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事件”思维方式及其当代意义_哲学论文

论马克思的“事件”思维方式及其当代意义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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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不仅表现为用实践性思考方式取代对象性思考方式,而且更深刻地表现为将实践性思考方式具体化为对“事件”本身思考的历史性特征。马克思哲学不仅超越了近代哲学理性主义的知识论传统,使其哲学研究的对象抵及存在论层面,而且通过对“事件”历史性的感性诠释超越了以往存在论的抽象演绎逻辑。

马克思对“事件”(事实)的思考方式,从传统哲学的意义上看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本 体论。理由在于传统的本体论停留于对形而上学的“存在”之追问,只是从逻辑的一般 性意义上考察“存在”(是)与“存在者”(是什么)的关系,无视或根本否定“事件”存 在的意义。说其不是哲学,根据在于以往的哲学仅诉诸于解释世界,这样的哲学至高无 上,自命不凡而又高于一切。在这种哲学样式中,“事件”只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没有 存在的必要。而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詹明信,1997年,第18 页)。作为理论的哲学必须同作为实践的“事件”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 思关于“事件”的思考方式是对以往传统意义上哲学乃至本体论的根本超越。

马克思哲学从“事件”的视域出发所确立的“事件”的思考方式,可以看作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变革。这一思考方式变革的实质在于马克思通过对“事件”的思考方式创立了真正地超越自然主义与先验主义对“事件”思考的固有缺陷,进而提供了对“事件”理解的真实的、有效的、历史的方式。

马克思关于“事件”的思考方式作为对传统哲学的根本超越,首先体现在马克思力图超越的直接对象就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黑格尔哲学从意识的优先性与至上性原则出发,确立了对“事件”分析的逻辑假定,“即这个世界是一个统一体,并且只有在与不断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有关的情况下才是可以设想的……也就是说,这种统一体处在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变革过程之中,并且往往在更高的层次上不断恢复其均衡状态”(曼海姆,第76页)。对黑格尔来说,“事件”只有在精神的统一体前提下才能理解。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对“事件”的意识至上性说明是必须要摒弃的,但是,黑格尔在 其哲学中所阐述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这一辩证法的实质则要加以保 留与持守。以此为审视的角度考察哲学的思考方式,就会提供一种全新理解的思考向度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如果“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达为实体,而且同样 理解和表达为主体”(黑格尔,第10页)的话,那么就“事件”的思考方式而言,马克思 必然会看到人的历史活动既同一于“事件”,又异于“事件”,只有在这样否定性的转 化之中才能赋予“事件”本身的意义,才能使“事件”具有历史性的特征。黑格尔认为 “天上”的哲学只有在“事件”的现实化之中才能返归到“地上”的思考,只有这样, 哲学才能既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又在哲学之中消灭了自己。黑格尔对“事件”先验理性 主义的诠释在马克思的“事件”思考方式中被消解了。费尔巴哈哲学本意上为了突破黑 格尔的逻辑理性主义而诉诸于“感性直观”,其对问题的指向是可取的,但他对问题解 决的方式则是错误的。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所得出的“人的存在只归功于感性 ”、“人的本质是感性”(《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1页)的结论,接近了 对“事件”的思考,但未能完成对“事件”的真实思考。这是因为费尔巴哈没有“把感 性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页),即他“把 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同上,第77—78页)。“事件”本身 的存在不仅是感性的,而且是在感性活动中展开的;只有从感性活动的层面上理解“事 件”,才能理解人的感性活动的性质。因此马克思力图在批判哲学之中来实现哲学。哲 学之所以要受到批判,是因为这种哲学根本否认现实的“事件”存在;而哲学的实现只 能是在对哲学的批判之后,同时又必须将对哲学乃至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 只有在对尘世批判的物质领域中哲学才有可能实现自身。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就已经 设定的“哲学现实化”目标,在其后一系列逐渐表明他走向成熟的思想轨迹演进中,不 断清晰地显现出来。“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 ,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同上,第2页)借助于对这些批判重心的下移, 马克思进而深入地、实证地、历史地思考了资本主义这一“事件”的现实,并在对这一 “事件”的反思之中确立了超越传统哲学的思考方式。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他只是为历史——它还不是作为现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它只是人产生的活动、发生的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马克思,第112页)。这表明黑格尔即使谈及“事件”的话,也只是对“事件”作抽象表达。对黑格尔来说,“事件”只具有表现“绝对理念”的逻辑学意义。这样看来,黑格尔是在意识优先性的基础上说明“事件”的。对马克思而言,首要的是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旧有形而上学关于“意识”与“事件”关系的理解作根本性的“颠倒”,也就是说,只有从“事件”出发才能理解“意识”及其意识形态的秘密所在。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主义的思考方式只是从“事物”、“事件”的“客体形式”去考虑问题,而没有从“主体”方面、从“为我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3卷,第202页)这就意味着作为历史性的“事件”是与人的活动内在关联的,只有从“ 感性活动”这一前提出发才能理解“事件”与人的相互对象化关系,也才能理解“事件 ”与人的互动式意义的历史生成。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感性存在活动”的历史是 由“事件”构成的,作为表征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只能是每个时代的精神的具体体 现,不存在游离于“事件”之外而且超越于“事件”之上的抽象历史概念。这表明真实意义上的哲学其内容总是“从对每个时代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其性质乃是“描述人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其问题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同上,第71页)。

