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社区教育研究回顾与展望*
肖甜 李劲松 杨舒涵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我国社区教育研究与实践进入21世纪后，迎来了繁荣发展期，国家高度重视社区教育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推动其发展，学术界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通过系统地对近20年来我国社区教育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结果发现从2000年以后，我国的社区教育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00—2007年）主要以社区教育的实验探索、国外的经验介绍为主要内容，并以大量的相似讨论主题为主要特点；第二阶段（2008—2018年）主要以全国开展的社区教育试点及思路的反思为主要内容，并以谋求社区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为主要特点。虽然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社区教育的发展，但是从当前对社区教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我国的社区教育仍然存在内涵界定不清晰、缺乏宏观的空间规划、教师队伍建设能力不足、管理及保障体制机制等内涵能力建设研究不充分等问题，未来可以加强对社区教育的宏观空间格局演进及规划、微观的社区教育资源配置以及数字时代的内涵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 社区教育；社区治理；内涵能力建设；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
我国的社区教育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开展的“平民教育实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村治实验”都可以被视为教育融入农村社区治理的早期实践。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实践始于1986年，以上海市真如中学与工厂共建的“社会教育委员会”为标志，之后围绕社区教育为主题的相关研究逐渐开展起来。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区教育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1]：（1）20世纪80—90年代初的起步期。这一阶段主要以介绍外国社区学院的发展为主，并对社区教育发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2）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发展期。全国有关社区教育的专门论著、国家规划课题、期刊论文等大量涌现，以厉以贤教授、黄云龙教授、叶忠海教授等为代表，详细研究了社区教育的内涵界定、本质特征、目标评估、模式、功能、管理体系、政治与制度建设等，从理论上探讨了社区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社区化问题，并将终身教育理念与社区教育联系起来，使得我国社区教育研究开始走向正规化、组织化和系统化。（3）21世纪的繁荣期。1999年教育部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开展社区教育试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自此，社区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进入国家顶层设计，为之后20年社区教育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我国社区教育的实践和研究进入了繁荣期。
一、近20年我国社区教育研究现状
图 中国知网（CNKI）以“社区教育”为关键词检索的2000—2018年文献分布图
使用中国知网（CNKI）高级检索模式，以“社区教育”为关键词，时间搜索范围为2000年1月1日—2018年12月20日，共获得文献5 118篇（见图）。从文献发表的数量和年代关系上看，2008年以前，以“社区教育”为关键词的文献增长比较缓慢，且高低起伏，每年的发文量均未突破200篇，而文献量2008年开始呈现持续稳步增长的态势。
遥感具有宏观、快速以及重复监测性等优点，为稀土矿的违法开采动态监测提供了快速、有效的技术手段[4-5]。近年来，稀土矿开采方式从池浸法、原地堆浸法向原地浸矿法转变，这种开采方式通过打孔注液，然后回收稀土矿液的方式进行开采，不破坏植被或山体，沉淀池又多被树木遮挡或采用绿网、茅草伪装，既使是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开采特征也不明显，加大了遥感监测的难度。另一方面，稀土开采具有速度快、周期短的特点，卫星影像受固定轨道和天气影响，难以短时间内快速获取高质量影像，传统航空遥感又受空域申请难、天气影响大、机场条件要求、航摄成本高等因素限制，同样难以满足稀土开采监测遥感数据快速获取的需求[6-7]。
（一）实验及数量增长式发展阶段（2000—2007年）
进入2000年后，国家政策基本围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政府职能的转化展开，2000年民政部发布的《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将社区建设作为城市改革的关键。费孝通提出“社区精英的培养和普通的社区教育在社区建设中应该被作为重点。”[2]结合90年代大量关于社区教育的基础研究和实践成果，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2000〕14号），这是我国首个关于社区教育的较为系统的国家政策，并确定了我国社区教育的基调，自此以后社区教育进入了国家顶层设计，并计划在全国选点展开社区教育实验。2004年颁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的通知》具体地提出了社区教育评估的五个主要内容及基本标准。国家连续颁布的政策法令传递出一个信号，即要构建起以社区教育为基础的终身教育体系及学习型社会。直到2007年，国务院颁布《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对“社区教育多样化发展”提出要求，同年，教育部颁布了《确定第四批全国社区教育实验的通知》，两个重量级政策彰显出国家将社区教育向全国铺开的决心。从文献内容上看，2008年以前学术界对社区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讨论我国社区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内涵及概念、目的及功能、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社区教育的模式研究等。文献数量有所增加，但内容仍大量停留在内涵分析、现状描述层次。
