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之后的哲学取向——兼评“生存哲学”的复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取向论文,兼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到世纪之交，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这并不是因为历史纪年的原因而进行人为地炒作。而是由于在现时代，从前作为时代主流的哲学体系，已日益隐入背景知识之中，新的具有精神定向性的哲学观念上没有产生。对现代中国哲学来说，这是一个温故知新的时期。这个故，并不仅仅是已失去时代性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近二十年在中国哲学界起到范式转换作用的“实践哲学”。
一、“实践哲学”——现代中国哲学的坐标
这里所说的“实践哲学”，是特指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之内，以“实践”为基点来诠释马克思思想文本的哲学运动。“实践哲学”内部包含不同的思想倾向，如有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超验实践哲学”等等。
近2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其目的旨在消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化理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从一般浮泛的“政治实践”转化为具有开放性的“实践思维”。从“实践思维”入手，从前完全由政党意识形态所规定、决定的一切问题和答案，被重新地在现实维度上给予思考。由于中国“实践哲学”对现实的关切性，马克思哲学文本在现代中国获得了极大的诠释空间，意识形态一统式的马克思哲学逐步让位给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逐步生成的对话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突出地表现为当代中国“实践哲学”的马克思哲学向中西文化传统的全面开放。这个开放的过程当然免不了有些粗浅的比附，但更主要的是中国“实践哲学”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实践需要，使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生命力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
在现代中国哲学的话语群落中，以马克思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的中国实践哲学比其他话语群落，如以儒家传统为主要思想资源的新儒家、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资源的中国自由主义、以基督宗教为主要思想资源的台湾新士林哲学和大陆学界的文化基督徒思潮，以及各种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后现代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等），都具有现实的生命力。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哲学的从业者的人数在中国的巨大，以及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文化格局中的合法性，而是由于中国“实践哲学”所具有的广阔的视野和现实的品格。这致使“实践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中论域最广、现实性最强。
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当代中国的实践哲学无论是在纯粹理论本身，还是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纯粹理论上，有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现代唯物主义”等思想体系的构造；在现实层面上，则有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社会转性时期的哲学问题、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探讨、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讨等等。
总而言之，“实践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的价值和意义在于：
1、实现对教条主义讲坛哲学的消解， 完成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突破；
2、实现了哲学思维范式的转换；
3、重新建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体系性表达；
4、发挥马克思哲学所固有的社会批判职能；
5、将“实践”的视野， 从社会生产领域延伸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部门，并从总体性上来把握实践，使对实践研究的宏观透视和微观审视结合在一起。
