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集市交易行为及其心理——巢湖市几个乡镇集贸市场的实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巢湖市论文,几个论文,集贸市场论文,集市论文,小城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63 （2002）03－0075－04
一、问题与方法
小城镇建设是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因为把十亿左右的农民全部集中到现有的城市是不可能的。总体来看，小城镇建设是新型的社区建设，因此，它不仅指物质环境方面的建设，而且还包括新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制度、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内容。从发达地区的经验来看，规划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合理的规划不仅使可见资源（如土地、资金、人才）得到优化利用，而且有助于不可见的“软件”方面的建设，如人际关系、制度文化。规划自身也就成为“软件”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做出这种“软件”，首先必须了解小城镇中人们是如何行为以及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的。所以，本文将理论兴趣集中在“集市交易”这类行为方式上。
换一个视角来看，农民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是经济建设，而改革最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迄今为止，农民身上究竟有多少“现代性”的品格不能不成为农村研究的焦点。了解这个问题可以将更为广阔的市场中的“现代农民”作为分析单位，因为这样可以直接把握“现代农民”的经济意识和“经济人”品格。但是，选取小城镇中的农民作为研究对象，也同样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理由是：第一，集市也是市场的一个样式；第二，从空间特征上来看，集市是农民生活场域的一个侧面，集市交易可能不仅会体现农民的经济人理性，而且可能反映他们的生活理性。经济人理性指直接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和收益而且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生活理性或社会人理性指对非经济利益的权衡。
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小城镇集市交易过程中，行动者是如何进行交易的？他们又是如何理解自身行为的？农民的经济交易基本上发生在县城和乡镇范围以内，小城镇的集市交易所要考察的是后者。由于这一研究目标本身的要求以及研究条件的限制，笔者首先从巢湖市所辖的庐江、无为、含山、和县、居巢五个县、区随机抽取了五个乡镇集贸市场，然后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
二、理性的集市交易行为
农民的集市交易行为的根本特征是“算计的”、“理性的”，这种交易理性表现在交易过程的各个细节之中。在交易动机的产生、信息资源的获取、交易对象的选择、交易价格的确定、交易结果的评估等各个方面，农民的行为都受理性的支配。
农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是产生交易动机的根据。不过，要确定什么样的需要以及需要的程度决定什么样的交易活动的产生还是很困难的。深入的调查发现，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有两类需要，一类是确实需要买或卖，如缺少生活必需品、家庭饲养的禽畜已经长大成熟；还有一类是比较性的需要，如邻居家添置了某件东西后的炫耀也能刺激购买行为的产生。但总体来看，农民的购买力还是比较低的，因此，买任何一件东西事先都必须经过反复的权衡。除了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外，在日常的生活中，农民都把盖房子作为头等大事。在九十年代以前，砖瓦结构的平房就算是上好的房屋，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在一个自然村落里，“只要有一家盖了两层楼房，其他人家的平房自然而然就要倒了”的比较效应，现在的村民都把两层小楼当作生活的奋斗目标。没有这样的居住条件，要想娶个儿媳妇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农民子女传统的出路只有读书和当兵两条，选择这两条出路，特别是子女考学后在城里找到职业，可能就不需要在村子里的房屋上较大的投资。但不管是盖房子，还是子女的发展问题，对于农民来说都要付出至少是大半生的汗水。所以，农民是审慎地对待每一件商品的买卖的。
