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年的女性报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年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报刊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2)03-0130-06
20世纪初年，在欧风美雨的催化下，中国的女权运动进入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时期。此间涌现的女性报刊，就是这个时期女权运动的新闪光之点。本文着重从思想文化的角度，透过活动揭示其更深层的意义。
一、欲开通女界，非办报不可
近代先进分子对于报刊的巨大作用很早就有较明确的认识。郑观应认为报馆之益不胜枚举，欲通民智，达民情，“莫如广设日报”[1]345。宋恕则把报馆与学校、议院并列在一起视为“转否成泰之公大纲领”[2]137。康梁等维新派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去塞求通”，而通塞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因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所以，他们大声疾呼：“报馆有益于国事”，可以“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3]100。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维新志士在甲午战后至戊戌年间掀起了一场兴办报刊的热潮，《女学报》也因此问世。
到20世纪初年，报刊的宣传作用也为愈来愈多的女权倡导者所认识。在她们看来，欲开通社会，发达女界，非办报不可。柳隅在《留日女学会杂志题辞》中指出，欲使女子能尽女国民之责任，必先开通女子之智识，而开通女子智识，其道不外有二：一是“广设学校，使为女子者得受善良之教育，此其最要者”；二是“谋出一杂志，以灌输女界之智识”，“此其效力最大者”。作者由此断言：“循其以往，女学日发达，女权日伸张”[4]。《女报发刊词》在谈及发行之原因时，曾明确指出，教育兴办虽有几年，但全社会黑暗如故，纷扰如故，“具热心相与维持图谋改良进步者少，或作冷眼观且造谣持破坏主义者居多”。“社会既不开通，教育终难发达”，因此，“欲开通社会，非办报不可”[5]。基此，《女报》将“提倡女学、开通风气”视为其首义。先进女性炼石有感于“我中国女界，数千年来，墨守古训，积重难返”，主张通过教育与办女报以开通女界，伸张女权，“欲开通女界，教育而外，可以发明新理、提倡精神、联络感情者，惟恃乎杂志”。基于这种认识，她自力经营创办了《中国新女界杂志》，以“改良积俗，造就国民”[6]。秋瑾的认识更为明晰，她认为欲“导身处黑暗世界的女界，尽登彼岸”，非办报不可，因为：“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非报纸而何”。她把妇女报刊看做是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宣传男女平等、启发妇女觉悟、指导妇女解放运动的“神灯”。因而，她克服重重困难，奔走呼号，集资创办了《中国女报》，其目的是：“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无量愿力，请以此报刊。吾愿与同胞共勉之。”[7]这等目标，令人神往；这等信念，令人振奋。
先进女性既然认为女性报刊能发挥如此重大作用，因而她们就不遗余力地从事女性报刊创办工作。在她们的努力下，女性报刊在20世纪初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女性报刊的类型分布与社会探源
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妇女报刊，始于戊戌维新时期。正当维新高潮之际，1898年7月24日，第一份由女子主办而又面向妇女的报刊《女学报》在上海创刊。该刊每月出版3期，辟有论说、新闻、征文、告白等4个栏目，宣传变法维新、男女平等、婚姻自主，鲜明地反映了知识女性要求自身解放的强烈愿望。值得一提的是该刊主笔全是女性，共20多人，较著名的薛绍徽、裘毓芬、康同薇等，她们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批女报人。伴随戊戌变法受挫，《女学报》也因此被迫停刊。
到20世纪初年，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妇女刊物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具体见表1)从不同视角观测，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女性报刊情况。
首先是女性报刊的区域分布。从表1可以看出，女性报刊以上海居首，计12个；东京次之有8个；北京也有5个。这说明了女性报刊的诞生，与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活动中心紧密相联，与当时大批女学生东渡留日直接有关。
其次是女性报刊的创办时间上。自1889年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创刊的有7个；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年创刊的有21个。这说明女性报刊的创建，与辛亥革命的时代脉搏紧密相联，它随同着同盟会革命活动的高涨而蓬勃地发展起来。尤为注意的是，1907创刊的女子刊物竟达10种之多，这是由于1907年清学部颁布了女学堂章程，国内女学校有了一定发展，留日女学生人数大增，这势必推动了妇女报刊的发展。于是，出现了妇女办报刊的第一次高潮。
