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与“自我中心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困境论文,哲学论文,自我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试图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西方哲学、因而也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发源地，古希腊哲学是否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自我中心困境”这种论证方式具有某种联系。这样的论题要求把一种在近代以来的哲学中才充分、显著地呈现出来的论证方式与古代哲学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我们将不是一般地讨论古希腊哲学，而是要发现这样一种论证，如同在西方近现代哲学中一样，它构成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逻辑的基础。然而，由于其原始性质，在古希腊哲学中断言多于论证。并且，由于古希腊人的哲学旨趣在许多方面都与近现代哲学家非常不同，这使得出现在他们哲学中的有限的论证也往往并不是我们所瞩目的那一种。无疑，这为我们的辩析增加了难度，也给我们的讨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
按照培里（1876—1957，美国哲学家、新实在主义者）的看法，“自我中心困境”是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本体论唯心主义进行自我论证的一个主要依据。所谓本体论唯心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哲学观，它认为，每一个事物都可以表述为这样一个复合关系：“我认识某物”。在这个命题中“我”作为复合关系的初始项是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界定的，它可以更明了地用“自我”来代替。“某物”则具有无限的外沿，它指代每一个事物和任何事物。而“认识”关系和“认识”活动表示与一个对象相关的意识的任何形式，可以指思想、记忆、愿望、领悟或者要求。于是本体论的唯心主义就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个命题，它用自我与事物间的认识和复合关系来定义事物。本体论唯心主义认为这个命题能够成立的理由之一在于：一个人不能想到事物离开意识而存在，因为一想到它，事实上就把它置于意识之内了。一个人能说出的任何事物，都是作为他的观念、认识或经验的对象而跟他发生着关系的。这个事实被培里称为“自我中心的困境”。
培里指出，尽管自我中心困境这一事实是一个毫无疑问存在的情境而且也是哲学最重要的原始发现之一，它实际上却只是一个方法论的特殊困境，而不是一种真正的论证。它产生于企图发现对进入认识关系的事物而言，这种认识关系是不是不可缺少的。而对于一个认识情境来说，某种涉及对象的关系总是无法被彻底清除的。这一事实表明了这一困境的如下含义：每一个认识者总是会把自己的认识带入他对问题的解决中去。但是，按照恰当的逻辑，这种处境无非说明：认识就是认识。它没有也绝对不能证明唯心主义想要靠它证明的东西，即它不能证明；存在即被认识，要存在或成为存在，事物就必须被认识。
从根本上看，“自我中心困境”乃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体现着唯心主义的一般本质。的确，得力于“自我中心困境”这种哲学发明，唯心主义发展出了更为精致的、似乎难以反驳的形式，但它并没有使唯心主义变成其它的什么东西，毋宁说，唯心主义只是企图借用这种特殊的逻辑含混使自己的立场得到强化。唯心主义乐于断言，诸存在物既是意识的内容，它们就不能同时又超越意识。而这一点之能够被坚持的唯一理由在于：意识，即本质上主观的东西，本身是超越的。这也正是在“我认识某物”中为什么“我”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界定的原因。而正是因为对认识意识先在性的这一肯定，任何存在必然依赖于意识、依赖于与意识发生是某种关系才能得以存在，这一点才得到了证明。这两者，即对认识意识的先在性的肯定、对存在依赖于对它的认知的肯定，便共同构成唯心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是“自我中心困境”这一论证的实质特征。
