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183;人文教育#183;人文素质——陕西吴宓研究史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史略论文,陕西论文,人文精神论文,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陕籍中国文化名人、中国爱国知识分子杰出代表、诗人、学者、教育家、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驱、前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西南师大教授吴宓先生是闻名国内外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我国近代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上有着突出地位。因此，认真研究吴宓及其学术思想和贡献，更是陕西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自1990年起，至1992年和1994年，陕西比较文学学会、陕西吴宓研究会、陕西文史研究馆，曾与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清华大学、西南师大、陕西省部分高校和陕西省咸阳市政协、陕西省泾阳县政协一起，召开了第一、第二、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就吴宓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与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研究，出版了第一届、第二届及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北大、清华一些老先生说：“陕西做了一件大好事！”
（一）1990年，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
在此以前，有三件事不可不提，它们可以说是正式开展吴宓研究的史前史，功不可没。
其一、泾阳县政协马富明在《人民政协报》上撰文，论述吴先生的学术贡献。
其二、西安外语学院黄世坦编辑《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作者多为吴先生及门弟子，师道长传，教泽永存，感激恩师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
其三，泾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吴宓专辑》，上卷为吴宓遗著选，下卷为纪念吴宓文稿，与《回忆吴宓先生》一书开系统研究之先河。
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有一个准备阶段或酝酿阶段。西南师大王泉根教授《吴宓先生年表》有这样一段话：
1988年（戊辰）
陕西省比较文学学会举行了第一届年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李赋宁教授作了《怀念恩师吴宓教授》的报告。会后，与会长孙天义、副会长蔡恒相商，筹划于1990年举行隆重纪念活动。
经过两年的紧张筹备，1990年7月19日至22日，纪念吴宓先生诞辰96周年大会暨第一届吴宓学术讨会，在陕西省政协礼堂隆重开幕。李赋宁教授作了《纪念近代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诗人、学者、教育家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先驱吴宓先生》的主旨报告，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吴宓生平经历、学术成就和人文品格，对吴宓的历史地位及作用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全文收入《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文选集》。季羡林先生为这本先集写了序言。作为及门弟子，他回忆60年前与吴先宓生接触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偏见，在肯定五四运动的功绩时，也指出了它的偏颇，接着深情地说：
雨僧先生当时挺身而出，反对这种偏颇，有什么不对？他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但并不拒绝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只因他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因而被不明真相者视为顽固，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真是天大的冤枉。
而我作为雨僧先生的学生又景仰先生为人者，竟也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说来实在惭愧。如果只有我一个这样一时糊涂，倒也罢了。据我所知，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同我一样，这就非同小可了。如果没有这一次纪念会，我这愚蠢的想法必然还会继续下去。现在，我一方面感谢这次纪念会给了我当头一棒，另一方面又痛感对不起我的老师。我们都应该对雨僧先生重新认识，肃清愚蠢，张皇智慧，这就是我的愿望。我希望，这次纪念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雨僧先生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深入研究，大大发扬他那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祖国文化的拳拳赤子之心，永远纪念他，永远学习他。
这篇序言犹如指路明灯，使我们明确了研究吴宓的方向和应遵循的原则。
清华大学黄延复教授《吴宓先生与清华》、清华大学孙敦恒教授《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具体而又翔实地记述了吴宓先生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延聘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学术大师担任导师，造就了我国一代国学鸿儒：王力、陆侃如、刘盼遂、高亨、姜亮夫等。吴宓先生主持清华大学外文系，制订了培养“博雅”之士的方案，并且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培养出我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外国语言文学或比较文学大师级学者：钱钟书、曹禺、季羡林、贺麟、罗念生、李赋宁等。
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回忆吴雨僧师片断》、北京大学王岷源教授《忆念吴雨僧先生》、西南师大孙法理教授《回忆吴宓先生——一个把一切都给了别人的人》，则从自己受教期间的亲身感受，写出了吴先生的高风亮节与崇高品格。清华大学徐葆耕教授《吴宓的文化个性及其历史命运》一文，对吴先生这位孤独的启蒙者的悲剧一生作了科学的分析。
吴宓先生长期担任《学衡》杂志总编辑，这个杂志的功过是非，与对吴宓的评价紧紧联系在一起，一组关于《学衡》杂志的文章：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的《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兼论〈学衡〉杂志》、北京大学周辅成教授《〈学衡〉杂志的贡献》和西南师大王泉根教授《吴宓主编〈学衡〉办刊始末与整体面貌的初步考察》则廓清了历史误会，肯定了《学衡》的功绩。