（二）反思及内涵式发展阶段（2008—2018年）
2008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确定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的通知》，最终在114个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中评选出34个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并将社区教育的目标改为“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促进教育全面发展和真正成为面向人的教育”。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我国社区教育的第一原则是“以人为本，需求导向”“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从政策走向上可以看出，我国社区教育政策逐渐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转向。此外，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大力发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强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和网络建设，开发社区教育资源”。社区教育被纳入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同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标准（试行）〉的通知》颁布，从国家层面建立了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价指标，包括5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和39个三级指标，并指示各地要“定期制定社区教育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并纳入本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规划（计划）之中”。以上文件都充分表达了国家发展社区教育的力度以及推动社区教育发展的未来走向。2008年后，学术界开始对全国轰轰烈烈的“社区教育建设运动”中浮出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如社区教育“全能化”问题、社区教育资源建设问题和社区教育课程问题等，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反思，在研究中呈现出关注人的发展的转向、社区逻辑的转向以及内涵能力建设的转向。
21世纪是全球高速发展的时代，终身教育成为国际共识。开展社区教育既是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也为了促进我国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我国在国家意志的强力推动下，社区教育事业逐渐从民间行为转变为政府行为，获得政府各个层面的投入和规划，并被作为构建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抓手而不断被强化。由于社区教育独特的地域属性和“草根”属性，灵活多样的教育选择和途径，可以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积极可行的教育路径。因此，系统梳理我国进入21世纪后社区教育研究的研究脉络，关注重点，发现问题，为将来社区教育的城乡均衡发展及可持续性建设提供参考。
二、研究内容的阶段性转变
（一）实验及数量增长式发展阶段的研究内容
1.社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反思
我国现代社区教育的产生及发展有其独特的原因。从外因看，王焱认为“90年代末我国社区教育蓬勃发展是由于传统教育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已经严重脱离社会需求，不能满足科技时代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及对劳动力层次提升的要求。”[3]伴随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传统的学校教育力量无法解决涌现出的各类社会问题，如“下岗潮”带来的再就业问题、老年化社会问题、素质教育中日益凸显的青少年德育问题等。从内因看，吴遵民认为“人的内部心理变化因素不容忽视。”[4]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加快，传统因“宗族”“地缘”和“血缘”联系组织的社群结构被破坏，原本联系密切的人际关系变得疏远和松散，由过去的“熟人社会”逐渐向“半数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转变。[5]所以，新城乡社区中的居民为了使自己保持健康并使精神生活更充实，人们希望能在自己居住的区域通过某种形式与周围人群建立一种融合、新型的人际关系，以期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及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因此，社区教育是社区居民为了应对社会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带来的生活变化，以满足其交际、生存、发展需要而孕育形成的。
2.我国社区教育的内涵及概念