唯心主义在从古至今的历史发展中，形式各异，色彩繁多。因为其基本原理可以适合于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个原理在其一般的形式下肯定了认识意识的先在性，因此，对于认识意识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它就有多少不同的陈述形式。同样，作为唯心主义的论证手法，“自我中心困境”尽管并非总是被自觉地和显著地强调，它的确伴随着唯心主义发展的始终。如果我们承认近现代西方的唯心主义乃是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一个自然阶段，那么我们或许能够发现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是如何不自觉地利用“自我中心困境”这一情境的。这将说明某种特殊的逻辑圈套是人类认识始终面临的情境，而由于人类对自己思维本性的一再的和深刻的误解，这种情境被以各种方式所利用。
二
每一种哲学构造都有自己历史的、思想的背景和前提。因此，在讨论希腊唯心主义的主要形态之前，简要地考察一下希腊哲学的早期发展是必要的。
一般认为，泰利士通过宣称万物的始基是水而成为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哲学家，并开创了米利都学派以及此后希腊的自然哲学传统。希腊早期的宇宙论者试图发现构成世界的某种统一原理，以此赋予事物表面的混乱以一种背后的秩序。始基概念的提出开始了人类持续至今的哲学努力，它实际上表明，人们相信在事物纷纭繁杂的现象后面存在着更深刻的、人们可以把握的统一的实在性。米利都学派认为，世界万物形成（构成）于某种单一的物质。由于他们在诸如水、气、火等等可见的感情事物中找到了万物的始基，这一学派的见解便与唯物主义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几乎与此同时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却并不在任何感情事物中寻求始基，他们以数学家的敏感和洞察发现了数的神秘。他们认为万物皆由数构成，宇宙的秩序依从于数学规律，而由于数的概念和数学的抽象规律极大地依赖于我们的理性能力，这种学说便开创了希腊哲学的另一伟大传统，它本身则持续不断地给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提供刺激。
由此我们发现，早期思想家极力想要解决的实际上就是“一”和“多”之间的矛盾，而这是贯穿于希腊哲学（直到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基本主题。在早期思想家之后，希腊哲学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感情世界日益受到轻视，而理性世界则被抬高、推崇到直至神秘的境地（柏拉图）。赫拉克利特在强调“万物皆流、无物常住”的同时，告诫人们宇宙万物乃是被一种称为“逻各斯”的永恒原则支配着的，认识这种“逻各斯”就是人所能拥有的唯一智慧。在他看来，“逻各斯”既是宇宙运动的原则，又是人的灵魂（思想）的原则，“‘逻各斯’是灵魂所固有的”。由于他赋予宇宙法则与人的理性，思想法则这种同一性，赫拉克利特使人们对宇宙统一性的认识向精神性的领域大大地跃进了一步。
巴门尼德象当时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一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见解，而他的反对又主要是针对万物流变说的。他不相信“存在与非存在同一又不相同”，“一切事物都在相反的方向中运动”这种被他指为“群氓”的看法，更不相信永恒的“逻各斯”能够存在于这个流变不已的感情世界，因为真正的存在，就其作为存在来说就应当是完整、不动、无始无终的。《论自然》一书假托女神之口指出，感情世界的确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是变动不居的，正因此它是不实在的，它也就不是真正的存在。这样，通过对世界进行这种实在与现象的二重划分，巴门尼德首先把现象，也即把感情现实世界排除在“存在”以外。很自然地，所谓“存在”便与思维、而不是与感情世界相联系了。当一个人研究宇宙自然，想要努力把握存在的时候，应当尽力避免沉迷于感情世界的“意见之路”，而要在“逻各斯”（理性的逻辑推理和论证，证明只有“存在”是存在的）的帮助下走上“真理之路”，去认识只有“存在”是存在的。“因为不存在者你是既不能认识（这当然办不到），也不能说出的”，“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因此，“必定是：可以言说，可以思议者存在，因为它存在是可能的”，而“存在者不存在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