其三，从报刊的主编人选来看，其中绝大多数是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女性，有一部分还是留日女学生。较为著名的有陈撷芬、秋瑾、唐群英、燕斌等，她们深受欧风美雨的浸润，具备创办报刊、争取舆论的宣传意识，活跃在女报界，成为角色新颖的女报人。
其四，从各报刊出版的时间来看，绝大多数的报刊时间不长，有的仅出一二期就被迫停刊，甚至有的创刊号竟成终刊号，但是，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反映了当时创办妇女报刊的困难情景和妇女们办报刊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其五，就报刊的内容来看，广泛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的社会思潮。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办的妇女报刊，它们大多把妇女解放与民族民主革命结合起来，鼓励妇女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实行民主共和的同时，争取自身解放。其代表有《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神州女报》、《女报》、《留日女学生杂志》等等。另一类是属于社会改良主义倾向的报刊，主要有《北京女报》、《妇孺报》、《天足会报》、《妇女日报》、《妇女时报》等。这些报刊，大都单纯宣传兴女学、开女智、提倡妇女道德，培养贤妻良母，从而达到改良家庭、改良社会的目的。
那么，推动20世纪初年妇女报刊涌现的社会原因何在?一是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大力鼓吹下，在清政府官方教育改革的直接刺激下，产生于戊戌变法高潮之中的近代意义的女子教育随着新式学堂的涌现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女学热也随之而兴起。1907年，据京师、直隶、奉天等的统计，全国有女子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此外，在全国各类学校中，还有女学生141000人。这一时期另有一定数量的女子在留日热潮的推动下，联袂东渡，前往日本留学，掀起了女子留学的新篇章。女子教育的发展，促进了进步知识妇女群体的崛起。她们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和国内先进思想的熏陶下，业已具备创办报刊、争取舆论的宣传意识。她们认为，欲开通社会，发达女界，非办报不可。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知识女性掀起了自办女刊的热潮。
其二，它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1901年的《辛丑条约》把中国逼向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境地，向外国追寻救国良方更为国人所趋。从1901-1911年，以“译”字报刊或书社名称者多达23种，有关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及哲学、历史、教育等方面著作大量译介和出版，特别是《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约翰·弥勒的《女人压制论》及《世界女权运动发达史》、《贞德传》、《东欧女豪杰》等译著，介绍了西方女权运动的理论与现状及杰出女性生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妇女群产生了自救意识和自立思想。诚如吕碧城在1907年所指出的：“自欧美自由之风潮掠太平洋而东也，于是我女同胞如梦方觉，知前此之种种压制束缚无以副各人之原理，乃群起而竞言自立，竞言合群，或腾诸如笔墨，或宣之演说，或远出游历，无不以自立合群为宗旨”[8]。其较为准确地道出了西学东渐对女界的影响。
三、女性报刊舆论宣传的两大中心
20世纪初年女性报刊，大体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这两大中心，充分彰显了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民族特色。
(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心
这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女子刊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受日益高涨革命形势的熏陶，出于炽热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20世纪初年女性刊物的许多文章紧紧围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主题，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反清排满思想，号召广大女性在求解放的过程中，将自身解放与民族独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鲜明体现出20世纪初年先进女性的革命性与主动性。
