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转型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国防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的学术界还在关注着在美国兴起的“新军事革命（RMA，也被称为‘新军事变革’）”的时候，“国防转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已在美国的战略界悄悄地登场。1997年12月，以Philip A.Odeen为首，以退休将领为主的国防研究小组（National Defense Panel，简称NDP）依据1996年颁布的“军队机构条例”（Military Force Structure Act）的第924节，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一个题为：《国防转型——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安全》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不仅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以打胜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地区战争为主要目标的国防战略是一个强烈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驱动着美国以后整个战略转型的核心概念：国防转型。可以说，它影响着面向21世纪时，美国国防战略界一代人的观念，并且成为美国战略中的关键词。正是在这个思想的驱动下，进入21世纪时，美国走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战略选择的道路。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后，无论从2001年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还是2002年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都把国防转型作为战略的核心内容。
如果说，“新军事革命”是一场由军事技术的革命而引发的整个军事变革的话，那么它的意义主要还是在军事上，即打造一支具有更强实力的美国军队。“国防转型”的提出一开始就不只是为提升美国的军力，而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如何针对未来所有可能的威胁，打造一个能够战胜一切对手和可能威胁的军事力量。为此，它包含了美国提出《国土防卫战略》、调整了核战略、提出了用先发制人的方式来反恐的战略，也对美国的军队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些目标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目标是：用军事力量作为主要手段，维持美国在世界上作为不可挑战的帝国的地位。用国际政治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建立一超独霸的新的世界格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防转型是与美国的整个安全战略考虑相联系的。它不仅使国防力量的发展“从基于威胁转向基于能力”，而且支持国防转型的战略框架，已经超越了国防战略，涉及到整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当今世界上美国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战略调整，特别是像国防转型那样大的战略转变，对整个世界都会发生深刻的影响，对中国必将造成影响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了解它对于中国的影响，这是我们考察美国国防转型的一个重要目的。
一、对国防转型的基本判断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国防转型，有两个基本点必须注意：
第一点是，美国的国防转型不是因中国所引起的战略调整，而是以美国要长期称霸世界为目标，依据新保守主义理念对后冷战时期战略环境的判断而作出的战略调整。这个战略调整的核心是建立美国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不允许出现军事上新的战略平衡。它所追求的国际格局是排斥任何的力量均衡，以美国一国独大，称霸于世界的格局，也被美国人自称为是“美利坚帝国”。对中国的影响，也主要是从美国建立这种国际格局的意图、主要措施、能走多远的角度来观察，更重要的是从国际格局的变化来看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把它看作是美国针对中国所进行的战略调整。
如果比较一下1997年布热津斯基所写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就可以看出，虽然目的都是要称霸世界，但美国所走的几乎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大棋局》所反映的战略理念，依靠的是美国所具有的军事、经济、技术、文化的力量，依靠的是地缘政治的平衡，来维持和扩大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能力；美国所依靠的，是以盟友组成的精细的国际体系的支撑；美国对世界的作用，是发挥决定性的影响，而不是对世界的主宰；而对世界的治理靠的是国际秩序，是国家安全体系、经济合作体系、一致决定的决策程序、主要的联盟组织和全球的立法与司法的结构。它的立足点是在世界事务，特别是欧亚大陆事务上的参与。因此，它要求“美国迫切需要参与世界事务。这种参与必须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加强国际地缘政治的稳定上。”[1—p278]而我们看到，以国防转型驱动的美国战略选择强调了军事实力的重要性，抛弃了“软实力”；突出了美国的单边主义，轻易地破坏了与盟国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破坏了国际秩序，尽管这个秩序本身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美国所追求的是对世界的主宰，而不是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进行这样的战略调整，必然对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它关系到我们所面临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的环境。