这种论证的本质是：当你思想的时候，你必定是思想到某种事物；而当你说出一个名字的时候，它必定是某种事物的名字。因此思想和语言都需要在它们本身以外有某种东西存在，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罗素指出，这是哲学史上从思想和语言来推论整个世界最早的例子。从巴门尼德残篇D2到D7对真理之路的整个论证可以看出，通过对“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的肯定，最后得出只有“存在者”存在，而存在者是“完全的，不动的，无止境的”，巴门尼德的思路显然是从思想事实出发而推论出思想对象的存在。所谓“存在”就是“存在者”，即思想对象的存在。这种论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无意之中利用了“自我中心困境”所揭示的那种推论方式，即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只能通过意识的存在获得证明。思想、意识的先在地位被未加任何说明和怀疑地确立了，从逻辑上说，整个的存在必然依赖于这种先在之物便具有了合理性。
从哲学上看，智者运动的兴起和风行一时可以说是对巴门尼德以及整个爱利亚学派所创造的概念的消极反动。的确，现象世界如此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只有蠢人才会对此视而不见、沉迷于那抽象空洞的，不可捉摸的所谓“实在”世界。智者的宣称，我们所见，所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实在的，因为善恶、真假的标准仅仅来自于我们的习俗，而绝对的，永恒的标准是不存在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智者学派的著名代表普洛塔哥拉说，“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是哲学史上流传最广、争议最多的命题之一，对它的解释直至现在仍旧是众说纷纭。然而无论如何，普洛塔哥拉用以反对巴门尼德的却绝不是唯物主义。柏拉图就把这个学说批评的感觉的相对主义。在《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指责说，象普洛塔哥拉那样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就等于说“对于每个感知者来说，事物就是他所感知的那个样子。”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指出：“这句话也可以说成：人是一切对象的标准。他存在时，万物存在；他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因此，根据普洛塔哥拉关于人成了真实物的标准，一切显现给人们的事物是存在的，一切不显现给人们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而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所谓“显现”就等于“感知”。
很明显，这样的命题，如同后来贝克莱主教的著名论断“存在就是被感知”一样，由于过于违背人们的常识感，即使唯心主义也对它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如果把“人”换成“思想”或“理念”，那么，“人是万物的尺度”就会变成“思想（或理念）是万物的尺度”，可以设想，这将是巴门尼德或者柏拉图所乐于接受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论是感知，还是思想、理念，都不过是某种形式的意识。而在由意识推知存在，任何事物不能离开或超出人的意识（感知、思想、理念等等）而存在这一点上，它们并无分歧：他们在“自我中心困境”的逻辑上握手言和了。《泰阿泰德篇》中的普洛塔哥拉为自己辩护说：“人们既不可能思想不存在的东西，也不可能思想他没有经验到的事情，全部经验都是真实的”。前半句是巴门尼德式的判断，而后半句则恢复了被巴门尼德斥为只能带来虚妄的意见的感知世界的实在性。然而，他是以“自我中心困境”的方式恢复的，这又使他陷入了相对主义和唯我论。
三
苏格拉底批评说，普洛塔哥拉的论证“把一切都说成相对的，你不能正确地用任何名称来称呼任何事物”。因为把外在的实在（存在）归结为人心的感知，实际上就是把它归结为单纯的意见所具有的那种流动性。相对性和私自性，这正是知识所必须永远试图避免的。哲学的目的即在于认识一般、不变和永恒的东西，而普洛塔哥拉（还包括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等人，只有巴门尼德是个例外）却说“没有什么永远常存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对于任何知识来说，这的确是致命的。
然而，所有这些批评所采用的实际上是巴门尼德的立场。柏拉图反对的并不是把外在的实在（存在）归结为心灵，而是断言灵魂只不过是感官（见《泰阿泰德篇》）。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心灵（灵魂）既不是感官，也不是个体存在着的心理的心灵，而是一个普遍的心灵，或者说是一个具有逻辑原理的一般的认识主体。换句话说，柏拉图主义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中心概念是一个超个人的、或非个人的、逻辑意识的概念，即理念。人的确是万物和一切真理的尺度，因为在人的灵魂中蕴藏着作为他一切知识起点的某些普遍的原理、观念、概念或理念。我们可以恰当地认为，这就是柏拉图宠大的思想体系的中心和基础。
