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拙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竹林论文,七贤拙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竹林七贤在魏晋时期是著名的风云人物，是一个名士群体的总称。这个群体中虽有很多越轨行为，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也是见怪不怪，每以风雅视之，很少有人评议。如“谢遏(谢玄)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谢安)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①这段引文是说，谢玄等人在评论竹林七贤优劣时，谢安劝阻他们说：老前辈当初都不评论七贤。为什么不能评论七贤呢？是怕触犯社会习俗而遭到忌恨，说明在魏晋社会浑沌时期，人们的一种特殊心理状态。尽管如此，时人和后人对竹林七贤还是有所评议的，现选其典型者介绍如下。 孙盛在《魏氏春秋》的评议： 山涛通简有德，秀、咸、戎、伶朗达有俊才。于时之谈，以阮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伦也②。 孙盛对竹林七贤的评论，虽然都是肯定的，但也有等次之分。他认为山涛有德；向秀、阮咸、王戎、刘伶有俊才；阮籍为清谈之首；向秀、山涛皆属同类人才。细读孙盛之原文，就会发现有一个大漏洞，说是评论七贤，却只提六人，独无嵇康，而山涛、向秀各提两次，这是不可思议的。关于向秀重出，尚难找出其原因，而对山涛之两见还可以窥探出其足丝马迹。敝意以为“山涛之通简有德”，实为“嵇康之通简有德”。其理由有二：一，凡论七贤者，皆以嵇康、阮籍为首，无人把山涛放在第一位；二，山涛一身仕两朝，在以曹魏为正统的《魏氏春秋》中，也难称他“通简有德”，而在《晋书·嵇康传》中说嵇康“宽简有大量”，与“通简有德”的意义相同。 袁宏在《七贤序》中对七贤的评论： 阮公瑰杰之量，不移于俗，然获免者，岂不以虚中荦节，动无近对乎？中散遣外之情，最为高绝，不免世祸，将举体秀异，直至自高，故伤之者也。山公中怀体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挠，在众乐同，游刃一世，不亦可乎③？ 上引袁宏的《七贤序》并非全文，故只提到阮籍、嵇康和山涛，并把阮籍放在首位，说他怀有奇伟的度量，不随俗改变，所以能免于死难，是因他胸中守大节而无杂念，又没违犯大轨的缘故。嵇康排在第二位，因他有忠魏高绝之情，不免于祸。嵇康又以自身优异特出，以直自高，故遭伤害。山涛性格沉默，随遇而安，平均施与，不屈不挠，在众乐同，故处事游刃有余。总体来看，对阮籍、嵇康、山涛的评价都很高，估计《七贤序》中，对已失传的另外四贤的评价也不会低。 颜延之在《五君咏》中对七贤的评议： 《阮步兵》： 《嵇中散》： 《刘参军》：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刘灵善闭关，怀情灭闻见。 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 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 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 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 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 《阮始平》： 《向常侍》： 仲容青云器，实禀生民秀。 向秀甘淡薄，深心托豪素。 达音何用深，识微在金奏。 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 郭弈已心醉，山公非虚觏。 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 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 竹林本有七贤，颜延之为什么只作《五君咏》？这在《五君咏·自序》已有说明，因“山涛，王戎以显贵被黜”。说明颜延之对山涛、王戎当高官而显贵嗤之以鼻，将其除名。颜延之对其他五君，在《自序》中则作了总结性的评议：“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指人)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沈饮，谁知非荒宴。’”④从《自序》看，对阮籍、嵇康评价较高，对阮咸、刘伶似有微词。不知为什么，在《自序》总结评议中又没评向秀，笔者认为“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可以作为对向秀的总评语。关于《五君咏》及《自序》中的个别词句比较难懂，《昭明文选》李善注有所解说，可以参考，本文就不再赘释了。 沈约在《竹林七贤论》中的评论：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无妄之日。神才高杰，故为世道所莫容。风邈挺特，荫映于天下，言理吐论，一时所莫能参，属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祚，诛
