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历史小说与戏曲创作的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历史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秦汉交替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涌现了无数的风云人物，汉初又巩固或奠定了封建社会的政治、风俗、礼仪制度与伦理、道德、哲学等等方面的文化基础，对后来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因其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具有戏剧性与传奇性，引起了民间艺人、文人的极大兴趣，自通俗文学兴起的唐代之后，小说、戏曲运用这一时代的题材而构制的作品很多。在现存的资料中，存目而佚，或作品仍存的还有相当大的数量。小说有九部，戏曲中的南戏剧目有九部，杂剧剧目有二十八部。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寻绎汉初历史故事化的演变过程。
一、唐代俗讲：第一次将汉初历史故事化
唐代俗讲的和尚、艺人，除了将佛教经典改编成通俗的故事外，还将民间传说、历史资料编为俗讲的内容。世俗的故事中，汉代的占有相当大的份量。其中汉初的有《汉将王陵变》与《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词文》。我们今以这两篇变文为例，来看看汉初历史在唐时是如何故事化的。
（一）、对简略的历史记载加以丰富，使之具有吸引人的情节。《汉书》卷四十《王陵传》云：“王陵，沛人也。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阳，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关于项羽以陵母为人质招降王陵的事极为简略，读者看后，有许多事不甚了了。王陵并非主帅，为何项王如此用心？陵先遣使者，遣的是谁？既为囚犯，“伏剑而亡”，剑从何来？等等，俗讲艺人则据史书简略的介绍，展开想象的翅膀，虚构出合乎情理的情节，在史实的框架内加以填补。
《汉将王陵变》说，在刘项的争战中，刘邦屡战屡败，被打得落花流水。连刘邦本人都失去了信心，害怕众叛亲离。此时，左先锋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王陵与右先锋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灌婴，向刘邦提出偷袭楚营的建议。刘邦准许。二将不经旬日之间，到了楚军扎寨之处，待三更之时，闯入营中。结果，项羽二十万士兵，都着了刀箭，五万人当夜身死。项羽大怒，要以军法将值日将军钟离末斩为三段。钟离末便说能用计捉得王陵，于是带兵将王陵的老母捉来，要王母修书招降王陵，而王母誓死不从。就在此时，刘邦派人送战书到楚营，得知王母被囚受辱的情况，急报刘邦。刘邦便派王陵与使者卢绾到楚营救王母。两人到了楚汉交界处，卢绾先入楚营。王母怕儿来送死，“于霸王面前，口承修书招儿。霸王闻语，龙颜大悦。王母又佯求宝剑，割发送儿为凭。霸王授予宝剑，王母遂自刎。刘邦得知其事后，为王母设立亡牌，“对三百员战将，四十万群臣，仰酺大设列馔珍馐，祭其王陵忠臣之母，赠一国太夫人。”
这一较为丰富的情节使历史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使我们得知了项羽为什么那样恨王陵的原因，王陵母又在什么样的境遇下自杀的等等史书未述的问题。俗讲艺人将史传中的文学素材加以膨化，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使得历史人物口角亲切，如聆謦欬；使得历史场景，细微逼真，一如再现。这样，听众不再觉得历史是苍白、遥远的，而是多姿多彩，可望可及。这也为后世的历史小说、历史戏剧开了先河，使后世的艺人们认识到历史是一座蕴藏着丰富的文学素材的矿藏。古代有的论家鉴于这样的现象，干脆将史书与小说混为一谈。李雨堂《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序》说：“书不详言者，鉴史也；书悉详而言者，传奇也。”