（2）社区逻辑转向。无论社会发展给个体和社区联系的结构带来何种变化，但“个体无法忽视其存在的场域——社区，因此，个体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有社区的痕迹，这也是社区教育与个体之间的可为之基”。[28]西方现代社区教育理念强调“教育既是社区的刺激，也是社区的反应”，首先，指的是社区教育是服务社区的教育，因此，将学校传统的教育职能扩展为社区学校，并成为社区每一个人的学习中心，社区学校的课程拓展到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目的是更好地服务居民生活，促进社区居民形成“社区认同感”。其次，社区教育是属于社区的教育，其基础是个体、企业和公私机构的所有社区成员都有责任为社区其他成员提供教育服务，同时，社区公民有权利和义务参与社区学校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使每个参与主体都能成为利益的获得者。在这个过程中，社区中各类资源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29]201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建议“完善社区教育多元参与协商、合作机制，提高社区治理能力”。“社区治理根植于社区”，它的前提是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实现社区公共生活整体利益最大化[30]，这与社区教育的核心诉求一致。因此，两者结合可以促进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环境的建设，提高社区成员素质及生活质量，增进社区成员的人际互动，提高居民社区参与意识、治理主体意识，进而实现人与环境、社会、社区的和谐，实现善治。坚持社区教育的社区特性，有助于厘清社区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的差别，形成独具特点的教育模式，并真正在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社区教育应该是“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的结合，即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利用和开发社区资源，为满足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与成员的全面发展需求的教育活动。
社区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整合是社区教育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难点，社区教育资源的概念至今仍没有统一的界定，泛指一切可供社区教育活动利用和开发的资源，从资源性质的角度可以分为有形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三大类）和无形资源，从资源开发状态可以分为显性资源和隐性资源或潜在资源。资源性质和状态的复杂性带来了开发、整合的复杂度。从资源整合的动力角度，有行政整合模式和利益整合模式等。
与课程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社区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社区教育教师队伍既包括专职教师，也包括兼职教师和志愿者教师，这三类教师的“专业化”程度关系到社区教育的课程设计、实施和评估，关乎教学的质量及学员的满意度，更是影响社区教育成败的关键。目前社区教育实践中很多社区教育教师都是从普教系统中转岗过来的，缺乏专业知识体系和专业教育途径，且学历结构以本科和大专为主，流动性大，整个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基础差；缺乏同一的专业素养及专业技术职务标准，社区教育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结构不完善，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着我国社区教育教师队伍专业化建设。惠中对上海市社区教育专职教师的专业素养进行调查后，认为社区教育教师的职业角色需要做到“三位一体”，即组织管理者、教学工作者和行动研究者于一身，并延伸出三大类工作职责及三个维度的专业素养：知识素养、能力素养和品质素养。[35]但这种定位带有教师“全能化”倾向，在实际工作中会因受到学历结构及专业化欠缺等现实问题的限制而难以实现。“建立专业知识体系，发展、扩大专业实践中的专业技能，是社区教育专职教师队伍专业发展的根本举措。”最合适完成这项任务的是师范大学，黄健呼吁相关院校应该设立社区教育专业，开展社区教育教师职前、职后的系统培训，形成社区教育学术共同体，制订专业技术职务标准和行业规范，从师资培养的起点打造社区教育专业教师队伍。[36]此外，国家对社区教育教师相关权益及规范的法律法规仍是空白，社区教育教师队伍专业化研究的深度、广度及适切度都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也是未来社区教育领域实践及研究的重点。
（2）学生在调查中对在课堂内开展文化主题教学活动表示出相当的兴趣。在课堂教学进入文化主题环节时，采用互动活动的方式进行，如分组讨论、模拟演示等。活动准备工作由学生在课前预先做好，疑难问题在活动中面对面答疑。学生可使用视频、图片等多媒体方式展示，使文化导入在课堂内互动性更强，更有趣味，也更直观易懂。
4.社区教育的影响因素研究
第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又进行了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与之相对应，也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史观理论，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群众利益观，中国共产党群众史观的践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小学语文的教学工作中，不仅仅只是老师与学生的事情，还是老师与老师的事情。所以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以及管理上，教师之间要积极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样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经验，而且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育能力，加强师德建设。但是在现实教学中，很多教师都忽略了师师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都是各顾各的，互相不交流经验，生怕别人学去了一样。这样的现象是十分不利于师德建设工作的开展的，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所以说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教师不仅仅要注重教学质量，还要注重教师之间的交流，促进教师之间的共同进步。
