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当代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战前的传统中，由于形势和环境所迫，即所谓“斯大林主义”的限制和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它的一些代表人物往往远离实际，在半公开半隐蔽的情况下从事纯学术研究，用密码式的语言曲折地反映他们的思想与观点。
但是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研究发生了明显的转折。一方面，在新的和平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公开地从事学术研究，甚至直接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必要再用密码式的哲学语言说话；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置身于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之中，现实不能不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论不能不反映现实，如果再用抽象的哲学语言说话，他们的理论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在这个时期，除了哲学和其它文化及意识形态的著作外，他们更多地注意研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情况、新特征，写了大量的有关著作与文章。例如，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爱欲与文明》、《反革命与造反》；哈贝马斯的《技术和科学是意识形态》、《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列菲弗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论国家》；赖希的《性的革命》；马勒的《新工人阶级》；高兹的《劳工战略》、《改良与革命》；图雷纳的《后工业社会》；普兰查斯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现代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资本主义下的异化问题》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著作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新情况、新特征及其变革途径和发展前景进行了广泛研究与探讨，形成了比较完整和系统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
异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批判其异化现象的主要概念工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变化情况，也承认某些发展变化情况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但同那些把资本主义社会比作“极乐世界”、为其永久存在大唱赞歌的右翼人士相反，从总体上来说，他们对这样的社会仍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认为，这样的社会仍然是一种异化的社会，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的描写；认为这样的社会仍然包含着各种弊病，问题仍大量存在，革命仍有必要。例如，法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菲弗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包含着异化之网，是一个“全面异化”的社会。
在谈到“人的异化”时，列菲弗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使得人们完全听命于技术与工具的奴役。这种统治比阶级统治更厉害，它使人失去了自由和主动性；使生产、生活和业余活动都单一化、标准化、规范化，这就使人失去了个性与创造性。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虽然满足了人的物质上的需要，但却压抑人的本能。列菲弗尔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与阶级统治并存的有一个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对人的压抑的体系；通过这种压抑，使人的心灵结构适应资本主义统治的结构，使现存的阶级关系得以巩固。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压抑表现在家庭、婚姻、民族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则认为当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既是“富裕社会”，又是“病态社会”，人们过的是一种“物质丰裕、精神痛苦”的被异化了的生活，这种物质生活的满足是以牺牲人的精神生活为代价的，因为“人的需求遭到歪曲”，“人成了商品的奴隶”。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通过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经济异化、政治异化、特别是人的异化现象所得出的结论是：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一个畸形的社会、一个压抑性的社会。因此，必须对这样的社会实行新的革命变革，用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使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具有激进的、批判的和革命性的一面。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异化”的社会的同时，也涉及到这个社会的危机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方面——经济危机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理论领域。这主要有两个原因：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是哲学，后来其理论方向虽有所变化，但主要倾向于社会政治学方面，对经济学方面涉猎较少；2、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已经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不复存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分析的主要方面已“失去了意义”。所以，他们很少在这方面进行关注。他们普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危机的社会，尽管在该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的危机形式，现在危机主要转移到了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上，特别表现为“合法性危机”以及“生态危机”方面。
“合法性危机”论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为代表。他在其《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等著作中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论的基本概念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资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即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劳动与资本“平等”交换的意识形态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而资产阶级却还没有为其新的发展找到一种令人信赖的思想武器。所以，哈贝马斯的所谓“合法性危机”实质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危机，或称之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危机”，即在这个社会中，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心”、信仰和献身精神发生了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生态危机”论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又一种形式。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生产、高消费同因无节制地开发和掠夺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空气污染、资源枯竭、生态恶化之间的矛盾，通过分析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变得在情感上越来越依赖于商品的异化消费的现代统治方式，主张人同自然的和谐，主张用分散、降低工业生产来克服过度生产，设想有一个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控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设想有一个给人类提供有意义、非异化的工作来超越过度消费的社会主义的未来。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注意并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在增强人对自然的统治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破坏了人作为自然界组成部分的人的本性。他们主张建立起人与自然界和谐的关系。
70年代，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问题上，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并比法兰克福学派更前进一步的是加拿大的学者本·阿格尔等。他们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问题结合起来，提出克服生态危机的一些设想，形成了所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给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所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出发，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它的基本论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将“迫使”资本家缩小商品生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主义动向最终“必然”会由于环境对生产增长的不可避免的和难以对付的限制而停止。它由此认为生态危机将取代经济危机，提出消灭“异化消费”的口号，主张建立一种“稳态”的经济模式。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问题
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问题的分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阶级意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他们看来，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仍然是基本阶级，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与作用，即“它们不再从历史转变的动因出现，一种维护和改变现存制度的共同兴趣，把从前敌对的阶级联合起来，质变的概念让位给进化的概念。”[①]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及生活水平与方式的变化。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西方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革命派，已经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不仅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而且在思想意识上、在政治上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同化、所融合，即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革命的依靠力量寄托在“新工人阶级”身上。
