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质地的文化——略论“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两种论文,大众论文,质地论文,通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把一直便有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与晚近才有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混为一谈，认为这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二者所指的是同一回事，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而在为今天甚嚣尘上的“大众文化”辩护时，抬出“通俗文化”来做挡箭牌，也是一种常见的手段。针对这种现象，我曾发表过一篇短文，指出“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把二者相混淆，会引起理论上的混乱。一来那篇短文很简略，未及结合具体现象，对“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两个概念进行区分；二来，近日仍见有人在指责对“大众文化”的拒绝和批判时把“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煮成一锅，所以觉得有再就这两个概念（也是两种文化）进行一番辨析的必要。
“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两种质地全然不同的文化。二者的差别，分辨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点：
⒈“通俗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与人类的出现同时出现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至于在中国的历史，则更为短暂。民间戏剧、歌谣、传说、故事等等，便是古已有之的“通俗文化”。而现代社会利用技术手段合成和传播的流行歌曲、肥皂剧、畅销的消闲书刊，等等，则相对而言是一种新兴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而“大众文化”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
⒉“通俗文化”是一种自然产生的文化。它当然也是人类的创造物。但人类（下层民众）完全是自发地、不带丝毫功利性地创造了这种文化。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正可借用来说明“通俗文化”是如何产生的。“通俗文化”不但在总体上是一种民间的集体创造物，就是具体到一首民歌，一则传说，也是不可能找出某个确定的创造者的，也是民众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共同创造的。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则是一种商业文化，它完全是少数人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人工合成的产物，而合成这种“文化”，则有着一种明确的功利目的：赚钱。“大众文化”不但在总体上是为一个社会中的少数人所制作出来的，就是具体到一首歌曲一个肥皂剧，也须标出其出自何人之口、之手。
⒊“通俗文化”，其被创造与被接受的过程是同一的。民众既是其创造者，又是其接受者。而创造的过程也就是接受的过程。在创造中接受，在接受中创造。例如，一个青年农民，当他为爱情而高兴或忧伤时，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某首在民间流传的情歌，借以宣泄心中的情愫，如果他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人，他也许会根据自身此时此地的具体感受，将其中的某些句子做些改动，使之更能切合自己当下的心境。而如果他改动得好，改动得比原来更富有表现力，那么他的改动便会被广为接受，这首情歌就会按被他改动过的面目流传。在这个过程中，既有被动的接受，又有主动的创造；这个青年农民也便既是接受者又是创造者。实际上，民间歌谣大都是一代代经过许多人的既接受又创造的歌喉流传下来的。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其被接受与被制作的过程是截然割裂的。“大众文化”（一首流行歌曲，一部电视连续剧）是由少数人利用现代工业手段快速炮制而成的，然后向大众抛售、倾销。在这种场合，大众完全是“大众文化”的被动的接受者。大众一般说来不可能参与“大众文化”的制作而只能纯然被动地接受少数人快速炮制成的思想、情感。同时，“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泡沫，是即生即灭的。
⒋在质地上，或曰，在精神品格上，“通俗文化”由于是广大民众自发的，完全非功利性的创造物，因此是清新自然、质朴刚健的，它或许难免粗鄙，但却决不矫情造作。它既然是广大民众自己创造的，因而也必然传达的是民众心中真实的欢乐和痛苦、希望和忧虑，传达的是广大民众对生活的十分痛切的感受、理解、向往。因为“通俗文化”传达的是真情实感，因而也便是血脉旺盛、生气勃勃的。“通俗文化”常常是“粗服乱头，不掩国色”。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由于是少数人为了牟利而快速合成的，它必然是滥情而又矫情的，是以浓施粉黛而掩饰其苍白贫血的，是散发着扑鼻的廉价香水味的。由少数人基于商业目的而快速合成的“大众文化”，其中的情感，其中对生活的理解对世界的感受，往往是虚假的，它类似于鸦片一类毒品，在大众脑中眼前，制造种种幻象，让大众置身于一种虚幻的生活境地，从而麻痹了大众对自身真实处境的感受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众文化”是大众的精神鸦片。
