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刊运作模式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运作模式论文,期刊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时期期刊因其数量众多，内容庞杂，展现了我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许多领域的历史发展轨迹，因而引起了学界人士的诸多关注和研究，其中对民国时期期刊的个案研究尤其不乏其例。而从期刊运作模式的角度加以探讨的相关研究目前还较为鲜见，在李勇军《再见，老杂志：细节中的民国记录》一书中仅略有研究。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期刊热的出现有着种种复杂的原因，运作方式的灵活多样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因此，笔者不惧赘述，希冀以史为镜，或可为期刊编辑部的体制改革提供反思和借鉴。 一、运作模式：灵活多样 基于不同的运作方式和风格，民国期刊基本可分为商业期刊、机关团体刊物与学界同人杂志三类，大致可对应于三种模式：出版机构自己编辑出版；编辑方独立办刊，出版机构代理发行；编辑方与出版方合作办刊。 1.出版机构自办刊物——商业目的为主 民国时期，出版机构自己编辑出版的刊物在当时数量众多，算得上是期刊界的主流。由于有专门机构的支持和专业制度的保证，其发行量较大，影响范围也广。如中华书局风行一时的八大杂志《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学生界》以及商务印书馆以《东方杂志》为首的期刊群等等。 出版机构不仅出书，期刊的编辑出版也是不可缺少的业务。其一杂志办得好，发行量大，可获取销售收入和广告收入。有时某种刊物甚至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如生活书店即是在《生活》周刊社的基础之上成立的，此后，出版期刊也一直是生活书店的奠基业务。其二，还可利用自办期刊给本社图书做宣传推广。生活书店总经理徐伯听说过：“凡是要自己经营出版的，至少须有个定期刊物，配合着它的出版方针，才能推广它的读物。”[1]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周刊》创办于1924年，其内容主要是围绕本馆的出版物和作者介绍读物、印刷知识等，设有读书指导、读书札记等栏目。[2]可见，《出版周刊》主要是商务印书馆宣传自己的阵地，相比经济效益来说，更多具有隐性价值。其三是可提升品牌，扩大影响力。民国期刊的主编和编辑人员许多都是社会文化名流，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可提升出版机构的影响力。如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系列知名刊物。此外，现代书局也曾因其纯文艺刊物《现代》而提高了其知名度。[3]另外，以期刊带同相关书籍的出版，即品牌的衍生在当时也较为普遍。如生活书店《文学》的创刊，带动了《创作文库》《文学丛书》等系列书籍出版；围绕《生活》周刊，发行了“生活周刊丛书”，这套丛书中不少是属于店内职员的职务作品，稿酬一次付清，不再另计，出版成本较低，带来的经济收入却较为可观。有研究者指出：“生活书店的出书范围和出版图书的系统性，形成生活书店的个性和形象，导源于书店出版的期刊。”[4]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继《绣像小说》之后创办的第二种刊物，也是其标志性刊物，1904年3月创刊于上海，是一份以时事政治为主的大型综合性期刊。抗战爆发后，其办刊重点转向“发扬文化，传播学术”，杂志转变成为一份综合性学术刊物。至1948年12月终刊，共出版正刊44卷、811期，号外4期，《东方副刊》一种。《东方杂志》历时长达45年，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期刊。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把一份刊物办得如此之久，首先与其品牌影响力有关。担任杂志主编或编辑的多是当时的专家学者，如首任主编即是教育家蒋维乔，其他还有如杜亚泉、胡愈之、俞颂华、章锡琛等。另外，作者队伍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如梁启超、蔡元培、鲁迅、陈独秀等大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其次，刊物的发行量大所带来的相关利益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东方杂志》内容广泛，资料丰富，售价又低，出版不久即赢得读者青睐，受到广泛关注，其发行量一直不错。1910年，每期发行数量曾达1.5万份。辛亥革命之后，标秉稳健和保守的《东方杂志》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时任负责人的张元济在日记中写道：“昨与梦仙谈，拟将东方杂志大减。一面抵制青年、进步及其他同等之杂志，一面推广印、籍以招徕广告。”[5]从张元济准备对《东方杂志》进行“大减”也可反证其发行量之大。此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东方杂志》的销量一度跌入低谷。但钱智修、胡愈之成为主编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杂志的销量又增。再者，《东方杂志》的品牌衍生力不可忽视。