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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一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基础。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要用长达百年的时间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市场化，建立社会主义本来应该具有的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最终摆脱贫穷落后，真正够格。这就彻底否定了过去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同时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把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目标、战略等问题的认识置于正确的前提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从整体上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出发点问题，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才能解决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它问题。正是有鉴于此，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才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把它作为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并将其作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之关键。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提出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本上没有，在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的党的文献上也没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不是直接的实践问题，他们虽然也曾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进程作过一些探索性的设想，但还不可能对被他们称之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作出明确的判断。
在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以后，关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阶段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于是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开始回答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最早提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是列宁。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只能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不能立即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虽未能进一步阐发，但显然已包含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要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的发展过程的涵义，这对后来人们的继续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曾长期处于一种不清醒的状态，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许多超越阶段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早在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久，毛泽东曾比较正确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建成作了明确的区分。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1〕但是，时隔不久， 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亦发生了偏差。1958年8 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轻率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于是，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与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结合了起来，结果使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同时，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问题，但随后又把它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观点联系起来，形成了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相当长的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紧密结合的所谓“大过渡”的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更为严重的“左”倾错误。总之，毛泽东及其同时代的领导人，由于受到急于过渡、超越阶段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从总的方面说来，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出发点问题，当然也就不能解决好其他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吃苦头，不只“文革”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2〕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得以实现，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得以进行，并由此开始了对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实事求是的新认识。会议虽尚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但对我国的国情作了符合实际的分析，果断地否定了“以阶段斗争为纲”这一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思想。这表明，党在国情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任务等问题的看法上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又用非常准确的语言，阐述了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注意的两个特点。即：一是“底子薄”，现在“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这些情况不是在短时间内很容易改变的。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3〕很明显，这已经揭示了我国社会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最基本的特点。
1979年9月，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国庆30 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初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但还不成熟，不完善。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状的基本估计，实际上已经孕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思想。
1981年6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命题，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
1982年9月， 党的十二大报告在谈到我国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时，再次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同时，对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阶段斗争做了更为全面的分析。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特征有了新的认识。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还指出，“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决不是退回到建国初期那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尚未在城乡占绝对优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决不会动摇而只会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1986年9月，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式提出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这在我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段话，既反映了我们党在实践中对我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认识上的深化，也为我们更客观、具体地研究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等方面的特征，确定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立足点，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1987年，党中央和邓小平在上述基础上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这也是初级阶段理论达到成熟的一年。4月， 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讲到：“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4〕同月， 他在会见西班牙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又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5 〕强调“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6〕这里不仅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而且揭示了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同年8月， 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则更明确地指出，我国社会所处的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说：“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7 〕在邓小平上述思想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涵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界限，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及其不可逾越性，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途径，完整地提出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至此，党对我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被系统化、理论化了。正如江泽民所说，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历史功绩，就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8 〕党的十四大则再一次强调了我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就把它的地位和意义提到了应有的高度。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科学概念。党的十三大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在这里，社会主义是性质的确定，是明确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前提。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是：我们已经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是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基础。有了这三个方面的保证，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进行改革、开放、搞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推动社会主义迅速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规定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此前提下，大胆发展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成份，提高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程度，吸引几百亿乃至上千亿元的外资搞现代化建设，都不会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即使“一国两制”也要以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9〕
在这里，初级阶段是过程的确定，是明确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程度，表明目前乃至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社会主义仍将处于不完备、不成熟的阶段。其主要表现为：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来确定路线、方针、政策，而不能离开和超越这个实际。于是就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部分人先富带动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崭新的体制模式。同样，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不能不考虑这一实际，并采取相应的方针、政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层基本涵义既相对区别，又紧密联系，构成了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即，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发展顺序上的第一阶段，而是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一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10〕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内涵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必然带有明显的两重性。
第一，从生产力的状况看。一方面经过40多年的建设，我国已经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有了不少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现代经济成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物质技术基础还很落后，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程度都还很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很不平衡，生产力整体水平还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这具体表现为：少部分现代化企业与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企业同时存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部，现代化技术同非现代化技术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文明状况同科技水平普遍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四分之一的不文明状况同时存在。这种生产力结构的多层次和社会文明发展水平的极不平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建立在比较低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这也正是决定我国社会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原因。
第二，从生产关系的状况来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剥夺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改造民族资本，使我国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由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转变为社会公有，阶级剥削也因此被消灭，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原则成为我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其必然具有内在的不完善性。这主要表现为：首先，公有制经济虽然已占居主体地位，但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还不高，还存在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同时，还存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从而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其次，与公有制不成熟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状况相适应，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也是不完全、不充分的，存在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即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包括债权利息、股份分红、风险补偿及部分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等多种分配形式。这种状况决定了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又要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第三，从上层建筑的状况来看。一方面，我国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已经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并且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得到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已经基本建立，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体制已经基本形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正在全面向前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民主还不够完善，表现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程度都还不高，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等现象还严重存在；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还存在，并经常腐蚀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又是十分复杂的、艰巨的任务，需要长期的发展才能实现。