胜己，靡或有遗。玄伯、太初之徒，并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审于此时，非自免之运，若登朝进仕，映迈当时，则受祸之速，过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带，无用自全，故始以饵术黄精，终于假途托化。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途，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仲容年齿不悬，风力粗可，慕李文风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风流器度，不为世匠所骇，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托，慰悦当年，萧散怀抱，非五人之与，其谁与哉⑤。 综观沈约的《竹林七贤论》，他所尊崇的只有嵇康一人，赞颂嵇康为“上智之人”，“神才高杰”，“风邈挺特，荫映于天下”。对阮籍虽称他“才器宏广”，但又说他“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排第二位。对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五人，都是借饮酒而避祸，故“止是风流器度，不为世匠所骇”。沈约评七贤仅限于在竹林之游之时，嵇康被杀后，其他六人各奔前程，其中有几个“贤人”就更无所称道了。 司马光评竹林七贤： 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国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阮籍居母丧)饮酒无异平日，司隶校尉何曾恶之，面质籍于司马昭坐，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 阮咸素幸姑婢，姑将婢去，咸方对客，遽借客马追之，累骑而还。 刘伶嗜酒，常乘鹿车(小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⑥。 关于司马光对竹林七贤的评价，可分两部分来理解。第一部分从“谯郡嵇康”至“遗落世事”，是对七贤总的评价。文中除对嵇康说他“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有肯定意思之外，对阮籍等六人，则说他们“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似有批评之含意。第二部分从“(阮籍居母丧)”开始，至“谓之放达”止，是对七贤中阮籍、阮咸、刘伶的个人评价。对阮籍，司马光借用何曾之口，说他是“纵情、背礼、败俗之人”。对阮咸只记其追婢之事，可见是无善可陈。对刘伶则记他饮酒出游，“死便埋我”，当时士大夫争相效慕，“谓之放达”。在司马光看来，恐怕也认为其既无聊，又影响很坏。这说明司马光对竹林七贤除嵇康外，评价都不高。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并没有对竹林七贤作专门评价，只是在叙事过程中体现出他对竹林七贤的意见。 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对竹林七贤的评议： 竹林诸人，在当时齐名并品，自无高下。若知人论世，考厥生平，则其优劣，亦有可言。叔夜人中卧龙，如孤松之独立，乃心魏室，菲薄权奸，卒以伉直不容，死非其罪。际正始风流之会，有东京节义之遗。虽保身之术疏，而高世之行著。七子之中，其最优乎！嗣宗阳狂玩世，志求苟免，知括囊之无咎，故纵酒以自全。然不免草劝进之文词，为马昭之狎客，智虽足多，行固无取。宜其慕浮诞者，奉为宗主；而重名教者，谓之罪人矣。巨源之典选举，有当官之誉。而其在霸府，实入幕之宾。虽号名臣，却为叛党。平生善与时俯仰，以取富贵。迹其终始，功名之士耳。仲容借驴追婢，偕猪共饮，贻讥清议，直一狂生。徒以从其叔父游，为之附庸而已。子期以注《庄》显，伯伦以《酒德》著，流风遗韵，蔑尔无闻，不足多讥，聊可备数。濬冲居官则阘茸(卑劣)，持身则贪悋。王夷甫辈承其衣钵，遂致神州陆沈。斯真窃位之盗臣，抑亦王纲之巨蠢。名士若兹，风斯下矣⑦。 余嘉锡对竹林七贤的评论，较上引各家的评论，既全面又深刻、具体，可谓爱憎分明。他对嵇康最为推崇，称其为“人中卧龙”，七子之中，最为优秀。对于阮籍则贬词较多，说他“阳狂玩世，志求苟免”，“智虽足多，行固无取”，“宜其慕浮诞者，奉为宗主；而重名教者，谓之罪人”，几乎一无是处。对山涛，虽然称颂他“典选举，有当官之誉”，又说他“虽号名臣，却为叛党”。这是站在曹魏政权立场对山涛的评价，是否公允有待思考。对阮咸，说他“借驴追婢，偕猪共饮，贻讥清议，直一狂生。徒以从其叔父游，为之附庸而已”。全是贬词。对向秀，说他“以注《庄》显”，肯定他注释《庄子》，宣传玄学的功绩。对刘伶，只说他“以《酒德》著”，即以《酒德赋》而著称。又说向、刘二人，“流风遗韵，蔑尔无闻”，但“不足多讥，聊可备数”而已，是用谅解的态度，评价二人。