通过借鉴国外社区教育的相关研究，探索我国社区教育实践和发展中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四类：一是政策导向；二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三是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四是人口因素。从1999年提出“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验工作”以来，我国每年都颁布关于社区教育的政策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形式多样的社区教育条例和规定。“自上而下”的模式成为这一时期影响社区教育发展最重要的因素。陈乃林在分析江阴农村社区教育实践时提出，“较为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是江阴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5]2000年时，该地城市化率就已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6.13个百分点。江阴的产业结构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人口结构以从事二三产业及外出务工人员为重，这决定了其社区教育的走向。曾高清使用AHP法对我国社区学院建设投资环境进行了分析，结果认为经济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与社区教育和区域经济的联系紧密有关。[16]再者，社区教育服务的对象是人，地区人口的规模和结构都影响着对社区教育需求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地区人口的总量和结构分布，“劳动人口的产业和支柱行业就业结构，预示着当产业和行业的结构发生变化时，人们转岗再就业的数量和种类”，从而影响社区学院提供教育服务的种类和规模。最后，地区各类教育发展水平也对社区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江阴历来重视教育，各类教育适度超前发展，且成人教育三级体系完善，为社区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
另外，移动终端的便携性，使用微信交互的实时性，使用微信公众平台低成本、低门槛，跨操作系统等特点，都可以成为应用于教育场景的有力支撑。
结合国内外对社区教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看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政策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以及教育因素。
5.多学科视角研究
教育问题紧密联系着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等。数量增长阶段的社区教育研究呈现出多学科研究的视角，学者们开始从多个角度关注社区教育的发展。如曾高清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我国社区学院建设的投资环境，根据社区学院建设投资环境因素的分析，将全国城市分为五类，并对这五类城市建设社区学院的能力、发展顺序、开展社区教育的规模、服务类型都做了分析。李平从教育空间规划的角度对未来浙江省社区教育战略布局进行了研究，根据浙江省城市群的经济结构、职能和教育结构提出“中心辐射、重点布局、群体带动和梯度推进的发展方针”，[18]用空间思维将浙江省社区教育的发展宏观地融入到地方城市建设中去，使局部与整体协调发展，科学合理地将区域社区教育进行分类，实施差别化的发展策略，为我国社区教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鉴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与城市在教育、文化、政治、经济资源占有上都呈现出不平等的倾向，使得农村在教育资源分配上逐渐被“边缘化”。程迪从伦理学的视角对我国农村社区教育实践进行了探讨，并从农村社区教育伦理价值的维度探讨了农村地区开展社区教育的内容要符合地方社会价值观和道德标准。[19]除了城乡社区教育要加以区分研究之外，受费孝通教授对小城镇研究的影响，李继星认为中国的农村城镇是区别于城市和乡村的一个独立单元，对我国城镇化建设有推动作用。[20]因此，与学校教育不同的是社区教育具有极强的区域特性，对其发展和规划，既要考虑不同类型城市、城镇和农村的特点，还要考虑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规模等，这样才合乎社区教育“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理念。
这一阶段的研究大部分仍然停留在现状描述和问题分析层面，而且大量的案例报告仅是泛泛而谈社区教育开展的活动和经验，缺乏深入探讨社区教育的“可为”和“不可为”的边界，甚至有的过分夸大社区教育的能力。但多研究视角的融入为社区教育理论提供了更丰富的解释，这也表明社区教育越来越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甲洛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好半天才跟一声长长的叹息吐出烟雾：哎——都怪我多事，我愧对大家对我的敬重！潘美丽剜着甲洛洛：愧对管个屁用，那么多东西都拿哪儿去了？拿你的脑袋都赔不起。西西的语气里明显地带着挑衅：什么东西比脑袋还管钱？我可从来没见识过，你今天说来听听。这时大家才注意到西西脸色发紫，好像随时都会扑上去咬一口。
（二）反思及内涵式发展阶段的研究内容
1.我国社区教育产生的原因
从1999年提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并将社区教育作为我国建立终身教育体系的基础开始，从国家到地方的相关政策法规中对社区教育活动进行了丰富的描述，几乎将社区教育“全能化”，有的政策将社区教育描述为既包括了国民教育系列中的各类教育，也包括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还具备“全员、全程、全面”的特征。[21]这种描述为各地的社区教育实践带来了曲解，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践问题：现行社区教育的管理体制与运行体制不适切。有的学者表示在现有教育体系外再构建一个“社区教育体系”，但新体系的管理与运行体制机制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22]“全能化”倾向可能会让社区教育活动“异化”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附属品，此外，由于缺乏“专业化”的指导和规范，容易导致社区教育活动内容及质量的平庸化、低层次化。再者，“全能化”不代表什么都可以做或者什么都做得好，这种求全的倾向反而带来了社区教育归属不明确、与其他教育形式的关系不清晰、参与主体定位不明确、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等问题。[23]由于利益格局过于单一、垂直，缺乏成熟的监管体系，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随意性、过度行政化、功利性等现象明显，使得社区教育效率低下，效益并不乐观。[24]这种“全能化”的社区教育建设思路，既没有让社区居民自愿地、积极地参与进来，反而将社区教育推向关注的边缘。最后，从行业生命周期看，我国社区教育正处于导入期，[25]市场和需求增长率高，但发展不平衡，边界和主体都不明晰，缺乏系统的规划和项目安排，没有形成自己的教育模式，缺乏行业标准、处于风险高而收益低的时期。经过了8年的社区教育实验探索，在热闹的建设浪潮背后，学界及政府部门开始对我国社区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再次对其内涵及价值取向展开了深入探讨。