（二）、在对人物褒贬的倾向性态度下，编构人物的言语行为。史书的作者自然也有对历史人物的好恶态度，但他们为了使史书呈示出一种严肃、冷峻、公正的面目，往往将这态度隐含在史实客观的叙述中。俗讲艺人则不然，态度外露，鲜明可见。由《汉将王陵变》与《季布骂阵词文》来看，唐末是尊刘抑项的，变文歌颂了刘邦的宽厚仁义，批判了项羽的残暴无道。《汉将王陵变》叙王母被捕后，详尽地描写了楚军与项羽对她的凌辱。那些细节在任何史书上都未记载过，毫无疑问，是俗讲艺人头脑中的产物，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写，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这些内容来表露他们贬项的态度，从而让听众也随从这样的态度。
《季布骂阵词文》的情节，在《汉书》卷三十七中有记载。然班氏的目的在于肯定解救季布的行为，认为朱家豪侠仗义。而在《季布骂阵词文》中，朱家救布之行为皆是布设计逼迫的，不是出于主动。当季布对朱解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朱解浑身战栗，怕受到满门抄斩的处罚。季布此时故意用甜言蜜语安慰道：“不要惊狂心草草，大夫定意但安身，见今天下搜寻仆，捉得封官金百斤。……”然当朱解真的令左右拿他送官时，他又出言恐吓：“大人大似醉昏昏，顺命受恩无酌度。合见高皇严勅文，捉仆之人官万户，藏仆之家斩六亲。况在君家藏一月，送仆先忧自灭门。”后出计让朱解为自己获得赦免令。然在保住了性命后，又要皇帝召见他，封官作宦，真可谓贪得无厌。俗讲艺人讥嘲季布的为人也与贬项有关，因为季布是项羽阵营中的人，他的贪生怕死与自私自利只不过是“项羽”性格的延续。
俗讲艺人对汉初历史人物的态度与宋元时期的说话艺人的态度截然相反，前者尊刘，后者贬刘。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唐末时的俗讲，从统治阶级正统观念出发去品评人物，而宋元时期的说话，则从民间的道德去品评人物。现存于敦煌的俗讲作品，从其文字的粗劣、情节的梗涩上看，毫无疑问，出自于社会底层的艺人、僧道等，然当时的说话，风气并不限于寺院，在士大夫阶层与宫廷内都有流行，《一枝花话》——李娃的故事，即是由士大夫白行简等人传说开的。唐代的宫廷也盛行说话，郭湜《高力士外传》记载道：“上元元年(760)七月，太上皇（玄宗）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上流社会“说话”中的历史故事，自然是用正统观念来观照历史人物的。所谓正统观念，即是承认坐上帝位者，并歌颂他们，而对那些争夺帝位却失败的人则予以贬责。毋庸置疑，这些“说话”的内容与观点必然给普通的僧人、艺人以极大的影响。二是唐代的俗讲毕竟是中国通俗文艺的萌芽，俗讲艺人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创作品格，他们在无所依傍的情况下，只能依赖史书，尤其在对人物的评价上，更为谨慎，一般情况下，唯史书是从。而宋元的说话，完全是一种民间的艺术，上流社会没有也不可能给予他们任何影响。他们为了获取市民的青睐，即用民间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作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尺度。
（三）、精心安排故事的结构体制。史书内容的表述基本上都是平铺直叙，可以明显地看出，史家们很少用心于结构。然俗讲艺人则不同，为了抓住听众的注意力，颇费匠心地构制出波澜起伏、张弛结合的结构。《汉将王陵变》的情节展示可谓一波三折。一开场时，汉军士气不振，刘邦坐卧不安。在此情况下，王陵等提出偷营的方案，使局势出现了曙光。情节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王陵袭营成功，楚军损失严重。可这种欢欣的气氛刚开始，情势又急转直下，楚军抓了王陵的母亲，使她受尽了凌辱。然而，就在这无望的时候，王陵来救母，听众以为，王陵一定会凭借勇力，救出母亲。可谁也没有料到，王母为了不让儿子落入敌手，伏剑自杀。而在这悲剧高潮到来之时，情节便嘎然而止。紧凑、曲折，扣人心弦，出人意料。
