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前车之鉴 补亡羊之牢——战后世界政治变化对世人的启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车之鉴论文,启迪论文,战后论文,世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50年只不过弹指一挥间；但每一个50年又总是人类历史发展链条中一个承前启后、不可缺少的环节。因而，值此新旧世纪交替时期，冷静地反思战后50年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深入探讨我们应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21世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一
战后50年，世界经历了冷战和冷战后过渡初期两大阶段。其间，世界政治发生六大带有转折意义的变化：
第一，世界格局由两极转向多极。表现有三：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他国转变为一超多强。战后相当长时期内支配世界事务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现在一个已经解体，一个也已相对衰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明显削弱；美国虽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其相对实力地位已大不如前。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的西欧诸国和日本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其经济实力已接近或正在赶超美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也有明显增强。二是五大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美国与欧、日的关系已由50—60年代的主从关系转变为平等竞争的伙伴关系。现在，欧盟和日本已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为维护和扩大本国的利益，它们有时已不惜公开与美国对着干。此外，美俄、欧俄敌对关系开始转变为竞争性伙伴关系，中国与美俄等各大力量的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与调整。随着各大力量实力地位和相互关系的变化，美国支配世界事务的能力已大大下降。三是大国关系成熟化。随着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大国之间的对立与合作往往因事因时而异，利害关系交错，矛盾与摩擦失控的危险性减弱。
第二，世界政治中心由欧洲单一中心转向欧亚两大中心并立。与世界格局的上述变化相适应，战后世界政治中心也有了变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政治的中心在欧洲。7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崛起及亚太经济合作势头强劲，使亚太地区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世界各大力量卷入亚太事务的程度逐步加深，欧洲作为世界政治中心的地位开始面临挑战。迄今，欧洲舞台上一直活跃着欧、美、俄三大力量，中国和日本极少卷入欧洲事务，但在亚太地区则活跃着美、日、俄、中和东盟五大力量，而且欧盟国家近年为争夺新兴市场，已纷纷确定新的亚洲战略，将注意力部分转向亚太地区，经倡议，明年拟举行欧亚首脑会议。现在，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亚太地区美、日、俄、中和东盟关系的发展对世界格局走向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第三，由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全球性对立转向多样化政治制度和平竞争与发展。50年代，与美苏对抗相适应，世界政治的突出特点是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两种社会制度尖锐对立。苏联为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输出革命，美国等西方国家则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实行针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遏制战略。60年代以后，由于亚非拉许多新独立国家纷纷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开始成为一支反对两霸的独立政治力量，形成了三个世界的政治划分。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后，世界政治一度出现一边倒的态势。但由于中国、越南等国通过稳步地推进改革开放，逐步站住了脚跟；西方国家在取得冷战胜利后开始面临艰难的内部调整；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各国的政治自主意识明显增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当今世界仍然是多样性政治制度并存发展。
第四，国际关系从高烈度对抗向缓和与对话转变。表现有二：一是战争烈度明显降低，局部地区冲突和中小国家间战争成为主要的战争形态。在战前国际关系史上，每50年总有大规模战争发生。18世纪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北方大战和七年战争，19世纪前半叶有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战前50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50年却没有发生全球性战争或大国间大规模战争。二是大国之间的对抗烈度明显下降。70年代初以后，通过对话、增加军事透明度和建立相互信任措施，谋求缓和紧张关系，成为大国关系中的主流。这是战后50年世界政治的一大发展。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以及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加深，提高了大规模现代战争的破坏力，增加了战争成本，大大减少了一方全胜的可能性。
第五，少数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寡头政治向中小国家参与扩大的决策民主化转变。战后初期，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舞台上起支配作用的是美、苏、英、法等少数大国。第三世界崛起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日趋活跃，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明显增大。60年代以后制定的许多重要国际条约、公约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意志和主张。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参与和支持重大国际问题解决的份量已有较大增加，国际关系正在趋向民主化。
第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战前几百年世界政治中，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原则一直占统治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虽然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但欧美列强并没有认真遵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达成的一系列协定仍明显带有强权政治的痕迹。战后，随着殖民主义统治土崩瓦解和亚非拉各国相继获得独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明显增大，国际关系准则也经历了一场深刻变革。昔日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受到强有力遏制，大国强权政治遭到明显削弱，中印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目前，虽然仍存在某些大国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径，但在遵守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等项内容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大国任意瓜分和侵吞弱小国家领土的现象已极为罕见。
