例相差无几。而在全校802名教授中，女教授有120名；在895名副教授中，女副教授277人；在全校具有博士学位的380名教师中，女博士63人；在753名已获硕士学位的教师中，女硕士298人；还有3位女院士，27位女博士生导师……勿庸赘述，女教师在北大师资队伍中，是毫不逊色的一部分。
女性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的树立，源自科学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只有充分的自信，才能坚定的自强、自立、自尊，在这一点上北大女性群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三、北大女性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如何对待家庭责任呢？72.3%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女性角色趋向多元化，应依据自身的条件和志向自由选择自己的角色；69.8%的人希望自己事业和家庭两不误，既是出色的“职业妇女”，又是新型的“贤妻良母”。64.6%的人认为，女性最幸福的是事业成功与家庭生活和谐；76.4%的人对自己家庭的评价是：满意，夫妻恩爱，幸福美满。另外，从被调查者对“您平时投入精力最多的两件事”的选项中，也可看出她们对双重角色的追求：选“教学、科研或其他业务工作”的为69.5%，选“家务、教育子女”的则为73.1%。可见，北大知识女性努力在更高的层次上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责任。
据笔者调查，在北大，女性双重角色的成功者为数不少。比如，年过七旬的化学系教授高小霞，在稀土极谱分析、极谱催化波、模拟生物膜等领域的研究取得突出的成果，并与丈夫徐光宪教授一起，成为中国科学院仅有的十几对夫妇院士之一；计算机系系主任杨芙清、开朗、自信，锐意进取，在计算机软件开发领域有开创性的建树，1991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同时，她与丈夫——北大微电子所所长王阳元教授比翼齐飞，家庭也充满温馨与和谐；前不久被选为中科院院士的信息科学中心石青云教授，在事业上是“能手”，而她在丈夫黄槐成教授和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儿子眼中，又是极好的妻子和母亲。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果卓著的中年博士生导师葛晓音，在国际政治学领域负有盛名的已过不惑之年的教授袁明，刚进而立之年的英语系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申丹，生物系年轻教授、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的顾红雅……，她们都拥有一个同样事业型的丈夫，也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她们确实担负起了和谐统一的双重角色，也确乎意识到对于一个知识女性来说，某一方面的缺失不是在其他方面能够弥补的，因为这是不同的幸福，不同的责任。这些实例足以说明，双重角色的选择和定位，至少在北大一部分高层次妇女中已经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种选择和追求，既源于正确价值观念的影响和推动，也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多数女性认为，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有积极影响，也有负面作用，应批判吸收，持这种观点的占被调查者的59.2%。64.4%的人承认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对自己有一定影响；认为影响很大、以此规范言行的占23.2%；而认同西方文化观念、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基本无影响的仅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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