因此,马克思认为以往的哲学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根源在于它们都力图寻找到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抽象思想原则:只有依赖或根据这一抽象的思想原则:才有可能构建解释世界的“范本”。“范本”不是完全排除“事件”,而是将“事件”思辨化、抽象化为“逻辑”。“事件”对于普遍逻辑意义的“范本”而言,只是被理性演绎所压缩出来的“原子”,没有或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只有如此,旧有的形而上学才能保证以往哲学解释世界的思辨功能。与此根本对立,马克思指出哲学最重要的功能是改变世界,因此,只能从要改变的这个世界(“事件”)开始思考,因为要改变的世界(“事件”)既是人在历史中生活的前提,又是人在历史中生活的结果,这个世界(“事件”)只有在人的改造活动(否定性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成为现实的、历史的“事件”,才能具有时间性(暂存性)特征。所谓“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不能简单地或抽象地理解为一个思想原则,而是要真切地理解为对一个“事件”的辩证性的否定性的思考。因为从感性存在的方面加以确证的话,旧世界与新世界不是如柏拉图所勾画的那种形而上学世界构造的二分法的分类,即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划分,而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事件”(事态)。在这个“事件”中有事实的因素(旧世界),也孕育着价值的、可能性的维度(新世界)。“旧世界”与“新世界”构成了同一“事件”所内在包 含的两种因素。

这样,解释世界的旧有哲学的局限就充分地展露出来:“黑格尔认为,其他哲学家所做过的事情,即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作自我意识,而且是抽象自我意识的环节一事,乃是哲学本身的事情。因此,他的科学是绝对的。”(马克思,第117页)超“事件”的逻辑分析总是将哲学提升到“绝对”的地步,使之成为“科学之科学”的形而上学。对“事件”的思考方式则强调历史性特征的重要地位:“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 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事件”总是历史 中的“事件”,而“事件”本身同时构成了现实中的历史。

马克思关于“事件”的思考方式将“事件”看作是“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互为对象化的历史生成过程,而没有设立高于“事件”本身的“终极目的”与原则。“事件”不是静态不变的现象,而是在历史生成中所展开的人的生活追求的可能性。“事件”作为哲学反思的“对象”,乃是现实存在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又蕴含着在未来的角度上进一步展开的生活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视野中的“事件”乃是“历史的生成”。

从马克思的“事件”思考方式的维度出发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乃是历史中的“事件”,而近代哲学则从知识论的理性主义传统出发,用理性的尺度宣告资本主义的永恒 性和普遍性,构建了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诸种神话模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一“事 件”的分析不是凭借着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是基于历史的、实证的、经验的研究与分析 。在他看来,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现实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这表明马克思对“事件”的思考方式包括事实与价值的 双重维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一“事件”的事实给予了科学的、历史的说明, 另一方面又从对这一“事件”的事实反思之中开启了可能性的维度,力求从“事件”的 生成过程中提供“事件”敞开着的自由空间。