二
质地上的差别，当然是“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最根本的差别。二者虽然都属俗文化，但却是两种精神品格很不相同的俗。如果说，“大众文化”俗得甜腻，那“通俗文化”则俗得清苦、辛辣。
偶读金性尧先生的《炉边诗话》，在写唐寅的那篇后有一条注释，说：“在古典小说中，《水浒传》中的诗远胜于《红楼梦》中的诗。《红楼梦》中有好多首确使人感到庸俗，《水浒》诗却俗得质朴自然，如宋江在浔阳楼题的‘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就颇有草泽英雄本色。”这番比较，实在极精当。《红楼梦》中的诗和《水浒传》中的诗都俗，但前者是一种甜俗，而后者则可说是一种“苦俗”、“辣俗”。大观园中儿女，都有些“无务寻愁觅恨”，常常是为作诗而作诗，为打发时光而作诗，因而免不了“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梁山泊里豪杰，本不以诗人自命，偶有所作，必是有感而发，无心修饰但肝胆毕现。我觉得，《水浒传》中诗与《红楼梦》中诗的差异，某种意义上正可借用来说明“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不同品质。
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作些具体比较，是饶有兴味的。听着响遍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我每每想到一些读过的民间歌谣。虽然同样很浅俗，但觉得二者之间的质地真有云泥之别。“约郎约到月上时，等郎等到月偏西；不知是侬处山低月上早，还是郎处山高月上迟？”这是一首民间情歌。在我的印象里，当代流行歌曲大多是歌唱爱情的，但这些一茬接一茬的流行歌曲中，有多少能在艺术质地上及得上这首民歌？有几首能把爱情唱得如此直率又如此含蓄；如此热烈又如此温存？“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这是贩父走卒在哭诉丧母的悲恸，如此浅白却又如此动人。再如：“宁隔千里远呵，不隔一层板呀”，这也是一首民间的哭亡歌。这两句诗（这是真正的诗）堪称千古绝唱。虽然并未点明哭者与亡者的关系，但想起这两句话，我眼前便出现一个披头散发、涕泪滂沱的农妇在拍着棺木哭唤死去的丈夫。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流行歌曲，也都是饱含“情感”的，但有哪一首在情感的质地上比得上我信手征引的这几句民歌。是的，差别在质地上。这是真挚与虚假、自然与做作的差别。宋江在浔阳楼上酒酣耳热之际挥毫题诗，某种意义上也正可用来说明“通俗文化”是如何被创造的；而大观园儿女闲极无聊时“无故寻愁觅恨”，“为赋新诗强说愁”，则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来说明“大众文化”是怎样被制作的，同时也说明“大众文化”中的情感有多大“含金量”。以煽情为目的的“大众文化”，是患了“情感浮肿症”的，然而，它的每一个毛孔渗透的都是情感的伪币，而它在大众中造成的，则是情感的通货膨胀。顺便说一句，当我信手征引了两首哭亡的民歌时，我试图在当今找到表现同样情感的流行歌曲，但找不到。今天的流行歌曲，可以任意虚拟“生离”一类情感，但却不会问津“死别”这样严峻的问题。而这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着“大众文化”的某种品性：“大众文化”是不会面对人生中真正的惨酷的；“大众文化”把人生中某种偶然的、表面的、无关紧要的一面无限度地夸大，从而使人生的真相被掩盖，使人的真实的生存境遇退居幕后。
近两年，曾有一首叫做《纤夫的爱》的歌很是流行，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你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我俩儿的情，我俩儿的爱，在纤绳上荡悠悠，荡悠悠。我一步一叩首（哇），没有别的祈求，只盼拉住我妹妹的手（哇）跟你并肩走……只盼日头它落西山沟（哇）让你亲个够。”这让那些根本不知拉纤为何事的城中少男少女，以为拉纤是如在冰场上溜冰一般轻松惬意的。这首歌模仿了民歌调，因而被有人认为是“发展了民歌”，这真可谓浅薄得可笑。《纤夫的爱》虽然调子有几分像民歌，但质地却仍与真正的民歌相差万里。这首歌中的那分甜腻，那分佻薄，无论如何与险恶的纤夫生涯沾不上边。宋代严羽也曾用民歌体写过这样一首纤夫诗：“船在下江口，逆风不得上；结束作男儿，与郎牵百丈。”可以说，这首纤夫诗，写的也是爱情，在外表上与《纤夫的爱》那样相似，但在我们眼前描绘的情景，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感受，却形同冰炭。这首诗中的女子，看到在艰难爬行的情郎，想到的是换上一身男儿装束，跳下滩头，与情郎一起背起纤绳，而不是“只盼日头它落进西山沟（哇）让你亲个够”要说明《纤夫的爱》只披了件民歌的外衣但却不过是“伪民歌”，只需把严羽的这首诗往它边上一摆就行了；我甚至觉得，要说明“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在质地上的差别，也只需把《纤夫的爱》与严羽的这首民歌体的纤夫诗往一起一摆便行了。
