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理性预期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率论文,直接投资论文,理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主流学派与小岛清为首的日本学派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迄今未有定论。主流学派从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运用微观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而日本学派则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出发，采用“宏观”福利的分析模型，最终得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FDI理论体系。本文从两派之争的根本分歧入手，通过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引入汇率机制和理性预期，首先证明了与小岛清的“比较优势和相对利润率之间的对应原理”完全不同的“比较优势和绝对利润率之间的对应原理”（小岛清之所以得出比较优势和相对利润率之间的存在1——1对应，是因为他忽略了汇率在贸易平衡约束下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绝对优势的功能。第二部分）。然后，本文第三部分建立了一个动态的、综合的FDI模型，使比较优势原理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取得和谐一致，日本式FDI和美国式FDI作为本文综合模式的两种特殊情况获得完美的统一。第四部分扼要归纳了有关主要结论，并结合FDI实践论述了本文综合模式的政策含义。
Ⅰ.主流学派与日本学派之争
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广为流传并为绝大多数学者接受的是所谓主流学派的理论观点。主流学派源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开山鼻祖——美国学者海默（S.H.Hymer）。60年代初，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先区分了直接投资不同于证券资本流动的特征[1]：直接投资伴随着投资企业的资本、技术、管理才能等生产要素的转移以及对国外子公司不同程度的控制。他认为，国内企业从事国际经营的主要动因有以下三个：（1）企业具有一定的寡占优势（即垄断、所有权优势）。（2）为消除企业间竞争和冲突。（3）市场缺陷的内部化。其中，他特别强调第一点——垄断优势。关于第三点，海默强调的是市场结构的不完善。而科斯（Coase,1937）关于公司性质的论述及后来的内部化理论强调的则是交易市场的不完善。随着跨国公司国外经营活动的日益广泛和深入，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海默研究的基础上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在对外直接投资论中据主导地位的主流学派。它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分支：（1）金德伯格（C.P.Kindleberger）、凯夫（Caves）等人寻着海默关于垄断、所有权优势的思路，进一步发展充实了垄断优势论，亦称HKC理论。（2）维农（R.Vernon）将垄断优势与工业区位相结合，在生命周期内考察了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相应的理论模式称为产品周期理论。（3）英国学者巴克莱（P.J.Buckley）与卡森（M.Casson）及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M.Rugman）以市场缺陷（主要是交易市场不完善）为前提提出了内部化理论。（4）英国学者邓宁（J.H.Dunning）等人将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结合，形成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参[1]—[10]）
主流学派的主要论点是将对外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或DFI——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视为垄断企业发展和扩张的必然结果，即对外直接投资是垄断企业为把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与国外最有利的区位要素相结合，在面临市场不完善和存在巨额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选择企业内部交易替代低效率的外部市场交易，从而获取最大利润的行为结果。
