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工业结构的失衡与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论我国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我国的经济增长，40多年来周期性波动很大，加快发展与紧缩调整交替进行。其中基础工业与加工制造业及其他部门的矛盾，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的深层原因之一，同国民经济总量比较起来，当代中国的结构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刻，更为长远。特别是90年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走上加速发展的轨道，然而，伴随国民经济的加速增长，基础工业的瓶颈约束便更加明显。本文就我国工业结构中加工制造和基础工业的失衡进行分析，并对调整这种失衡的若干措施进行探讨。
一、工业结构的失衡状况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动不协调的一个方面，就是加工制造业的过度扩张与基础工业的相对落后。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加工制造业的过度扩张
我国加工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一直相对较高，比低收入国家高出一倍，也大大高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因而我国的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之间形成了日益突出的矛盾：一方面，我国加工业主要为粗放型，对产值的附加值并不高，而是对能源、原材料等摄取相对较多，另一方面，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缓慢，高层技术或先进技术为数不多，低层技术或落后技术占很大比例，这使得我国加工业的物耗比重和能源比重不断上升。因此，加工工业的发展速度越快，则基础工业对经济的瓶颈效应越强。
2.基础工业的发展缓慢
我国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动不协调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基础工业的相对落后，特别是交通运输和能源及原材料的增长明显滞后，已成为我国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
交通运输能力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我国主要的铁路干线能力利用率大都已经饱和或超饱和，货运车皮满足率平均缺口在30%以上。这说明，我国货物周转量一直落后于工业生产增长的状况。另外，能源生产的增长明显滞后于整个工业的增长，原材料供应偏紧，价格上涨过快，生产资料的消费增长明显高于资源增长。
总之，我国过度扩张的加工工业对这些基础产业形成了巨大的需求压力，社会资源大量流向加工工业使基础工业部门的投入相对不足，这样，一方面由于加工工业的扩张对能源、运输、原材料等需求旺盛，另一方面，由于基础工业投入不足，使得能源、运输、原材料等供应不足。这种需求旺盛和供应不足的结构冲突，最终导致经济快速增长受阻，各方面矛盾加剧，不得不进行调整，经济增长回落、滑坡，瓶颈约束在浅层次上缓解。
二、工业结构的失衡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工业结构失衡状况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产业政策的形成落后于体制改革的进程
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把投资权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所以地方政府和企业对资源的投向和速度以及对工业结构的变动态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方政府是以行政边界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来配置资源的，以他们从本地区的利益和特点出发，在投资方向选择上往往追求价高税大的加工业和产品发展，再加上改革开放初的财政包干的全面展开，大大地加强了这种趋势。而另一个投资主体——企业是根据利益原则来配置资源的，由市场价格信号来推动投资行为。但由于市场体系和机制不完善，市场信号的变动不准确，再加上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短期行为和盲目倾向，因此企业在投资方向选择上也是追求短期内见效快的加工制造业。由于以上原因，使得我国加工制造业呈现出明显的过度扩张趋势。
本来，在经济发展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和结构迅速变动阶段，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结构与产业的市场需求结构之间存在偏差是在所难免的，重要的是要有宏观调控体系和优化产业的政策来进行调整。但纵观我国改革开放后工业结构形成的过程，这种宏观调控机制和产业政策的形成远远落后于体制改革推进过程的需要。
2.企业投资行为缺乏风险约束机制
我国工业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不合理，投资方向过多地倾向价高利大的加工制造业，而国民经济的“瓶颈”部门即盈利小但社会效益大的基础工业则发展速度过缓。投资结构的这种失调与投资来源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例如，在我国进行“拨改贷”的改革中，固定资产投资由无偿拨款变为有偿贷款，其本来目的是用归还贷款本息的投资风险来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但由于当时所得税偏高，国有企业达55%的所得税，因此在实际执行中采用了“税前还贷”或“以税还贷”的办法，即以征所得税前的企业利润归还基建贷款和技改贷款，甚至还允许用部分产品税、增值税归还贷款。这种政策，使得企业的投资风险蒙上一层虚拟的色彩，从而对工业结构的失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助长了企业的投资扩张冲动。同时由于没有制定强硬的配套措施，也由于缺乏政策的导向，结果是重复建设，产品积压，而原材料等却供不应求，加剧了工业结构的失衡。
三、工业结构失衡的调整对策
为了使我国工业结构能够得到有效的调整，我们首先必须确立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特点的工业结构的发展目标，同时，要建立起具有优化工业结构的利益诱导机制和投资主体的约束机制，从而使我国工业经济得到持续、高速、健康的发展。
1.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速度
依靠科技进步，消除基础工业的瓶颈约束，是调整我国工业结构的重要措施。针对我国目前基础工业发展滞后的现状，应加快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以及农业等部门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使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瓶颈约束较快缓解。另外，根据我国自然资源尤其是非再生资源的人均量少、质量不高、开采条件也不太好的具体情况，对原材料的开发应加强管理。特别要加快技术进步的程度，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在提高档次、增加品种和改进质量上下功夫，提高加工产品的附加值，减少对原材料的摄取量。
2.正确划分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
不同产业发展的快慢，在整个国民经济部门中所占比重的大小，是由这个产业部门的投资额直接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投资决定了产业结构。因此，如何对投资主体进行选择和约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利用政府的直接投资是改变工业结构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手段，因此利用政府的直接投资手段来加大基础产业的投资力度，则是近期缓解基础产业瓶颈状态的有效措施。但如果投资完全集中在中央手中来兴建基础工业，会对市场机制或价格信号形成干扰，而且也存在投资效率较低及浪费的问题。其次，也可利用地方政府投资来加强基础工业的发展，但地方政府受自身利益制约，投资目标只可能是区域性的，不可能考虑到整体利益。另外，利用大的企业集团作为投资主体也是一种思路，但企业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这就决定了企业不可能对具有外部经济性却不能盈利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同时企业集团存在筹资能力有限等问题。因此，任何一种投资主体都不可能彻底解决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但各投资主体都有它适用的一面，因而要正确划分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建立有效的投资主体约束机制。
首先，中央政府投资只能用于一些非盈利性的、全国性的、跨地区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地方政府投资则应以本地区非盈利性的城市公用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为主，而不应该向盈利性基础工业投资。至于企业集团的投资，可以面向盈利性的基础工业。在企业集团作为投资主体时，由市场机制去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一般不再直接干预，但决不能放任自流，政府必须运用税率、利率、汇率、价格、信贷、证券等各种形式吸引社会资金流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例如，政府规定一个较优惠的利率，或提供相当长时间的政府贷款，以吸引企业集团投资主体的投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金融手段是比政府公共支出成本更小的调整手段。另外，政府还可以利用产权交易和破产倒闭等机制来纠正在市场配置投资资源的这初始阶段发生的失误，即可以通过收购、兼并、合并等手段来促使资本存量的流动，从而较快地缓解经济增长中的瓶颈制约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