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因为它揭示事物中的一般，不变和基本的因素，这是柏拉图从苏格拉底那里继承下来的观点。问题是，它的真理性的保证是什么呢？柏拉图以跟他的某些前辈类似的方式论证说，知识是思想和实在或存在的一致性，它必然有一个对象。因此，如果观念或概念要有作为知识的价值的话，某种实在的东西必然同它相符。举例来说，必然有纯粹的绝对的美本身，必然存在着同我们的一般观念相符合的实在。换句话说，这种观念不可能仅仅是我们头脑中转瞬既逝的思想；因此数学的真理、真、善、美的理想必然是实在的，它们的必然有独立的存在。如果我们观念的对象不是实在的，它们就不能成为知识，因此，它必然是实在的。那么，观念的实在的对象，即理念（形式或模式），是什么呢？它们当然不是人心中的甚至神心中的思想、思维本身，而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实体。它先于、脱离和独立于事物而存在，是万事万物原始的、永恒的和超越的原型。理念形成一个自在的、逻辑体系的世界，它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并且只能被思想所理解。感官对象，即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只不过是永恒不变的理念的流动的影子，只是因为有幸分有了理念才得以存在。它们不能持久，没有价值，因此不是知识的对象。唯一的知识是对理念的知识，而这样的知识因为并不来自现实世界，它必定是心灵先天具有的，而一切知识便都是回忆。
的确，真正的知识是对事物进行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抽象而得到的概念体系，它所要把握的确实就是事物的本质。然而，作为一般性存在于事物之中的本质并不就是事物的存在，并不就是事物本身，事物的存在也并不是被其本质所决定和从它的本质中推知的。柏拉图的论证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从知识需要有一个对象（事物的一般本质、关系、属性等等），推出知识对象的实体性、理念的独立自存。他从“真实的事物”（认识的事物都必须是真实的）推论出“存在的事物”（即认识的事物必定存在）。这就使得他设定作为知识对象的理念存在于一个终极王国之中，这一终极王国不是概念体系，而是作为实体独立存在的“事物”。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谈论认识对象，那就意味着我们认为知识是某种关系，它形成于两种存在的事物之间，一个是认识者，另一个是认知对象（以实体的方式存在的事物），而认知对象本质上乃是从认识者的认知过程推论的产物。这就是说，“知”即是“在”，要使知识可能就必须有理念的先验存在，正是在这一点上，柏拉图象他的先驱巴门尼德一样，未能避免“自我中心的困境”。
与直接借助“自我中心困境”进行论证的近现代唯心主义不同，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外在世界（现象界）的存在并不是某种认识论的结果，而是源自一种形而上学的设定。因为现象界（物质世界）的存在仅仅是对理念的分有，因此它是虚幻的，而唯有理念才是终极的客观实在。然而柏拉图赋予理念的这种客观实在性却并没能使他的哲学摆脱主观主义，因为所谓理念可以被看作是对思维、认识进行了这样一样界说，即它不是一个个别知觉的可感觉性，而是一种普遍的思维的系统化的活动，它把对象以个人流变着的心理状态中的解救了出来，而给以持久性、同一性和秩序性。但是，把对象这样从心理的主体中解救出来仅仅是为了便于被其解救者，即超验的主体，所占有。作为逻辑意识的理念便能够制约存在，而它的活动乃是和单个的思想者联系着的，它就是他的“客观的”实在。因此，它仍是在某种伪装的形式下依赖于主观性的，而为主观唯心主义（比如智者派哲学）所坚持的那种见解的本质特点则完全保持未变。这种主观主义，正如我们看到的，乃是“自我中心困境”这种逻辑难题的思想前提和根本特征。
四
在哲学发展的整个历程中，希腊哲学都是体现人类思想天才的、激动人心的然而又充满种种巨大困难的伟大时代。在这一进程中，从思想、从感知、从理念出发推知、确定存在而造成的矛盾是古希腊哲学所遇到的主要困难之一。在漫长的哲学辩难中，随着这些矛盾的时隐时现，它们同时也被以相当敏锐的方式指了出来。