交易动机产生以后，并不是立即就进入具体的交易活动。对于交易价格的粗略的估计、交易主体的确定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家庭成员之间的商议，可以信赖的邻居和亲友的咨询是获取这些信息并作出初步的决定的重要依据。在每个家庭里，都有一个权威人物，也就是这里的农民所说的“做主的”。“做主的”通常是妻子的丈夫和未成年子女的父亲。不过，这要看在常年的生活中他在智力上的优越程度以及他对于家庭的经济贡献，还要看所要决定的买卖的大小。当家庭生活中的某一要求反映给这一权威人物并作出买卖的决定以后，家庭成员都有权提供在何处买卖以及价格如何、集市上谁的商品价廉物美等方面的建议。在这一过程之中，可以信赖的邻居和亲友的建议也很重要，特别是涉及到所要买卖的物品数量和价值都比较大时。至于谁将具体执行这一买卖，也必须得到“做主的”同意或默认。当然，“做主的”自己也经常充当经办人。如若一个小家庭遇到光靠自身能力难以处理的婚丧嫁娶等大事件时，涉及买卖的事宜肯定许多，由谁主事，如何决策，则又必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运作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智慧上的优越往往是确定“主事人”及由他决定的采购事宜的经办人的重要条件。
买卖的经办人确立以后，他（们）就可以进入集市进行交易了。虽然经办人已经掌握了有关商品的质量，价格以及不同的买（卖）主的情况，但真正对即将进行的买卖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在市场上的“打价”和讨价还价。“打价”就是“货比三家不吃亏”。在这个环节，既然经办人自身已经获得了“做主的”或“主事的”信任，他（们）相应的责任就是如何使买卖不吃亏。商品的质量、数量和价格是衡量一件买卖成功与否的三个要素。一个优秀的经办人不仅善于打探市场行情，更要善于看货、看秤和讨价还价。对于卖主来说，数量和质量在来集市之前已经做到了心中有数，关键问题是价格。但对于买主来说，质量、数量和价格三要素都必须同时考虑。农村的集市可谓是自由贸易市场，虽然也有工商管理部门的监管，但除了有个“较秤处”以外，吃亏和讨巧是不会有人来管的。对于工商管理部门来说，通常是“民不告官不理”的。
一笔交易做成后，经办人对于商品和货币的拥有发生了转换。此时，这笔交易的意义进一步显露出来。经办人双方分别实现了从商品到货币和从货币到商品的过渡，其经济意义在于交易结果满足了各自的需要。然而，它带来的社会性意义切勿被忽略。这一交易结果被经办人带回家后还要接受“做主的”、“主事的”和其他人的品头论足。其中也涉及到质量、数量和价格三个方面。评议通常采取零散的七嘴八舌的议论方式。这笔交易到底是“吃亏”“讨巧”还是公平，不仅衡量一个经办人是否“精明”和称职，而且也在衡量“权威人士”识人、用人方面的能力。
通过对集市交易整个过程的初略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农民是在理性支配下进行集市交易活动的。只不过这种理性行为模式自身是农民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并且汇集到日常生活的“话语系统”进而通过这种“话语系统”得以传承。我们丝毫看不出这种理性有什么人为设计的痕迹，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日常生活场景之外某类专家的人为设计。习惯、习俗与理性在这里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关系，集市交易的习惯、习俗本身就是理性的、算计的。因此，进一步了解集市交易行为就是要对这种理性进行深入的分析。
三、集市交易风险及其规避
小城镇上有两种市场，一种是店铺和商号，它们天天营业；还有一种是间隔性的集市，有的相隔两天，有的相隔三天，还有的逢农历的1、4、7日或2、5、8日或3、6、9日开市，每逢这天，周边的农民纷纷赶来“聚集而市”。集市的覆盖范围大小不等，有些方圆五、六里，有些专门性的集市远达二十多公里，像庐江县的黄泥河竹木市场就曾吸引柯坦镇的农民。但现在这种腹地很大的集市由于新的集市的兴起而逐渐萎缩。集市开市的历史也长短不一，最长的已经很难考证其历史了，最短的不过一、两年时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兴起了许多集市，但多数都有过一波三折的经历，农村改革以后，集市才真正繁荣起来。除了比较重要的商品在县城购买以外，农民多数的买卖都发生在小城镇的集贸市场。
在小城镇的集贸市场上，农民的交易行为充满着理性的算计。一种是经济人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算计，无论是买还是卖，集贸市场上的农民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考虑风险和代价；还有一种是社会人理性或生活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算计，农民主要考虑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方面的得失。但不管何种理性占主导地位，对于经济实力普遍低下的农民来说，如何避免风险、减少损失才是他们最为关切的问题，也是最能反映他们的交易理性的重要方面。
