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流通制度变迁及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粮食流通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粮食流通是联结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环节，粮食流通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适应生产和消费需要的粮食流通制度，是解决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中各种经济关系的基础。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的粮食流通制度不断创新，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制度进行了许多探索。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农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及我国加入WTO后对粮食流通带来的挑战，当前的粮食流通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严重地落后于农业的发展，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本文从制度变迁及路径依赖的有关理论出发，分析我国粮食流通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思路。
一、制度变迁的内在机制与路径依赖理论
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替代成本，即机会成本。由于制度变迁的主体（组织、个人或国家）追求收入或其它目标的最大化，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或目标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由于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就会发生。但是，制度变迁能否成功。制度变迁主体至关重要，是制度变迁的关键。由于国家的权威和特殊的作用，可以强行地引入和推行制度变迁，即强制性制度变迁；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不同层次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来消除。
制度变迁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的特性。路径依赖是对长期经济变化作分析性理解的关键。诺斯把前人关于技术演变过程中的自我强化现象的轨迹依赖问题，推广到制度变迁方面来，从而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轨迹和路径依赖问题。同时提出在制度变迁方面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并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线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并且很难脱身而出，往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二、路径依赖与我国粮食流通制度变迁
我国目前的粮食流通制度改革，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诱致式的制度变迁过程。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粮食产销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呼唤着适应新形势的粮食流通制度。因此，努力降低变迁成本，化解变迁风险，对于改革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粮食是未能完全实行市场流通的商品之一，粮食购销和价格体制几经变革，经历了价格双轨制、合同定购制度、保量放价制度、提价定购制度、“四分开一完善”以及“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等不同的制度变迁。从发展的逻辑来看，市场化是粮食流通制度变迁的方向，因为它既是农业家庭承包经营的后向制度创新，又是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前向性制度安排，是适应目前农业生产发展要求的。而这些制度变迁，正如诺斯指出的那样，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性。
改革开放以后，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为特征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大幅度增加了农业产出，为粮食流通制度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统购统销的粮食流通制度，逐渐地发生制度变迁。第一阶段是从单一的统购统销到粮食价格的“双轨制”，缩小统一派购的品种范围和提高粮食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政府对粮食实行减购提价措施，全国粮食征购指标在原定“一定五年”的基础上，减少50亿公斤，而粮食的统购价格则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对农民完成派购任务后的粮食，允许多渠道经营。这一改革仍是以统购统销为主，辅之以市场调节，刺激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粮食产量的增长。第二阶段是合同定购制度取代统购统销制度。主要做法是在加大市场调节幅度和力度的情况下，改革传统的统购统销制度为合同定购制度。定购的粮食国家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三成原统购价，七成原超购价），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原统购价格，国家仍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由于价格因素的刺激作用和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微观再造效果，使全国粮食生产超常规高速增长，超过当时较低水平的有效需求，形成了粮食相对过剩的局面。第三阶段是粮食购销市场化时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农村改革进入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变阶段，粮食流通制度创新也取得新进展。以平价粮压销和提高粮食销价为突破口，对粮食流通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主要内容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价格，放开经营，增强粮食企业活力，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向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方向推进。同时，大力培育粮食市场体系，建立粮食流通的市场网络。第四阶段是回归双轨制时期。1994年，由于南方沿海一些城市市场粮价迅速上升，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引发了粮价大幅上涨。国家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先后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定购和销售价格，同时从收购到批发，由国有粮食部门统一经营。定购以外的粮食，价格随行就市，恢复了粮食流通的双轨制，并以价格保护为中心采取对策。从1996年新粮上市起，国家粮食定购价提高40％左右，以定购价为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第五阶段是再次向市场化过渡时期。1998年国家为了改变粮食库存数量庞大，政府财政补贴负担沉重的局面，实行了“四分开一完善”的改革举措，即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政挂账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2001年，又实行了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的不同政策，为粮食流通向市场化过渡奠定了基础。
从改革以来粮食流通制度的变迁过程来看，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性。从1979年粮食价格双轨制的出现，到1985年合同定购制度取代统购统销制度，进而在1992年向市场单轨制的转变，粮食购销和价格体制改革为进行准市场化准备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但由于对当时的粮食市场现状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甚至采取错误的对策，结果坐失良机。1993年的保量放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又恢复到原有的轨道上来，并且对粮食的市场控制进一步加强，这种反复主要是由于路径依赖，致使新的制度很难发生变迁。从宏观环境来看，计划经济及其惯性，强化和刺激着原有的制度惯性，使粮食流通制度的变迁，对原有的体制有着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因为沿着原有的路径和既定的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跷要方便得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粮食流通制度的改革。从粮食购销企业本身来看，由于尚未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企业对政府依赖性强，认为经营亏损，必须由政府来解决。粮食流通市场化制度创新的社会收益虽然大于社会成本，但由于在非均衡的制度变迁中，不同利益集团的成本与收益失衡情况不同，不同利益集团所得和所失的对称性不同，因此制度创新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从当前中国的粮食生产条件、生产能力、市场条件以及供求格局来看，虽然具备了向市场化过渡的供给和市场基础，但由于路径依赖特性，即使市场化改革后新的流通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改革也很难进行下去。因此，打破对旧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努力降低变迁成本，才能彻底实现粮食流通制度变迁。
三、粮食流通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由于路径依赖决定着粮食流通制度创新的轨迹，价格机制、企业体制、补贴办法、调控方式等因素，都会影响粮食流通制度变迁。因此，粮食流通制度的创新，必须突破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并防止选择低效率的路径。
1.坚持购销市场化取向。粮食流通制度创新，要注意选择高效的路径，防止产生对旧有的路径依赖。200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粮食购销和价格形成的作用，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建立完善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和粮食市场体系，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新体制。”近些年来，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为粮食购销市场化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和地方粮食储备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为政府加强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条件。因此，必须坚持购销市场化取向，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粮食流通新制度。
2.积极培育多元化的粮食流通主体。从现行的粮改政策来看，目前的粮食收购市场明显地具有垄断竞争市场的特征，致使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缺乏改进自身效率的动力。为了重塑粮食市场结构，形成相互制衡的竞争机制，应建立起在政府宏观调控下，以国有粮食企业、农民合作购销组织、个体经营等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规范经营、共同发展的粮食流通新体制，促进流通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形成合理稳定的经济联系。对于现有国有粮食企业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和组织形式创新，根据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战略性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布局和结构。要重点抓好粮食储备体系建设和国家储备粮的管理。要鼓励不同所有制的粮食企业，通过参股、兼并、联合，实现重组，进行粮食流通。
3.既要照顾全局利益，又要妥善解决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历史包袱。粮食流通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照顾全局利益的同时，必须要考虑现有的粮食购销企业的状况，减少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目前国有粮食企业的历史包袱主要是“老人、老粮、老账”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老人”问题，要纳入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向社会推荐就业、创造就业机会和条件等多种有效措施，推动再就业工程。对于“老粮”和“老账”，应与粮食企业划断，使企业在市场上能够参与平等竞争，从而保证粮食流通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