1924年，在杂志创刊20周年之际，胡愈之从杂志刊登过的文章中选编了一套《东方文库》，“实为当时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介绍和论述的集锦”。[6]这套文库当然也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经济和社会双重利益。 2.编辑方独立办刊，出版机构代理发行——保持刊物独立 代理发行，又称代销代售。民国时期，专门的发行机构已很发达，出现了各种不同性质的书店、书局，而成熟的出版机构也都有广阔的发行网点。另一方面，许多期刊小而弱、单打独斗的性质决定其难以自己独立发行，只能找专业机构代发，甚至是代印代发。所以当时选择代发模式的刊物非常多，而代发刊物也是当时一些出版机构的主营业务之一。如商务印书馆自1903年创办第一种刊物《绣像小说》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自己创办刊物21种，其代理发行的刊物则达50余种，颇具规模。[7] 代发模式下，编辑方和出版方二者的具体分工，从《北京大学月刊》和商务印书馆签订的合同可见一斑。1919年初，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学、张元济代表商务印书馆正式签订《北京大学月刊》出版合同，规定：“(一)编辑事务，由著作人任之，印刷、发行事务，由发行人任之。(二)用三开本。每年十册，每册以十万字为率，约一百页，每册定价三角。所有制版、印刷、工料及广告等费，由发行人代垫。(三)销数不满二千部时，所有损耗，由发行人担任。如满一年后，尚销不足数，发行人得将杂志中可以单行者，另印单行本，以冀抵补。销数满二千部以后，如有余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发行人得十分之四。(四)外间广告，由著作人经手者，照广告定价，以十分之五付给发行人。其由发行人招致者，概为发行人所有。(五)稿本用纸，每行字数，须与版式一律。如用夹注、或说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图、或附表、及所用圈点符号，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缮成正稿。图稿务须按照适定尺寸，绘成正稿，以便即用原稿雕刻、影照。如果有排印为难之处，发行人得酌量更改。著作人稿本，须于两个月以前，寄交发行人。(六)纸价涨落无常，估计成本，照市价计算。出版时，发行人应寄五十册交著作人。”[8]合同第一条即对双方的具体分工明确规定，其他几条则对刊物的体例和版式以及经济利益的分配做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却并未对刊物的内容作出规定。这正是代发模式的特点，发行方对期刊的内容不作干涉，刊发何种文章完全由编辑方决定，出版者只管出版发行。从合同也可看出，经济利益的分配以尽可能降低出版者的发行风险为原则和出版机构愿意提供印刷费等费用的前提，刊物的出版发行须赚到一定的利润，最不济也不致造成出版方的利益损耗。 总体来看，选择代理发行模式的以机关团体刊物、学术性期刊居多。以学界讨论较多的《学衡》杂志为例，1920年，梅光迪从美国回国与上海中华书局商定编辑《学衡》杂志。1922年1月正式创刊，发刊词的执笔人是柳诒徵，吴宓为主编和集稿员，他也一直是该刊的灵魂人物。《学衡》办刊宗旨鲜明：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作为一份学术期刊，其创办并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开辟一块学术阵地。学术文章写成之后竟没有发表的阵地，实在令人叹惋。吴宓在清华求学时即感“学术文章，尤晦昧无声响”之无奈，因此下决心创办期刊，希冀“造成一是学说，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以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9]《吴宓自编年谱》也提到办刊的缘由：“《学衡》杂志之发起，半因胡先骕此册《评〈尝试集〉》撰成后，厉投南北各日报及各文学杂志，无一愿为刊登，亦无一敢为刊登者。此，事实也。”[10]这样纯粹为学术的创刊缘由，加之杂志的文言风格和不合时宜的保守主义色彩，决定了《学衡》的发行量很小。中华书局虽顶住种种压力为其发行，但经济上的隐忧一直如影随形，主编吴宓则时刻充满了对《学衡》前途的担忧，双方的合作一直不甚顺利。因所能获取的利益实在不足，1924年和1926年中华书局曾两度提出终止合作，最后主编吴宓答应每月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元进行补贴，《学衡》才断断续续出至1933年7月。[11]《学衡》历经12年，共出版79期，其中经历停刊和复刊，个中原因复杂，但经济问题是主因。 代理发行的模式下，期刊编辑方和出版方的合作关系较为松散。从期刊编辑方来看，由于时代的原因，许多刊物往往靠个人支撑，人走即散，经常只出几期便寂然无声。如1935年顾颉刚在给谭其骧的信中就曾感慨：“以前我在北大，编《歌谣》周刊和《国学门》周刊；到了厦大，编《国学院周刊》；到了广州中大，编《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民俗》周刊、《图书馆周刊》。但我一走之后，就烟消云散了。”[12]从发行方来看，一是没有可观的利润，二是合作双方关系松散，往往仅靠主编和出版方的私人交情来保证合作，刊物的发行没有制度性的保证，出版方常常会单方面突然终止合作从而导致刊物的停办。 3.编辑方与出版方合作办刊——同人刊物为主 刊物编辑方与出版方合作办刊，编辑方负责组稿、编辑等事务，出版方提供经济支援，出资发行等，这种情况下，合作双方的关系相比代理发行要紧密得多。如林语堂《人间世》之与良友图书公司、《论语》之与时代书店，鲁迅、茅盾《译文》之与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读书生活》之与上海杂志公司等等。