智者高尔吉亚在《论非存在或自然》中以与爱利亚学派论战的姿态提出了三个相关的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即使有物存在，也无法被认识；第三，即使可以被认识，也不能把它告诉别人。第一个命题的论证近乎逻辑游戏，高尔吉亚似乎想通过模仿芝诺的辩证法来把爱利亚派哲学归结为谬论。但是第二和第三两个命题对爱利亚派（尤其是巴门尼德）的原则来说的确是致命的。高尔吉亚说：如果我们所想的东西并不因此就存在，我们就思想不到存在；我们告诉别人的也并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语言，而语言则是异于存在的。这个论证以古希腊人特有的方式使巴门尼德的逻辑陷入尴尬的处境，因为从方法上说它完全因袭了巴门尼德的论证。巴门尼德方法的核心是实在（存在）与观念（思想）同一的原则，而高尔吉亚机敏地暗示说，如果真的象巴门尼德那样思想，那么因为那些有一种实在与之相对应的观念和没有任何实在与之相对应的观念是难以区分的，从而我们就不能知道什么是存在的，而事物的语言名称也失去了与这些事物相符合的根据。这些困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假设了思想事实的绝对实在性，而可以认为，高尔吉亚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指出了存在于其中的某种“自我中心”的困境。
亚里士多德指出，理念论给予理念以绝对的、分离的存在，这不但无助于说明事物的存在，而且必然导致一个双重的世界。他说，如果任何理念果然是独立存在的，那就会发生“第三者”的困难：当两个特定的事物把它们的相似性归于一个理念时，理念与这两个特定事物之间的相类似性又当归之于什么呢？这导致一种“无穷追溯”。况且，如果理念与事物分离，那么事物又怎么能分有理念呢？作为“一”的理念怎么能存在于分有它的“多”的事物之中呢？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本体论困难的剖析是极具逻辑力量的，它证明，既不应当设想理念是第一实体，也不应当设想它与事物相分离，在存在的实在性上理念正是自然说明的。而没有这样的假设，即没有某种观念的东西具有先在性的假设，“自我中心困境”的论证便无法进行。
亚里士多德还评论说，普洛塔哥拉等人把感觉当作思想，在思索真理的时候认为存在物仅仅是可感事物。但是，“如若仅有可感事物存在，那么有生命的东西不存在，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感觉并不是对它自身的感觉，而在感觉之外存在着某种东西，它必然在感觉之先，因为运动者在本性上是在先的，既使它们彼此相关也没有多少差别。”当然，亚里士多德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这里存在着一个“自我中心困境”的问题，但是，这里所展现出来的却正是对某种典型的“自我中心困境”的批评。亚里士多德凭借他的天才足以抓住问题的关键，而我们吃惊地发现，这里的论证用来批评贝克莱主教甚至也是极为适当的。
在“自我中心困境”这个论证的明显的形态上，所有这些批评，就象它们所批评的对象一样是需要给以特定的分析的。同一种论证，在不同时代、不同主题的哲学陈述中，其表现形式相应地也是不同的。近现代哲学从追求如何认识存在进而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这有可能使它定义说，“存在就是被感知”或“存在就是某种思”。这样的回答就会导致以直接的、明白无误的方式实践“自我中心困境”的论证。而在古代哲学家那里并没有“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他们感兴趣的是“存在着的是什么东西”。如果存在的就是永恒的形式（理念、思想），或者是事物的流变，那么除了这种“一”或者“多”的确是以我们的最高的思维抽象能力或者感觉把握到的，因而思维或者感觉就是一切的决定者这种极为可疑的理由之外，实际上是得不到更多证明的。因此，“自我中心困境”只是以隐约的，含混的方式出现在古希腊哲学中，这本是不足为怪的，然而，或许这种无意识正是使希腊思想家们对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感到迷惑不解的原因之一。当他们对他们进行论证的前提和逻辑之正确性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某种叫作“自我中心困境”的东西正被他们以天真的、隐晦的和独断的方式所利用。
古希腊哲学由于尚未使自己的兴趣分化，它没有产生出独立的认识论，这使得“自我中心困境”没有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形式出现在古希腊哲学的论证之中。但仍然可以说，作为一种可变形的论证方式，“自我中心困境”同样是古希腊唯心主义所利用的一个主要情境。它时而被激烈地暴露，时而被巧妙地掩盖，但始终未能被真正地克服。它始终是唯心主义近乎本能地加以利用的一件虽然荒谬却显得非常自然、有力的思维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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