《季布骂阵词文》的结构安排也表现出相当高的艺术性。首先是简略适宜，布局得当。词文开卷即写季布骂阵，对刘邦的出身尽情嘲骂，刘邦羞辱不堪，“拨马挥鞭而便走，阵似山崩遍野尘”，使刘邦切齿痛恨。但之后的情节迅速跳跃到刘汉取得胜利的时候，“后至五年冬十月，会垓灭楚静烟尘。……惟有季布钟离末，始知口是祸之门。不敢显名于圣代，分头逃难自藏身。”词文重点写季布在通缉的情况下，如何获得赦免，并又如何被封官的。但是，若没有骂阵的情节描写，听众就不明白通缉的原因。然又不能过多地写骂阵的场面，更无须叙述骂阵之后的人物活动，否则，便喧宾夺主与累赘。俗讲艺人很懂得结构艺术，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其次，采用单线纵贯式的叙事结构方式，使故事内容复杂却不庞杂，人物较多而不混乱。词文始终让故事内容围绕着季布与刘邦这一主要矛盾进行纵向的发展，让一切次要矛盾与情节都为推进这主要矛盾服务，且叙事角度又大多在季布这一边。这种不枝不蔓围绕着一个主要矛盾、一个主要人物的叙述方式非常适合于“说话”，也非常适合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我国下层听众，它对之后的小说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再次，运用伸缩之法，使情节曲折起伏，生动有致。所谓伸缩，即在情节的发展中，使主人公的意愿时而受到阻碍，时而得到伸张，从而造成情节的波澜。季布在遍天下图影捉拿的情况下，丧魂失魄，到处躲藏，“夜则村墅偷餐馔，晓入山林伴兽群。”后逃入旧时朋友周氏家中，得到周氏的庇护，“季布遂藏覆壁内，鬼神难知人不闻。”危险似乎已经过去，然没有多久，周氏得知朝廷严加勘查，怕受牵连，要撵他走路。季布重新陷入绝境。然当听说捉拿自己的是御史朱解时，顿然又绝处逢生。伸与缩，交错进行，形成情节的张弛顿挫之势。
总之，唐代俗讲开了后世通俗艺术重视汉初历史题材的先河，在艺术表现方式上为后世奠定了基础。
二、《前汉平话》：冲破了史书的框架
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讲史，与“小说”同样受到市民的欢迎。在现存的文献中，虽然没有关于北宋时期有讲说汉代历史故事的记载，但据当时讲史情况推断，很可能是有的。南宋则肯定有。《梦粱录》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云：“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机山、徐宜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
讲史讲的是什么？《古杭梦游录》云：“谓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可见，不是将一个朝代的历史从头至尾的平铺直权，而是侧重于“兴废争战之事”，即突出改朝换代的战争时期的故事，今存的宋元讲史的脚本证实了这一点。
宋椠的汉史讲本没有留存下来，今日所见最早的是元代至治(1321—1323)建安虞氏刊本《前汉书平话续集》。既曰《续集》，必有正集。郑振铎先生推测那部已经佚去的正集，“其叙事当止于项羽被围于九里山前，四面楚歌，虞姬自杀；羽奋勇突围而出，走至乌江，终于自刎而死，年三十一岁叙起。”（引自《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八章第五节）正集的内容不外乎秦始皇包举海内后，暴虐无道，建阿房宫、修骊陵、筑长城，使得民众劳疲不堪，激起民变。楚汉两支最强大的起义力量诛灭群雄后，又逐鹿中原，最后刘胜楚败。
上引的《梦粱录》已经说明，宋代讲史艺人依据《通鉴》来编排汉唐的历史故事，因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宋代讲史的思想内容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到了元代就不同了，将《前汉书平话续集》比照《资治通鉴》，内容有许多处不同，在讲史艺人的思想倾向的指导下，加入了许多观点鲜明的评论与情节。《前汉书平话续集》共有三卷，别题“吕后斩韩信”。叙述的是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共二十二年间的故事。该书的特点有五个方面：
一是改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为民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论是《史记》、《汉书》，还是《资治通鉴》，都批评项羽有勇无谋，不能够用群策群力，又不仁不义，背约不王沛公于关中，杀怀王等等，说他的失败咎由自取，非客观的原因。而评话艺人却对项羽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与赞美，开卷不久，即颂扬其“八德”。普通民众，不喜欢摆架子、用心算计人的刘邦，而喜欢鲁莽但勇敢，无谋却襟怀坦白的项羽。流传至今的楚汉相争的民间传说仍然表明了老百姓的这一态度，戏曲《霸王别姬》在舞台上久演不衰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他战败的深深同情。