其一，倡导救亡图存、民族振兴，号召女性与男子共担救国义务，同尽爱国天职。20世纪初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险。面对着亡国灭种危险，觉醒的先进女性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将危将亡，思以挽回补救之策。她们非常重视报刊的宣传作用，把报刊看成是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激发爱国热情、宣传男女平等思想、启迪妇女思想觉悟的最佳舆论工具。她们注意利用报刊这个先进有效的媒介，表达自己意愿要求，呼吁广大女性积极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去。《女子世界》大力宣传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指出当时中国已到了存亡继绝的危急关头，“什么俄罗斯、英吉利、德意志等国，个个都似出林之虎，张牙伸爪，扑将过来，将千年昏醉的睡狮乱咬，弄得个鲜血直淋……气息止存一线”[9]。号召妇女们以法国的女革命家贞德为榜样，“为国舍身，撞独立之警钟，张自由之旗鼓”[10]，担负起国民应尽的责任。《留日女学生会杂志》也是一份宣传爱国救国和民主革命的刊物，它在《发刊词》中指出，祖国面临瓜分之祸，“实行瓜分之危害，震破耳幕。炮雨弹烟，频频入梦；刀光剑影，咄咄逼人”，它号召妇女与男子一起救亡图存。因为瓜分之祸，不仅男子身受，妇女也免不了。“女界同胞，正宜当此国家多难危急存亡厄在眉睫之秋，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同尽天职”。“国亡而不能补救，则匹夫匹妇，皆与有罪；而国将亡而思补救，则匹夫与匹妇，皆与有责也”[11]。诸如救国图亡，“女子岂甘人后”；“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不尽义务，焉得权利”等等，更屡见于女子刊物中。毫无疑问，这些宣传，对推动妇女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其二，抨击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号召妇女投身反清民主革命。《女子世界》发表了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满清皇朝的腐朽统治是中国民愚财尽的根源。“积今百年来，惟兹亡国孑遗，呻吟婉转于异族铁蹄之下，日受种种束缚，种种贱戮，种种剥削，至此而民愚矣，财尽矣”[12]。批判的锋芒，直指满清的残暴统治和政治压迫。对助纣为虐的清政府各级汉族官吏，也进行无情的揭露：“公等日匍匐于曼殊贱种之下，受其压制，受其戮辱，受其鞭笞，受其愚弄二百六十一年。国仇民贼，而父母事之，帝天待之，不敢有一毫抵抗力，奴性既深，奴风日煽，时至今日，犹欲以己所身受之状，反而施压力于女界……公等于异族则媚之，于同胞则排之，靦颜事仇，不知廉耻”[13]。有些文章还尖锐指出，对封建君主专政不能抱和平解放的幻想，而只能以弹丸血肉相搏击之。1907年上海《女子世界》发表文章说：“露国政府之横暴，为世界冠。露国民党之坚韧，亦为世界冠。以弹丸血肉相交换相搏者数十余年，至去岁之冬，政府始稍稍让步，而颁钦定宪法焉!顾犹日挟其独裁专制之手段，立于宪法之后，而蹂躏民权，至往岁乃有解散议会之举，而革命之机熟矣!露民从此役以后，知对政府之和平解决，已为绝望。”“吾国近日之燕狱，固亦有至尊贵之女学生流血也。我女同胞乎!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再厉；重叠藁街之首，而亦步亦趋，勿使遽伯玉独为君子也。”号召“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同心协力”，为推进清王朝共同战斗[14]。这些宣传为辛亥起义的武装行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二)以妇女自身解放为中心
20世纪初年女子刊物还无情地鞭挞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种种束缚和禁锢，高扬着解放妇女的主旨，积极倡导女性争自由、复女权。
她们首先对束缚和摧残女性的传统性别伦理及各种陈规陋习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抨击。“三从四德”是男权社会专门用来束缚女性的性别伦理，它剥夺了女性自身发展的权利，使广大女性丧失了道德的主体地位。对此，《女报》给予了犀利的抨击，指出：“天之生人，既赋之以智识，即于之以权利”，“我女子之智识不殊于男子，则其权利亦无异于男子”，只恨我国陋习，“矫揉其官骸，锢蔽其智识，剥削其权利，奴之、物之、贼之，不以人类相待。女诫女训，千条万条，无非破坏其自立计”。极力主张将从父、从夫、从子改为“父尊于我，夫等于我，子卑于我”[15]。这些大胆泼辣的言词，为广大妇女挣脱封建礼教鸣锣开道。对于“女子无才便是德”陈腐教条，女子刊物也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此种谬说不过是“使女子沦为男的奴隶和玩物”，反问道：果真“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么中国历史上出了许多有才又有德的女子，例如被后人称为圣女的邑姜，该又作何解释?因此根本不是无才就有德，有才便无德，“才便无德”只是便于男子压制、束缚女子的说词[16]。有的痛斥道：“或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所有预防其淫荡也。