1.货币系统 集市交易首先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所以，货币系统无疑在交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商品的质量和数量、市场价格、市场中的竞争状况和供求关系以及货币自身的状况共同构成货币系统。农民们对货币系统在农村集市中的表现并不缺少感性经验。事实上，他们也是凭借这些经验来进行交易的。卖主通常在来集市之前就对自己的商品的质量和数量做到了心中有数，交易之前只需要比较一下集市上别人的同类商品的质量。买主是在比较了质量以后才关注数量的。集市上通常都有公商管理部门设置的“较秤处”，而且，买卖双方经常自己带秤。市场价格只需要询问几个卖主和买主就能推测出来。对于货币系统的其他因素，农民也是通过感性经验来把握的。只要在集市上逗留一、二十分钟，用不了从上街头走到下街头，有经验的经办人就能够对市场中的竞争状况和供求关系有个大概的了解。货币自身的状况在这里其实就是人民币是否“值钱”的问题，这从平时挣钱的难易程度和多次交易的经验中也能总结出来。货币系统实现了具体的集市交易，它是带来经济利润和产生风险的关键环节。就一般情形来看，农民凭借经验，对于集市交易还是能够应付自如的。但要真正做到买卖不吃亏，减少风险和损失，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还必须有赖于其它系统的协同。
2.人格系统 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够熟练地运用货币系统，即使是有经验的农民也不仅仅依赖于自身对于它的驾驭能力，特别当涉及的买卖比较重要时。对于人格系统的相信和依赖在小城镇的集市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农民规避集市交易风险的主要手段。交易主体的人格是和货币系统相并列的因素，它可以抵消货币系统带来的交易风险的不确定性。因此，如何确定交易主体的人格便显得十分重要。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第一，多数的交易主体都是集镇周围的农民，交易双方很可能是熟人。即使不是直接的熟人关系，也可以通过第三者来确定对方的居住地。如果确定了居住地，即使不知道他的人格，也不用担心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假如他在欺骗，事后是可以找上门去的。第二，很多的交易主体拥有固定的店铺、商号，他们长期生活在小城镇上，周围的人经常和他们打交道，他们自身的人格和他们商品的信誉同样为人们所熟悉。何况他们的门面或摊位就在集市，事后更容易找回来。对农民来说，确定了对方的居住地，就是确定了事后补偿的方式，也就等于找到了减少风险的办法。由于拥有固定的空间位置，也就很容易树立自身的人格形象，但这并非是劣势。集市上很多交易主体有意识地树立自己的交易形象。调查中发现，那些物美价廉的商家总是能够吸引更多的老主顾，看上去效益也不差。
3.专家系统 虽然确定了对方的居住地就可以找上门去，要回损失，但一来比较麻烦，二来还可能产生其它的风险和代价，所以，农民宁愿在集市交易过程之中就注意减少风险的不确定性。如果自己是某一商品的行家，通常是不会受骗上当的。农村妇女通常执行小宗的买卖，她们常常相邀伙伴们一起赶集，比较而言，她们中也有行家，行家的建议经常起作用。大宗的买卖都由一家之主亲自或挑选经办人来执行，“专家”的作用更为明显。在和县的善厚、无为县的汤沟、庐江县的乐桥等集市的调查中发现，那里都有专门为别人在牛集上挑选耕牛的“专家”；农民盖房子也请亲朋好友中的行家来购买各种建筑材料。行家也属于专家系统，但不收取费用，专家总少不了劳务费的。既然获得了别人的委托和信任，专家和行家总是尽心尽力的，通常情况下也很少有失误。即使他们有失误，也不会有更高的专家来认证。但是，由他们做主而购买的商品在使用中的表现却能体现他们的水准。事实上，这也是认证专家的渠道。
总之，农民凭借自身的经验、交易主体的人格和专家来减少损失。援引人格和专家，可以说是生活理性对于经济人理性的支持与限制。不过，问题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经济人理性的扩张。
四、经济人理性的扩张
经济社会学假定经济场域是镶嵌在社会场域之上的，但在现实中并没有明确的物理空间界限。不过，在农村集市上，这种区分还是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如果买卖双方都是赶集的农民，通常是经济人理性占主导地位；如果至少一方有固定的交易场所，特别是其居住地能够被对方确定，那么，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经济人理性发挥主导作用，还有一种是社会人理性起决定作用。农民是凭借经验来进行集市交易的，但也能够明了这种交易规则，因为这种规则已然成为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在集市交易时必须根据具体的空间情形选择理性。前文已经分析了在规避风险时生活理性对于经济人理性的支持与限制，接下来看一看经济人理性如何突破自身的适用空间并形成对生活理性的冲击。