二是在鲜明的思想倾向性指导下，对历史的史实作了一些变动。平话艺人对刘邦、吕后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他们不行仁义，忘恩负德，心胸狭窄。如韩信之死。历史上的韩信确有谋反之心，陈豨的叛变实际上是他鼓动的。刘邦带领大军击豨时，韩信不但不随军出征，反而在暗地里与陈豨往来，并且准备“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后因其舍人告密，吕后才与萧何设计赚韩信入宫，捕杀之。可见，陈豨之反，谋实出于韩信。即使如此，若没有欲袭皇后、太子的叛逆行为，还不致于死于吕后之手。
然《平话》对韩信充满了同情，将史实作了大量削改。《平话》写道：当高祖因韩信藏匿钟离昧而欲捕系信时，有人报知韩信，建议韩信造反。韩信却说“吾岂不自知，汉王不负我，我岂能负汉乎？”剥夺了军权，又降王爵为侯爵之后，韩信仍无谋反之心。陈豨造访时，是陈豨首先想到：“吾若退迄番军，有多少勋业？想楚王有十大灭楚功名，坐家致仕。”当陈豨说这些鸣不平的话时，韩信还阻止道：“陈豨休说！”临别时，又是陈豨提出：“豨就与雁门立业，谋夺刘氏江山。”豨造反是主动的，与信无关系。《平话》又叙述道：“吕后送高皇回来，常思斩韩信之计，中无方便，若高皇征陈豨回来，必见某过也。吕后终日不悦。”很清楚，斩韩信是吕后既定计划，不论他谋反与否，皆会杀之。
由这样的内容安排来看，艺人们为了塑造出自己喜欢的历形人物的光辉形象，不惜改变史实。
三是在史实之外，补充了大量的生活化或神怪性的情节。平话毕竟不是历史书。如若没有曲折有趣的故事穿插其中，就不可能吸引听众，艺人也不可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于是，艺人发挥了想象力，虚构了许多史实之外的故事，使得平话内容饱满，富有情趣。如韩信死后，刘邦捕获蒯通，通能言善辩，不但免于烹刑，竟得“赐金千两，绢帛一千匹”，“授燕京通判”。然赴任不久，楚国骁将夏广闯到他家，拔剑责问道：“本主已死，尔却论功受赏，我特来取你，何计与主公报仇？”蒯通的妈妈劝子不要参与谋反，通不听，母撞壁而死。后蒯通来到楚国，与孙安等发兵攻汉。败后，孙安等纷纷自刎而死。蒯通则取六人首级，进献高祖，复归旧职。这些情节远离历史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反映出艺人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但是，它们对于市井听众来说，却是有相当趣味的。
神异性的内容在平话中比比皆是。梁王彭越被斩后，“西京人民尽皆言高祖无道，怒气冲天，忽降血雨三日，田禾皆死。”梁王死后，肉被烹为羹汤，送与英布，英布正在江中放船，当得知羹为梁王肉时，“急将手指于口内探出食物，吐之江中，尽化为螃蟹”。这样的神异性内容，出自民间艺人的口吻，与历史的内容并无格格不入之处，相反，在信鬼神的听众看来，妥贴至极，在他们认为，这样的英雄豪杰应该有着不同于凡人之处。
四是注重心理描写。史书很少有心理描写，冷峻，平淡，客观，是史学家追求的效果，而小说则需要形象、立体，内容富有激情。因此，小说家会调动多种手法来达到这样的效果。其中，心理描写是一常用手法。有的地方心理描写还很丰富，把人物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全部呈现了出来，如陈豨造反的消息传来后：
韩信坐家作念：高皇尔乃徐州丰沛人也，亩陇生计，好酒及色。少为亭长，……奉信一人之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赦燕收赵，涉西河，虏魏豹……早知你有始无终，且不如楚项羽前提牌执戟，浸图五载，创的大功，却坐家致仕。……
五是对一些史实发挥其想象力，再现当时的画面。或根据史实的情理，构造出使史实具体化的情节。如写陈豨与汉军决战的场面，极力铺张渲染，开了后世小说两军对阵之先河，比起干巴巴的史书记载，无疑更具可感性与趣味性。这样丰富的叙述，将听众带到了马嘶人吼、刀光剑影的战场，人们仿佛来到了遥远的汉初，涌动着满腔的热情经历着历史的重演，而不再象读史书那样始终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冷静的思索，产生不了沉浸于历史之中的快感。