呜呼，何来此狗彘不食之言哉!”实为“我国冬烘先生，不知实礼之是守，而只皮毛之吹求。妖言惑众，使我数千年来之女界暗无天日，尔之肉其足食乎?”[17]这些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揭露和控诉，饱含着极大的义愤和不平，反映了广大被压迫妇女的呼声，集中地展示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群体所具有的活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还应该指出，先进妇女对封建礼教口诛笔伐，并不仅仅局限于控诉对妇女的奴役迫害，她们在揭露和批判中，始终把挽救民族危亡、谋求国家强盛作为立论的基点，即从“与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揭露揭斥封建礼教的危害，强调“恢复女权”的重要。她们痛心指出：“女权堕落，因国势亦因之衰颓”[17]；“今日中国所以衰颓之故，莫不知由于女子之为废人”[18]；“女国民之元气既丧，国本遂因之而不固。……国本既丧，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10]。基此，她们疾呼广大女性“撇脱贤母良妻的依赖性”，“把身儿跳入政治世界中，轰轰烈烈，光复旧主权，建设新政府”[19]。
除了从总体上鞭挞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与禁锢外，20世纪初年的女性刊物还对缠足恶俗、传统婚姻陋习等恶风陋习进行猛烈抨击，鲜明提出了废禁缠足、废止纳妾、禁止早聘早婚、实行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以及改良婚丧嫁娶陋习的主张。这些主张，反映了渴求获得自由幸福的妇女的共同意愿，也表现出敢于同封建礼教决裂的巨大勇气。
其次，在揭露和批判传统性别伦理束缚和摧残女性的基础上，20世纪初年女性刊物还积极鼓吹男女平权。她们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同是为人，同受天赋人权利，而尔独放弃之。凡放弃自由者，必与侵人自由者同罪。”[20]有的以生动的语言表达了对自由平等权利的向往与憧憬：“今日女子所目而染，口而祝，心而醉，梦而求者，非曰自由，则曰平等。夫自由云何?无压制之主义也。平等曰何?无偏重之主义也”[21]。有的则以鼓动人心的语言写道：“不自由毋宁死，不自立毋宁亡，精神所至，金石为开。起——起——起，我女界当树独立之帜，而争平等之幸福也。兴——兴——兴，我女界当撞自由之钟，而扫历史之秽史也”[17]。有的女子刊物甚至发出了“女权不复，勿宁死”的口号。凡此种种都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女性争自由、复女权的强烈愿望，标志着压抑数千年的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苏醒。
引人注目的是，当时许多女性刊物还直接以兴女学、复女权相标榜，凸现出先进女性对女性权利的渴望。如，1904年1月创刊于上海的《女子世界》公然声称，办刊宗旨在于“改铸女魂”：“欲拯今日之危亡，必先解脱女子之羁勒，俾立于平等地位，而聪其听焉!明其视焉!鼓吹其精神而感刺其脑筋焉!是不可无物以司其运动之机，此本志发行之目的也!”[22]就是要唤醒妇女觉悟，呼吁女性积极投身于自身解放之中。《中国女报》则是秋瑾为了唤醒僻居深闺的广大妇女争自由、求解放而创办的妇女刊物。“我中国之黑暗何如?我中国前途之危险何如?我中国女界之黑暗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怃然起，予乃奔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于是而有《中国女报》之设。”[7]其宗旨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中国新女界杂志》以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为宗旨。它的办刊方针有五大主义：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说；输入各国女界新文明；提倡道德，鼓吹教育；破旧沉迷，开新社会；结合感情，表彰幽遗，以建设一个新女界。1911年创刊于东京的《留日女学会杂志》则以提倡女学、尊重女权、改良婚姻、振兴职业为主旨；《女学报》宣称以“女学”为名，宣传自由平等、倡导女学、争取女权是它的办刊宗旨。由上可见，争自由、复女权是当时大多数女性刊物的办刊宗旨或主旨。
以上两个中心，正是中国妇女觉醒的表现。妇女解放运动，必定以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革命为中心任务。一方面参加社会革命，一方面争取妇女的自身解放。这两方面互相促进，互相影响，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在中国没有脱离社会革命而单纯存在的妇女解放运动，从20世纪初年妇女刊物中可以看出，妇女们自始至终把自身解放融合在反帝反封的民族运动中，这正是中国妇女解放的一个特点。
四、历史意义与社会影响