经济人理性的扩张典型地表现在“杀熟”现象上。熟人是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圈里，在与他们进行交易时必须同时兼顾经济人理性和生活理性，而“杀熟”无疑是经济人理性的扩张。但既然在自己的生活圈之中，那么，“杀熟”也肯定会带来风险和补偿。笔者在含山县林头镇的调查中发现一个案例颇具有代表性。某甲做皮装生意，和乙是“朋友”，和“丙”是陌生人，同样的一件皮夹克大衣在“优惠”的幌子下卖给乙比卖给丙反而高出一百多元；碰巧乙和丙是朋友；乙得知这个情况后自然是勃然大怒，他将实情告诉了和甲同属一个生活圈的几乎所有有头有脸的朋友，结果是甲请了一桌客了事。“杀生”也反映了经济人理性的扩张。调查中发现不少店铺主被流动的角儿所“宰杀”的事例。“宰杀”以后，流动的角儿自然是杳无踪迹。这些流动的角儿对于如何“粉墨登场”，如何进行场上表演以及如何退场运用得天衣无缝，而被“宰杀”的主的致命缺陷就在于没有注意到对方并不具有明晰的空间特征因而只不过是在使用经济人理性罢了。“杀生”和“杀熟”都有一方上当吃亏，但是“杀熟”无疑更具有危害性，因为它破坏了集市交易的“人格抵消风险”的规则，也破坏了社会互动的信任系统，这种系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通过对一些年龄在80岁左右的老生意人的调查，了解到“杀熟”现象在他们二、三十岁在集市上做买卖时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确实是发生在农村经济改革以后。由此可见，在小城镇集市交易过程中，生活理性正受到经济人理性的冲击。
五、集市交易心理
除了“宰杀”的特殊情形，通常情况下，农民们不仅对于自己如何交易以及对方如何交易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他们的交易是发生在共享的社会心理之上的。在集贸交易过程中以及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渠道营造并分享社会交易心理。茶余饭后的谈论、田野村头的聊天、赶集路上的攀谈都能使他们了解交易规则，具体的交易不断地演绎并加强着这些规则，舆论等话语系统赋予这些规则以明确的形式从而使之成为容易掌握的习俗。所以，从农民的话语里很容易发现他们的交易心理。
话语一：“肉头”、“脓包”、“卵呆”等。这里的农村流行很多这样的粗口，表示对那些和别人打交道老是吃亏的人的轻蔑，特别可以用来评价他们和陌生人的集市交易。在和陌生人打交道时，没有人格系统可以依赖，如果再不依赖专家的帮助，就只好凭借自身经验中的经济人理性了。“肉头”、“脓包”、“卵呆”等指的就是他们这方面经验的不足而吃亏上当。有经验的农民即使由于一时看走了眼而买卖吃亏，也很少有人向邻里诉说。假如吃亏后还四处张扬，无疑等于向别人亮了底牌，在今后生活的博弈中就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那才是十足的“肉头”、“脓包”。“精明”、“过劲”、“能捉到鬼卖”等词语则是评价那些会做买卖、善于交际的人。描述这两类人的词语都很多，由此可见农村中交易理性的发达程度。
话语二：“兔子不吃窝边草”、“跑掉和尚跑不掉庙”。反映了农民在集市交易时依赖人格系统对风险和损失的规避心理。笔者在居巢区半汤镇的菜市上做调查的时候，自己就扮成买菜的。在和一位四十多岁的卖菜的女摊主讨价还价时，很平和地叫她不要少秤（少斤两）。没想到这位女摊主非常生气，说了句“别侮辱我的人格”。在和她以及这里的别的摊主建立了相互信任关系以后，笔者了解到当时那位女摊主确实有点生气，因为固定的摊主们很少“宰杀”附近的居民，而那位女摊主当时就判断笔者一定是附近的居民，况且她还是以公道而闻名的。但那位女摊主后来主动说出她也“宰杀”过过路的客户，而且她说这话时就有许多人在场，没有人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由此可见，地缘关系、空间意识在农村集市交易中的重要作用。农民在集市交易中不断地在经济人理性和生活理性之间来回切换，这种行为方式是受到农村社会心理支持的。
话语三：“熟鬼害熟人”。这句话是农民对“杀熟”现象的描述。“杀熟”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它受哪些社会及历史因素的影响，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这样可以揭示出社会行动以及由其构成的社会关系的变迁，还可以揭示出社会运行的机理。在小城镇集贸市场上，农民都很清楚“杀熟”及其风险与代价。在两种情形下最有可能出现“熟鬼害熟人”的事件。一种情形是，一方认为他的社会资源及社会支持比对方丰富和强大。第二种情形是有一方在交易后可能“退场”。由此，可以认为，“杀熟”都是有意识的行为，其中充满着理性对于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算计，同时也在农村社会心理中得到反映。