又如逮捕蒯通，《资治通鉴》卷十二云：“上还衡阳，闻淮阴侯之死，且喜且怜之。问吕后曰：‘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彻计。’上曰：‘是齐辩士蒯彻也。’乃诏齐捕蒯彻。”“乃诏齐捕蒯彻”，如何捕获的？蒯彻作何反应？都没有说。平话艺人据此史实却构造出一个花团锦簇的文字来。说汉高祖派随何到燕京，燕王差人带随何至柳管村。蒯彻见到随何后，装疯卖傻，用砖瓦打随何，口中或念兵书，或笑，后听说韩信被斩，极度痛苦中露了馅。史实未必如此，但也有可能如此，然不论是真还是假，这样的叙述使模糊的历史具有了可感性。
平话艺人突破历史框架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治通鉴》等史书对人物的评价，不符合民间的道德标准。即如对韩信、英布、彭越三个人物的评价，司马光是相当低调的，他对刘邦与韩信的关系论说道：“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夫乘以缴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意为韩信怀功利之心，骄功矜能，他的被杀，在某种意义上，咎由自取。然民众认为，作为人，应该知恩图报，韩信为高祖定三秦，攻克魏、代、赵、齐，最后逼杀项羽于垓下。汉高祖能够得天下，主要是韩信之功。然而，高祖却在坐上了帝位之后，先夺了信的齐王之印，改封楚王，又以韩信私藏钟离末为借口，拘捕韩信，削去兵权，剥王爵为侯爵，这种种做法，实是忘恩负义的行为。于是，民间艺人对汉高祖大张伐挞，将同情全部倾注在韩信身上，甚至有意地改动历史，将韩信因不满高祖而怂恿人造反的事实亦掩去不提。
三、元代戏曲：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楚汉相争的历史题材的戏剧剧目，在戏曲刚刚兴起的宋杂剧、金院本中就有了一定的数量。宋杂剧有《霸王中和乐》、《霸王剑器》、《诸宫调霸王》及《入庙霸王儿》。金院本有《范增霸王》、《悲怨霸王》、《散楚霸王》、《三官霸王》等等。可惜剧本皆已不存，我们不知这些杂剧、院本的内容有哪些。宋元南戏中的汉初故事戏剧也占有相当大的份量，然也都佚失，留存至今天的不过是四种元杂剧剧本，它们分别是《张子房圮桥进履》、《萧何月下追韩信》、《汉高祖濯足气英布》、《随何赚风魔蒯通》。
许多剧本虽然只留存一些剧目名称，但我们由这些剧名能够大概地了解到宋元时期民众对汉初历史故事的兴趣点与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态度。在36个宋元南戏与元杂剧中，写汉高祖发迹变泰的有6个，写韩信从乞丐到将军，再到被杀故事的有13个，写吕后篡权夺国，杀死大臣故事的有7个。三个人物的故事就几占四分之三。剧本虽然出于书会才人之手，由艺人搬到舞台上，但它们反映了民间的思想倾向与审美情趣。汉高祖刘邦、韩信出身低微，却在天下大乱中，乘时而起，一做了皇帝，一做了大元师。这在民间，尤其是在经济萧条，生活极度贫困的元代老百姓的心目中，是极令人羡慕的，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与未发迹的刘邦、韩信一样，他们多么希望自己穷困不堪、受人凌辱的状况也能象刘、韩那样，得到彻底的改变，在命运之光的照耀下，也一样的出人头地，出将入相。他们把兴趣点放在这两个人身上，无疑表现了他们心底的渴望，或者说从刘、韩二人命运的变化上，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写韩信被杀与吕后篡权，实际上是对痛苦时代的一种评价。宋元时代，汉族人饱受外民族侵略、奴役，其根本原因，是宋代的求和派打击抗战派，抗战将领岳飞被杀就是最突出的典型。正是由于岳飞等人被杀被打击，使我们沦陷的河山不能光复，国力一天天萎弱，最后全民族都做了亡国奴。民众痛定思痛，惋惜良将被杀，而对杀死良将者则充满了愤慨之情。于是，表现韩信被吕后冤杀的剧目《吕太后斩韩信》、《吕太后使计斩韩信》等便被大量地搬到了舞台上。
今存之四部剧本，让我们看到了时代在汉初历史上深深的烙印，看到了元代知识分子渴望张扬才能的心态。
在元代社会里，蒙古统治者对文人极为不重视，不同职业的人因其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别而在客观上被分成了十等。儒的地位仅比乞丐高一等，《郑所南集》与谢枋得的《叠山集》二书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在历史上，人们一向对读书人都是很尊重的，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俗语。可是在元代，却如此地作践他们。不实施科举制度，杜绝了他们的进身之阶；让他们斯文扫地，无任何体面可言。在这样的境遇下，知识分子心理极度不平衡，他们为自己受到统治阶级不公正的待遇而气愤，为没有遇到识马的伯乐而抱憾，他们渴望满腹的才华有显露的机会。当然，有时也因命运不济到了绝望的程度，故意用想象中的超脱红尘的情景来获得自慰。