20世纪初年女子刊物的涌现，在中国报刊史上和妇女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女性报刊通过女界自己的声音改变以往由男界代为立说的局面，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人类两性伙伴关系中，两性角色由男性还是由女性控制话语权，取决于是由男性还是由女性充当社会主角。在男性主导的传统社会中，由于男性文化精英掌握着话语权，他们通过教育和书刊等传媒体系，不断生产权力，强化女性被“凝视”的客体地位。而女人退归家庭，附属于男人，没有自主的人身权力，自然更无法通过话语去占有世界，只能“屈服于男性的观念世界和语言世界”。因此，在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广大女性成了“失语”的群体，即使那些极少数在家里爱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也只能在与世隔绝的宫廷闺阁或深庭大院里写诗填词，抒发个人的悲欢之情、身世之慨，而不可能从事报刊活动来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激荡，觉醒的先进女性率先冲破了“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传统性别规范对女性话语权的禁锢，走向社会，创立刊物，撰写文章，力图利用报刊创造、散播女性话语，表达自己的意愿要求，努力充当女界的喉舌，传播妇女与民主革命思想。这种尝试是前所未有，它标志着女性自救意识的日趋成熟。
其次，女性报刊的舆论宣传，极大启迪广大妇女的觉悟，为广大妇女积极投入妇女解放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一)对解放妇女的鼓动作用
20世纪女子刊物是在近代女权运动兴起和发展中诞生的，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办的妇女刊物，抑或属于社会改良主义倾向的刊物，无不以解放妇女为宗旨。她们不仅广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成就，介绍各国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以学习西方新女性，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动员力量；还以天赋人权说为思想武器，对束缚和压制广大女性的传统性别伦理及各种恶风陋俗进行犀利的抨击和无情的鞭挞，热情倡导男女平权，号召女性勇敢地冲破封建牢笼，投身于争自由、复女权的斗争中。这些宣传，对于长期处于封建礼教束缚之下的广大女性来说，无疑具有思想启蒙作用，为动员广大女性冲破男权樊篱，走向社会，实现妇女自身解放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贵州有个姓任的女学生在读了《留日女学会杂志》后，“即醉心男女平权，结婚自由”，勇敢反抗包办婚姻，要求婚姻自主，宣称“誓不受男子压制，媒妁结婚之野蛮拘束”。这类事例在当时层出不穷，不胜枚举。说明女性报刊“其力足以提挈群黎，鼓吹社会者”[23]。
(二)对社会革命的组织作用
20世纪初年妇女刊物对动员广大女性参加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运动，也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利用报刊这块舆论宣传阵地，为妇女解放宣传，还注重舆论宣传与现实斗争相结合，充分利用报刊传播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以别具风采的鸣放为思想解放潮流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些对于推动广大女性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和辛亥革命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在反美爱国运动中，《女子世界》发表社论，号召妇女们行动起来，“凡遇美货，同心禁却，使五洲咸知，我中国人心不死，我中国女子之心尤不死”；“凡我女界诸同志，务达目的而后止”，并把上百种美货的牌子一一刊出，以利抵制。她们的倡议得到了广大妇女的积极响应。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的运动。女子刊物的民主革命思想宣传对于推动妇女参加辛亥革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女子刊物发表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疾呼政治革命，号召妇女投身于反清民主革命，将争取妇女解放和实行革命的总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如，《女子世界》发表的《论铸造国民母》、《女子家庭革命说》、《狮子吼》、《革命与女权》、《哀女界》等文，政治内容鲜明，以其勇猛的论锋痛刺黑暗势力，令革命派和进步人士大快，给广大妇女读者以鞭策和激励，推动了妇女解放和反帝反封民主革命。
当然，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女性报刊活动只在少数知识女性中发生影响，就像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那样的革命刊物，也有“知音寥寥”、“臂助无人”的感叹。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不缠足起始，经由女学堂、女报的涌现，其中所映现的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才是晚清妇女生活中最可贵的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