第二点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美国的这个战略调整中，对中国的考虑占有突出的位置。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所面对的是一系列可能的威胁，并没有界定一个主要的威胁来作为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在战略安排上要考虑的威胁仍然是多方面的，既有地缘政治上的威胁，如防止敌人主宰关键地区，也有所谓“失败国家”所带来的威胁，恐怖主义的威胁，甚至还包括阻止军事竞争，美国对关键市场的进入和获得战略资源。由于美国在战略上要的东西很多，因此它要防范的东西也必然很多。从恐怖主义、“失败国家”、“无赖国家”，到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上的对手，只要认为有可能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它都要防范和对付。这样，势必使美国在战略上把战线拉得很长，甚至出现四处树敌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要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是有难度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中，对中国的考虑占有特殊的位置。它表现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可能的潜在战略对手。所谓不能让敌对国家控制关键地区，实际上具有明确的针对中国的指向。
最早提出国防转型概念的国防研究小组（NDP）的报告在谈到地缘政治时，强调的是两点：一点是引发苏联解体的地缘政治革命，这场革命是由于苏联解体而导致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动，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挑战。另一点是中国作为地区和全球主要角色的崛起。这是指中国力量的上升对地区和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对美国所带来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必须把中国的崛起作为重大的变数，放在美国的战略盘算之内。
到小布什政府国防部的《2001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关注就更为突出了。在对地区安全态势的描述中，报告提出了：“尽管美国在近期将不会面对一个同等级别的竞争对手，但地区大国仍有可能发展足够的能力，威胁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稳定。具体地说，亚洲正逐渐成为一个易受大规模军事竞赛影响的地区。从中东到东北区，有一个广阔的弧型不稳定区域，该地区既有正在崛起，也有走向衰败的地区大国……保持亚洲的稳定平衡是一项复杂的任务。这一地区存在着出现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的可能性。东亚沿海地区——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是一个具有挑战的地区。”[2—p365]在美国国防部所列出的全球四大关键地区（欧洲、东北亚、东亚沿海带、中东）中：东亚就占了两个，几乎把中国的整个沿海地区都包括了进来。很明显，中国被美国放在了地缘政治中的重中之重。即使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国防战略目标包括了确保对世界重要市场的进入和战略资源的获得。就这一点而言，对中国的含义就不只是合作，而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竞争。
在现在的美国战略选择下，我们将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我们要抓住战略发展机遇，必须要把这个背景时刻放在脑中。
二、美国国防转型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如果环顾整个世界的话，可以说在21世纪前期，可能没有一个大国在经济的发展上像中国那样面临巨大的机遇，但是，在地缘政治上也没有一个大国的压力超过中国。造成这种状况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目前的战略框架下，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最主要的潜在战略对手（或者叫做战略竞争者）。它成为中美之间最本质的关系。虽然中美之间的关系由多种因素决定和多个层面组成，但是，在战略上被视为潜在对手的关系，是深层次的，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将决定中美关系的整个走向。看不到这一点，将使中国失去最基本的战略警觉。只有从这个基点出发，中国才能找到自己的战略定位。这个定位包括这样几个基本方面：
中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中，地缘政治的意义要远高于地缘经济的意义。按照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地缘政治的视角，总是两个国家互为对手，考虑怎样对付对方。而地缘经济的角度则全然不同，它是把两个国家看作经济上可合作的伙伴，具有什么样的互补性，如何进行合作。应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几乎与所有国家（地区）的关系，都具有两重性，既可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也可以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关键是哪一个方面占了主导地位。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三个因素对中国来讲是必须要考虑的：
