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的公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益性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来没有比文化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了。人们“以自身生命的存在”为文化本体，彼此共处于一定的文化之中，人们总试图理解文化，但多半是既熟悉又不真知。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活跃、文化滞后的人文环境中，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公益性的角度，对文化进行再认识。
其实人类从远古时代始，文化从来不是哪个私人的“劳什子”，每一件陶器的制作，每一片岩画的刻成，每一次语言的传习，每一种生产经验、哲学思想的出现，文化总是作为一种公益事业，为群体所创造，为群体所享用，而且功利目的总是大于娱乐目的，并以此为灵魂，引导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
一、文化的公益性是由文化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现在有个较普遍的说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似乎文化只是经济的附庸和“帮工”，无视文化的重要的社会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文化的社会地位极为重视，认为文化艺术的生产，是人的“自由的精神生产”，“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而且是“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是个“独立的领域”。并且强调，“只要他们形成了社会分工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的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注：恩格斯：《致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上）第114页。）
准确理解恩格斯这个科学论断，可以分三个层次：（一）文化，是既不从属于政治也不从属于经济的“独立的领域”，属于整个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二）文化产品，甚至包括“错误”产品在内，都对“全部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甚至“影响经济的发展”，文化不是消极的飘浮物。（三）文化又是以经济为基础的，是以“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产物。
恩格斯在这里完整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文化的社会公益性，在于它对“全部社会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当然，不重视文化的社会公益性，甚至生产“错误”的文化，也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消极的或破坏性的影响。3000年前的古罗马帝国在经济、文化上都曾盛极一时，就因为从皇上到庶民的精神衰败，文化萎靡，贪图享受，消极堕落，导致经济崩溃，政治倾覆，加之日耳曼人南下，致使国家灭亡。文化与经济、政治并存，是支撑人类社会三维结构的三根柱子，哪一根弱了，整个社会就会发生倾斜。这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而且各分工领域只有积极协调起来，方能构成稳定的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保障体系。
二、文化的公益性是由文化自身的本质所决定的。
文化自身的特殊本质，由下列因素体现其公益性。
（一）文化的公开性。文化，虽然多是个人独立创造的，但它是属于社会的。任何一个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诗文、小说、戏剧、美术、音乐等作品，都是创造者自身生命存在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他们既有强烈的创造欲，又有强烈的发表欲。文化作品一但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媒体发表出来，便成为“公开性”的社会文化，为全社会所共有。
（二）文化的群体性。一种文化形式，或一件艺术产品，虽多为个体劳动，但在“个性”中所反映的往往是一个地域社会群体的智慧、心理、情绪和艺术意志。还有更多的艺术形式，如大型音乐、舞蹈、大型雕塑、戏剧、电影电视等，单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都是一个群体集思广益直接参与创作的，呈现为群体性的品格。
（三）文化的承传性。文化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人类社会的每一件同类文化艺术产品，在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都带有对历史文化继承的深深的印痕。在继承中有的发展，有的发现；纵向继承，横向发展。如此代代相传，便形成民族发展史上庞大的文化体系。而且这个承传性常常是跨越国界、跨越时代而发展的。
（四）文化的共赏性。不仅大型音乐、戏剧、电影电视等，需要进入一定的“场”而群体共赏，就是阅读型文化，如小说、诗歌、哲学等书籍，银屏型的如家庭电视等，也是社会民众居于不同方位不同时间的共赏。所以“共赏性”是客观的东西，它是艺术感觉与爱好的自由选择。文化感的高低取决于人自身的整体文化素养高低。文化感较差的人，往往缺少文化感受力，甚至视美为丑，或视丑为美，表现为扭曲了的鉴赏现象。
（五）文化的民俗性。在文化艺术的汪洋中，一个很重要的部类，是一定地域的民间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潜含着神秘的“巫术体系”。它的公益性，在于它不仅是本土民族心灵的祖圣，也是人们心理和行为的法典。民俗文化中的一些信仰、禁忌，有时要比社会法律更有制约的“迫力”。所以，民俗文化不仅表现了五彩缤纷的地方色彩，也有不可低估的民族凝聚力，这是不可忽视的现实。
（六）文化的功能性。一位荷兰哲学家说，“文化是动词”，文化不像一张桌子两只鞋子那样静止不动，文化最大的社会功能是“教化”。它以极大的社会穿透力，造就人的心理与人格，改变着人的思想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且形成改变人们社会心态的诸种“迫力”。不可忽视的是，不同阶级的文化，对于不同阶级的社会制度、道德法律，有极强的修补功能，文化自身在“化人”的传播中，也不断地改变着人文环境和自身形态。
三、文化的公益性， 总是由当代的社会群众直接受益来体现的。
文化的公益性体现为当代社会的人民群众直接从文化中受益，其中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
社会文化的公共设施，是文化公益的物质体现。如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电台、电视台、剧场、电影院、科技馆，乃至文化广场、教堂、寺院、历史文化遗址等，都是社会公益的文化设施，是一个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公众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是对青少年进行文明教育的重要阵地。马克思曾不间断地在大英博物馆里苦读了25年，终于以翔实的资料写成了《资本论》。人类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都是图书馆、博物馆公益价值的体现。