6、由于社会生活实践的丰富性， 导致对实践研究的多层次性成为现实，进而导致现代中国哲学的多元化，尽管这种多元化还不具有社会文化体制的意义，但万马齐喑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实践哲学”已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坐标。人们尽可以对“实践哲学”持有各自不同的态度，但却不可以绕过“实践哲学”来谈此后哲学的发展。对从事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中国学院派“实践哲学”价值与意义，决不逊于目前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现代新儒家、中国新自由主义、台湾新士林哲学和文化基督徒思潮。现在，该是对其整体反省的时候了。
二、“实践哲学之后”与“后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在中国的兴起，得力于一些具有理论勇气的思想家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审视。这一哲学运动，在近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从“异端”到“正统”的变化过程。这里所使用的“异端”与“正统”不具备意识形态的意义，而是指其在哲学思想界的地位与影响。当一个有重要建树的思想体系从“异端”走向“正统”，不仅意味着其在学术界取得合法地位，更意味着其从原创性的思想演变为“背景知识”。一切“背景知识”都是我们所处身的支援意识，都构成我们的思想源泉和反思的对象。如果说近20年中国哲学界是“实践哲学”的时代的话，那么伴随着“实践哲学”的鼎盛和逐步走向背景，“实践哲学之后”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实践哲学之后”的时代，并不是“实践哲学”失去了自己的话语的主流地位，相反，“实践哲学”已成为哲学从业者的背景知识。伴随着教条主义讲坛哲学的瓦解，实践哲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结束，它已经完成了历史所赋予它的任务。但新的时代的问题也已经迫在眉睫，这也是“实践哲学”曾面对却没有给予明确解决而遗留给“实践哲学之后”时代的问题。
1、 “实践哲学”对“讲坛哲学”的消解到至今还是一种理论上的解决，还没有上升到文化体制上的自我确定。还没有从文化体制和个体人格的基础上解决如何让讲坛哲学成为不可之事。
2、当“实践”消解了政治权威的“教条”， 使自己成为了“真理”的诞生地和标准时，“实践”的自明性并没有真正得到自我确证。从前被各类神父、牧师、领袖和导师所垄断的“真理”被实践消解之后，并没有成为生存个体的自我价值支撑，而是被放逐到历史主义的辩证过程之中，个体自我当下的价值委身的根据依然没有真正的确立起来。
3、对现代汉语言哲学来说，属己的根本问题依然是晦暗不明的。 “实践哲学”的理论建构，除了具有消解“讲坛哲学”的价值颠覆作用之外，其具体问题大多是从西语语境中移植来的问题。如所谓的主体间性问题、生活世界的问题、交往理论的问题、后现代的问题等等。对汉语言哲学来说，真实的哲学问题是什么，依然还在探索之中。
4、到目前为止， 汉语学术界还依然把中国的学院派的“实践哲学”理解为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标准诠释，尚没有认识到这一哲学运动本身是属于“汉语言哲学”的范围之内。这一流派不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文本的诠释有所差别，也与马克思哲学的文本自身有所差别。其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实践哲学”本身是有其自己的本土化视野。
我们无权要求中国“实践哲学”对上述问题都给出明晰的回答，当“实践哲学”从有创见的哲思走向我们的文化语境之时，“实践哲学之后”的时代已经来临。“实践哲学之后”的哲学，将采取全新的面貌来从事哲学研究。其特点大致有：
1、哲学家们自立门户的时代已开始来临。 这不仅是由于一元化的主义话语模式不再具有学术的合法性，也是由于“实践哲学”在颠覆“讲坛哲学”的同时，已展开了哲学研究的广阔空间。哲学家们自立门户独创自己的学派，乃是哲学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己身份加以确证的现实需要和叙事策略。在目前开始打出自己的思想旗帜的哲学家们已逐步从实践哲学家的语义背景中走出，如所谓“实践人类学”、“生存哲学的复兴”、“日常生活的研究”、“文化哲学”以及“后实践哲学”的构想等等。
2、“实践哲学之后”的哲学研究，对“实践哲学”来说， 不是颠覆与消解的关系，而是继承、反省、批判与再创造的关系。对许多“实践哲学之后”的哲学家来说，“实践哲学”依然是其思想的主要精神资源，但“实践哲学”对“实践哲学之后”的哲学研究来说，不仅不具有文化体制的法权地位，也不具有学术合理性的制约和指导作用，而仅仅是一种资源价值。
3、主义话语模式的淡化与谨慎和问题意识的觉醒。 “实践哲学之后”的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将是从主义意识转向问题意识。主义之争依然存在，但主义意识已开始让位于问题意识。主义的意识形态意味将淡化，已逐步变作一种方法论意识，即每一种主义仅仅意味着对问题的独特的切入点，而放弃自己垄断性的权力诉求。
4、 与主义话语模式的淡化到问题意识的觉醒相伴随的是哲学话语模式的客观化和私人化将同时确立。在一切公共论域之中哲学探讨的话语模式将杜绝情绪性的言说和社论语式，并进而使哲学研究导向知识的自我累积和知识的自我批判成为可能，进而将太多无意义的废话和非哲学性话语从哲学中排出。在有关心性哲学、价值情怀的私人领域内，哲学语言的私人性将成为一种趋势，哲学研究在此和哲学家的个体情怀是紧密相连的。