对王戎，则严词贬斥，说他“居官则阘茸(卑劣)，持身则贪悋”，说王衍就是继承他的衣钵，“使神州陆沈”，西晋灭亡。说王戎是“窃位之盗臣”，“王纲之巨蠹”，名士若像他这样，社会的风气就坏了。笔者对余嘉锡关于七贤的评论，基本是同意的，只是对山涛的评价略有异义，故想以史实为根据，对七贤略述拙见于下。 应该说明的是，笔者评价七贤，并不以魏、晋政权为依归。对拥魏者，可以肯定其气节；对于附晋者，可以肯定其政绩。不论其属于哪一派，凡饮酒乱政，败坏风俗者，一律予以谴责，这就是笔者以史为证评论七贤的依据。 1.评嵇康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州市)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嵇康少年早孤。史书称他“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风姿，天质自然”⑧，可谓是一位风姿翩翩的美少年。且“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可谓是自学成材，兴趣广泛的才子。年长后曾与魏宗室通婚。其妻曹氏是曹操之子沛穆王曹林的孙女长乐亭主，因此得任郎中，后拜中散大夫。司马氏掌权后，嵇康弃官闲居，与阮籍等作竹林之游，或在家锻铁，或入山采药。山涛在辞去选官(吏部尚书)时，推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不肯接受，并写信给山涛表示拒绝。信中有“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之句，暗指他反对司马氏所提倡的礼教，恐为司马氏所不容。这说明嵇康忠于曹魏，不肯就任选官，这引起司马昭的忌恨。司马昭就派其亲信司隶校尉锺会去考察嵇康的动向。当时嵇康正在家中的大树下与向秀锻铁，对锺会的来访毫不理睬，使锺会很无趣。嵇康问锺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会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⑨这一问一答，均不甚友好，故锺会愤愤不平。嵇康曾在汲郡共北山中采药，遇到隐士孙登，嵇康乃从游三年，想与孙登交谈，孙登沉默不语。嵇康将要走时，对孙登说：“先生竟无言乎！”孙登说：“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⑩谁知孙言竟一语成谶，嵇康无罪被杀。 嵇康有一位好友名吕安，他的哥哥吕巽人品极坏，见吕安妻徐氏甚美，就用酒灌醉后奸淫之。吕巽怕吕安揭发而丑事泄露，故告吕安不孝，遂收安下狱。吕安让嵇康证明真相，“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11)，因而被牵连。锺会看到这是迫害嵇康的好机会，遂上书给司马昭，说：“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12)司马昭听信锺会的谗言，判处嵇康死刑。嵇康临刑前神情自若，并向哥哥索琴弹奏《广陵散曲》(一曰《太平引》)。弹罢，叹息说：“传者于是绝矣。”当时人都为之哀痛。“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以保嵇康，皆不准。 嵇康一生著述颇多，有《琴赋》、《卜疑》、《与山巨源绝交书》、《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管蔡论》、《太师箴》、《圣贤高士论》等数十种，并有《嵇康集》传世。嵇康是一位有才华，有气节，有正义感的名士，只因忠于曹魏，不肯投靠司马氏，而遭恶棍的陷害。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唯一被司马氏杀害的名士，就连他的宿敌锺会也称他为“卧龙”，可见其品格之高。据说司马昭在嵇康死后，也有怜才后悔之意。 2.评阮籍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其父阮瑀，官至魏丞椽，知名于世。史称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喜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13)。以上这段引文，说明阮籍是一位相貌堂堂，爱好广泛，读书入迷，尤好《老》、《庄》，深藏不露，志向宏远又任性的青年，太尉蒋济慕其才高而欲征辟，则谦退不肯就职。曹爽当政，召为参军，也以病辞退，说明阮籍并非拥曹派。司马懿、司马师当政，出任从事中郎。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说明曹魏政权也想拉拢他。司马昭曾为司马炎向阮籍女儿求婚，阮籍饮酒醉六十余日，而得以摆脱。史称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若果真如此，对阮籍的超脱态度，也未可厚非。实际他并非“不与世事”。司马昭为得到名士的支持，对阮籍非常宽容。一次阮籍游东平(今属山东)，“乐其风土”，就主动向司马昭提出要求出任东平国相。