会议期间，代表们着重讨论了吴宓的文化观，认为可以用“会通中西，融铸新旧”八个字加以概括。吴宓打破中西新旧的界线，以世界性的眼光，从中国文化走向西方文化，得出“东西文化，殊途同归”的结论，他认为中西文化中，各国宗教道德为不变的本体，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必须契合中国文化的本体传统和有正当之价值。因此他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倡导者，不辨好坏，唯新是求和照搬西方文化。吴宓先生的历史作用就在于他从新人文主义立场出发，重新估价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复古”、“守旧”的帽子是戴不到他头上去的。
这本论文选集最后一部分为王泉根所编《吴宓先生年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吴先生生平全貌，是一篇难得的学术资料。
（二）1992年，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
1992年5月8日至10日，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在古都咸阳举行。
收入《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的文章共27篇。其中中山大学戴镏龄教授的序言颇具特色，戴先生提出吴宓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l·Babbit)，但“智过其师”。“白壁德或他的战友穆尔，无不盛气凌人，对他们所看不惯的事物，肆口谩骂，一笔抹煞。而吴宓在不同学派的论战中，绝无喧嚣气焰，很少诋毁对方，他的宽容豁达，使他的哈佛老师们可能自叹不如。”
与会者还认为，通过对吴宓的诗话和诗篇科学而具体的分析，不仅使人们看到了吴宓真诚坦荡的高尚人格以及他爱情悲剧的文化和人格的背景，而且还使人们看到吴宓诗歌的艺术成就。不仅有代表指出，吴宓很早就提出了复韵是中国诗歌的特点，具体地指出了吴宓及其他诗人为发展这一诗歌形式所做出的贡献，而且还有代表运用现代诗歌理论具体而又详尽地分析并描述了吴宓译诗的魅力，纠正了一些人对吴宓在翻译上的某些不确实的看法。代表们指出，无论吴宓的译诗还是他创作的旧体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真诚。诗是他人格之表现，是他经历之浓缩，是他至美至善至真感情的升华。通过具体的分析，代表们指出吴宓诗歌中浪漫情调是源于雪莱和拜伦，他诗歌之中纯情至真是源于罗色蒂女士，而他诗歌中所表现中庸古典的审美情趣则是源于杜工部、李义山、吴梅村和安诺德。这种审美情趣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还表现在形式上，无论作诗还是译诗，他的用词都明晰、简洁、纯正，结构严整，低徊悱恻，令人一唱三叹。他的译诗苦心孤诣，力求密合原文，形神兼备，出神入化，绝不是漫不经心的“译述”。代表们同时还指出，由于他的译诗是用旧体诗写成，因此有过分追求形式而影响译诗忠实的问题，用词陈旧的问题等，但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前人，不能苛求。
代表们特别指出要学习吴宓在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上的方法和态度。读吴宓谈翻译的文章就是读比较文学的论文，而读吴宓的比较文学论文或诗话，就是在听他谈创作或翻译。前者使人避免片面地追求所谓翻译技巧，后者使人避免空疏。而这两种倾向在当今的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都是普遍性的偏差。有的代表著文谈吴宓根据美国诗人朗费罗长诗《伊凡吉林》(Evangeline)改写《沧桑艳》的创作过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代表集体合作研究吴宓的“诗三境说”，探讨了“实境”、“幻境”和“真境”的美学价值，指出这是吴宓对中国比较文学和中西诗歌理论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吴宓的挚友白屋诗人吴芳吉的长子吴汉骧，爱国诗人王荫南烈士的长子王黎也分别从重庆、大连远道而赶来参加会议，他们撰写的回忆文章，从另一个侧面歌颂了吴宓古道热肠，救亡图存，与吴芳吉情逾手足，与王荫南同仇敌忾，读来催人泪下。
这一集资料性的文章是咸阳师专许军娥所编《〈学衡〉杂志索引》，可供研究者查阅。
（三）1994年，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
1994年，适逢吴宓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三届吴宓学术讨论会，于6月20日至23日在西安举行。这是继第一届、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之后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与第一届、第二届吴宓学术讨论会相比，这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所讨论的问题更加集中，所涉及的面更加广泛，会议的热门议题是吴宓的文化观与文学观。在文化观方面，既有代表高屋建瓴，从宏观上对吴宓在文化建设上的历史作用、历史地位，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过是非，予以恰当的评价，也有代表具体论述了吴宓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地理渊源，还代表对吴宓文化思想的史料、传说和事迹作了缜密的考证辨析。会上不仅有关于吴宓诗歌、译诗与诗话的讨论，还有吴宓戏曲和戏曲观的讨论；不仅有文学新旧之争的讨论，还有新旧文字之争的讨论；不仅有吴宓与闻一多、吴宓与汤用彤、吴宓与吴芳吉的交谊、两吴生诗艺术风格的讨论，还有吴宓批注《顾亭林诗集》的讨论，等等。论文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散文，也有对话录，还有长篇歌行。有的代表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吴宓所作白话诗，吴宓对简化字看法的演变，论证吴宓并非反对白话诗，反对简化字，只是要求更高、考虑更周全而已。
代表们还指出，吴宓的文学观是“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主张“仁智合一，情理兼到”，把诗歌、哲学和小说视为一体，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描摹人生。吴宓的《文学与人生》也就成为大会又一研讨重点。代表们认为，这本书既是文学理论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哲学著作，集中了吴宓一生的感悟和体验，把他的人生观和道德观通过文学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长期传授这门课程中，吴先生试图通过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评介，让学生了解社会，了解人生，懂得做人的道理。《文学与人生》的历史价值是不朽的。
这一集学术资料是吴宓先生的弟子、西南师大孙法理所写《吴宓小传》。
最后应当着重指出的是，纪念吴宓，研究吴宓，归根结蒂，在于他所代表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为今日振兴我中华民族，建设我中华新文化的所必需。抓住吴宓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就是抓住了要害，抓住吴宓所实施的人文教育就是抓住了命脉，抓住吴宓所注重的人文素质就抓住了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