马克思关于“事件”的思考方式可以引发对马克思哲学主旨和内蕴的当代意义上的深入思考。从存在论的维度考察,似乎可以将马克思哲学视为向存在论根基处的回归。这一构想其本意在于突破近代知识论思考方式的局限。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对象推之于存 在论层面,这一理解当然较之于将人推定为现成的理性规定的观点有所进展,但这一进 展仅凭赋予人自身存在的抽象时间性特征是无法完成的。在存在论的框架内,仍然存在 着对人建构或理解的不同思路。即使将对人这一存在的“是什么”追问转变为“何以可 能”的问题,也难避免解释的空泛性。“事件”的历史性与人的有限性是贯通的,正是 在这一贯通中,人在“事件”中筹划着自身的存在,敞开着自身生存的空间。从实践论 的维度分析,似乎可以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理解为实践思考方式的确立。从实践的观点 出发有助于从新的视角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内蕴,然而当将实践作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 唯一正确的理路时,要看到对实践解释本身也存在着抽象化的可能,同时在对实践的理 解上也存在着强化主体性解释的趋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蕴涵了对未来上升的乐观主 义态度,从而或多或少遮蔽了在实践活动中人的“苦恼意识”所依托的自反性的可能性 。“事件”的历史性与实践的自反性是对应的,“事件”所蕴含着的“实然”与“应然 ”的内在对立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必然体现为发展的双重可能性,因为“事件”本身就 包含着过去和未来。从知识论的维度探究,总是将人与“事件”看作是主客二分模式的 纯然对立:在人的视野中,“事件”只能是凭借人的主体性加以把握的“对象”,是可 以控制的“目标”,“事件”只能接受人的主体性的塑造,成为世界“座架”的表达手 段。其实“事件”的历史性与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一致的,二者是一体的。“事件”的历 史性是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展开的,而人的对象性活动又是在“事件”的历史条件制约 下进行的。由此可见,对“事件”的思考方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某一哲学研究层面与 维度的迁移和超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明确地说马克思真正地批判了(旧有意义 上的)哲学,也真正地实现了(新的思考方式意义上的)哲学。

马克思的“事件”思考方式其意义是多方面的。从概括的角度看,以往哲学对“事件”的解释大体表现为本原论和目的论两种基本模式。本原论模式是从概念的理论预设出发,将“事件”归之为概念的先验逻辑;目的论模式则是从过程的目的预设推论,将“事件”归之于实现最终目的环节。马克思关于“事件”的思考方式破除了这一对“事件 ”的知性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将历史与未来不可分割地融汇在当下的、具体的、历史 的“事件”之中。

马克思的“事件”思考方式是对旧有形而上学惯常思考方式的历史性超越。旧有的形而上学总是将“事件”看作是在逻辑格局中得以攀升的“阶梯”,服从于某一超验的“终极目的”;总是将“事件”看作是消极的,是在逻辑推论之中加以否定的相对性因素;总是将“事件”看作是现象的流变,就自身而言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总是将“事件”看作是制造合法性神话的庞大叙事。只有将“事件”借助于“理性”的逻辑转变成“概念”,才能体现为同一性、绝对性与普遍性,才能使哲学研究的对象成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一般”。马克思所理解的“事件”乃是感性的现实存在的事态,它不是纯粹的、与人毫无关系的“自然”,也不是纯粹抽象的逻辑概念。“事件”兼容着“现存”与“未来”,蕴含着“事实”与“价值”,同时将两者融为同一的历史生成过程之中。

马克思的“事件”思考方式启示着当代哲学研究与思考方式的新路向。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创建了对“事件”的思考方式,赋予了对时代精神的现代诠释。当代哲学的主要理论基调是否定旧有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而诉诸于对“事件”(事态)的具体分析,力图通过这一理论路向的凸显以突出哲学所指涉的对象的具体性、历史性、差异性。胡塞尔强调要面对“事实”本身,德里达强调“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德里达中国讲演录》,第69页)。詹明信则将对“事件”的思考方式称之为当前事件的哲学,将这种哲学称之为“当前本体论”,并呼吁哲学应该回归到当前“事件”本身。(詹明信 ,2002年)詹明信认为马克思哲学乃是理论与实践同一的逻辑。尽管对“事件”的思考 方式这一基本路向中掩盖着当代哲学互相对立的诸种理解,但当代哲学对“事件”的关 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马克思的“事件”思考方式提供了对哲学反思“对象”的多向度的思考空间。首先,对“事件”的思考不是将“事件”纯然看作是孤立的存在,不是从纯然的实体角度来考虑“事件”的规定,而是将“事件”同人的现实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主客体之间的关联、进而从人的主体间性维度来诠释“事件”的指涉与意义。其次,对“事件”的思考不是将“事件”看作是自然属性的“事实”,而是将“事件”的“事实”与“价值 ”联接在一起,“事件”的内在蕴含的“现存”与“理念”的两个维度都隶属于对“事 实”的思考之中。这表明对“事件”的思考本身只有从“事件”的生成过程出发才能成 为现实的、全面的思考,由此引发了对“事件”本身的辩证理解。最后,对“事件”的 思考不是单维度的,而是多维度的。对“事件”的思考不仅包括理性的维度、主体性的 维度,也必然包括辩证的维度、自反性的维度;不仅应看到“事件”包含着向正效应的 目的攀升的可能性,而且应看到“事件”也包含着向负效应滑落的可能性,只有如此对 “事件”的思考才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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