文化的社会公益性更集中地体现在文化的精神领域。哲学是文化之魂，也是驾驭一个时代的无形的巨手。不同的社会哲学，在铸造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国历来有社会政治秩序和思想文化秩序相整合的传统。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哲学思想和国家学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中国人的统治思想，它也麻醉和毒害着中国人虔诚地接受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压迫，进而使这种制度得以维护和延续几千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才使中国文化的凝固、封闭状况有所改变。毛泽东、邓小平是当代中国的先驱者，他们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天才地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它是当代中国的革命的哲学，是当代中国人的灵魂和现代文化的精髓。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它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旗帜，是中华民族所共享共有的精神财富。它塑造了跨世纪辉煌的巨人中国的形象。
马克思对文学的社会职能评价极高，他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理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注：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这些卓越的作品，正以人类的真、善、美和高尚的情操与思想，滋养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事实说明，这样的作品越多，文化的公益含量也越高。人类所以比动物有更高的幸福感，就因为图书馆或家庭存有这么多种高档次作品，它使人类有更丰富的心灵感受。
但文化有公益，自然也有公害。一些封建糟粕、淫秽浊物以及粗制滥造的赝品等，也常常改头换面，冒充精品来“鱼目混珠”，这就需要有更多的鉴别能力较强的文化卫士，拿起批判的武器，鉴别、批判、淘汰，清除文化的垃圾。
四、文化的公益性是由管理者的公益观念所决定的。
有了公益文化设施，有了文化精品，不等于就是有了文化公益事业。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披露了上海图书馆向社会开馆、北京图书馆向社会闭馆的新闻。这一“开”一“闭”，说明比文化设施更重要的是人，特别是“部门领导人”，要有较强的社会公益观和高层次的文化感。文化能否办成社会公益事业，最终还是通过操纵他的人来实现的。列宁把“掌管文化”与管理国家密切结合起来，他说：“我们缺少的不是文化，而是不善于管理。”（注：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一）第11页。）
目前有些模糊观念是与文化的社会公益性相悖的。
（一）只重经济效益，不重社会效益。
有些部门领导人认为文化投资大，效益低，索性一律作为商品推入市场，自负盈亏，自谋生路，也可以自生自灭。当然，有些文化部类，是可以做为商品在市场流通的，但多数的文化部类，只能看作社会公益事业，是不可以做为商品来赚钱的。如新闻文化，是社会重要的具有政治、思想、道德导向的公益事业，如果把新闻文化作为商品推向市场，以赚钱为目的，大搞有偿新闻，必然会造成许多虚假，从而导致社会思想混乱。列宁曾经尖锐地指出：“文学事业不但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的工具，而且它永远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注：列宁：《论文学》第4页。）
文化的社会导向作用，是一种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它可以引导人们积极向上，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健康的开拓心理；也可以引导人们消极、颓废、怠惰，甚至走向犯罪。显然，以“赚钱模式”来经营文化，不断满足低层消费者的低级情趣，必将使全社会的文化思维、认知能力、鉴别能力，都降到可怕的庸俗的“零度”。
（二）只讲经济规律，不讲艺术规律。
人们的文化眼光，通常是随着社会思潮而变化的。“十年动乱”时期，人们习惯于用政治眼光来约束文化；而今发展商品经济，人们又习惯于用经济眼光来制约文化。
美国作家房龙说，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下，一切伟大的艺术都难于产生。法国罗浮宫那些精美的雕塑，是无法用经济概率加以验证的。四川乐山大佛，那是世界顶级的艺术瑰宝，据说那是三代人用了70多年时间才雕成的。再如王羲之的书法，郑板桥的兰竹，齐白石的篆刻，曹雪芹在“绳床瓦灶”间删阅十载的《红楼梦》，最初都不是作为一件商品才苦心经营的，不过是抒发个人思想情感的形式。如果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当年就把自己的艺术品看成是“赚钱的工具”，拿“时间”来计算盈亏，那么人类就没有这些文化瑰宝了。它们是超越任何经济价值的一种艺术家的良知，一种精神。“精神就是艺术家”。
（三）只看近期效益，不顾长远效益，见物不见人，不重视居于社会最大公益的人才培养。
增加文化公益的力度，是要有一定的经济投入的，真正伟大的艺术是靠优厚的物质条件来发挥其创造伟力的。培养人才，固然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定的感情投入、精神投入。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与时代无愧的作家和作品，那是空虚的民族。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上，伟大领袖人物对于伟大的文化名人都高度重视，因为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民族之魂”。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代，也是恩格斯所说的“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然而，目前有两种社会心态极大地妨碍着出“巨人”、出精品。其一是从领导者到作家个人，都有些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不肯下大气力作极艰苦的磨炼，来弥补自己功力的不足。其二是一边呼吁出精品，一边又不为“独创精神”创造一种宽松、宽容的舆论环境，甚至为满足某种简单的心理平衡而求全责备，不惜压抑、扼制某些萌发的“独创精神”。这是目前人才与人才创作力量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培养人才、尊重人才、凝聚人才，是最根本的文化公益事业。如果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克服上述两种社会心态是不难的。没有巨大的经济投入，还可以有巨大的感情投入，为产生“巨人之作”营造宽松、宽容的舆论环境。良好的文化环境，是作家作品生成的土壤；良好的文化环境，也是社会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