六、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巢湖市小城镇集贸市场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民的集市贸易行为都是受理性支配的；专家、交易主体的人格以及关于集市交易的经验是抵消经济风险的主要方式；在陌生人之间，经济人理性起决定作用，但在熟人之间，特别当交易的一方具有明确的居住地，生活理性或者叫做社会人理性占主导地位；农民做交易时需要选用不同的理性，但这种交易规则已经受到来自“杀熟”和“杀生”的双重冲击。集市交易行为是受到农村社会心理支持的。
在形成以上结论之后，笔者走访了一些农民以及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比较了解的小城镇上的居民，他们都赞同这些看法，只不过他们是用自己的一套话语。至于其他地方农民是如何进行集贸交易以及他们的交易心理，还需要相应的经验研究。
就巢湖市农村小城镇的建设来看，本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点意义。第一，在小城镇集贸市场建设上，还需要加强管理和监督。如果工商管理部门仅仅出于“税源”经济的理念，可能会增加农民自身的交易风险和成本。目前，在小城镇的集贸市场上，公商管理部门的监督力度都非常小，消费者协会也还没有在集市交易中发挥作用。正是管理和监督制度的“缺场”，农民才凭借货币系统之外的其它因素来规避货币系统带来的风险，也才会出现经济人理性的扩张。第二，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一定要自觉地保护农村社会中的“信任系统”等社会资源。社会资源不仅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而且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本。农村改革以来，经济建设上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的不断渗透，农民的社会生活已经发生变化，作为文化建设龙头的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不断加快步伐。然而，在这里，自觉的文化建设同样也是“缺场”的。第三，在小城镇文化建设过程中，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渗透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形式主义，必须让老百姓明了每一个理念对于他们生活的切实的意义。农民们并不是没有理性，他们之所以在交易中援引生活理性，是因为它能给他们以确定性和实实在在的感觉。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文化启蒙又给了农民多少的确定性和实实在在的感觉呢？
就农民现代化而言，本研究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管人的现代化有多少个可以测量的指标，从根本上来看，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是否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农民的收入相对较低，而且社会福利能给予他们的实在是几近于无，他们只能靠自己才能生存和发展。即使他们对任何别的东西不感兴趣，他们对经济也不会有一丝的麻痹。小城镇的农民在生活中获得理性，和陌生人交易时尽可能谋取最大利益，在与熟人交易时既考虑暂时的经济利益，又能考虑到长远的经济利益，还能兼顾自身的社会利益。所以说，他们具有市场意识，明了集贸市场的“游戏规则”。我们在别的地方，看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它们无不说明中国的农民是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如果让农民适应更大的国际市场，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为他们进入这样的市场创造机会，其次是提供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等操作性知识。我们还要保护他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正当权益。这当然是同农业产业化一同迈进的漫长过程。至于民主政治，说到底，也不过是在讨价还价。如果让农民真正拥有平等的讨价还价的资格，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至少说，农村的村民自治不会建立不起来的。
* 本课题得到安徽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科研资助项目的资金资助，特此致谢。本文的写作还得到宋林飞教授的指导，一并致谢。但文责由笔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