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失衡与宏观调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以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8773亿元，同比增长 9．7％。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累计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幅从2月底的53％降低到7月底的 31．1％，累计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则从1月底的11．8％增加到7月底的12．8％。这说明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在对外经济往来方面，无论是进出口贸易还是吸收外商投资方面，2003年的良好局面继续得到了保持。2004上半年进出口总额达5230亿美元，同比增长39．1％。其中，出口2581亿美元，增长35．7％；进口2649亿美元，增长42．6％；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339亿美元，增长12．0％。外汇储备继续增加。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4706亿美元，比年初增加673亿美元。从经济周期的观点看，中国正处于一个发展经济的较好时期。而从宏观调控的观点看，保持和延续这种较好的发展势头，并在发展过程中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中国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以及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一、经济失衡与宏观调控的复杂性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明显加速。在我们2003年的秋季报告中，我们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周期。（注：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2003～2004中国经济走势分析：中国经济过热了吗?》，《经济科学》2003年第6期。）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证明了这个判断。有些学者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超过了9％，就有可能发生过热。200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9．1％，超过了9％。紧接着，2004年第一季度就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明显过热的现象，经济增长加速和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控制住了增长速度，也就控制住了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但是问题在于，在过去的1/4个世纪中，从1978年至2003年，中国以GDP反映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 9．36％，如果说经济增长率超过9％就会过热，那么，从平均的观点看，中国的经济不是始终处于过热之中吗?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从我国制定的经济增长战略目标来看，在21世纪初的20年里，中国要实现GDP翻两番，换句话说，要在这20年里实现年均7．2％以上的经济增长。应该注意，年均7．2％以上的经济增长和每一年 7．2％以上的增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年均增长是中长期指标，反映中长期的增长目标或增长结果，而每年增长是短期指标，仅仅反映当年的目标或结果。年均增长是由多个时期的增长衔接而成的，反映的是—种长期趋势。随着中国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各种市场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开始发生作用，而经济周期则是各种市场规律共同作用下经济活动的一种必然表现。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有一些年的增长可能会高于长期趋势，另一些年则可能低于长期趋势。这种差别或者说变异越大，经济增长中的损耗也就越大。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这种周期性的波动表现得特别明显，这当然要以浪费资源和牺牲增长作为代价。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平抑这种差异，更好地配置资源，以较高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如果说，过去的25年的9．35％的增长率表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那么，在经济增长的繁荣时期，经济增长率将会高于这一数值，那也是正常的。但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目前的以GDP反映的经济增长仅仅是在长期趋势线的附近，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中国能够承受的，不至于引起大的动荡。
经济增长加速为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善创造了条件：国家税收增加、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效益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在加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经济生活中的矛盾也较为突出地显现出来，而由于中国经济仍处于转型之中，各种经济现象以及它们在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的复杂性，经常无法由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得到解释，这就使得宏观调控的目标的确定和实现更为复杂。
首先，从总量上看增长速度并不算太高，但在结构上却出现明显的失衡。这种结构失衡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经济增长、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明显失衡。从 1978年开始，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鼓励投资，中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一年的GDP增长率为 7．8％，而在2003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9．1％，仅仅增加了1．3个百分点。但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1999年仅增长了5．1％，2003年却增长了 26．7％，增加了21．6％，与GDP的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表1列出了自1978年至2003年按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的变动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率的比重，首先经历了一个增加过程，然后就进入了不断降低的过程(中间有小的反复，但趋势是下降的)，而在2003年到达最低点。和2003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激增相对应，2003年的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也是跳跃变化的。这一趋势到了2004年以后仍在延续，宏观调控措施缓解但没有改变这一趋势。
表1 1978～2003年中国资本形成率和最终消费率变动情况