2.社区研究的转向
在城市河流治理中，闸门是必不可少的挡水设备。随着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新型闸门的开发与应用已成为金属结构专业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这些闸门不仅要求设计新颖、布置紧凑，而且在满足常规功能基础上还应与城市环境相协调，符合生态化、景观化的要求，许多工程还要求具备通航条件。目前这类新型闸门在国内工程中运用较少。气动盾型闸就是在引进美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部分实现国产化的新型闸门之一。
（1）以人为本的转向。在科学发展观及以人为本理念的影响下，陈乃林认为，“社区教育是一项社会化、群众化、草根性的教育”，[26]应从教育的本质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是人，教育活动的目的是“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具有创造人精神生命的意义”。社区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人本性、人文性和生命性也是社区教育的应有之意。因此，其价值取向应是服务民生，通过社区教育可以直接实现居民职业技能的提升、促进就业就职、创造财富；提高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社区环境的认识，提升居民文明行为、改善环境质量；改善社区人际关系、提高社区归属感、安全感，真正惠及社区居民，从而间接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人本回归的社区教育才能找到“根”，并在社区居民中生长。与学历教育的精英教育不同，社区教育要面对社区中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体现着主体平等的“全纳教育理念”。[27]这种“草根性”传达了社区教育的另一重价值取向——教育公正，这也应该是教育共享发展的逻辑起点和重要的伦理原则，无论年龄、性别、身份、收入、身份、智力、能力的差异，都能为社区中的每一个成员平等地提供教育服务。正因为这种包容性，让其能承担起发展终身教育的重担，也让每一个个体，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在社区中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无论在何时都能提升自己生命的质量。正是重新将“人”作为社区教育发展的价值本位，才能真正释放社区教育的能量，为社会、经济、社区的建设提供充足的动力。
20世纪90年代，学界关于社区教育姓“社”还是姓“教”展开了较为丰富的讨论，这场讨论在新世纪继续影响着我国社区教育的实践及理论探索。在全国社区教育经验交流会议上给社区教育下了定义：“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开发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6]由于我国社区教育建设有较重的国家计划色彩，社区教育是作为社区建设的一个环节，在一开始的定义中更突出社区教育的“经济性”“区域性”和“社会性”，相对弱化了其“教育特性”及“教育规律”的相关内容。与此类似的还有，明庆华认为：“社区教育是指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一切教育资源，在社区内进行的服务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全员、全程、全方位的教育活动。”[7]这个定义直接地突出社区教育的“政治”和“经济”特性。而不同的是，秦钠认为，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一样，同是人们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手段，用以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因此，社区教育是“广大民众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实现自身社会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社区民众进行终身学习的基本教育形态。”[8]在秦钠的论述中将“民众”的发展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突出社区教育中“人”的特性。比较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区教育的本质，仅停留在“外化”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经济建设”及“行政任务”层面；而第二种观点仅表现出“人”的社会化一方面，缺乏社区教育在实现人的发展与促进社会、社区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
这个时期有很多学者介绍了国外社区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社区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两类：一类是政府政策。如美国1947年的总统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增加社区学院数量，促进二战后美国社区学院的转变，推动各个州对社区学院开展社区服务。[12]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加强立法以确立社区教育的地位、吸引社会关注并规范社区教育行为。[13]同样有政府立法保障社区教育发展的国家还有瑞典、丹麦、日本。另一类是经济趋势。由于高科技产业正主导世界市场，美国的“工业技术更新速度之快，使工人技能的应用周期从7～14年缩短到3～5年。工作岗位将不仅需要高技能，而且向多项技能需求发展”，受此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对就职者及新增工人的文化水平要求更高。[14]而社区学院可以快速、大量完成市场需要的职业培训，这是普通高等院校无法做到的。