“新工人阶级”论是一股受“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马勒与高兹。他们认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结构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这就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性质，出现了一个与传统的以体力劳动者为主的工人阶级不一样的“新工人阶级”，它包括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认为这部分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变革的主要力量，是作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的主要力量。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社会学家普兰查斯被称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最著名的“阶级理论家”。他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决定论”出发，主张从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结构方面”，而不只是从经济一个方面，去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新小资产阶级”论。他把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划为无产阶级，除此之外，其他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工人都被划为“新小资产阶级”，包括所有的商业雇工、白领工人、服务业人员和脑力劳动者，以便与小商贩、手工业者等传统的小资产阶级相区别。
按照普兰查斯的分析，“新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被资本所统治，但在阶级关系方面又处于统治工人阶级的地位，他们占经济活动中人口的半数以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理论主要涉及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阶级划分及其标准和无产阶级的地位、作用与革命性等论题。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缺乏一套系统完整的国家理论。他们比较注意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统治方式与权力的研究，并且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学说流派。
鉴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同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资产阶级把国家当作统治阶级的工具、实行赤裸裸的暴力统治不同，当代资产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避免无产阶级及其他阶层的反抗与革命，不断改变统治手段和策略，特别是加强了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和操纵，也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职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国家的分析已逐步越出了“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一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国家的分析角度各不一样，但从总体上来说，大致有两种分析方式：一种是侧重于“政治分析”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比较忽视国家的经济职能，强调政治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主要应根据阶级、阶级利益和阶级冲突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强调研究国家理论应以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政治著作为指导。持这种分析方式的国家理论主要以英国的米利班德的“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和法国的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国家理论为主要代表。另一种是侧重于“经济分析”的国家理论，这种理论比较忽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作用，认为对政治的理解必须以物质利益为基础，主张应从资本积累的需要出发去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强调研究国家理论主要应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济著作为指导。持这种分析方式的国家理论主要以美国的奥康纳尔的“财政危机”国家理论和德国的“新正统派”国家理论为主要代表。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一些代表人物如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则强调把各种意识形态工具和文化手段看作为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认为谁掌握了这些“机器”，即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对资产阶级维护现存制度或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变革都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认为这个社会尽管在经济、统治方式、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方面有较大的变化，但仍然是一个充满异化与不合理的社会，仍然需要实行变革，社会主义仍然是其最终的前途。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的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战略：
1、提出“总体革命”论。从葛兰西开始，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这一理论。他们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实行的是总体专政，即专政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思想、文化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要打破这种专政，实行革命变革，就必须实行以意识革命、文化革命为先导的总体革命，首先掌握思想、意识方面的“领导权”，争取群众，唤醒群众，才能夺取胜利。
2、主张以“新工人阶级”为革命主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的以体力劳动为标志的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在减少，而且基本上已被资产阶级“融合”了；那么变革主要依靠对象是以科技、管理人员、脑力劳动者为主的“新工人阶级”。因为这部分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比较重要的管理部门，与资产阶级有矛盾，不易被资产阶级“融合”、“同化”，希望变革。
3、强调变革的渐进性。他们认为，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与警察力量和管理机制，又有所谓民主、自由、法制为掩护，因此不可能像俄国那样由无产阶级带领群众直接武装夺取政权，而只能采取迂回、渐进的变革方式。这些方式包括“文化革命”、“日常生活批判”及“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等，强调变革应从思想、文化方面和微观方面入手，而不是急风暴雨式的政治、经济革命，他们认为暴力革命尤其不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大多直接生活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是他们通过对这个社会的亲身观察体验逐步提出与形成的；他们力求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探索变革这个社会的新途径，并且对当代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这一理论有其激进的、积极的与合理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1.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揭露得相当深刻，特别是涉及到一些被人们忽视的重要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思想的压抑、精神的奴役、人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合法性”危机和生态失衡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很少注意的问题。他们从这些问题中得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不合理的社会，是一个畸形和压抑的社会，因此必须对它实行新的社会变革，用更加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就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学说具有革命性，成为要求变革的激进的派别。2.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国家、变革问题的分析、探讨在一些方面比较符合当代西方的实际情况，有的观点比较深刻。例如“总体革命”、“总体专政”，强调重视思想、意识和日常生活问题确实能给人以启发，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前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但由于受环境的局限，以及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中也有不少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谬误和偏颇之处。例如，他们中的一些人所提出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融合”论、“一体化”论，无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主体、以及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在社会变革方面忽视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主导作用，过分强调思想、文化的作用，对科学技术作用的不加阶级分析的批判等，这些地方都需要我们在分析的基础上加以鉴别和批判。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变化着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产物，整个这股思潮，包括它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连同它的缺点和错误，都打上了产生它的那个时代与环境的印记。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时，我们应特别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来分析、评价这一理论。
注释：
[①]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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