单位：％
┌─────┬─────┬─────┬─────┬─────┬─────┐
│ │资本形成率│最终消费率│ │资本形成率│最终消费率│
├─────┼─────┼─────┼─────┼─────┼─────┤
│1978 │38.2 │62.1 │1991 │35.3 │61.8 │
├─────┼─────┼─────┼─────┼─────┼─────┤
│1979 │36.2 │64.3 │1992 │37.3 │61.7 │
├─────┼─────┼─────┼─────┼─────┼─────┤
│1980 │34.9 │65.4 │1993 │43.5 │58.5 │
├─────┼─────┼─────┼─────┼─────┼─────┤
│1981 │32.3 │67.5 │1994 │41.3 │57.4 │
├─────┼─────┼─────┼─────┼─────┼─────┤
│1982 │32.1 │66.3 │1995 │40.8 │57.5 │
├─────┼─────┼─────┼─────┼─────┼─────┤
│1983 │33.0 │66.2 │1996 │39.3 │58.5 │
├─────┼─────┼─────┼─────┼─────┼─────┤
│1984 │34.5 │65.5 │1997 │38.0 │58.2 │
├─────┼─────┼─────┼─────┼─────┼─────┤
│1985 │38.5 │65.7 │1998 │37.4 │58.7 │
├─────┼─────┼─────┼─────┼─────┼─────┤
│1986 │38.0 │64.6 │1999 │37.1 │60.2 │
├─────┼─────┼─────┼─────┼─────┼─────┤
│1987 │36.7 │63.2 │2000 │36.4 │61.1 │
├─────┼─────┼─────┼─────┼─────┼─────┤
│1988 │37.4 │63.7 │2001 │38.0 │59.8 │
├─────┼─────┼─────┼─────┼─────┼─────┤
│1989 │37.0 │64.1 │2002 │39.4 │58.0 │
├─────┼─────┼─────┼─────┼─────┼─────┤
│1990 │35.2 │62.0 │2003 │42.9 │55.4 │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年。
2．在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部门的发展有所失衡。2003年春季，中国受到了“非典”疫情的严重冲击，人民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即使在那种背景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其原因是由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动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使这一轮经济周期和前两轮相比表现出了鲜明的产业结构特征。上世纪80年代的那次加速主要表现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 (如农业、轻工业产品)产量的迅速增加，90年代的发动主要表现为现代服务业及科技产业(如通讯、金融、房地产、电子信息)的发展，而这一次的加速则主要体现在基础性制造业(如钢铁、水泥、建材等)的生产能力的激增。这种产业结构特征的形成有来自国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国内来看，基础设施建设及消费的升级扩大了对基础生产资料的需求；从国际上看，由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制造业的中心，各种基础原材料的需求增加，也拉动了这一方面的需求。基础制造业的重新崛起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标志着中国重新进入了一个大的经济循环过程。但在另外一方面，应该注意到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产业的发展应该和其它产业的发展相互协调，同时还要考虑这一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本轮经济周期中，第二产业的增长(尤其是该产业中基础性制造业的增长)已经表现出失衡的现象。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3年，第二产业和一、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间形成了较强的反差，2004年上半年，这种反差有所克服，但没有根本改变。一部分产业部门的超常发展为国民经济带来压力，使煤电油运供求关系趋于紧张，并由此形成相关部门的价格集中上涨。在这些部门中，相当一部分产业的增长是以能源消耗的增加作为代价的。 2003年，中国的GDP增长了9．1％，而电力消费的增长则增加了15．5％，这在改革开放25年来是少见的。有限的能源供应和增长迅速的能源消耗正在形成中国经济增长中新的瓶颈。
表2 产业增长速度
┌───────┬──────────┬──────────┐
│ │2003年 │ 2004年上半年 │
├───────┼──────────┼──────────┤
│ │比去年同期增长（％）│比去年同期增长（％）│
├───────┼──────────┼──────────┤
│ 国内生产总值│9.1 │9.7 │
├───────┼──────────┼──────────┤
│第一产业 │2.5 │4.9 │
├───────┼──────────┼──────────┤
│第二产业 │12.6│11.5│
├───────┼──────────┼──────────┤
│第三产业 │6.6 │8.1 │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4》及国家统计局季度统计。
3．地区间的发展仍不平衡。在国民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各个地区的增长程度是不一样的。表3列出了全国各个地区GDP的总量及增长情况和人均GDP的水平。从表中可以看出各个地区的GDP增长幅度之间存在的差别，增长得最快的是内蒙古，增长幅度为16．3％，增长幅度最小的地区为云南，为8．6％。应该指出的是，在表3中，云南是惟一的 GDP增幅低于9.1％的省份，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并不足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如果以这一个表的数据为计算基础，那么，2003年全国的GDP增长率应该在10％以上，9．1％的增长率存在着低估。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3年，经济增长较快的省份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能源大省，如煤炭生产大省内蒙、山西等；另一类是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如浙江、江苏、天津和广东等。其他省份的增长率大多在 11％的幅度。这一方面说明了全国的经济增长对各个地区的经济具有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在宏观形势较好的时候，发展往往要快于其它地区，扩大了地区间的差距。区域经济差距是中国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表3 2003年地区GDP及增长情况
┌────┬─────┬─────┬─────┬────┬──────┬─────┬─────┐
││地区生产 │ 比上年 │ ││地区生产│ 比上年 │ │
││ 总值│同期增长 │人均GDF
│││ │人均GDP
│
││ │ │ ││ 总值 │同期增长 │ │
├────┼─────┼─────┼─────┼────┼──────┼─────┼─────┤
││ 亿元│％│元/人 ││ 亿元 │％│元/人 │
├────┼─────┼─────┼─────┼────┼──────┼─────┼─────┤
│北京│3611.9│
10.5
│
31613 │ 湖北 │ 5395.9 │
9.3│ 9001│
├────┼─────┼─────┼─────┼────┼──────┼─────┼─────┤
│天津│2386.9│
14.5
│
25874 │ 湖南 │ 4633.7 │
9.6│ 7546│
├────┼─────┼─────┼─────┼────┼──────┼─────┼─────┤