司马昭很高兴，予以批准，阮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这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政治行为，即便是朋友相交，也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况是主动要求出任东平相，只干十天，扒了郡府的围墙就走了，如此任性，将置东平人民于何地？但司马昭并没怪罪他，反而仍任他为大将军从事中郎。不久，阮籍又听说步兵校尉府有好酒三百斛，就向司马昭提出要任步兵校尉，司马昭又批准了。阮籍到任后，“遗落世事”，与刘伶等狂饮不止。如此当官不管事，实是败坏政治，令人难以容忍，而司马昭对他仍不责问，可见他并没有受司马昭迫害，而是得到了极度宽容。当然这是因为他对司马昭还有用处。景元元年(261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司马昭固让九锡，群臣劝进，让阮籍写《劝进表》。阮籍在醉中写表，一挥而就，“无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但因写此表，阮籍被称为是司马昭的“狎客”。其实曹魏政权已腐朽没落，司马氏正处于进取兴盛之时，阮籍写《劝进表》并非他一生中的大过。 阮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这是他处世慎重的另一方面，但他行为放荡，不为礼教所容。《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14)晋人胡广对王澄、胡毋辅之等皆以放任为达，或至于裸体露丑态，也持批评态度，说：“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15)对胡毋辅之的放浪行为，阮籍起了个很坏的带头作用。 《晋书》说阮籍“性至孝”。其实这种“至孝”，也是不足为法的。史书说他母亲病逝时，他正在与朋友下棋，友人要他停棋奔丧，他却坚持要下完一局。把下棋放在母丧之上，这能算至孝吗？下完棋后，“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16)。阮籍的饮酒、痛哭与吐血的关系，谁能说清楚？再者，友人来吊唁，与他性情不合的人，以白眼相视；与他性情相投的，以青眼相对，这合乎人情吗？因此说他是“痴人”、“怪人”，不足为过。 纵观阮籍的一生，可赞颂之处，是他才华出众，著作丰富，多才多艺。他著有《大人先生传》、《咏怀诗》等，又有《阮籍集》传世。至于生活放荡，不遵礼法，当官不管事，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被容忍。如说他饮酒是为避祸，实际他并没有受过迫害。他享乐一生，得以善终，是竹林七贤中最得意之人。 3.评山涛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其父山曜，官至宛句县令，早逝。山涛少年孤贫，但有气量，为时人所重视。性好老、庄之学。前半生隐居不仕，参与阮籍、嵇康等竹林之游，年四十才出任郡主簿、河内从事等职。大将军司马师的外祖母宣穆张皇后是山涛的姑奶奶。山涛去找司马师，司马师开玩笑地说：“吕望欲仕邪？”(17)遂举为秀才，任郎中，拜赵国相，再转尚书吏部郎，主管人事，再迁大将军中郎，成为司马师的亲信。锺会、邓艾伐蜀，山涛被任为监军。平蜀后锺会、邓艾作乱，大将军司马昭率军西征，而曹魏的诸王公均在邺(今河北临漳)，司马昭很不放心，就对山涛说：“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遂以本官行军司马事，给亲兵五百人镇守邺城，这是对山涛极大的信任。此后山涛官运亨通，先封新沓子，后转相国司马昭的左长史，统管别营。司马昭因山涛德高望重，就让太子司马炎去拜访山涛。山涛又成为司马炎的亲信。司马昭是继其兄之位而为晋王的，故想立其兄之子司马攸为太子，就向裴秀、山涛征求意见。裴秀“以为不可”。山涛又进一步说：“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于是司马炎的太子地位才得以确立。司马炎即帝位后，即让山涛以代理大鸿胪的身份护送魏废帝曹奂到邺城。泰始初年，山涛加奉车都尉，进封新沓伯。后为保护裴秀而得罪执政羊祜，出为冀州刺史。在冀州他“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后转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因功调回中央，先任侍中，后迁尚书，以母老归养为由，多次上书辞职，武帝不准。后以议郎名义回家尽孝，并给以厚赏，以示关怀。母丧后，山涛以耳顺之年，亲自“负土成坟，手植松柏”以尽孝，受到武帝表扬。母丧后任吏部尚书，转太子少傅，再升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如故。山涛以年老多病请辞，表数十上，武帝不允，不得已乃起视事，再居选职十余年，为国家选取很多人才。咸宁二年(276年)，皇后父扬骏任车骑大将军，总揽朝政。山涛讽谏武帝抑杨骏，武帝不听，山涛遂不再上朝理政，并请求辞职，武帝仍不允，而更命山涛为司徒。山涛虽坚决不受，武帝仍在他卧病时授以章绶。太康四年(283年)，山涛病死于司徒任上，享年79岁。 