在“实践哲学之后”的时代，我主张要构建“后实践哲学”。“后实践哲学”并不是刻意与“实践哲学”相对抗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潮或哲学运动，它只是“实践哲学”之“后”的一种哲学探索的精神姿态。这个“后”就是超越。“后实践哲学”所要表达是基于“实践哲学”所造就的历史文化及生存景观寻求一种新的精神转向，实现对精神活动的超越奠基和哲学言说语式的转换。我以为，“后实践哲学”所要关注的问题是：
1、“实践”真的是不证自明的前提吗？ 这真的是马克思哲学的唯一基石吗？
2、汉语言哲学传统所缺乏的个体位格性， 如何在现代汉语言哲学中加以确立？
3、如何确立人作为位格存在的价值及限制， 并建构人走向超越的心性哲学问题？
4、如何在“实践哲学”的语境下实现形上学的重建， 并以此整合“心性哲学”、“文化哲学”、“实践哲学”？
我无意表明“后实践哲学”将成为今后哲学发展的方向，我只是想说，现代中国哲学已开始进入“实践哲学之后”的时代，这是一个群龙无首（也不需要“首”）的时代，哲学的个体建构将成为主流和趋势。
三、哲学建构的切入点和“生存哲学”复兴所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的哲学建构，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一个特殊的论域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或者使自己与一个较为著名的传统相衔接为思想依托。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发问：哲学建构的切入点是什么？是论域？抑或是其他？我的回答是哲学的切入点不是论域，而是问题。
对近现代许多著名的哲学体系的建构而言，往往并不是所谓的论域，而是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使其成为各领风骚几十年的思想潮流。对一个时代的众多哲学思想来说，能否成为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关键的问题不再在于关心什么论域（这常常和哲学家的个人主观偏好有关，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在于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是什么。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每一次哲学方向的转折，无不和一定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相关联。
对处于“实践哲学之后”的现代汉语言哲学来说，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是最为关键的。在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中，我们常常把太多的伪问题当作真问题来加以思考，或把非哲学的问题当作哲学问题来处理。如我们的哲学曾经进行无穷无尽的中西文化优劣的比较，进行过所谓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探讨，以及“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当我们的思想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些即便不称其为伪的问题，也只是表层问题时，我们时代前进速度之慢，并且在同样的问题上犯第二次错误也就不可避免了。
那么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从哪里发生呢？在我看来哲学的问题意识来源于我们的生存困境和自我理解。就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我们必须面对现代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中三个基本历史事件和两个运动；三个事件是：鸦片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文化大革命，两个运动则是在科技革命带动下的近代工业化运动和现代的全球化运动。我们的问题都是从此产生的。方法论意识则是基于对传统哲学的思辩反省，从传统哲学的局限处寻找其突破点。我认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关键问题在于：1、人作为位格个体的价值、限制，及其超越的根据；2、社会体制的合法性根基。对此二问题的思考，将为现代哲学其他问题的探讨起到奠基作用。
出于对“实践哲学之后”哲学动态的关注，我们自然注意到近来的“生存哲学”的复兴。我把“生存哲学的复兴”看作“实践哲学之后”的哲学家的门户的自我确立，这是中国哲学家学派意识的觉醒。它表明我们新一代的哲学家已开始尝试立足于本土文化语境来确立自己的哲学建构。通观有关文献，我们注意到“生存哲学的复兴”是立足于如下的思考：
1、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是对存在主义、语言哲学的超越。 是比实践观转向、人的转向、生活世界的转向、文化转向、价值转向、以及语言转向更为基础性的转向。
2、生存哲学的复兴，所立足的生存论转向， 是力图超越传统本体论（实体本体论、超验本体论）的“生存论本体论”，如此的生存论是本体论之所以成为可能的生活基础。这一基础长期以来被传统本体论所遮蔽，因而所谓的“生存论转向”就是“生存论回复”，向哲学的生活基础回复。
3、生存哲学的复兴，即所谓的“生存论转向”， 是对国内目前讨论的实践人学的推进与超越。
4、生存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 西方现代哲学的共同论域和主题，因而生存哲学的复兴，可以成为三者沟通和进一步“综合创新”的基础，并实现中西会通，使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