英布勇猛无敌，又兵多将广，然叛楚降汉后，刘邦不但不出寨迎接，好生款待，竟然坐在床上，让两个宫女洗脚。（《汉高皇濯足气英布》）韩信虽然熟读万卷兵书，能将百万之众，却在投戎之后好长时间内无人赏识。楚国不委以重任，刘邦鄙其出身，使得韩信仰天长叹：“寻思我枉把孙吴韬略学，天让我不发迹直等到老。一回家怨天公直恁困英豪，叹良金美玉何人晓，恨高山流水知音少。”（《萧何月下追韩信》第一折）不论是英布，还是韩信，其形象中都有元代穷途末路的知识分子的影子，杂剧中的有些唱词实在是元代读书人才有的口吻：“我若生在春秋那时，英雄志登时宣召，凭着满腹才调，非咱心傲。论勇啊，那里说卞庄强；论武啊，也不数廉颇会；论文啊，怎肯让子产高；论智啊，我敢和伍子胥临潼斗宝。”（同上）这分明是借他人之酒杯以浇胸中之块垒。
书会才人对楚汉相争中出身低微者与知识分子的作用常常大肆渲染。韩信一旦拜了元帅后，南征北战，无敌不克，最后兵围项王于垓下，逼使他别姬自刎。与霸王决战前的布署，可谓举重若轻，指挥镇定，“臣教子房散了楚军，周勃领着汉兵，臣教郦商引铁骑八方四面相随趁，臣教王陵作先锋九里山前明排着阵，臣教灌婴围合后十面埋伏暗摆着军，……”。不仅韩信是这样，张良、蒯通、随何莫不是才高八斗。张良不仅能“运筹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还敢于深入虎穴，孤身到西洛，里应外合，活捉了申阳、陆贾。杂剧作家表现历史人物过人的聪明才智，实际上，是在曲折地夸耀自己的本领，以达到颂扬为这一时代轻视的知识分子。
在现实中无法得到的地位与荣耀，杂剧作家便通过构造历史人物的美好结局来得到补偿。因此，在现存的这四部剧中，所歌颂的人物在剧末都有美好的结局。自然，这些荣誉与地位对于元代知识分子来说，仅是瑰丽的梦而已。
汉初的历史剧打上了元代印记，还表现在有些剧本中流露了退出红尘的思想。元代的知识分子不能入仕，终生穷蹙自不必说，就是跻身于官宦行列者，也常有“道不行”的痛苦。现实，没有出路，然而又不能摆脱；未来，更无法把握，却又难以释然。所以，他们在对功名的向往中，又因现实和理想都失去了光彩，而有时会生出许多绝望的情绪来。于是，说出一些看破红尘的话，认为功名利禄，只不过是天上浮云；拜将封侯之人，到头来也不过一抔黄土。在《随何赚风魔蒯通》剧中，剧作者借张良的口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的情绪：“我从今见盈虚，识乘除，总不如隐山林，弃钟鼎，倒可也无荣辱。早拜辞龙楼凤阁，只守着我这蜗庐。我甘心儿追四皓，回首也叹三闾。”（第一折）当然，这种情绪只是无路出仕的愤激的表现罢了。如果有象萧何那样的热心举荐者，自己也决不会退避三舍，或虽然受到象英布那样的凌辱，但一旦受到皇恩的泽被，也一样的执笏于阶下。
从情节与人物性格的角度来观照，这几部汉初故事剧，都没有多少值得肯定之处。在情节内容上，或许是出于戏曲抒情性与滑稽风格的需要，所有剧的内容更象“戏”，而不象生活。如《赚蒯通》，韩信不听蒯通劝阻，坚持入朝，蒯通便当着韩信的面化纸钱，奠水饭，以此送行。如此戏弄王侯，在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再说人物，无论是张良、萧何，还是韩信、英布，形象皆显得苍白无力。英布在投降刘汉的过程中，如同木偶，听从随何的任意摆布。刘邦濯足见他时，他居然会绝望得要自杀。这无疑不是生活中叱咤风云的将军，而是作者头脑中臆造的庸人。可以这样说，元杂剧中的汉初历史剧，就故事的艺术性来说，在整个汉初历史故事的演化中，少有裨益。
四、《西汉演义》：历史小说的精品
明代后期，书林中不断有人编印两汉的演义小说，然其内容与艺术皆成就不高。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钟山居士甄伟编印了他的作品《西汉通俗演义》，其编印的缘由在书序中作了详细的介绍，序云：
闲居无聊，偶阅《西汉》卷，见其间多牵强附会，支离鄙俚，未足以发明楚汉故事，遂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越岁，编次成书。言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浅而不乖于理。诏表辞赋，模仿汉作；诗文论断，随题取义。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尽在目中。此通俗演义所由作也。