│河北│7095.4│
11.6
│ 10508
│ 广东 │ 13449.9│
13.6
│ 16990
│
├────┼─────┼─────┼─────┼────┼──────┼─────┼─────┤
│山西│2445.6│13.2 │
7402
│ 广西 │ 2733.2 │
10.2
│ 5964│
├────┼─────┼─────┼─────┼────┼──────┼─────┼─────┤
│内蒙古 │2072.9│ 16.3│
8734
│ 海南 │ 677.5 │
10.5
│ 8655│
├────┼─────┼─────┼─────┼────┼──────┼─────┼─────┤
│辽宁│6002.5│ 11.5│ 14258
│ 重庆 │ 2250.1 │
11.4
│ 8075│
├────┼─────┼─────┼─────┼────┼──────┼─────┼─────┤
│吉林│ 2521.8 │ 10.2│
9334
│ 四川 │ 5456.3 │11.8 │ 6418│
├────┼─────┼─────┼─────┼────┼──────┼─────┼─────┤
│黑龙江 │4433.1│
10.3
│ 11623
│ 贵州 │ 1344.3 │10.1 │ 3601│
├────┼─────┼─────┼─────┼────┼──────┼─────┼─────┤
│上海│6250.8│
11.8
│ 46718
│ 云南 │ 2458.8 │8.6
│ 5647│
├────┼─────┼─────┼─────┼────┼──────┼─────┼─────┤
│江苏│12451.8
│
13.5
│ 16796
│ 西藏 │ 184.6 │13.2 │ 6874│
├────┼─────┼─────┼─────┼────┼──────┼─────┼─────┤
│浙江│ 9200│14│ 19730
│ 陕西 │ 2398.6 │10.9 │ 6480│
├────┼─────┼─────┼─────┼────┼──────┼─────┼─────┤
│安徽│3973.2│9.1
│ 6889│ 甘肃 │ 1301.1 │10.1 │ 4984│
├────┼─────┼─────┼─────┼────┼──────┼─────┼─────┤
│福建│5241.7│11.5 │ 15006
│ 青海 │ 390.2 │12.1 │ 7276│
├────┼─────┼─────┼─────┼────┼──────┼─────┼─────┤
│江西│2830.3│13│ 6677│ 宁夏 │ 384.9 │12.2 │ 6685│
├────┼─────┼─────┼─────┼────┼──────┼─────┼─────┤
│山东│ 12430
│
13.7
│ 13645
│ 新疆 │ 1849.8 │10.8 │ 9686│
├────┼─────┼─────┼─────┼────┼──────┼─────┼─────┤
│河南│7025.9│
10.5
│ 7530│││ │ │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年。
其次，经济增长在加快，但失业状况没有明显改善。一般地说，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和改善失业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经济增长好转就意味着就业增加，就业增加就反映了经济好转。但在中国，这种对称性由于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受到了影响。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2004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累计新增就业590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900万人)的65％。截至6月底，全国共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与2003年底基本持平。尽管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来改善就业，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问题在于，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断改善的同时，城镇失业状况却没有明显改善。这也说明，改善失业不仅仅是一种行政行为，更重要的还需要经济活动本身的支撑。靠安排解决失业是有限度的，只有创造更多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才是改善失业的最佳途径。有几方面原因影响了国民经济对于城镇劳动力的需求：首先是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替代了那些对技能要求不高的简单劳动，因而减轻了一部分产业部门对这一类城镇劳动力的需求；二是从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上看，本轮经济周期中获得较快发展的产业部门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而这些部门的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是有限的。但城市劳动力的供应却还在不断增加，包括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如新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企业下岗及解雇员工以及不断增加的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看，经济增长还是应该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速度。从增加就业的角度看，第三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的容量较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其它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目前情况下更是如此。从扩大就业的角度看，中国需要更持久的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表4 2003年以及2004年前8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 │2003年│2004年前8个月 │
├─────────────┼─────┼───────┤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1.2 │104.0 │
├─────────────┼─────┼───────┤
│一、食品 │103.4 │110.6 │
├─────────────┼─────┼───────┤
│粮食 │102.3 │128.0 │
├─────────────┼─────┼───────┤
│ 肉禽及其制品│103.3 │118.3 │
├─────────────┼─────┼───────┤
│蛋│98.6 │122.3 │
├─────────────┼─────┼───────┤
│水产品│100.3 │112.8 │
├─────────────┼─────┼───────┤
│鲜菜 │117.7 │95.7 │
├─────────────┼─────┼───────┤
│鲜果 │103
│103.3 │
├─────────────┼─────┼───────┤
│二、烟酒及用品│99.8 │101.3 │
├─────────────┼─────┼───────┤
│三、衣着 │97.8 │98.6 │
├─────────────┼─────┼───────┤
│四、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97.4 │98.5 │
├─────────────┼─────┼───────┤
│五、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100.9 │99.9 │
├─────────────┼─────┼───────┤
│六、交通和通信│97.8 │98.4 │
├─────────────┼─────┼───────┤
│七、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101.3 │100.9 │
├─────────────┼─────┼───────┤
│八、居住 │102.1 │104.2 │