（3）社区教育内涵能力建设的转向。量的发展必然带来质的转变，我国社区教育经过实验及数量增长阶段的积累，社区教育的研究开始转向内涵能力建设及质量提高的探索阶段。2009年出版的《社区教育学》[31]将社区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科学来研究，并萌发了“独立学科的意识”，这是我国社区教育实现了质的变化。在教育科学的体系中，社区教育是否能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或者是否需要“学科化”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这种“独立”意识推动了社区教育内涵能力建设的研究。以下是研究者及实践者对我国社区教育实践经常反思及质疑的几个问题，也是2008年后相关研究的热点，其中课程是核心，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资源的开发、整合及利用是重难点。“社区教育的目标、性质和功能都是由社区教育课程来实现的”[32]，但是目前很多社区教育的课程都不能有效地反映社区发展和社区居民的需求。传统的“以供代需”模式中，往往课程目标不明确、课程内容单一、课程开发不规范、缺乏专业课程开发人员等，使得社区教育实效性下降，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降低。“需求导向型”课程开发模式被视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法，“社区发展需求导向型”的课程开发模式强调“以需定供”的价值理念，以解决社区建设中的问题及居民生活中的障碍为目标，为社区教育课程开发提供了一个积极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蒋逸民提出“课程模块化”理念，[33]这个设想是基于社区教育的特点，长周期课程实施有现实的局限性，而课程模块化是把过去的一个完整的课程分解为较小的单元，以“问题为中心”将这些较小的单元组合起来成为一门课程，这种模块课程不仅仅包括一门学科，还可以是多门学科围绕一个问题而设计的，如“文字处理”“电脑绘图”。模块课程理念，课程更新速度更快，以此带来更多的灵活性，满足更多个性化的需求，还可以有效增加课程的生命周期，以应对生活世界的快速变化。课程模块化从课程的计划、设计、开发、实施到评估整个过程都体现出很强的实用性取向与民主公平取向，课程建设的整个过程都比较符合张志新对我国社区教育发展趋势的判断，[34]因此“课程模块化”将会是未来社区教育课程建设研究的新热点。
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些地区成立了“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委员会”和“共建、共育委员会”等形式的社区教育组织，倡导社区各类单位支持学校建设，探索学校—社区的办学机制，故将社区教育视为学校教育的延伸。[9]由于受到此思想的影响，一开始社区教育的功能以中小学学生道德教育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为主。随着社区教育内涵的不断丰富，其目的及功能也随之变化。首先，按照《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2000〕14号）及《教育部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职成司〔2004〕16号）两份文件精神，社区教育的目的是“提高社区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倡导开展“受社区居民欢迎的各类短期培训活动”。其核心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功能，包括提高社区居民的生存能力、道德水准，建立起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抵制低俗的文化趣味以及培养其独立自主意识。”[10]其次，是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功能。包国庆认为“社区居民通过社区教育的‘教化’，让道德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规则，使社群关系优化和谐，增强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弥补人际疏离。”[11]并且，社区劳动力得到提升和转型之后，能够更快地投入到社区各项事业的建设中去，推动社区建设和经济协调发展。
3.我国社区教育的目的及功能研究
我国社区教育从实验阶段开始就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政府以行政权力为推动力在社区教育资源整合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推动部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电大、职业技术学校等）的资源向社区开放以及协调社区内各类单位、机构面向社区提供教育资源的过程中更为突出。这种模式能够让社区内的大部分资源迅速地整合在一起，服务于某个项目，但问题是不具有可持续性和长久的生命力。主要问题在于：第一，过度依赖行政领导重视，失去了行政权力的驱动往往会带来项目或活动的终止或者“边缘化”。[37]第二，需要有完善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体系作保障。我国从2002年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就建议“调研、起草《终身教育法》”，意图用国家法律的形式确定社区教育的地位及相关的管理体制机制。但目前仍未实现，还需努力，虽然2004年初济南市出台了《济南市社区教育暂行办法》，2005年福建省出台了《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上海、成都等多地政府也先后出台了相关的管理办法或促进条例，但国家最高层面的法律法规没有成型，这也使得社区教育发展受限，在部分地区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目前我国社区教育资源整合模式最常讨论的仍是行政整合模式，而利益驱动的整合模式仍不多见，社区教育参与主体、资源主体之间如何分配相关利益以达成共识，并出于自愿、共赢之基而共享资源，以及如何与市场接轨，应对市场失灵问题，最后利益整合的体制机制建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专家打分法对评价体系第2层指标实际情况进行评定，可得riji=1,2,...,m；j=1,2,...,n，设评价指标为m个，评价等级为n为个。专家人数为p，最后得评价矩阵R：