《纤夫的爱》引起了好几位作者的批评。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其不真实上，其中尤以公刘先生的《评〈纤夫的爱〉》最具说服力。公刘先生以自身对纤夫生活的耳闻目睹，细致地指出了这首歌的虚假、荒谬。但仅仅看到它虚假、荒谬，也许还不够。还应该看到虚假、荒谬正是作为“大众文化”所必需的，它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才能够起到煽情的作用，才能够走红。《纤夫的爱》对纤夫生活的歪曲，对纤夫真实情感的掩饰，某种意义上正可视作整个“大众文化”的象征：“大众文化”正是致力于把生活涂上一层玫瑰色，正是致力于让绷得铁紧的人生纤绳“荡悠悠”起来，正是致力于把人生真实的苦难稀释、淡化，让人晕乎乎地不知置身何处，“不知今夕何夕”。
三
“大众文化”总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说成是与存在了数千年的“通俗文化”同质的东西，总想方设法让人认为自己是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本文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在今天的延续。例如，所谓歌坛上，有“城市歌谣”一说。其实，现代都市，哪来民谣？像什么《我的一九九七》这样矫揉造作到令人作呕地步的玩意，也敢僭称为“民谣”？
“大众文化”中人弄不清或有意无意地混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别，尚不奇怪。但倘若所谓学界中人也如此，便有些不应该。前些时候，看到某位青年学者在文章中为今日的“大众文化”辩护时，扯上了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闻名的巴赫金，说巴赫金这样的大家也钟情于民间狂欢节这样的“大众文化”，而我们今天却有人对“大众文化”持拒绝、批判的态度，言下之意，这很没道理。这番议论，正说明在他眼里，深深植根于民间的“通俗文化”与今日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毫无区别。在欧洲具有深远历史的狂欢节民间文化，正是一种典型的“通俗文化”，它与今日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在性质上判然有别。巴赫金对狂欢节民间文化的钟情，并不能用来为今日的“大众文化”辩护；正如鲁迅对故乡目连戏的喜爱，不能用来为今日的“大众文化”张目一样。
既然扯上了巴赫金，便不妨多说几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为了论证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与狂欢节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花了不少笔墨论述狂欢节民间文化。对狂欢节民间文化，巴赫金的确一往情深，评价是极高的，他特别强调：“狂欢节——是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一种游艺。在狂欢节中所有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所有人都参与狂欢戏的演出。人们不是消极地看狂欢，严格地说也不是在演戏，而是生活在狂欢之中，按照狂欢式的规律生活，只要这规律还起作用。换言之，人们过着狂欢式的生活……”，“所有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这正是“民间文化”的一种根本特性，也正是“民间文化”区别于今日“大众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巴赫金还不无遗憾地说到，欧洲的狂欢节民间文化，自文艺复兴后“便开始走下坡路”，“自17世纪起，民间狂欢生活趋于没落，几乎失去了那种全民性，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急剧下降”。狂欢节民间文化，后来蜕变成一种“宫廷节日的假面文化”，再后来，“发展起一种更为广泛的（而非宫廷的）庆贺和游艺一路，不妨称为假面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保留了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某种自由不拘的特点，反映了这一世界感受的昔日的影响。狂欢式的许多形式，脱离开自己的民间的基础，从广场转到这一室内假面的道路上来。这一条发展道路，一直延续至今……在所谓名士派的浪漫生活中，同样有条件地保存下来狂欢气氛的一些痕迹；不过在这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见到的，是退化了的庸俗化了的狂欢式世界感受（要知道狂欢的全民精神在这里连一点影子也不存在了）。”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狂欢节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变得无足轻重，模糊不清，失去了真正的广场上的全民性质。由此，文学狂欢化也改变了性质。”广场上的全民狂欢，一旦走上了“室内假面”的道路，便必然变质。而丧失了“全民精神”的狂欢节文化，也不再是一种“民间文化”。而这同样使我们想到今日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与那种渗透着民间精神的“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今日的“大众文化”虽然也采用了一些“通俗文化”的形式，虽然也保留了某种“民间文化”的特点，但它已经从“广场”走到了“室内”，已经不再具有“民间的基础”，已经失去了“全民性质”，已经与民间的“世界感受”无关。这一点，也仍然可以用《纤夫的爱》，这首歌来说明。“大众文化”中的《纤夫的爱》虽然采用了“通俗文化”中的民歌调，但已不再是真正的民歌：“通俗文化”中绷得铁紧的纤绳，到“大众文化”中便变得“荡悠悠”，于是便不再是真正的纤绳；“通俗文化”中把命放在纤绳上搏的纤夫，到“大众文化”中则一边背纤一边“只盼拉住我妹妹的手（哇）跟你并肩走”，于是便不再是真正的纤夫；“通俗文化”中“结束作男儿，与郎牵百丈”的民间女子，到“大众文化”中却“只盼日头它落进西山沟（哇）让你亲个够”，于是便不再是真正的民间女子……因而，《纤夫的爱》所表达的情感，便不再是一种真正的民间情感。