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离不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要求。同时，按照唯物辩证法，这种分析，还应是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统一。这就是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分析，既要注意定性，即首先肯定其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又要注意定量，即指出在这个发展阶段上量的状态，以及在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的变化。
一般地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多层次性，生产关系的多层次性反映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必然存在与之相适应的成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改革应当是同步的，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超越阶段，政治制度的建设也不能超越阶段。这种情况决定了：一方面，同封建思想残余，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作斗争必将是长期的任务；另一方面，建设高度的民主，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特定历史阶段，它从过渡时期发展而来，以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为前进目标，并为更高的发展阶段奠定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它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也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各方面得到比较全面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
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个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是正确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关键。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只讲性质和方向，不讲程度或水平，常常会使我们陷入盲目状态，发生“左”的或右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和损失。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层次基本内涵的统一认识和把握，则会使我们在一个新的更深刻的层次上了解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自觉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11〕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提出和正确把握，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基础。
恩格斯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曾经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2〕如同对待其他问题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也采取了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基于已有的条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设想，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已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经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同时，他与恩格斯又把上述各阶段本身看作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恩格斯虽然赞成《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观点，但后来并没有再强调把共产主义分为两大阶段的观点，而是考虑到落后国家革命所面临的更为复杂的条件，强调怎样过渡的问题，并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3〕等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观点。列宁在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的同时，比较强调的是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认为经济落后的俄国不可能不经过中间环节而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毫无疑义，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要求人们教条地对待他们的理论。
然而，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科学的方法并非易事。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发生的失误，即或者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得很短暂，因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或者当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以后，又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估计过高。这两种倾向的具体表现不同，但其思想方法论的本质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都脱离了本国的实际情况，因而都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通过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在我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新论断。这一新论断，不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认识，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搞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的理论问题，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当代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不仅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贯串于其各方面理论观点之中的基本观点、思想路线，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其立论的哲学基础；不仅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即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发展道路内在关系的深刻揭示，作为其立论的逻辑前提；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有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方位、我国现实基本国情的清醒、准确的把握，作为其立论的现实根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既从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理论体系。正如江泽民所说：“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4〕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而且为掌握这一理论提供了基本线索。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
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有其共同的规律，而且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发展的这种特殊性归根结底是由于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不同决定的。如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各国的起点、基础不同，决定了他们发展的道路以及经济、政治制度的不同一样，任何国家都不能离开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条件去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各国的发展道路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要注意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点，不仅要注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特点，而且要注意中国社会主义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更为特殊的不同点。毛泽东指出：认识任何事物，都“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矛盾。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15〕过去我们借助这一方法，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今天， 我们仍然必须借助这个方法，才能深刻理解和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应该说，对于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毛泽东及其同代的领导者们也是看到了的。毛泽东还曾用“一穷二白”来概括说明这种情况。但是由于他们对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而且不恰当的认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更有利于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把“一穷二白”看成优点，低估了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高度概括地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特殊本质，因而是我们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理论武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中国的实际本身又是不断变化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不是从中国过去的实际出发，也不可能从中国未来的实际出发，而只能是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以现阶段的中国实际情况为依据。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
同时，它又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认识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认识本国的国情，历来是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从理论上加以抽象化，就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论断。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政策正是基于这一科学认识而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明确地告诉人们，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拘泥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或者说，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作出判断。离开了中国实际情况，满脑袋条条、框框，那么许多问题的是非都是难于判断的。虽然初级阶段的概念正式提出是1981年的《决议》，但由于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并对现阶段中国的国情作了正确的分析，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这一思想，三中全会之后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和要求。比如：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实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和分配政策，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在政治体制的民主建设方面，既把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当作坚定不移的目标，又强调民主建设是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想教育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现阶段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共产党员要正确处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最高理想同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的关系；在道德建设上，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使道德观念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一致。所有这些观念上的变革和政策上的变化，都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将来的共产主义方向，又立足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都是建立在对初级阶段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
党的基本路线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制定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客观依据；另一方面，党的基本路线又反映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要求。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只能是一个中心，而不能是多个中心；只能是两个基本点，而不能只有一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政治保证，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发展动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把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思想武器。
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是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十六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得出的一个深刻的结论。勿庸讳言，我们在迈向21世纪的征途上，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过程中，仍将面对种种矛盾和困难，并需要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
“左”和右都是相对正确路线而言的，是指偏离正确路线的两种错误的政治倾向。毛泽东曾对“左”和右作过这样的概括：“左”主要表现为“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右主要表现在“落在时代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就一般性而言，这一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在1957年以后，由于以“左”为标准，当时被指责为右的东西，实际上是正确的，并非本来含义上的右。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正确路线以后，“左”和右的主要表现虽已恢复了一般的意义，但也具有新的表现。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右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动乱，“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往往打着纠“左”的旗号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打着“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打着民主的旗号，大搞无政府主义，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局。事实表明，右的倾向干扰破坏党的基本路线，对社会主义危害极大，所以，邓小平强调要警惕右。“左”在党内有很长的历史，流毒更广，危害更大。建国后，从1957年开始，“左”就逐渐抬头，并占据了主导地位，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三中全会结束了“左”的错误以后，“左”的影响并未因此而自动消失。当前，急躁冒进那种含义上的“左”虽然还有，但“左”更多地则表现为固守以往的错误观念，认为改革开放是搞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倾向。因此，它在当前的一个重要特征反而不是超前性而是它的滞后性、保守性，就是江泽民指出的：“‘左’的表现主要是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教条式的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
“左”和右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干扰和破坏党的正确路线。“左”和右反映到对我国现实国情的认识上，往往容易陷入企图逾越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的“空想论”；或者陷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中国超越了，现在应该回头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的“机械论”。这两种情况都脱离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因而都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造成危害。要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在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干扰中，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屡遭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既要克服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要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则是我们在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我们应该认真汲取党在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所积累的这些宝贵经验，以便不断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注释：
〔1〕转引自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1～162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182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页。
〔10〕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9.12.
〔11〕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9.12.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74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14〕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9.12.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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