从90年代提倡远程教育与社区教育结合开始，使用广播、电视、网络等信息技术，构建数字化社区教育平台的设想与实践就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但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我国正式步入数字化、信息化“2.0时代”，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物联网，网网相通的技术革命为社区教育资源共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为社区教育教学模式带来了变革。受此影响，i-实验[38]、MOOC[39]、社区移动学习[40]、“互联网e+”等社区教育教学模式、方法手段的提出，引发了人们对社区教育E-learning的深入思考，同时围绕大数据时代，打破资源条块分割的归属壁垒，探索构建数字化社区教育国家级、省市县级资源共享平台。根据工信部2018年9月的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我国使用百兆以上宽带的用户已达61%。争取2020年前将我国4G网络覆盖率提高到98%。[41]高速网络的高使用率及移动网络的高覆盖率为未来社区教育网络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未来社区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大趋势。
三、近20年社区教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一）研究存在的问题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区教育需求的日益旺盛，相关研究与实践也欣欣向荣，其内涵和功能也随之丰富，但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从技术层面看，对社区教育宏观的规划研究仍是空白。虽然国家从2010年以后出台的各类有关社区教育的政策中都建议，要把社区教育切实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定期制订社区教育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目前社区教育的全国推进思想是先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推进，先城市后农村。但如果要全国全面铺开社区教育，在空间上如何布局，如何推进，有哪些理论可以作为支撑，哪些地区是发展核心区，如何向周边辐射，梯度推进的结构如何，时间上如何统筹规划等都缺乏相关的研究。实验区和示范区建设仍是点状思维，缺乏系统的规划是社区教育建设深入推进困难的原因之一。
我一边整理，一边感慨，这些视频让我见到了孩子们感性、懂事的一面，让我重新认识了这群“毛孩子”，他们的感情是那么丰富与真切。当他们陷入回忆时，爸爸妈妈平时的打骂统统都被抛诸脑后，只剩下满满的爱。孩子们的这种宽容与爱让我肃然起敬。
第二，对社区教育资源仍没有统一的界定，还存在界定不明晰，主体不明确，资源投入的利益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关乎社区教育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地位、利益分配的权重、资源投入意愿等，也直接影响社区教育的管理体制机制的建设问题及社区教育的质量评估、监督管理及保障机制的建设等。目前由于对社区教育资源概念界定的模糊，导致社区内各类单位、机构的自主热情度不高，资源难以被科学合理地整合。
第三，从理论层面看，对社区教育的研究“仍未发展成独立的、以专业化方法和技术为手段的教育体系……未能对推动社区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42]这提示我国社区教育研究还未真正产生“自我”的觉醒，即社区教育研究的“专业化”。终身教育理念、学习型社会理念、科学发展观等是社区教育研究的理论起点，但不能仅停留于此，也不能完全建立在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不产生自己区别于其他的基础理论，仍需深入地对社区教育的内涵、价值、伦理的探究。若不如此，社区教育建设会如无本之木，无法开枝散叶。
第四，从微观层面看，社区教育的内涵能力建设依然欠缺，由于受到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的限制，师生关系、专业教师队伍建设、课程、教学手段和方法、教材设计、学习方式及环境创设等问题还缺乏系统研究。目前社区教育实践已经出现了诸多问题，如课程内容过于单调、重复，与当地现实严重脱节，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未来社会不再是以量取胜的时代，质量的提升关乎每一个行业的存亡，因此，社区教育的内涵能力建设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研究展望
反思过去20年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针对我国社区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的需要，未来我国社区教育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我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部分产业谈共享经济也许是过早的。但我并不认为有些产业注定没有办法走网络协同的道路，很可能未来它们会在一个更大的网络协同或者说是协同网络中去发展。像租车，本身并不适合共享经济，但是智能交通可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网络协同平台，而租车只是其中的一个服务。所以，共享平台或者说共享经济、网络协同也许能在一个更大的产业范围内实现。这就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
第一，从宏观规划的角度，未来可以针对我国社区教育的规划，对从国家、地区等不同的解析尺度，对社区教育布局现状和发展脉络、空间分布的生成机制进行研究。探索多学科融合的方法，探究社区教育机构布局与区域发展、人口需求之间的适切性，以及深入挖掘社区教育布局演化背后的深层生成逻辑，从宏观视角解释各类要素对社区教育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以为国家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社区教育资源研究的重难点主要集中在对社区教育资源的界定上，即哪些资源属于社区教育资源，谁开发资源，谁使用资源，主体和客体是谁等问题。未来社区教育资源研究可以按照其主题进行讨论，有明确的社区教育主题，如社区成人教育、社区老年教育或社区幼儿教育等，这样有助于确认社区教育的内涵及需求，进而有目标地定位可供其利用社区资源类型、来源及整合模式等。由此又引出，受国家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在特定主题下的社区教育资源配置的区域均衡、城乡均衡等问题会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