台湾因素。中国至今没有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台湾问题突出地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走上“国家化”的道路，分裂势力在岛内执政，基本主导了岛内的政治走向，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在这种条件下，台湾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内战所遗留下来的在一个中国框架内的问题，变成台湾要公开分裂和我们如何反分裂的问题。台湾问题已经成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日本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日之间在战略上的冲突面开始显现。中日这两个东亚的大国之间没有形成对未来战略上的谅解，日本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地位的上升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威胁。这种状况，又使历史问题进一步突显，直接影响到两国人民相互的感情和对对方的判断。日本不仅在战略上依靠美国，在国际政治中也追随美国，通过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越来越显示出不仅要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也要作为一个大国在亚太地区，甚至在世界上发挥作用。日本也像美国那样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可能的威胁。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明显地表现出特有的兴趣，甚至与岛内执政的分裂势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也对台湾问题的干预保持某种空间。2005年2月19日，日本在与美国举行了外长与防卫厅长官（与美国国防部长）的会谈后，明确宣布美日安保条约涵盖的区域不仅是日本，还包括朝鲜半岛、台湾和北太平洋地区。[3]它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特殊的含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国因素。由于美国是以国防转型为手段，把追求在全球的独霸作为最重要的利益，在所有大国中，中国这个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基本制度，又在迅速上升的大国，自然会被它放在战略上非常重要的位置。面对正在上升的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多层面的。
从地缘政治的层面，美国现行战略所要追求的目标，并不是通过“接触”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而是放在不能让中国控制东亚这个关键地区上，其实质是要控制西太平洋地区，防止中国在地区、在全球公开挑战美国。为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低调地，长时间地构筑针对中国的“包围圈”[4]，包括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以及加强在南亚的军事结盟与合作。美军的这种转型，将要求原来美日军事同盟中日本自卫队只担任“盾”的功能，转变为也要承担“矛”的功能。美日军事同盟的范围也不只限于日本的本土防卫，而将包含东亚以及中东，日本将由原来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防波堤”，变成美军“推进世界战略的据点”。[5]最近，美国酝酿在东亚部署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地点可能在关岛。这种变化，无法排除其针对中国的目的性，也不能低估对中国可能构成的战略压力。
美国以国防转型为内容的战略调整，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政策的重心正在从“接触”转变到“阻止”、“威慑”和必要时的“击败”上来。即使“接触”没有完全放弃，但在战略上已经不是主要部分。在这样的战略框架下，台湾问题、日本的意图都成为可以被用来为美国战略服务的筹码。一个针对中国的美国、日本、由分裂势力主导的台湾之间或明或暗的合作关系有可能形成。它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在反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特别是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以及处理伊拉克战后事宜上，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争取中国的合作。突出的例子是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对中国支持的争取，而后是在处理朝鲜核危机问题上，尽可能争取中国的帮助。即使在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国也希望得到中国在某些方面的支持，至少在联合国安理会内不坚决反对美国的立场。由于美国战略目标的广泛性和对立面的多样性，导致美国在短期内必须处理许多更为急迫的麻烦，而不能把中国作为主要的对手，甚至还需要在一些问题上争取中国的支持。在这个层面上，多少反映了中美之间还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上存在着共同利益，使长期的、战略的利益对立被或多或少地淡化和掩盖。
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即使中国与美国，与日本，与台湾地区之间存在着经济合作的关系，它固然可以在政治上考虑与对方关系时增加复杂性，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战略考虑，改变深层次安全考虑中的利益对立。
上述三个因素对中国的战略环境来说构成了长期的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会时轻时重，但它将长期存在。由于中美之间实力的不对称和美国坚持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的战略取向；由于分裂势力主导着台湾的局面；由于美国对台湾分裂势力的支持要大于制约，从而使台湾当局具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要追求台湾独立；由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头，和日本对自己国家定位的追求是与追随美国的战略调整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中国对自己的安全环境具有不可控性。而美国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所造成的结果是使这种不可控性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