山涛在七贤中，是唯一因亲戚关系而投靠司马氏，得到晋政权信任的人，并成为晋室最忠诚的重臣。但有人认为山涛曾在魏做过官而称他为“叛臣”，笔者认为对新旧政权交替时的人来说，不应这样简单地下结论。这要看新旧政权的情况及个人在新旧王朝中的作用而定。山涛在曹魏政权中只任过郡以下的小官，曹魏衰败，山涛弃暗投明无可非议。要知道司马氏当时正在奋起，它统一三国、晋初的“泰康繁荣”都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山涛在晋的言行及其政绩，都是有利于时势的，如平吴后司马炎要裁军，以示天下太平，大郡只留武吏百人，小郡则留五十人。山涛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宜去州郡武备”，但武帝不听。后来八王之乱，五胡入侵，因郡国多无武备，招致西晋灭亡。再如山涛长期掌管选举，秉公办事，从不失职。《世说新语·政事》说：“山司徒前后(领)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此事说明山涛选官时的认真负责的态度。选举陆亮时，本是晋武帝的旨意，山涛不同意，但争之不从，山涛“乃辞疾还家”，结果陆亮还是因受贿而失败。在竹林七贤中，像山涛这样恪尽职守者实属罕见。阮籍等人“屯蹇于世”，与山涛“独保浩然之度”(18)，两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笔者认为在竹林七贤中，山涛应是一位受到肯定的人物。山涛虽任高官，但仍“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禄赐俸秩，散之亲故”(19)。像山涛这样廉洁奉公的高官，在魏晋奢侈之风盛行之际，实属凤毛麟角。山涛的著作虽不多，也有《文集》五卷传世。 4.论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史称他“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方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20)。向秀对《庄子》的研究特别深透，能够揭示《庄子》的宗旨，阐发《庄子》的真义，使读者得到满足。后来郭象又在向秀研究的基础上，“述而广之，遂使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矣”。据说向秀注《庄子》时，曾告诉其好友嵇康、吕安。嵇、吕二人都说，此书注者很多，不须再注，再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注成拿给二人看，嵇康说：“尔故复胜不？”吕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21)嵇康对向注是否胜过前人表示疑问，但吕安惊叹向注得到《庄子》的真义，故说“庄周不死矣”。 向秀才华横溢，并有深识远见，但却不愿入仕做官，与嵇康、阮籍等结为盟友，游于竹林，过闲散生活，有时在洛阳帮嵇康锻铁，有时在山阳(今河南焦作)与吕安灌园，逍遥自在，以酣饮为乐。但自嵇康拒绝做官被司马昭杀害后，因迫于政治压力，以应举为名赴洛阳去见司马昭。司马昭问向秀：“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以为巢(父)、许(由)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22)向秀把巢父、许由说成是偏激固执之人，把司马昭比作唐尧，让司马昭很高兴，就任命向秀为散骑侍郎，后转黄门侍郎，又升任散骑常侍。向秀虽当了司马昭的官，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也就是当官不管事。实际上司马昭也不可能把实权交给向秀，两者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而已。 向秀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在著述方面。他二十多岁时，就写了《儒道论》，以后又为《庄子》作注。他和郭象的《庄子注》，至今尤为庄子研究者所重视。他还注过《易经》，名为《易经向氏义》，惜已失传。向秀的文章只传下来两篇：一是《思旧赋》，是为怀念嵇康、吕安而作，因涉及西晋政权，故内容非常隐晦含蓄，但怀旧之情溢于言表；另一篇是《难嵇叔夜养生论》，与老友嵇康进行学术辩论，直言无隐，显示向秀正直风格。向秀有《集》二十五卷，已佚。 向秀是竹林七贤中经历最为单纯的一位学者。他与曹魏政权没有任何瓜葛，没有在魏政权中做过官。他不愿意在司马氏的统治下做官，是对司马氏杀戮异己的蔑视，但他对司马氏也并无深仇大恨，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投奔司马昭，也容易被接受。他虽做了司马氏的官，因无权并不管事，故无政绩可言，也无污点可陈。他的最大贡献是推动玄学的兴盛，打破儒学的独尊地位，对学术思想解放起了推动作用。可以肯定，向秀在竹林七贤中是对中华文化有贡献的名士。 5.评阮咸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其父阮熙，官至武都太守，也算是官宦世家。