与此不同，日本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K.Kojima）在70年代，通过对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考察，独劈蹊径、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之先河，沿着比较优势决定国际分工的线条进行研究，建立起所谓“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或“小岛清模型”、“小岛清理论”）；试图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消除贸易和投资之间的摩擦，并尽可能地使跨国公司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目标协调起来。该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在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国际经济学家、尤其是日本学者如小泽辉智（Terutomo Ozawa）等对此大加赞赏，并纷纷撰文沿着这条思路作了不少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小岛清理论进一步系统和完整，形成了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和主流学派分庭抗礼的日本学派。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两派理论的广泛流传，两派在分析方法、理论观点和政策应用等方面的争论也日趋激烈。由于主流学派的学者大多集中于英国的里丁大学（Reading University），故两派之争也称为里丁学派——日本学派之争。
以小岛清为首的日本学派认为：
（1）.主流学派的FDI理论，包括邓宁的析衷理论在内，主要地是一种微观理论，它们局限于一种商品、一种产业或一个企业的分析，偏重于对一个企业国内外经营的各种优势进行绝对比较，未能在多种商品、多个国家成本比较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考察，常常以牺牲社会整体福利为代价来获取个别企业的利润最大化。
（2）.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将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这种内部市场对外部市场替代的结果使得企业致力于通过转移价格、资金的频繁调度等来获取垄断利润，造成虚假的规模经济，导致资源浪费和市场进一步扭曲。
（3）.美国式FDI强调把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转往国外，在国外培植竞争对手，使FDI和国际贸易相互替代而产生摩擦，阻碍了自由贸易和福利的增长。同时这种FDI容易引起投资国工人失业、国际收支赤字，促使投资国对边际产业采取保护，因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美国式FDI由于技术差距悬殊，东道国学习、吸收能力有限因而容易产生飞地效应，不利于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而主流学派中的杰出代表巴克莱等人对小岛清理论中存在的缺陷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1）.小岛清理论的假设过于苛刻，它完全局限于严格的H—O国际贸易模式来讨论FDI，因而只代表一种特殊情况缺乏一般应用性[11]。而且由于小岛清理论中暗含许多其它假设，使该理论只适于描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及发达国家之间大量的交叉投资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2）.小岛清理论只注意到单厂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而忽视了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11]。小岛清对内部化理论的指责归因于他没能区分虚假的规模经济与真正的规模经济[13]。
（3）.由于小岛清抛弃了内部化的成本和收益分析方法，他无法处理诸如“为什么日本企业选择劳动力便宜的国家进行FDI？”、“为何不采用长期购买合同与其它合作安排？”、“为何不将日本技术通过许可证交易方式转移到东道国？”等问题。因而上岛清无法解释国外经营方式的选择。
（4）.根据小岛清理论，投资国应将自身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逐次转往国外。这种顺序转移的产业政策尽管和贸易是相互补充的，但很可能窒息而促进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伊曼纽尔（Emmanuel,1982）就曾指出，一味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往发展中国家将导致这些国家持续的进一步贫困。
此外，小岛清的FDI理论是相对静态的，它忽略了通过FDI引起比较优势逆转的可能性[12]。
尽管小岛清等人后来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在原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三国模型和企业家优势，并运用H—O—E模型试图对FDI宏、微观理论进行综合[14]；尽管主流学派的主要代表邓宁等也不断改进自己的折衷理论；但由于两派理论的出发点、分析方法根本不同，加之一些理论观点的误导，使两派之争一直持续至今、难以调和。两派争论的主要根源在于：