但是，事情总有两面。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也存在着与身俱来的局限性，由此也造成了它的脆弱性。这个战略是以军事使命来理解国家利益，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手段来追求自己的霸权地位，企图建立“美利坚帝国”。它低估了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复杂性，高估了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由此也就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和能力，陷入了在国际政治中的“唯军事论”。在用这种方式追求霸权的同时，美国也在不断树立对立面，给自己不断制造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在道义上陷于孤立。这种态势的发展，给中国提供了改善自己安全环境的战略机遇。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将使中国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和实力不断增强的美国，而是一个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和软实力、影响力不断下降的美国。几年以来的实践表明，美国所推行的这个战略，使自己在国际事务中失去了道德高地，并没有创造和增加其他国家对它的尊重，而是失去了这种尊重。这是美国要作为世界的“领导者”所必须的条件。虽然美国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一味地使用武力来对付威胁，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恐怖主义的威胁反而挥之不去。
对伊拉克的战争，使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急剧扩大。如果说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美国原来的威胁主要是来自于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所谓“邪恶轴心”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之后，特别是所谓伊拉克拥有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是杜撰的，和美国虐待战俘的丑闻曝光后，美国几乎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都失去了政治信誉。伊拉克战争成为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对美国的仇恨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不断扩大，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的威胁始终无法消除。从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转型来看，对伊拉克的战争完全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它体现了对待威胁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战略意图。但同时，它也是一个美国战略转型的检验器。结果表明，仅仅在军事上具有击败敌人的能力，并不能成为美国取得安全的充分保证，更不能因此就使美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弄得不好，可能使美国更不安全，也使美国的国际地位下降。按照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匿名者”所发表的《帝国的傲慢：西方为什么正在输掉反恐战争》一书中的观点，伊拉克战争印证了本·拉丹的观点：这是西方占领伊斯兰圣地的行动，也是美国意图控制阿拉伯世界石油的行动。他认为“基地组织”正在演化为“基地主义”，在更大程度上演化为一个运动而不再是一个组织，成为憎恨美国政策的人团结起来的旗帜。它反映了美国政策上的失误。[6]其实，这不只是政策的失误，而是战略上的失误。
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转型从本质上表现出一种权力的傲慢。在外交上则表现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美国把自己凌驾于其他所有国家之上，甚至对盟国也极不尊重，对所谓“老欧洲”的不屑一顾，肆意使用武力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立场，也使它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欧洲大多数盟国的支持。如果说从军事实力上来看，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更加强大的话，但是从综合的能力和国际地位来看，美国是下降的。倚重军事力量，而对与盟友的合作不屑一顾的外交战略，严重地削弱了美国的综合实力，增加了自己的风险。
可以说，美国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在导致美国地位衰弱的同时，也给中国增加了在战略上的回旋余地。除了美国、日本之外，中国与其他大国都存在实现战略谅解，进行战略合作的条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具有广阔的发展合作关系的空间。这种关系有助于缓解中国从东面所承受的战略压力。特别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以后的困境，客观上拖住了美国，使它无法集中力量，来对付被认为是潜在战略对手的中国。
但是，认识美国以国防转型为核心的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含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它对中国在战略上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在地理和时间的分布上是不均匀的。
从地理上来看，这种战略压力集中于中国的东面，集中于中国的海洋面向，同样也集中于中国的海上通道，集中在对海权控制的竞争上。美国在反恐的过程中，虽然在南亚、西南亚、中亚都实现了军事准入。但是，这种军事准入仍有它的局限性。同时，这种军事准入所构成的威胁，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其他一些大国同样也构成威胁。但是，在东面就不同了。台湾的分裂势力、日本和美国的主要军事部署都集中在那里。地理上的条件与地缘政治的因素结合成一条岛链，对中国能够形成战略上的包围态势。中国主要的安全挑战也发生在这里。而这里，又是中国要发展必须要取得的海上安全通道。