战后世界政治的上述特点集中反映了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趋势。可以说，当世界跨入21世纪门槛的时候，人类社会本身也处在一个重大转折关头。
二
要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带入21世纪，当务之急是在世界政治领域发动一场观念变革，在消除冷战思维方面实现一次飞跃。
第一，承认多样性是一种自然法则，脱离按意识形态划线的对外政策轨道。我们应当看到，自然界物种有多样性，人类社会种族有多样性，各民族的历史、制度、文化和宗教传统也有多样性。只有多样性才能有比较、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正是多样性的统一使世界绚丽多彩。为某种短期的利益所诱惑，试图将本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想象会出现一个清一色的世界，是一种违背自然法则的思想方法；受国内党派斗争的需要所推动，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处理对外关系，则是目光短浅、劳民伤财、误国误民的对外政策。相反，在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追求本国的利益，在政治制度多样性统一的世界上谋求属于本民族的位置，对外政策才能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实现这一飞跃，就是要告别冷战思维。
第二，明确“发展是硬道理”，放弃盲目和超负荷扩充军备的片面安全战略。回顾历史，可以说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世事变化，盛衰无常。几百年来，有些世界强国，终未逃脱衰败的命运。究其原由，乃因决策者好大喜功，权势欲过盛，一味谋求凭借军事优势扩充势力范围，最终必然走向其反面。正如古人所云，“强国之祸，常以欲为人王。”从短期看，军事优势无疑能够有效地维护本国安全、扩大和维持势力范围。但从长远看，由于军事优势需要经济优势支撑，长期的超负荷军备竞赛，无异于拆梁筑围，釜底抽薪，其结果难免事与愿违。因为，随着经济投入逐年减少，军事优势赖以维持的经济优势将严重削弱，从而危及军事优势本身，并最终招致不安全。优先发展军事力量的安全战略具有时代条件的局限性。在土地和自然资源构成国家实力基本要素的时代，国家利益之争必然直接表现为土地和资源之争，有些国家因而况相攻城掠地，强调发展军事力量。如今，时代变了。随着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增强经济实力为核心发展综合国力，已成为改善一国命运的关键，军事因素的效用已大为降低。所以，“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反映我们所处时代本质特征的至理名言。明确这一道理，就是要把握住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确立起以发展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第三，确立共同安全意识，摆脱集团政治思想的束缚。集团政治源于近代均势理论，其核心在于通过结盟，谋求政治和军事优势，因而成为几百年来大国争霸的工具和实力政治的孪生物。但福祸相依，利弊为伴，实践已经证明，集团政治并不是维护安全的最佳选择。从对立同盟间的关系看，尽管奉行集团政治和同盟战略无疑有利于各盟国共同对敌，维护自身安全。但这种安全是以对方同盟成员的不安全感为代价的，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因而往往加剧对立同盟间的紧张关系，毒化国际气氛，成为国际关系由缓和转为对抗的直接诱因。从同盟内部关系看，大国组织政治军事集团并对盟国承担安全保障等义务，势必加重自身负担，有时甚至为弱小盟国所牵制，或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拖入冲突和纠纷。战后美国为组织和维持军事集团，近乎独立地承担着北约的战争机器，并在经济上容忍欧、日等国“搭便车”，自觉不自觉地培植出两个强有力挑战者，成为美国的主要经济对手。另一方面，中小国家加入大国主导的军事政治同盟，就意味着成为大国争霸斗争的工具和马前卒，从而不得不出让部分主权，减少自身的活动余地，并且持续不断地对盟主做出不情愿的让步。而当真正的侵略行为发生后，大国往往会编造借口以逃避义务。1939年英法对波兰的安全保证就是一例。所以，集团政治并不是有效的安全保障战略。冷战结束后，随着安全威胁的多样化、分散化和复杂化，解决诸如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核扩散以及恐怖主义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已非单方面或某一集团力所能及。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关系只能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在合作中进行合理竞争，传统的排他性集团政治已越来越行不通。
第四，树立大国的时代责任感，以有利于地区稳定而不是利己主义的方式解决局部冲突。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低烈度战争明显增多，根本原因在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避免迎头相撞，将争夺重点转向了第三世界。随着冷战后两霸在第三世界的争夺结束，诸多旧热点有的已经解决或接近解决，暂时尚未解决的也已明显降温。近几年出现一些新的地区热点冲突，除以往被冷战格局所制约和掩盖的种族、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很快冒出外，有关大国从利已考虑出发进行干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各大国的利益有所不同，根据本国利益而不是地区稳定的考虑参与解决冲突，难免导致各国意见相左，步调不一，增加冲突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难度。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世界各大国应当以全新的姿态，加强合作，利用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促进地区和平，而不应展开新一轮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制造和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而且，在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新时代，传统的势力范围已经开始失去其本来意义。以谋求势力范围为目的推行大国干涉主义的作法已经过时。
第五，认识相互依赖的客观现实，破除以零和（zero—sum ）观念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陈旧行为模式。这种观念强调，由于利益一定，因此A有所得，B必然有所失；只有使B有所失，方能使A有所得。这种封闭性与排他性的国际经济关系行为模式，反映了世界市场形成初期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因而构成近代殖民帝国主义和经济集团化的认识论基础。由于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缩小了全球空间，人员和商品以及资本流动速度明显加快，经济活动日益活跃，市场机制发育趋于成熟，经济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各民族相互依赖的程度大大加深，各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性质，封闭性、排他性的经济集团化和区域化政策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但是，苏联解体后，有些西方人士无视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出于某种狭隘的集团利益考虑，死抱住过时的零和游戏观念不放。在新的竞争环境中，它们不以崭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挑战，而是在恐惧心理支配下病急乱投医地求助于组织排他性经济集团，甚至仍然依恋于冷战时代，迟迟不向新兴市场国家开放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国际经济机构的大门。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必须确立和则两利、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新观念。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在世界政治领域来一场观念上的变革，那么，21世纪的世界将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