阮咸因与叔父阮籍为竹林之游，故列为七贤之一。他“妙解音律，善弹琵琶”(23)，颇有音乐天赋。在曹魏末年，官至散骑侍郎。入晋山涛曾推荐阮咸“典选”(吏部郎)，司马炎说他“耽酒浮虚，遂不用”。仍为散骑侍郎，掌侍从规谏。《晋书·阮咸传》记载三件琐事，以为谈资。一件事是说他与阮籍家住于道南，其他阮氏居于道北。每年七月七日道南阮氏富家皆“盛晒衣服，皆锦绮粲目”，阮咸则“以竿挂大布犊鼻(粗布围裙)于庭”，人们奇怪地问他这是为什么，他答：“未能免俗，聊复尔耳。”这本是无聊小事，不值得一提，也能记入史书，说明他实在无事可记了。第二件事是他爱上了他姑母的婢女。阮咸的母亲病故，他姑母带婢女来吊丧，本来事前已说好，吊丧之后把婢女给他留下，但临走时他姑母变了卦，又把婢女带走了。阮咸不顾母丧，借了客人的马(一说是驴)去追婢，追上后“与婢女累骑而还”，遭到时人的非议。第三件事是说他与亲朋大盆喝酒，有一群猪也来喝。阮咸便“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以显示他有纵情放达的情愫。另外《世说新语·术解》还有一件事，是说阮咸“善解音律”，被称为神解。他的顶头上司中书监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荀勖每次在公会演奏时，阮咸都认为荀勖的演奏“音律不调”，没说过一句赞扬的话，引起荀勖的忌恨，借故就把阮咸调出中央，出任始平太守，并死于任上。在这一件事上，阮咸是冤枉的。后来始平(今陕西兴平)农民在耕地时，发现一把周朝的玉尺，时称“天下正尺”。荀勖遂用周的玉尺，校对他“所治的钟鼓、金石、丝竹”等乐器，发现“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24)。但此时阮咸已死，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会感到安慰。 阮咸一生能为人所称道的，只有“善解音律”一项特长。余嘉锡说：“仲容借驴追婢，偕猪共饮，贻讥清议，直一狂生，徒以从其叔父游，为之附庸而已。”(25)阮咸留下的著作只有一篇《律义》残文，收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全晋文》中。竹林七贤多以诗文出名，阮咸在这方面也属末流。 6.论刘伶 刘伶(灵)，字伯伦，沛国(今江苏沛县)人。史称他“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26)。从这段引文看，刘伶过的是典型的隐士生活。刘伶的一生经历非常简单，他只在曹魏末年任过建威参军。晋泰始初年参加过贤良对策。刘伶“盛言无为之化，时人皆以高第得调(任官)，伶独无以用罢(官)”，从此刘伶在家闲居，以饮酒为乐。刘伶嗜酒，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有一次刘伶“喝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仍饮酒御肉，隗然复醉”。以上引文虽属文言，但生动、简练、易懂。刘伶以幽默的语言和动作，骗得了他夫人的酒肉，又对他无可奈何。还有一次刘伶喝醉后，和一人发生了冲突。那人捋着袖子伸出拳头向他打来。刘伶笑着说：“我瘦成鸡肋，不足安君老拳。”那人也以一笑而罢。刘伶的生活无拘无束，也有放浪违礼之处。《世说新语·任诞》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27)这种诡辩很难令人信服。 刘伶一生著作甚少，只有《酒德颂》及《北芒客舍诗》传世。赋文豪放，写其“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醉酒生活。他酒后“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28)。刘伶把一切都置之度外，脱离政治，远离社会，以酒为乐，以避免司马氏的迫害，最后得以善终。但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能让后人向他学习什么呢？这倒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关于文人墨客嗜酒，倒是中国酒文化的一大特色。可以说历代文化名人没有不好酒的，但他们都知关心国事民瘼，或留下千古名著。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酒后的名作。李白“斗酒诗百篇”，也知关心国家大事。杜甫好酒，却能写出关心人民疾苦的“三吏”、“三别”。苏东坡被谪后仍写“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诗句。反观刘伶嗜酒只是免于受迫害，即使司马氏政权万恶不赦，刘伶这种嗜酒态度，对于时事又有何益？ 7.评王戎 王戎，字濬中，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其祖父王雄在曹魏任幽州刺史，其父王浑任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王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29)，得名流裴楷的赏识。