（1）.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相互对立。小岛清理论是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原理出发，采用宏观的分析方法建立起来的。而主流学派的理论体系则是从企业利润最大原则出发，运用成本——收益的微观分析方法推演而形成的。无疑，小岛清等人强调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是对的，但企业经营决策的目标却是利润最大化。二者会否一致呢？小岛清曾给出了比较优势和相对利润率之间对应原理的数学证明[8]。由于利润率和相对利润率是不一致的，由此便产生了比较优势原理和利润最大化原则之间的矛盾。
（2）.日本式FDI和美国式FDI的对立。美国式FDI虽然具有利润推动力，但却失去了和比较优势相应的宏观利益的联系。因而它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似乎减少了自由贸易带来的福利，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日本式FDI虽然好象照顾到了宏观利益，但却缺乏最大利润的驱动，故它不得不借助于国家政府的产业政策。而这种产业政策是否导致外部市场的扭曲？相应的福利损失是否会更大？这些便都成了争而未决的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两派之争的关键在于比较优势和最大利润化之间的不协调。因此要最终解决两派之争，必须从探求两者关系入手。
Ⅱ.比较优势和绝对利润率之间的对应原理
事实上，小岛清的比较优势和相对利润率之间的对应原理存在许多问题和漏洞。他对这一对应原理的数学证明最终依赖于他的竞争程度的假设，关于这一假设成立与否，他仅作了同意反复式的说明[12]。因此，他的这一对应原理很令人怀疑。本文和小岛清相反，我们将证明比较优势和绝对利润率之间存在1——1对应在系，称为比较优势和利润率之间的对应原理。
任何一个模型的建立都依赖于一定的假设条件，本文的综合模型也不例外，先作以下假设：（1）.世界上只存在两国A、B，生产两种产品X、Y。（2）.生产要素在国内可自由流动，在国家之间通过FDI实现转移（即暂不考虑国外经营方式的选择）。（3）.各国资源均得到充分利用。（4）.暂时忽略运输成本和其它交易成本。（5）.FDI前，两国的生产、交换各自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进行，FDI后，东道国生产涉及多国控制权，故我们假设其完全竞争受到干扰，即竞争是不完全的，而投资国仍保持完全竞争。（6）.两国进出口价值相等。（7）.两国均实行浮动率，汇率e（与单位B国货币等值的A国货币量）由外汇市场决定。（8）.企业的预期是合理的。即企业对某一变量的预期等于该预期值所对应的均衡状态下该变量的真实均衡值。各企业的生产、经营遵循预期利润最大化原则。
现在，我们来证明以下定理1：
定理1.在以上前提条件下，设A国企业向B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A国企业预期FDI后国内比较优势产业为Y，B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为X，即：
C[e，ax]／C[e，ay]＞C[e，bn]／C[e，by]
（1）
则有：r[e，bk]≥r[e，ax]＝r[e，ay]≥r[e，by]两个“＞”中至少有一个成立（2）
上式中C[e，ij]表示A国企业进行FDI后i国j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的预期值（均用A国货币表示），r[e，ij]为A国预期的i国j产业的利润率。i＝a、b，j＝x、y。
【证明】：首先，根据FDI后A国的完全竞争假设可得：
r[e，ax]＝r[e，ay]（3）
这是因为，若二者不相等，则企业间、行业间的完全竞争将诱使低利润行业中的企业进入高利润行业，导致两行业的利润率趋于相等。B国则不同，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使B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国藉的控制权，而不同国家的控制权之间的信息交流常常是不完全的，所以在B国，两行业利润率不一定相等。
其次，为方便起见，可适当选取产品X、Y的单位（这不会影响以下的分析）使：
C[e，ak]＝C[e，ay] （4）
根据比较优势假设（1），可得：
C[e，bk]＜C[e，by] （5）
再应用自由贸易假定，A、B两国关于同一产品的价格相等。即：
P[e，ax]＝P[e，bx] P[e，by] （6）
式中P[e，ij]表示预期FDI后i国j产品的价格（均用A币表示）。由（3）、（4）易知：
P[e，ax]＝P[e，ay] （7）
比较（4）、（5）可推出，A、B两国在FDI后各产业的平均成本之间的关系只有以下三种可能：
（a）.C[e，ax]＝C[e，ay]＜C[e，hx]＜C[e，by]
（b）.C[e，br]＜C[e，by]＜C[e，ar]C[e，ay]
（c）.C[e，bx]≤C[e，ax]＝C[e，ay]≤C[e，by] 其中至少有一个＜成立。
如果（a）成立，由（6）、（7）式得；r[e，by]＜r[e，bx]＜r[e，ax]＝r[e，ay]。这时A国不会到B国的任何产业从事FDI，与假设矛盾。故（a）是不可能的。对于（b），短期内A国企业可能有一部分会同时到B国的X、Y产业进行FDI。这会导致A国出口减少、进口增加；B国则由于生产能力增加而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使B国货币需求增加、供给减少。如图1，B币需求线由D′右移至D，B币供给线由S′左移至S。此时汇率立即进行调整（e′→e），使B币升值，B国生产X、Y两产品的成本都上升，直到C[e，ax]＝C[e，ay]位于C[e，bx]＝eC[e，fx]和C[e，by]＝eC[e，fy]之间（其中C[e，fj]为B国生产j产品的平均成本的预期值，由B币表示），汇率才可能重新达到均衡。故在均衡状态下，（b）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e）是成立的。