└─────────────┴─────┴───────┘
第三，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较快的经济增长总是同时伴随着价格总水平的上扬。但是这种通货膨胀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2003年，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中国开始走出了多年通货紧缩的阴影。但与此同时，中国又开始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表 4列出的是2003年以及2004年前8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表中可以看到，2004年以来，消费价格有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从总体上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仅比2003年增加了2．8，达到104，还没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分项目看，食品的价格涨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食品价格上涨了10.6％，其中，粮食上涨了28％，肉禽及其制品上涨了18．3％，蛋上涨了22．3％，水产品上涨了12．8％。上涨的幅度是多年来少有的。
随着中央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2004年二季度以来，我国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但各类物价指数仍全面持续上涨。7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涨6．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了11．9％，已经是14个月的连续涨价。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上涨其实是通货膨胀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延续。这种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表5列出了2004年前8个月工业增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当月及累计数字的增加变动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2004年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幅度基本上是递减的，这说明宏观调控措施对于一部分行业已经起了作用，但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方面看，在经过5～6月份的调整后，投资增长重新恢复了强劲的势头，这无疑会对已经显现的通货膨胀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表5 2004年前8个月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情况
┌─────┬───────────┬───────────┐
│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月份 │ │ │
│ │比去年同期增长％ │比去年同期增长％ │
├─────┼─────┬─────┼─────┬─────┤
│ │累计 │本月 │累计 │本月 │
├─────┼─────┼─────┼─────┼─────┤
│1至2月│16.6 │16.6 │53.0 │53.0 │
├─────┼─────┼─────┼─────┼─────┤
│3月
│17.7 │19.4 │47.8 │43.5 │
├─────┼─────┼─────┼─────┼─────┤
│4月
│18.2 │19.1 │42.8 │34.7 │
├─────┼─────┼─────┼─────┼─────┤
│5月
│18.1 │17.5 │34.8 │18.1 │
├─────┼─────┼─────┼─────┼─────┤
│6月
│17.7 │16.2 │31.0 │22.7 │
├─────┼─────┼─────┼─────┼─────┤
│7月
│17.3 │15.5 │31.1 │31.5 │
├─────┼─────┼─────┼─────┼─────┤
│8月
│17.1 │15.9 │30.3 │26.2 │
└─────┴─────┴─────┴─────┴─────┘
从宏观调控的目标看，它的任务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短期均衡。因此，它不仅仅要对经济增长的总量进行监控，还要考虑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以及其它重要经济目标(如就业和通货膨胀)的调节。这就需要我们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但由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往往是互相矛盾、背离常规的。这就使得我们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解决方案的制订变得相当复杂。对形势判断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宏观调控措施，并且导致完全不同的经济活动结果。如果我们认为就业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就应该继续刺激或者是保持经济增长，并在增长过程中解决各种经济失衡；如果我们认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应对可能的通货膨胀，那么，现在还应该采取措施抑制过热的经济，并注意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二、本轮宏观调控的特点
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倾向，从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从总体上看，此轮经济周期中我国的宏观调控具有以下特点：
1．在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中，更重视对结构的调控。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加速，表现出了升温的倾向。这种升温虽然在总量上有所表现，但是并不像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表现为GDP增长率的激增，而是表现为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经济指标在发生迅速的变化。一些相互关联的现象表现出明显的冷热对称：投资热，消费冷；汽车和房地产热，日常消费品冷；基础生产资料热，生活资料冷。这种冷热对称中反映出的，实际上就是经济活动中的结构失衡。从这一点出发，本轮宏观调控中，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对那些“热”的方面进行降温，即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钢铁、高耗能工业等进行调整，以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应该说，这种结构调整在短期内已经见到了一定的成果。