基于如此思考而倡导的“生存哲学的复兴”，的确看到了“生存论”在哲学的整体架构中的基础性作用，也看到了当代哲学界对生活世界的关注。我注意到，“生存论”在此既有论域的意义，也具有本原的意义。对生活世界的如此关注，其外缘性因素无外乎是“存在主义哲学”（译为“生存主义哲学”也许更为恰当）关于生存论与存有学（国内学界一般译为本体论，事实上存有学比本体论更符合西方哲学的内在含义，而本体论一词，则有将存有学与形上学混为一谈的倾向）关系的思想和胡塞尔晚年回归“生活世界”的思想，而其内在的方法论原则是经过再诠释的马克思的实践观。站在如此审视的基础上，我认为在汉语哲学界对“生存哲学”关注和研究无疑是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可以推动汉语哲学界从意识形态的自我论证走向对生存本身的关注。但如此的意义还不是第一义上的，它所表明只是“生存哲学”作为论域的价值，至多是实践哲学在一个新的领域的展开而已。假如“生存哲学”真的要对新世纪哲学发展起到定向作用，甚至就是哲学的发展趋势的话，它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基础和问题意识，也必须通过自身问题的解决对其他哲学问题的解决起到奠基性作用。这直接牵涉两个问题：一是生存论与存有学的关系问题；二是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的理解。
就生存论与存有学的关系而言，可以说，西方思想界自始至终是关注生存的问题，只不过对生存的关注在其发展之初是以神话和宗教神学的方式存在。而哲学的原初形态是以形上学存有学的形式存在的，并以这种理性化的方式关注世界、规范生活。当哲学的理性逐步消解神话和宗教启示的价值性之后，本来安顿在神话与启示神学中的生存关照变得无所住身，于是哲学不得不承担起生存论的价值，并将生存论与存有论结合在一起。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哲学的理性审视与信仰的生存关照之间一直处于一个辩证的张力之中。最先明确的把生存论与存有学结合在一起的是现代存在哲学。以海德格尔为例，他极力要表明的就是“存在”的开显必须透过此在的生存活动来彰显。然而此在的生存规定如果丧失了坚实的存有学基础，生存的自我规定所导致的只能是“渎神”与“狂欢”，这从萨特所谓的“人是无用的激情”的虚无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对人的谋杀（“人死了”）都可以表现出来。由此我力图表明存有学不可规约并消解在生存论之中，尽管“存有”的开显必须借助于此在的生存而展开，但此在的生存仍必须奠基于存有学基础上，如此才可以避免走向虚无主义。
关于马克思的实践观，我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宽泛把握是以其具体含义为奠基的，即实践的确切义是“劳动”、“物质生产劳动”。马克思丝毫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把超验的价值指向规约、乃至放逐到实践的历史辩证中，并且明确在《资本论》中表示真正的自由只能在“彼岸”。因而“实践”的概念一方面适应了整个世界的世俗化运动，另一方面保留彼岸的超验价值对此岸实践活动定向作用。因而马克思的以实践为核心的向生活世界的回归，绝不是将超验、形上的精神及价值消融于现实的实践之中，而是在现实的实践中承领和实现彼岸的超验价值，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所倡导的世俗化并不是导向价值虚无，而是导向共产主义的原因。这表明在马克思那里彼岸超验的价值与此岸的实践活动中存在一种“必要的张力”。在此“张力”中，此岸的实践活动具有了超越性，彼岸的超验价值具有了现实性。即使如此，马克思也没有向人们许诺彼岸就是此岸，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一再表明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人的终极完成，而是人作为“人”的真正开始。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超验幅度，社会批判才具有超越的价值尺度；也正因为有现实的实践活动，超验的批判才成为现实的社会批判。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就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单一维度的历史主义的实践辩证法和实践唯物主义，而应理解为超验真理与现实实践在历史中辩证展开的辩证法，和以现实实践实现超验真理的唯物主义。
我认为“生存哲学”对“生存”的关注，是我们时代建构哲学、反省哲学的不可或缺的进路。“实践哲学之后”的哲学研讨，决不可遗忘人的“生存”，决不可忽视人的“生活世界”。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关注“生存”、回归“生活世界”的“关注方式”和“回归的实践进路”是什么，因为“生存”或“生活世界”并不是单一维度的平面，而是在我们的价值抉择和现实活动中生成的多维世界。这是我们面临“实践哲学之后”的多元哲学建构所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的。
标签：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体论论文; 实践哲学论文; 生存哲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实践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史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