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对“新加坡之谜”的新解读——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述评论文,学术界论文,之谜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6)06-0059-04
新加坡自1965年8月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之后，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东南亚地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与其自然资源匮乏、没有腹地、移民社会、人才缺乏、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并且刚独立时所处的不利国际环境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形成鲜明对比，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和经济发展的常规。“新加坡的独立生存违反了一切政治和经济概念”，以至于经济界和学术界都把新加坡的发展称为“新加坡之谜”。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史基本上与现代新加坡的发展历史相重叠，新加坡的发展与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密不可分，一部新加坡的经济腾飞史就是一部人民行动党执政史。如李光耀所言，“没有行动党就没有现代的新加坡”。本文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以有助于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2002年，我国学术界即有人呼吁“加强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之后，各地报刊如《东南亚研究》、《南洋问题研究》、《党政论坛》、《社会科学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学习时报》都相继发表了一大批总结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经验的成果，总数在六七十项。相关的学者有河南师范大学的孙景峰教授、深圳大学的吕元礼教授、山西大学的李路曲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甄小英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萧功秦教授、复旦大学的刘建军教授、北京大学的乔印伟博士等。他们从不同的层面和侧面总结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校文科学术文摘》、《北京大学学报》等转载了其中的不少成果。
近年来中国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研究得到重视和取得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为官方出资的研究项目，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研究作为规划项目。2003年批准立项了深圳大学吕元礼主持的“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的领导方式研究”；2005年的规划指南又列出“新加坡、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执政党的历史与经验教训研究”的题目。此外，刘建军主持了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一党执政下的现代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研究”。河南省教育厅2003-2006年三项人文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分别是《中国与新加坡政党制度比较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经验研究》和《延续机制与执政安全：对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个案研究》。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2004年年底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实践看，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虽然各国政党的执政模式不同，它们的性质、信仰、纲领、执政理念、社会基础等千差万别，但作为执政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共同的规律。文章阐述了英国工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等国外政党的种种成功经验。特别提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选拔干部方面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程序化的工作制度，其目的是将社会中最优秀的年轻人网罗到本党内[1]。《新华文摘》在转载王家瑞文章时，很醒目地列为当期的头条。
2005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景峰著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一书，全面分析探讨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环境、执政理念、执政机制、执政合法性、执政经验、执政前景等问题。这是中国学术界目前仅见的研究人民行动党的学术专著。中国首任驻新加坡大使张青先生在序言中对此书予以了充分肯定。此书出版后，《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东南亚研究》等十多家报刊发表评论，在学术界引起一定反响。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中国大陆的学术报刊而言，直接研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成果共有62项，其中报纸3项，学术期刊59项。我们的分析也就以这62项成果为基础。
从作者来分析，这62项成果是由33位作者完成的。其中，孙景峰16项，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吕元礼6项，李路曲4项，冯秋婷和中共江津市委何建平各3项，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曹云华和山西大学梁丽萍各2项，中国驻新加坡首任大使张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文、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等26人各1项。
从文献载体分析，这62项成果分布在39种刊物上。其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9项，《东南亚研究》5项，《当代世界》4项，《共产党员》3项，《社会科学研究》、《东南亚》、《社会主义研究》、《学习时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领导之友》各2项，《当代亚太》、《深圳大学学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等29家报刊各1项。
从刊发时间上分析，1981-2000年8项，2001年3项，2002年4项，2003年4项，2004年13项，2005年23项，2006年上半年7项。很明显，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显示出我国学术界对人民行动党研究的逐步重视。
大陆学术界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从最初的研究其执政经验，逐渐深入至意识形态、组织机构、执政理念、执政前景等，呈逐年深化之势。