四
如果联系一个社会的“高雅文化”（或曰“精英文化”）来观察“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则又可见出二者的一种不同，即“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而“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则是尖锐对立、难以沟通的。
数千年来，人类社会的“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虽也有冲突、敌对的一面，但更有相互哺育的一面。现代工业社会之前的人类的文化史，某种意义上便可表述为“通俗文化”不断高雅化而“高雅文化”不断通俗化的历史。对于“高雅文化”来说，“通俗文化”是它的源头活水，是它自我更新、发展的宝贵资源。对于“通俗文化”来说，也需要不断地从“高雅文化”那里吸取营养来丰富充实自身。没有“通俗文化”这个资源，“高雅文化”便会趋于干瘪、枯萎；不从“高雅文化”那里汲取营养，“通俗文化”便会过于粗鄙、恶俗。“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各自朝着自己相反方向运动的例子，文化史上比比皆是。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深受欧洲古老的狂欢节民间文化影响，便是“通俗文化”为“高雅文化”输血的一种例证。以中国小说史为例，传奇小说在唐代是“高雅文化”，是上层文士的“雅文学”，而到宋代则开始俗化，渐渐被“通俗文化”所整合；而话本小说在宋代是“通俗文化”，存在于勾栏瓦肆，而到明清，则雅化了，变成了“高雅文化”的一部分。要举一个由俗到雅的具体例证，那么，《三国演义》便很合适。关于“三国”的故事，汉末以来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些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当然是一种俗文化，后来也有作为俗文学的《三国志平话》行世，而罗贯中也正是博采种种传说，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创作了《三国演义》。《三国演义》虽仍保留一定的通俗形式，但其质地无疑已经雅化，成了“高雅文化”的一部分。
“通俗文化”能够为“高雅文化”不断提供所需的新鲜血液，而今日的“大众文化”则并不具备这种功能。学界中也有人根据“唐诗过后是宋词”的历史经验，设想让“上层文士”参与“大众文化”的制作，从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词，曾是下里巴人，是“俗文学”，而文人参与创作后，便使之雅化了。那么，今天，如果诗人们都去写歌词，能否把流行歌曲的品位提升起来呢？尤其在诗歌创作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如果此路可行，则不啻为诗歌找到了一条出路，——而我以为，此路可行的希望非常渺茫。这种设想，也正是由于未能看清今日的流行歌曲，与当初的词有着本质的差别，换言之，正是由于未能看清今日的“大众文化”与过去的“通俗文化”是属于两种不同质地的文化。今日的“大众文化”由于其质地低劣，由于其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化，由于其并不具有那种清新刚健、朴素自然的特质，因此是“朽木不可雕”的，不可能为“高雅文化”提供什么有益的东西。
“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互哺关系，延续了数千年，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这种关系却被破坏。由于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由于那种传统的“民间”渐渐变得不复存在，“通俗文化”赖以植根的土壤在日逐盐碱化、板结化，因而，传统的“通俗文化”便面临干枯、消亡。唇亡齿寒。“通俗文化”的丧失，必然给“高雅文化”带来严重危害。“高雅文化”因此失去一种发展、更新的重要资源。当“高雅文化”患了贫血症时，便无处补充血液。人们从不同方面研究过现代工业社会中“高雅文化”陷入困境的原因，而与“高雅文化”唇齿相依了数千年的“通俗文化”的丧失，也是使得“高雅文化”元气不足的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对“通俗文化”、“大众文化”、“高雅文化”进行研究，当能有新的收获。
五
本文因为是在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进行比较的意义上谈论“通俗文化”的，所以只论及了“通俗文化”积极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要对“通俗文化”全盘肯定。“通俗文化”也有明显的消极面。这不仅因为通俗文化有过于粗鄙、恶俗的成分，更因为“通俗文化”在总体上常常是强化一些陈腐的价值观念，加固一些落后的人生信条，因而对社会发展、人性解放往往构成一种阻碍。正因为如此，我坚信一个社会应该有着高度发展的“高雅文化”；也因为如此，我不同意文化上的“雅俗共赏”这种提法。这方面的想法，我曾有专文论述，在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