王戎六七岁时在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说明王戎还是个勇敢的儿童。及年长与阮籍相识，阮籍很赞赏王戎的才华。王戎比阮籍小二十岁，二人遂成为忘年交，并共游竹林，王戎也成为七贤之一。王戎父王浑卒于凉州刺史任上，故吏赠赙钱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但随年龄的增长，王戎的品质逐渐由好变坏，最先发现王戎质变的人是阮籍。有一次在竹林之游时，王戎迟到。阮籍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阮籍称王戎为“俗物”，说明他已俗不堪言。 王戎的质变，是他袭爵当官以后的事。其父王恽死后，王戎袭爵贞陵亭侯，后被辟为相国掾，历经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可谓步步高升。他在荆州刺史任内，就因腐化遣吏修园宅过制而免官，“诏以赎论”。即诏书命他以钱赎官，遂任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因平吴功，进封安丰县侯，后入朝为侍中，因受贿而被纠察，但因受贿的钱并未拿到手而免于处分，但犹受到舆论的谴责。即“为清慎者所鄙，由是损名”。然而这并未影响王戎的仕途，反而逐渐高升，先任光禄勋，后任吏部尚书，再迁尚书仆射，仍领吏部，主管人事。因他任官调换频繁，形成极坏的风气，遭到司隶傅咸的弹劾，说当时“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因王戎与皇亲贾充、郭彰有密切关系，“竟得不坐”。不久又升任司徒、尚书令，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但王戎的声誉却每况愈下，成为令人发指的利禄之徒。《世说新语·俭啬》记有王戎贪财吝啬的几件事，令人齿冷。其一说“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其二说“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其三说“王戎女适裴
，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悦)，女遽还钱，乃释然”(30)。《晋书·王戎传》也有类似记载，因文字较长，故未摘录。像王戎对亲侄、女儿都如此吝啬，怎能与“贤人”挂上钩？ 以上对竹林七贤中的每一个人，都根据他们在历史上的表现，逐个进行了评论，其结论各不相同。但在这里必须说明一点，所谓“竹林七贤”一词，并非是哪一个人随便下的定语，而是当时社会的共评。那是指在魏晋政权交替之际，政治动乱，是非难辨，嵇康、阮籍等七人，远离政治，隐逸于竹林之中，饮酒赋诗，谈论《老》、《庄》、《易》等学说，自在逍遥，人们对他们的活动，既羡慕也敬仰，称他们为“七贤”，也是正常的。但在司马氏掌权之后，极需社会舆论的支持，凡是支持者，司马氏就拉拢、提拔，凡是反对者就打击、杀戮。这就促使七贤的内部分化。嵇康在七贤中是忠实于曹魏的，在与山涛的《绝交书》(31)中表示拒不接选职，引起司马昭的忌恨，遂找个机会杀了嵇康。杀嵇康绝对是冤假错案，我们对嵇康应予同情。对嵇康的人品、气节、才华都应予以肯定，称他为贤人也是实至名归。 司马昭杀嵇康，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向秀就是因为嵇康被杀而主动去洛阳投靠司马昭的。司马昭不仅接待了他，而且还给了个官做。向秀没有实权，司马昭对他也不苛求。向秀的贡献主要在学术方面，他与郭象的《庄子注》流传至今，仍有其学术价值，故对向秀也应作出历史性的肯定。 山涛是真诚投靠司马氏的人，他给西晋政权提过很好的意见。他当官也尽职尽责，为西晋罗致一些有用之才，得到西晋政权的信任和重用，最后官至司徒，成为中央政府的要员。我们不能因为他投靠司马氏就称其为“叛臣”，而应该从正面肯定他是西晋的忠臣，是七贤中难得的政治家。 阮籍是七贤中最有才华的人，在文学方面贡献最大，也是司马氏最想拉拢的名士。但阮籍的反礼教行为，败坏了一般人对礼教的认知，裸体露丑令人厌恶，而被称为礼教的罪人。他当官不理事，饮酒酣醉，一走了事，不仅是对司马氏政权的嘲弄，也是对人民意愿的藐视，除了司马昭可以容忍之外，任何政权都会对他惩之以法，在舆论上也应予以谴责。 刘伶可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隐士，不当官，不图名利，整天以酒为务，陶醉人生，看似超脱，实为社会的赘疣，不论他有多大的才华，也不足为训。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不贤的一个人。他年轻时虽然是一位有胆有识的人，不收其父故吏数万赙礼，但他在袭爵当官后却变成另外一个人，擅于钻营，结党营私，贪污受贿，贪财好利。他名声日趋败坏而官级日益上升，成为“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32)的看财奴、吝啬鬼。像这样的利禄之徒，早已和竹林七贤的宗旨背道而驰。其弟王衍继承了他的衣钵，成为葬送西晋的罪魁祸首，王戎也难辞其咎。 本文所以名为《竹林七贤拙论》，是因笔者不敢自视高明，标新立异。