这种模式下，期刊主编甚至编辑一般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如前所说，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名人办刊的情况非常普遍。名人想要办刊，为保持独立，既可自掏腰包，找出版机构代理发行；也可寻求合作，与出版方共同办刊。 以《论语》半月刊为例。该刊1932年9月创刊于上海，林语堂主编，1937年8月停刊，至1946年11月复刊，1949年5月最后停刊，共出版177期。关于创刊的缘由，据章克标的回忆，在邵洵美家客厅里，“大家提出要出一本杂志来消消闲，发发牢骚，解解闷气，是‘同人’刊物的样子，好在邵洵美开有时代书店可以代为发行，推销没有困难”。[13]显然，《论语》是由编辑与出版双方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中共同商议之后合作创办的。稿件的选用则由林语堂作为主编“初步定稿后，大家再集个会看看谈谈，作出决定”。[14]《论语》开头也没有专门的编辑部办公室，就在主编林语堂的家里办公，从第一期至第十期，《论语》双方合作密切，交情大于利益。作为编辑主办的一方经常只是提交稿件，且不说印刷出版发行工作由时代书店完成，即使具体的编辑加工工作也是由当时书店的工作人员代为加工完成的。章克标回忆当时的情形：“林语堂把第一期的稿件交到时代书店来了，我只好替他加工后送印刷所，校样也由书店里人初、二校后，才把清样送语堂家里复核签字付印。”此后由于发行量一直不错，从第十一期开始，则改由“林语堂承包编辑部门的工作，时代书店不再兼管这方面的事，而由《论语》编辑部直接同印刷所联系，也是在第十一期开始的。书店只管发行工作”。[15]实际上从这时开始，《论语》半月刊的出版已是代理发行的模式了。不过，在这样一种友好气氛下创办的《论语》半月刊，在民国期刊阵营中虽以销量广、期数多而著称，但最后却因经济利益的纠纷合作双方分道扬镳，导致刊物停办，不免令人扼腕。 合作办刊与代理发行的区别在于：代理发行，出版方对代理发行的期刊内容不予干预；而合作办刊的情况下，期刊出版则基本由主编和出版方负责人对话进行。 二、运作特色：编营分离 由上述可见，民国期刊的运作方式多样，各有利弊：编辑方独立办刊，出版机构代理发行，后者一般不会干涉刊物的办刊宗旨和目标，有利于保持刊物内容上的独立性；编辑、出版方合作办刊，双方友好协商，易于促成刊物的畅销。但这两种模式下，常常会由于经济原因导致合作双方分裂，这一度成为当时许多刊物停办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出版机构自办期刊，刊物和出版社是一家人，内部团结，稿源充足，编辑、出版、发行一体，没有经济压力，通常不至于因经济原因而停刊。比如同样由“学衡派”成员于1932年9月创刊，取代《学衡》的《国风》杂志，主持人为张其昀，而印刷发行则在张自己主持的钟山书局，创刊以来编辑出版发行都较为稳定，直至1936年12月因时代风云而停刊。[16] 实际上，不管如何运作，综观民国期刊的出版，都可或多或少窥见现代出版营销策略的印记，如品牌特色，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市场定位等等。其中突出的有几点： 1.刊物内容和经营的分离 民国时期，集编辑和出版发行于一体的期刊编辑部基本难见踪影。出版机构有成熟的体制，相关部门一应俱全，自己创办的刊物编辑和发行显然是二者分离的。代理发行和合作办刊的模式下，编辑主体和出版主体作为两个独立的单位，其分工更是界限分明。其实，编辑和出版发行本就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现代出版理念认为，刊物内容和经营的分离，通常是期刊发展到一定规模的结果。期刊出版主体承担起期刊经营的任务，内容的生产则由编辑主体担任，业务的分工与独立成为期刊经营的常道，集编辑、出版发行于一身的期刊社则难觅踪迹。如此看来，民国期刊在运作模式的选择上竟有相当的先进性。 2.打造品牌，利用品牌衍生相关产品 民国期刊十分注重形成自己的特色和打造品牌个性，并利用品牌延伸，尽可能发挥期刊的最大价值。如上文所述的《东方杂志》的东方文库和生活书店的书刊互动，再如中华书局以八大杂志而打造的“中华”品牌。 3.从刊物的内容和目标读者的定位来看，覆盖面也是极广 仍以商务印书馆为例，且不说《东方杂志》作为一份综合性杂志内容的无所不包、读者的五花八门，就是其他如《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儿童教育画》《学生》《少年》等，从其刊名也可看出内容和读者对象；甚至连体育运动类的刊物都有——如《健与力》，1938年创刊于香港，内容即是提倡体育健身，推进国民体育。针对不同群体，推出不同刊物，覆盖面广阔，务求一网打尽。 联系当前，笔者以为，期刊编辑部体制的改革，不管怎么改，刊物内容生产和经营的分离应当是改革议题中应有之义。尤其对学术期刊来说，“建立由科研部门分别编辑、出版企业统一出版发行的运行模式，依托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搭建学术出版经营平台”，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而找准目标读者定位，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亦与现代期刊出版理念不谋而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民国期刊的经营模式当可为我们当代的期刊出版提供有益的借鉴。标签：商务印书馆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东方杂志论文; 学衡论文; 林语堂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