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宜辉[1]2002年在《敦煌石窟文物的数字化获取与展示》文中研究表明敦煌壁画是我国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之一，但是由于地处沙漠之中，常年的风沙侵袭已经对敦煌壁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个人类艺术的宝库变得非常脆弱。如何让更多的人可以欣赏到敦煌石窟艺术，如何保护敦煌石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利用目前的虚拟现实技术与设备，完全可能在计算机上数字化获取并且展示敦煌石窟。本文以敦煌石窟文物为应用背景，研究文物数字化获取与展示的计算机技术，为计算机保存和展示文物信息，为石窟考古和文物保护研究，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先进的手段。 本文是作者研究工作的总结。本文首先对计算机技术用于敦煌石窟信息获取与展示进行了综述；然后详细阐述了文物的数字化获取与虚拟展示的手段、流程与关键技术；最后介绍了一个完整的石窟展示系统的实现，包括系统的开发环境、体系结构、界面设计与各种关键技术的实现算法。 在上述研究工作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敦煌石窟文物的数字化获取与虚拟展示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可以解决敦煌石窟文物的纪录、保存、展示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得到了良好的保存效果和展示效果。其中，数字壁画拍摄设备、拍摄规程、后期处理，以及彩塑IBR展示的阴影效果等，是作者在以前实际的研究工作基础上，提出的新的解决方法，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很好的应用前景。 本文的成果包括一套数字壁画拍摄设备和拍摄操作规范，IBR彩塑阴影绘制技术，以及一个敦煌石窟展示系统。这些成果可以用于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存和展示，为文物保护、艺术鉴赏、参观旅游等行业所采用；同时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的文物古迹和旅游景点。
韩春平[2]2009年在《敦煌学数字化研究综述》文中指出敦煌学数字化代表了数字化时代敦煌学发展的新趋势。20多年以来,敦煌学数字化工作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数字资源不断涌现,理论探索多有创获。此前人们对敦煌学数字化的工作历程有较为清晰的勾勒,但是对于理论研究的成果缺乏系统的梳理。本文对相关理论成果进行了初步整理和概要述评,以期能有一定的参考之效。
陈振旺, 樊锦诗[3]2016年在《文化科技融合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以敦煌莫高窟数字化为例》文中提出文化与科技历来如影随形,彼此潜移默化地相互渗透。文章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结合文化科技融合的时代背景,阐述文化科技融合在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价值,以敦煌莫高窟数字化保护和展示为例,探讨文化科技融合的具体运用,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提出文化科技融合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实践路径。
李婧[4]2015年在《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建筑遗产测绘是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中国建筑遗产测绘事业已经过80年发展历程,由于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存在诸如管理机制不完善、标准要求缺失、专业人才匮乏等大量瓶颈性问题,严重制约着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的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广泛查阅建筑遗产测绘领域主要学术团体、科研机构的测绘成果及相关历史文献、访问专家学者与技术人员,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和信息。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自中国营造学社开创性引入西方测量方法调查古建筑以来,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实践与理念发展的历史进程,全面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实践成果、理论与技术发展,尽可能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遗产测绘的发展变化脉络,对于解决测绘领域的发展瓶颈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本文按照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历史的时间顺序为主线进行论述。首先回顾了西方和日本学者在中国进行的建筑调查测绘实践,分析了中国营造学社系统开展建筑遗产测绘的背景和条件,进而对民国时期中国营造学社、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等机构的建筑遗产测绘活动进行考察,分析了上述活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建筑遗产测绘对于古建筑维修向文物保护工程转化的作用。其次,将1949年以后文物建筑测绘的历程以19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对文物测绘的实践历程、管理体制、技术理念、人才培养等相关问题展开论述。