关于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经验，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研究的切入点。李国军、金鑫、何建平和孙景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李国军通过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政治结果和政治过程的考察，认为，与时俱进的全面自我变革是政党可持续性执政的基础，“指导性民主”是实现现代化的有效范式，而科学的过程性务实且取得操作上的巨大作为是政治成功的保证[2]。金鑫指出，新加坡虽然也实行多党制，但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却能克服来自国内外的种种困难，在政坛上处于无人匹敌的优势地位。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在治党治国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强化党内建设、巩固社会基础、加强执政地位的一些典型做法，值得深入分析研究[2]。何建平把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基本经验总结为国家利益至上；民生为本，为民服务；廉洁高效，维护全党团结和统一；与时并进，自我更新[4]。孙景峰把人民行动党50年来的经验概括为五个方面：构建威权体制，降低社会发展成本；致力发展经济，提高政党统治绩效；主动自我更新，保持政局持续稳定；杜绝贪污腐败，树立勤政廉洁形象；有效沟通民情，巩固执政社会基础[5]。
关于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甄小英认为，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新加坡取得巨大成绩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有一个得到人民依赖、长期成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民行动党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体制，通过政府依法执政，实现党政关系规范化，是成功执政的体制性条件[6]。李延震、毕凌成则侧重研究了人民行动党对新加坡政治稳定的作用，认为新加坡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整体上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一结果得益于人民行动党正确、科学的执政策略。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社会威权政治的中坚，它强力主导政府型经济发展，坚持依法治国战略，同时是完善制度缺陷的重要力量，具有调控和整合社会利益的政治功能[7]。
人民行动党的意识形态问题，是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几位主要的研究者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如曹云华早在1991年就比较系统地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梳理。此后，李路曲、赖松龄也撰文研讨了这一问题。李路曲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民行动党推行和发展了一种国家合作主义的政策和思想，国家合作主义是在新加坡的民族运动、文化交汇、历史传统、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因素的压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而产生的，它是一种“超阶级”的带有民主色彩的现代化导向明确的现代政治集权主义。人民行动党的老一辈理论家拉贾拉南把行动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叫做“新资本主义”[8]。赖松龄和曹云华撰文系统地分析了这种“新资本主义”[9]。孙景峰把人民行动党放在一个动态系统中进行研究，指出其意识形态有一个转型的过程。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前，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形态取向——民主社会主义；执政以后，人民行动党开始把新加坡的生存放在其行动纲领的第一位，意识形态逐渐被置于次要地位。到20世纪后期，随着社会转型，利益主体的政治要求和利益表达的具体化和世俗化，人民行动党开始由理性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并且在实用主义理念指导下提出了共同价值观，来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替代品。人民行动党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教条，及时而有效地改造了政治色彩浓郁的民主社会主义，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以执政绩效来代替传统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从而避开了意识形态的“刚性”困扰，这成为人民行动党执政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10]。
人民行动党自1954年成立，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对这50多年的历史，中国学术界研究得较少，也只在近年来才有所突破。北京大学历史系乔印伟的博士论文《新加坡建国与一党独大体制的确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早期活动研究(1954-1968)》主要探讨了人民行动党1968年以前的历史。1968年以后，还缺乏如此深入系统的研究。孙景峰把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确立并巩固的过程分四个阶段：1955年大选使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李光耀等三位人民行动党党员当选为立法议员后，成为议会中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李光耀担任反对党领袖，人民行动党从此正式开始了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1955年至1959年，是人民行动党努力实现由在野到执政地位跃迁的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1959年至1968年，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执政地位和英国殖民统治的余威，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线进行打压，使其执政地位在风雨飘摇中经受住了考验。1968年，人民行动党第一次赢得国会全部的议席，从而开创了“一党独大”的局面，标志着“一党独大”政党体制的最终形成。此后，新加坡“一党独大”政党体制进入平稳运行期。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执政地位，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控制等各种途径对这种政党体制进行巩固和强化[11]。乔印伟着重分析了林德宪制和人民行动党的关系：人民行动党的成员及其他政治力量对于民族国家的追求促成了林德宪制的形成；林德宪制催化了人民行动党的诞生并影响了它的组织结构；林德宪制不是一个理想的宪法，人民行动党对其抱有较多的保留；最后，林德宪制的架构和内容对于后来人民行动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12]。