第三，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涌现，未来社区教育可能逐渐走向数字化，时空的界线会被加速打破，数字化平台的有效建构将对课程、教师、教材等多类教育资源实现共享，并且能有针对性地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教育套餐。未来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社区教育反思，例如，对实体社区教育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和发展方向的讨论，社区教育教师的内涵提升及价值取向，社区教育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等。未来新兴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社区教育模式如何应对时代发展的诉求，只有不断地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才能不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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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a's Community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XIAO Tian,LI Jinsong,YANG Shuha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Yunnan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China's communit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has ushered in the period of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since 21st century,because the governmen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has issued a series of polices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besides,academia has also conducted a lot of research.Through a systematic study and analysis of literature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past 20 years,we found that China's community education research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since 2000:the first stage(2000-2007)mainly focuses on the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experience,and focuses on a large number of similar discussion topics;the second stage(2008-2018)is mainly to reflect on the pilot programs and idea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the whole country,and to seek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Although China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it can be found from the current study that the defini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was still unclear,lack of macroscopic spatial planning,insufficient capacity for constructing teacher team,curriculum,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safeguard system etc.In the future,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and planning of the microspatial pattern of community education,the allocation of micro-community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the connotation capacity building in the digital ag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words: community education;community governance;connotation capacity building;lifelong education;learning society
中图分类号： G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154（2019）04-008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机制研究”（编号：17CMZ039）；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重点项目“云南边境成人非正规教育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编号：yjs2018148）。
作者简介： 肖甜（1990—），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社区教育空间格局；李劲松（1964—），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教育、非正规教育；杨舒涵（1985—），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政策。
收稿日期： 2019-03-14
责任编辑 黎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