然后,对天津大学古建筑测绘历史进行个案研究,作为共和国建立之后高等院校从事建筑测绘遗产活动的缩影。最后,就建筑遗产测绘领域中存在误区、争议或长期忽视的重要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试图审视因果,以史为鉴,在已有的宏观建筑史学研究领域中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推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和建筑遗产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谷阿靖[5]2015年在《敦煌文化的数字化再现及旅游体验设计》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信息化社会不断进步发展,敦煌文化数字化研究俨然已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叁十多年来敦煌文化数字化研究为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以及传播、交流和展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是利用当下社会文化数字化共性和敦煌地方文化旅游个性,实现了敦煌文化、科技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敦煌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这象征着敦煌文化数字化研究又进入了新阶段。正是根据上述敦煌文化与数字化技术融合发展背景,文章通过对敦煌文化数字化再现的视觉叙事探析,将敦煌文化的数字化再现结构分为视觉元素与叙事内容两个部分,其中视觉元素由色彩、造型与材质构成,叙事内容由历史文化与再创作构成,并借助敦煌莫高窟第257窟《鹿王本生》故事画和动画片《九色鹿》作为案例对敦煌文化数字化再现的视觉叙事进行论证,以此来证明敦煌文化数字化再现的视觉叙事方法对保护敦煌文化、提高敦煌文化知名度和扩大敦煌文化影响力,以及实现敦煌文化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实现敦煌文化保护、传承,以及交流、传播和展示,结合时代共性和地方个性,文章通过敦煌文化数字化的视觉叙事理论,在保护阳关和玉门关原貌基础上,根据旅游者对阳关、玉门关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移动增强现实与叁维建模等数字化技术,对敦煌阳关-玉门关大遗址进行了数字化再现及旅游体验设计。该旅游体验设计是以保护现存阳关-玉门关大遗址为基础,通过强化阳关、玉门关的军事文化和丝路文化特点进行数字旅游产品设计,利用虚拟与真实、线上与线下的结合架构出全方位立体化的智慧旅游体验体系,并对此提出了有关现实旅游体验与虚拟旅游体验、智慧旅游服务与旅游产品内容的建议。文章从历史学、旅游学和艺术设计跨学科的角度来思考敦煌文化、科技与旅游融合发展,并将视觉叙事的理论方法应用到阳关-玉门关大遗址的数字化再现及旅游体验设计,以图为敦煌文化的数字化融合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操作的方案参考,也为智慧旅游提升旅游体验途径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韩春平[6]2011年在《“2011敦煌论坛:文化遗产与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指出由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和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共同承办的"2011敦煌论坛:文化遗产与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8月19-22日在敦煌研究院召开。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和甘肃省文物局局长杨惠福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来自美国、
吴健[7]2016年在《多元异构的数字文化——敦煌石窟数字文化呈现与展示》文中指出本文结合敦煌研究院成功的数字展示案例和"一带一路"文化旅游的需求,通过现有大量的敦煌石窟数字化资源转化为多元的可视的数字化成果,使不可移动文物突破物理空间和地域局限,走出文物本体环境,面向国内外,以新的展示环境、新的视觉表达、新的文化旅游模式呈现在公众的面前,精心组织、合理布局、科学设计,以虚拟和现实相结合,以艺术和高科技相融合,从而营造一个全新的多元异构的数字文化。
王禹[8]2017年在《大足石刻美术资源的数字化展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足石刻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i,具有较高的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历经千余年的风吹日晒和流水侵蚀,大足石刻的部分石刻雕像逐渐出现岩石风化和岩体崩塌、颜料老化等问题,保存环境日益严峻。从另一方面来讲,近年来,旅游逐渐成为人们的重要娱乐休闲方式,而重庆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海内外的游客。作为重庆最响亮的文化名片之一,大足石刻成为到重庆旅游的必去之地,游客陡增,给大足石刻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保护与展示日益成为大足石刻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矛盾。如何在保护大足石刻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同时,又能向观众展示大足石刻的艺术,成为研究大足石刻的一个焦点问题。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传统单一的展示方式已无法满足观众参观的需求。鉴于国内敦煌莫高窟等大型石窟的数字保护与展示取得的成效,目前,利用数字化技术展示来传播大足石刻艺术,传承优秀文化遗产已成为研究大足石刻学者们的共识。本文主要研究大足石刻艺术资源的数字化展示的必要性、实现与意义,着重对数字化展示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不同类别展示内容的特点,探索大足石刻艺术资源的展示方式与实现途径。其中,大足石刻艺术资源的数字化实现途径是本文的难点。