然考察其作品，其成就远不止发明楚汉故事，揭示史书所蕴之意，以及替古人作诏表奏章等等，思想之博大深刻，技巧之娴熟新奇，语言之流利典雅，在古代之演义小说中，实属上乘之作。具体的说，其特点有三个方面：
（一）、作者以冷峻的历史眼光，审视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历史生活本来和现实生活一样丰富复杂、多彩多姿。历史人物本来也和现时的你我他一样，充满了精神的与物质的欲望，与种种客观因素制约着主观欲望所带来的困惑与苦恼。然而，当历史远去时，留给人们的却仅是几件惊天动地磨灭不了的大事件，历史人物也只剩下了平面单一的性格特征。而一些演义小说的作者，步趋于史书之后，仅是按史来复述情节，和按照史书对历史人物个性的勾勒，来描画人物形象，成了史书的“描红”。而且，他们在编写时，还喜欢用简单的爱憎态度给故事与人物涂上标志性的色彩。结果，历史生活、历史人物都失去了它们应有的丰富性与客观性。《西汉演义》的作者甄伟不是这样，他用不带倾向性的平正的眼光，冷峻地审视每一个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通过他的描绘，尽力使历史生活与历史人物还原为原生的状态，让读者各自通过他所描绘的历史画卷作出见仁见智的判断。
刘邦曾三次削去韩信的兵权，后世许多人站在韩信一边，认为刘邦精于权术，对韩信只是利用，而不信任。然甄伟的看法不是这样，虽然他对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常有溢美之辞，对刘邦善用权术待人也常有批评，但他不用线型的思维方法作简略的归纳，而是寻绎其中的逻辑关系。刘邦阵营中功高权重者并非仅是韩信一人，文臣中有萧何、张良、陈平等等，武将中还有樊哙、王陵、夏侯婴等等，为什么刘邦独对韩信怀疑与忌恨呢？作者虽然没有明说，但细读了有关故事后，就会发现他用形象的手法对其中的原因作了揭示：刘邦固然心胸狭窄，但韩信本身也有可议之处。韩信的叛楚投汉，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投机，他的心中并无除暴安民、建立统一大业的理想，他依附刘邦，也决非受刘邦人格力量的感召，他的目的仅是在秦末大乱的时代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建立不朽的功勋，改变没落的贵族家庭地位与受胯下之辱的个人处境，若项羽能够重用他，也筑坛拜将，他决不会再跋山涉水到汉中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打下了三秦之后，刘邦的兵马达到了五六十万之众，这时刘邦提出乘胜进兵，与楚决战的方针，韩信未予响应，倒建议休整兵马。于是，刘邦削其兵权，改拜魏王豹为大将，与项羽大战。结果，汉兵折损三十余万，睢水为之不流。有人据此战役的结果来证明韩信不出兵的策略是正确的，进而得出韩信不乘胜进兵与个人动机毫无关系。这种依据不足为凭，说明不了问题，因为指挥者毕竟不是韩信，而是言过其实、众将不服的魏王豹。在小说作者看来，韩信停兵不发，当是对汉王未封赏而生有怨意。在他被拜将之时，就曾向刘邦作了按功封赏的暗示，他在刘邦面前批评项羽道：“见人慈爱恭敬，言语呕呕，人有疾病，辄涕泣分食，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刘敝，忍不能予。”而他的攻克三秦之战，奠定了灭楚的基础，刘邦却只字不提封爵之事，岂不比项羽更甚。
“驰赵壁夺印”，是削夺兵权的第二幕戏。明的理由是“营阵欠严，关防不密”，实为刘邦兵困荥阳，韩信却不发一兵援救。其不救的原因，是韩信虏魏王，擒夏悦，下井陉，不终朝而破赵二十万众，名闻海内，威振天下，却又不得封赏，岂又能不怨？就刘邦而言，明知韩信南征北战之目的在于封爵，却又吝啬不给，使其生怨。知其有怨，惧其生变，于是削其兵权。之后，韩信功勋累积，却无寸累之封，他实在等不及了，便在下齐之后，请赐以假王之号。刘邦虽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之下，封他为齐王，但他对韩信的疑忌更加重了。于是，在全国一统之后，刘邦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改封韩信为楚王，将他与军队彻底分离。
由上述可见，小说作者在叙述历史事件与描写人物形象时，没有带着同情或批判的态度，使小说的内容充斥着主观的历史见解，而是尽可能地再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揭示事件之间的内部的逻辑关系。