2．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更重视货币政策。从1998年开始，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以及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而鼓励投资，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手段，而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国家多次下调了银行利率，但由于银行业正在加强风险管理，各个银行“借贷”的倾向比较严重，贷款规模和货币发行量并没有显著地增加。换句话说，财政政策没有得到货币政策及时的呼应。而在此轮经济周期中，货币政策相应表现得更加敏感。从2002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贷款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变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3年9月21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率由当时的 6％调高至7％，大体将冻结商业银行1500亿元的超额准备金，收缩的贷款约在7500亿元。在此之后， 2004年4月25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将存款准备金率由当时的 7％提高到7．5％，再次减少了金融机构一次性可用资金1100亿元左右。此外，各商业银行加强了贷款审批的力量，减少了商业银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支持力度，使投资增长速度在5～6这两个月明显减缓。而在财政政策方面，在平抑固定资产投资上，并没有明显大的动作。2004年5月27日，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二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一个月之后，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上海指出：中国总体宏观经济表现良好，已经走出通货紧缩阴影。今后，中国将采取中性的财政政策，有保有控，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健康发展。但是，从具体的措施来看，对宏观经济的“控”，主要还是靠货币政策和行政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似乎反映了我们的一种定式思维，这就是刺激经济增长主要靠财政政策，而控制经济增长就要靠货币政策。虽然这种做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确实是中国实施宏观调控时显现出来的一个鲜明特点。
3．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中，更强调财政支出。在中国的财政支出和收入政策中，财政支出往往起着更关键性的作用。2004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完成年度预算60．7％，增长30．6％。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32．9％，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7．5％。从支出方面看，1至6月累计，全国财政支出110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3％，较全年预算安排的增长幅度8．8％高出4．5个百分点，但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财政收支相抵，收入大于支出，这是中性财政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从财政政策的实践看，中国的财政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在对于支出政策的调整上。事实上，财政政策不仅仅应该是支出政策上的调整，也应该是收入政策上的调整。但在收入政策方面，我们的政策调整还显得比较迟缓。如果有调整，大多也是一些长期性的政策调整，如前所述的出口退税、增值税和农业税方面的调整，缺少对经济变量发生即期影响的能够起双向作用的财政政策。这就减少了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影响力。
4．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中，突出了行政手段。在本轮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关于贷款规模增加过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热及开发区严重占用土地的情况，早在2003年就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当年将存款准备金率由6％提高到7％的举措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2004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继续猛增，如果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并折算成年率，这种增长已经突破了改革开放25年来的最高纪录。由于常规的经济手段未能明显奏效，迫不得已，中央运用了行政手段，这是本轮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特点。行政手段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土地使用上，加强行政管理力度，用最严格措施控制土地审批，并从三个方面实施土地控制：一是抓紧清理开发区的违规用地，二是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计划，三是研究落实加强土地管理的治本之策，加强国家对地方政府国土资源管理的执法监察；其次是在贷款发放上，除了进一步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之外，还集中了审批权限，从行政上控制住贷款规模的过快增长。这两项重大的行政措施，短期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从表5中可以看出，从3月份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开始递减，5月份下降到18％，但是随后不久，它又开始重新攀升，7月份重新达到32％。这说明短期的行政干预虽然改变了宏观经济运行的轨迹，但没有改变它的方向。从实际操作来看，在这次调控中，经济手段的力度并没有2003年9月份大，当时存款保证金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但这一次仅提高了0．5个百分点。但从行政手段上，加强了落实的力度，如对开发区违规用地的清理和对银行贷款发放的监督，都是非常严格的。这使得宏观调控的措施收到了实效。这也从某一个方面说明了行政效率对于经济手段的必要性，如果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没有相应的行政效率作为配合，宏观调控的措施很可能就会收不到预定的效果。
三、宏观调控与中国经济发展
从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加速以来，宏观调控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界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对于本轮经济周期以来的宏观调控，可以从及时性、协调性、公平性进行回顾和探讨。
1．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宏观调控是对于一个国家经济运行过程的调整和控制，它的目标是保证一个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具体实施却要强调它的中短期效应。换句话说；宏观调控是通过一系列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既然是调控，就应该有一系列的调整和控制标准。只有建立了评价体系，才能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对经济活动实行监控，才能实施宏观调控。但在评价体系的建立上，我们的研究进行得是很不够的。