笔者评论竹林七贤只是不以魏、晋政权为依归，故对七贤中的拥魏者，可以肯定其气节；对拥晋者，可以肯定他是忠臣。一切都以他们的个人政绩、业绩为根据，这就是笔者评论竹林七贤的拙见。据此拙见，笔者认为对竹林七贤不宜作整体评价，因为在竹林之游以后，七贤的表现各不相同，如作整体评价，难免出现“一锅煮”之嫌，良莠不分，黑白不辨，从而失去历史的真实性。以上拙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①《世说新语·品藻》，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7页。 ②《世说新语·品藻》引刘孝标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37页。 ③《太平御览》卷四四七《人事部》八八《品藻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58页。文中“动无近对”，《全晋文》作“动无过则”。 ④《五君咏》及《自序》均见《昭明文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290页。 ⑤《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117页。 ⑥《资治通鉴》卷七八《魏纪》十元帝景元三年，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63～2464页。 ⑦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37～538页。 ⑧缩印百衲本《晋书·嵇康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47页。以下引文凡不出注者，均同此。 ⑨缩印百衲本《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90页。 ⑩缩印百衲本《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文士传》，第290页。又《世说新语·栖逸》载孙登语作“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与此语稍异。 (11)卢弼《三国志集解·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中华书局影印1982年版，第520页。 (12)卢弼《三国志集解·王粲传》注引锺会《庭论》，第520页。 (13)缩印百衲本《晋书·阮籍传》，第345页。以下引文不出注者，均同此。 (1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42～743页。 (15)缩印百衲本《晋书·胡广传》，第314页。 (16)缩印百衲本《晋书·阮籍传》，第345页。 (17)缩印百衲本《晋书·山涛传》，第308页。以下引文未出注者，均同此书。 (18)《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阳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80页。 (19)缩印百衲本《晋书·山涛传》，第309页。 (20)缩印百衲本《晋书·向秀传》，第349页。以下引文未出注者，均同此书。 (21)《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秀别传》。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06页。 (22)缩印百衲本《晋书·向秀传》，第349页。《世说新语·文学》引这段文字“闻”下有“君”字。 (23)缩印百衲本《晋书·阮咸传》，第346页。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均同此书。 (24)(25)(2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03、537、731页。 (26)缩印百衲本《晋书·刘伶传》，第349页。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同此书。 (28)《昭明文选》，第660～661页。《晋书·刘伶传》也见此文。 (29)缩印百衲本《晋书·王戎传》，第310页。以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同此书。 (30)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73～874页。 (31)嵇康给山涛的信，后人定名为《与山巨源绝书》造成极大的误解，其实这封信只是表示拒不担任选职，并非要与山涛断交。这从嵇康临刑前对其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可证。 (32)缩印百衲本《晋书·王戎传》，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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