（二）、探索出政治集团兴盛衰亡的原因，具有警世的作用。楚汉相争，初始时楚强汉弱，最终却汉胜楚亡。作者将他探索到的原因用不经意的手法隐含在故事的叙述中，其原因约有三点：
一是刘邦宽厚待人，而项羽杀戮无度。小说写刘邦每至一地，总是告诫部属，要安抚百姓，不妄取民间一物。对于投降者，赐予爵禄；对于被虏者，大多不杀。入咸阳后，秋毫不伤，市肆不移，封府库，锁宫门，还屯灞上，与诸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罪量情轻重处之，悉除去秦苛法。”故而，对于百姓来说，如日照阴霾，旱逢甘霖。项羽就不是这样了，入咸阳前后，坑秦降卒，杀死子婴，掘盗皇陵，烧毁阿房，徙杀怀王。更令人发指的是，为逼迫王陵投降，竟押陵母为人质，架剑于颈，百般折磨，逼使陵母自杀。
不过，若仅是这样的对比描述，也并不比其它历史小说高明。小说家不动声色地使读者领会到：无论是刘邦还是项羽，其做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异，都是为了取得政权。前者是收买人心，后者是慑服人心。但客观上，作为一种手段的广行仁义，对老百姓还是有好处的。故而，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使形势发生了由弱转强的变化。
二是刘邦广揽人才，又善于驾驭人才，而项羽轻视人才，且嫉才疑才。郦食其是一无名书生，只因有人推荐，刘邦便力致于麾下；张良有经天纬地之才，他就设计从韩国借出，拜为军师；对于韩信，虽然起初也嫌其出身寒微，及一旦确认他有扶汉灭楚之帅才后，便斋戒三日，筑坛拜将；陈平投降之后，因受贿而受到众将的非议，刘邦了解了情况后，非但没有逐出，反而更加宠用。由于广揽人才的态度，使得项羽阵营中的许多人都倒戈而降。刘邦不光招揽人才，还能够充分发挥人才的聪明才智。运筹谋划之时，采纳文士意见：攻城略地，则放手让将军行事。而项羽则不是这样了，他自认为自己力能扛鼎，无敌于天下，目空一切，烹杀韩生，堵塞了进贤之路；逐走亚父，失去了运筹谋划之人。
三是刘邦权力高度集中，而项羽权力则过度分散。项羽自封为霸王后，分封了许多诸侯。这些人各有军队，各自为政。项羽的国家实质上是一种邦联制的结构松散的封建国家。一旦有事，形不成一种强大的军事力量，结果，被刘邦各个击破。刘邦则不同，兵出汉中之后，他将各种武装力量，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将军稍有尾大不掉的迹象，即削其兵权。
（三）、用时间作为故事叙述的线索，突出重大的历史事件，使得事多而不芜，人众而不杂，形成一种严谨的结构。如卷三第二十七至二十九回，写张良在楚营中发现了帅才韩信，力劝他叛楚归汉。到了第三十回以后，则转到叙述韩信逃出楚营，跋山涉水往汉中及萧何举荐他做大将军的故事了，张良游说诸侯叛楚的事则置于幕台。这以后，政治舞台上最风流的人物应数韩信，于是，就让他尽情地演出一幕幕气壮山河的英雄剧。待一个段落结束后，又演述张良调陆贾、赚申阳、降魏豹的故事，韩信则暂时隐入了幕后……。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故事，一个又一个人物，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或间隔，或交叉，组合成了风云激荡的时代画卷。
又，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有起承转合的结构。如韩信拜将的故事，张良劝其投汉为“起”，韩信过关斩将，走陈仓，杀樵夫为“承”，刘邦嫌其出身寒微，不加重用为“转”，后萧何追韩信，筑坛拜将为“合”。每一个故事因其结构完整，故而都是独立的单元，这样做的效果是，每一个历史故事都能在读者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汉初历史经小说、戏曲的演化，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内容由简单变得丰富，形式由粗朴变得精湛，人物性格则由单一变得复杂。而这样的变化与我们通俗文学艺术水平的发展是相一致的。甄伟的《西汉演义》，应该说是这一历史题材创作的最高峰，它的成功，毫无疑问，是建立在众多历史演义小说家艺术探索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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