从时间上来看，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这种战略的脆弱性就能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如果美国不在外交战略上做大的调整，即使它的军事力量通过国防转型大大加强了，但是它在国际上的行动能力并不一定会同样加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还可能不断减小。一个例子就是人权问题。美国一贯高举人权的大旗，指责其他国家违反人权。但是，自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对俘虏虐待的丑闻曝光后，美国失去了在人权问题上指责别人的道德高地。“美利坚帝国”只是美国人自己的梦，并不是其他国家都愿意接受的现实世界。随着这个战略的推行，美国将越来越脱离世界大部分国家，失去它们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力量会衰落，国际社会中的力量分布会更均衡，中国可能在战略上获得的空间会变大。
但是，在短期和中期来看，对中国而言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这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
一个因素是，台湾的分裂势力具有强烈的追求台湾独立的冲动。他们对于岛内各种资源的掌控，和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使他们认为有条件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台湾的独立。在今后几年中，他们可能会不断地挑衅两岸和平的底线，把台湾朝分裂的方向推动。
另一个因素是，这届美国政府已在台湾问题上越过了原来所遵守的界限，在把中国作为潜在战略对手，必须对中国进行防范的思路指导下，美国政府不断突破原来在“一个中国”政策上所承诺的义务，并不断推进与台湾的军事合作。所谓国防转型的战略调整在东亚地区的落实，除了有针对朝鲜的意图以外，是与加强针对中国的战略部署，和用各种方式支持、保护台湾的分裂倾向，把台湾纳入美国的整个战略的布局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也成为美日军事同盟的战略关注点之一。目前美国虽无意挑起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但是在侵犯中国的主权，加强对台湾问题的干预上，并没有表现出克制的态度。美国的这种做法，成为台湾分裂势力有持无恐，坚持分裂的重要原因。
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表明，美国在短期内不仅不会在战略上改弦更张，而且还会在国防转型的既定道路上走下去。把中国作为潜在战略竞争者的立场在美国的执政团队中不会变化，针对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也会不断强化。小布什政府虽然对台湾当局在推动分裂上的胡作非为感到头痛和反感，必要时会进行约束和管理，但并没有在军事上切断与台湾联系的意图。因此，美国不会改变作为台湾分裂势力靠山的地位。
还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实际上也在其中扮演着某种角色。日本企图借美国的战略调整，扩大自己在军事和国际事务上的行为空间，想借台湾的分裂势力和美国战略中对中国所具有的遏制因素，实现制约中国的目的。
美国和日本的立场，给了台湾分裂势力进一步的支持和鼓励。从态势上看，台湾的分裂势头仍处于“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状态。没有一场反分裂的重大较量，难以扭转台湾走向分裂和国际因素干预的态势。
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对中国所构成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所谓严峻，是指这种挑战已严重地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种挑战的特点还在于，在时间的选择上，中国并不完全具有主动性，它不是由中国本身的意愿所决定的。什么时间会构成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威胁，并不取决于中国本身的立场和政策，而是取决于对手对形势的判断。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种挑战，是因为面对美国施行的这样一种战略，和台湾问题态势的变化，我们必须要做必要的准备，而不能把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偶然的、不操之在我的条件上。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的战略调整有着其与身俱来的弱点，美国正在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中美之间核心利益的冲突上，美国并没有道义上的立足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中美之间要发生冲突的话也是如此。而中国所坚持的利益是正义的，它是任何力量都战胜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可以因为军事力量上的不对称而惧怕美国。
结束语
美国所实行的国防转型，不仅是一项军事和国防战略，也是一项国家安全战略。它的本质是要用军事实力为主要手段来追求美国独霸世界的目标。由于美国独特的实力与地位，它所进行的这样一种战略调整，不能不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安全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关注美国国防转型的进程。对美国国防转型的考察同时也可以看到，一方面在短期内，这种国防转型给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带来更多的挑战，但另一方面，美国本身在这种战略转型中，无可避免地会加快自己国际地位的衰落，反而会促使多极化的国际格局更快地出现。虽然从国际政治、美国国内的政治来看，美国的国防转型的进程如何发展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其后果对中国来说也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但是，由于挑战与机遇在时间上分布的不均衡性，和这种挑战的严峻性，使我们在关注美国的国防转型时，不能不特别地强调它可能带来的挑战。虽然这并不是它对中国所具有的唯一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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