和前两个经济周期相比，这一轮宏观调控的水平已经有明显提高。从整体上看，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都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没有出现前两轮周期的那种“井喷”现象，因而避免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经济秩序的混乱，避免了经济过热对资源的严重浪费。但从更高的标准上看，此轮的宏观调控的及时性还可以进一步改进。换句话说，宏观调控略显滞后。这种滞后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看，此轮经济增长发生在中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金融体制、就业体制、投资体制，价格体制都在发生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宏观调控是在一组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中国却是在体制逐渐变更的条件下，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控。转轨过程使中国经济运行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加强了对中国经济运行做出准确判断的难度。例如，经济增长加速了，但就业不见明显改善；投资迅速增加，但是通货膨胀没有表现出来。这当然为我们实施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但在另一方面，从主观上看，对于经济发展的预见不足以及实际操作上的延误，也是发生这种滞后的重要原因。
从1998年开始，中国就开始实施以加强基础建设为特征的刺激增长和鼓励投资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到了2003年，这一政策就已经达到了预定的目标。2003年上半年，尽管中国遭遇了严重的“非典”疫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仍然同比增长了 31．1％，工业增加值也增长得非常迅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多次指出了某些行业如钢铁、房地产、耗能产业等增长过度的问题。多方信息都已经显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但是，我们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及时调整，到了 2004年才把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为中性的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的实施没有和银行业的改革结合起来考虑，没有及时地运用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的利率政策。当年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曾经连续数次降低利率，但是现在到了另外一个转折点的时候，却没有对应的利率措施。这说明我们的宏观调控缺乏连贯性和对称性，扩张和紧缩之间缺乏对应关系，影响了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实施。
2．中央和地方的协调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但因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中央和地方对待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看法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当中央政府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太热时，地方政府的看法可能是恰恰相反，认为当地经济可能热得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反之，当中央政府认为经济需要加速时，地方政府的动作可能迟缓。这必然导致在宏观调控时，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得不到地方政府的及时响应，而这一因素又未在宏观调控中得到充分的考虑，导致中央无法用经济手段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而不得不运用行政手段。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利益驱动、政策手段上的差别，导致了传统的行政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地方政府的角色越来越从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向当地经济的保护者转化，使地方政府不自觉地成为宏观调控中的周期力量，因而加强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在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进行调控时，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以及经济周期在各个地区间的传递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地方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然是密切联系的，但是由于各个地方条件的不同，它们不可能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完全同步。但由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能靠经济手段及时奏效，行政手段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就会受到无差别的影响。这样，在宏观调控遏制一部分地区不良势头的同时，另一些地区的正常发展也受到了压制。如何在宏观调控中考虑地方经济的差异，使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影响各个地区经济的正常发展，是在宏观调控中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
3．宏观政策的公平性。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营经济成为一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它们在享受的各种发展支持方面，远远不如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居多，而民营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居多，从影响的面上看，民营企业所受到的冲击就更大。在宏观调控中，为了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个别企业就可能要承受损失。但是，承受这种损失的主体不同，国有企业的损失要由政府来承担，但民营企业的损失则是由企业的所有者承担的。因此，在宏观紧缩时，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往往要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所谓有保有压，往往是在保国有企业，压民营企业。这就违背了政府施政的公平原则。在宏观调控中，对于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和脱困过程中的企业，究竟应该抑制谁保护谁，应该从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资源合理配置出发。
和上两次经济周期相比，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得更为完善，政府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调控的认识更为深刻，深入地总结经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
注释：
①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2003～2004中国经济走势分析：中国经济过热了吗？》《经济科学》2003第6期。
②但从短期看，由于要清偿以往的欠款，增加了财政的支出。2004年前五个月，全国税务机关共办理欠退税1900多亿元，完成全部清欠计划的97％，全国历年累计欠退税已基本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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