近两三年来，中国学者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机制和组织结构进行了探讨。梁丽萍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议员接待日进行了重点考察[13]。李路曲侧重分析了人民行动党是如何处理党群关系的[14]。刘阳则分析了人民行动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人民行动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走“非西方”民主化道路并获得成功的执政党。该党独特的组织结构及组织制度是其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党员的层次性与中央的权威性以及与此相应的人才制度与集权制度中，而且这种独特性完全符合新加坡的现实需要[15]。孙景峰的系列论文则分别从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立法、司法、行政、反对党以及社会团体(主要是工会)的角度研究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机制[16]。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连续在大选中获胜且蝉联执政，对于其中的原因也是中国学者努力探求的问题。吕元礼指出，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但又充满活力。其一，以实用主义为保持活力的思想源泉；其二，以自我更新为保持活力的组织基础。就长期执政何以保持诚实而言，人民行动党的成功经验是，其一，以“好人”为保持诚实的载体；其二，以高薪为保持诚实的依托；其三，以“自净”为保持诚实的保障[17]。冯秋婷则认为，人民行动党所以能长期执政，可以说是与该党建立的干部党员制度分不开的。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在国会的84个议席中始终占有80-82席，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干部党员制度的合理性[18]。王瑜比较系统地分析了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原因：根据本国国情和政治文化传统，探索适应本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各种沟通方式始终保持党与广大民众的密切联系；把反腐败作为党的头等大事来抓，树立党的清政廉洁形象[19]。陈绪群指出，新加坡在富有程度、竞争力、政府廉洁、效率等方面的国际性评比中都名列前茅，令世人瞩目。在当今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之际，人民行动党仍然深得人民拥护，执政地位稳如磐石，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与时并进，敏锐地觉察并不断解决好人民关切的重大问题；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建设一个能胜任执政需要的政党；建立制度，疏通渠道，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20]。吕元礼认为，成功地实现政党文化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型是人民行动党成功的关键原因。他主要从党的指导思想、属性色彩、政治观念和权威模式等方面论述了人民行动党的政党文化转型，具体包括从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型为低调的实用理性、从“最能关心工人利益”转型为“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从“破坏”的“决定一切”的政治观转型为“建设”的服从经济的政治观以及从超凡魅力权威转型为法理权威[21]。
关于对新加坡政党体制的整体评价，李路曲指出，人民行动党的制度化水平是很高的，这表现在其适应性、自主性和凝聚力方面。其适应性一是表现在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同化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二是其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有一定的民主性。其自主性一是表现在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情况下没有受到体制外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二是党内无派。凝聚力主要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使其意识形态能够与时俱进地凝聚人心。新加坡之所以还没有发生政党体制或政治体制的转型，与它的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有很大关系，其体制对环境的变化有更大的适应性[22]。李文认为，在以往的40多年里，人民行动党实施“半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强化政府的行政功能，严格掌控新闻媒体，视人民群众为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根源，有效地加强和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党地位[23]。吕元礼综合归纳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1)一党独大、多党竞争的政党关系模式；(2)代表全国利益、反映各方意见的政党立场模式；(3)以权制权、以法治权的权力制衡模式；(4)主动“猎人”、科学选人的人才选用模式；(5)老一代主动退位让贤、新一代“自行决定”领袖的权力交接模式[24]。吕元礼同时还讨论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权威问题。它主要是通过树立法理权威、维护道德权威和捍卫职位权威的方式实现执政权威。该党一党长期执政的稳定执政地位和实现经济腾飞的很高执政效能，树立、维护和捍卫执政权威的举措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积极的借鉴作用[25]。
综观中国学术界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发现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相对于大陆学术界，台湾地区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要早且深入。台湾地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人民行动党进行研究，涌现了洪镰德、顾长永、陈鸿渝、古鸿廷、王荣川等一批大家，台湾地区高校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也较多地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选题。台湾学界研究人民行动党的主要成果有王荣川的《人民行动党与新加坡政治现代化》(《复兴岗学报》第27-28期)、江炳伦的《新加坡社区联络所与国家建立》(《宪政思潮季刊》第10期)、李国雄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内部运作研究》(正中书局，1990)、张和蕴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人民协会》(《问题与研究》第20卷第12期)、张家瑜的《中国国民党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比较》(《中国工商学报》第21期)等。学位论文方面，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生黎淑慧的学位论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生郭俊麟的学位论文《政治领袖与政治领导：新加坡个案研究》，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硕士生王麟铭的学位论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兴起与早期发展》等，无论在资料和研究方法上都走在大陆之前。而大陆的研究也只是在近几年才逐渐兴盛起来，且尚未形成团队。学位论文方面，目前只有孙景峰、乔印伟、周碧波等人以人民行动党为选题。
第二，大陆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成果相对零碎和分散，集中刊发这方面成果的核心期刊群尚未形成。大多数成果集中在其长期执政的原因及执政的经验教训方面。
第三，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学界，在资料的运用上，以文献材料居多，实证材料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入。事实上，在新加坡国内，人民行动党的党报《行动报》是研究人民行动党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目前已出版近百期，每期10多万字，人民行动党的大政方针及活动也都是通过此报发布的。可惜大陆学者基本上未加引用，台湾学者也很少引用。还有，新加坡各选区的一些纪念特刊，大陆也基本没用，而这些文献材料是研究人民行动党基层组织及其活动的第一手材料。还有反对党的一些报刊和书籍，学者们也较少采用。在实证材料方面，对新加坡国会议员的访谈，对人民行动党拥趸者的访谈，大选中各派的演讲材料的运用也很不够。
可以说，中国学术界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深入空间，随着两岸学术交流和中新学术交流的频繁和深入，人民行动党的研究必将迎来一个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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