张安华[9]2015年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除了在本国范围内的传递与传承外,还离不开对域外各国各民族的传播与交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包含了书法、篆刻、国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和园林。历史上不同的时期,针对域外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门类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活动和海外影响力也不同。从传播学的视域出发来思考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媒介、方式、路径和效果问题,结合古今重要的艺术传播现象和传播事实,对各门类传统造型艺术作综合性地宏观把握,当是研究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走向世界的一个崭新视角。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动因是由审美、文化、政治和经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个人角度看,向域外传播艺术是满足审美需要、传达思想或谋生赢利的手段；从国家层面讲,则是为了宣扬本国文化、发展对外文化交流或文化贸易的需要。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要实现对外传播离不开可以跨越时空界限传递艺术信息的传播媒介和有效的艺术传播方式,现阶段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方式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印刷传播、影视传播和网络传播四种基本方式,随着技术进步、新媒体不断出现以及媒体融合的加剧,运用跨媒体、多媒体传播艺术信息的综合传播方式是大势所趋。现当代以来,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传统造型艺术可以依靠以下几种基本路径来实现对外传播：展示路径、市场路径、收藏路径、教育路径、旅游路径、艺术路径以及国际移民等路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的效果是对国外受众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的总和。从微观的效果而言,一是域外的受众对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审美、批评、研究等认知意识显着增强；二是在认知意识增强的基础上,有可能会引发外国受众的观念乃至行为的变化,特别是域外的艺术家会主动效仿中国艺术风格。就宏观的传播效果而言,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对外传播除了要让国外受众了解、认识中华文化艺术,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增强中国艺术品的海外吸引力和中国艺术家的国际影响力,促使我国文化艺术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进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吴健[10]2016年在《壁画类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发展——以敦煌莫高窟为例》文中提出敦煌莫高窟壁画数字化是数字遗产领域影响较大的项目,数字化工作较有典型性——通过数字化技术最终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传承其承载的文化内涵。敦煌莫高窟通过与国内外的合作,完成了各项科研攻关,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敦煌石窟数字化的方法和规范流程,拥有多项关键技术。后来又以科研单位为依托,发挥企业平台,将科研成果充分转化,形成科研与服务的新模式。壁画类遗产数字化的采集、处理、存储等关键技术的研究,壁画数字化成果价值的深入挖掘,数字化成果在学术研究、数字展览和文创产品的开发等领域的应用,都是值得探讨和期许的。
参考文献：
[1]. 敦煌石窟文物的数字化获取与展示[D]. 石宜辉. 浙江大学. 2002
[2]. 敦煌学数字化研究综述[J]. 韩春平. 敦煌学辑刊. 2009
[3]. 文化科技融合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以敦煌莫高窟数字化为例[J]. 陈振旺, 樊锦诗. 敦煌研究. 2016
[4]. 中国建筑遗产测绘史研究[D]. 李婧. 天津大学. 2015
[5]. 敦煌文化的数字化再现及旅游体验设计[D]. 谷阿靖. 西北师范大学. 2015
[6]. “2011敦煌论坛:文化遗产与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韩春平. 敦煌学辑刊. 2011
[7]. 多元异构的数字文化——敦煌石窟数字文化呈现与展示[J]. 吴健. 敦煌研究. 2016
[8]. 大足石刻美术资源的数字化展示研究[D]. 王禹. 云南艺术学院. 2017
[9].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研究[D]. 张安华. 东南大学. 2015
[10]. 壁画类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发展——以敦煌莫高窟为例[J]. 吴健. 中国文化遗产.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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