图1 汇率、成本和比较优势
这就是说，在自由贸易、汇率健康浮动以及企业具有理性预期的条件下A国企业所从事的FDI及相应的汇率均衡值将保证两国的生产成本满足：
C[e，bx]≤C[e，ax]＝C[e，ay]≤C[e，hy]式中至少有一个＜成立 （8）
由于（6）、（7）、（8）推出：r[e，by]≤r[e，ax]＝r[e，ay]≤r[e，bxo]定理1证毕。
以上证明所用到的理性预期假定，系指变量的预期值等于该预期值所对应的均衡状态下该变量的均衡值。因此，理性预期下的汇率、成本和比较优势等于FDI后真正的、自然的汇率、成本和比较优势。这一假定在我们的整个证明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和我们的整个分析框架是和谐的。一般地，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在进行FDI的有关决策时必定会尽力收集一切有用的信息来确定自己的预期。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伴随该企业控制权的扩展，为其获取必要的、可靠的信息创造了条件。在此，我们对理性预期的形成作一简单而形象的描述。A国企业在从事FDI前将对各自的投资环境，可能遇到的变化、风险、前景进行预测。它们在收集到对方生产要素的禀赋及其现有配置状况、生产函数的有关参数等信息后，初步确定自己的预期。然后根据这种预期下转移的资本、技术，确定本国技术、管理等和当地参数结合后的生产函数。从而确定自己的相对竞争优势以及相应的成本，进而估算出产出、价格、进出口贸易、汇率等的变动。如果这样确定的成本、汇率、利润率和初始预期值相等，则企业原来的初始预期为合理预期。否则，根据各变量的变动修正原来的初始预期，重复以上迭代过程，直到收敛为止。由于以上由敛过程实则为经济均衡过程。从经济意义上看，这种均衡是存在的。故以上迭代过程无疑是收敛的。
至于浮动汇率机制的假定，它是上述证明（8）式的关键。事实上，正是贸易平衡或国际收支的约束及相应汇率的浮动机制保证汇率及价格正确地反映比较优势。也正是由于现实汇率通过浮动机制最终趋向于真正的、自然的汇率，使得比较成本的判断转化为绝对成本的比较。
由定理1可知，如果A国企业到B国从事FDI，它所面临的预期利润率将满足（8）式。于是追求最大利润的A国企业将采取如下决策：A国X产业的企业到B国从事FDI，而Y产业的企业将保留在国内从事生产经营。所以由定理1立即得到以下推论：
推论1.在以上模型假设条件下若A国企业到B国从事FDI，则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与按理性预期下的比较优势原理选择的FDI产业是一致的。
Ⅲ.国际分工与附加预期的FDI原理
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李嘉图证明了，即使一方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双方按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劳动分工仍能促进两国的整体利益。由于李嘉图涉及的是纯自由贸易，不存在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转移，因而两国进行国际专业化分工并从事自由贸易，一般在短期内是不会导致两国比较优势产业发生逆转的。即专业分工前、后两国的比较优势格局一致。然而，一旦涉及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转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例如A国（如美国）的某一创新部门X在它从事FDI前，是美国的比较优势产业。B国（如中国）虽然比美国更拥有生产X的要素禀赋条件，但由于技术陈旧落后，生产的平均成本太高，使X产业成为B国的比较劣势产业。现在，A国企业到B国从事FDI，使B国X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而且其降低幅度远甚于Y产业，以至于X产业逆转成B国的比较优势产业。相应地，X产业便成为美国的比较劣势产业（见表1）。 很明显，只要两国能合理预期到这种比较优势的逆转，国际分工是不会按FDI前“现行的比较优势”来进行。而应按FDI后“预期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因此，从所谓宏观上讲，我们有以下附加预期的国际劳动分工原理或附加预期的FDI原理：
在上节模型假设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应由投资国预期的比较劣势产业中的企业，到该产业为其预期比较优势的东道国进行。
表1.通过FDI使两国比较优势产业发生逆转
上述FDI原理中的预期指的是上节中论述过的理性预期，因此由“现行比较优势”到“预期比较优势”将包含以下各方面的动态变化：（e1）在不发生FDI的前提下随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区位因素的升降，引起现行比较优势发生方向或幅度的变化。（e2）通过FDI使原来的比较优势幅度发生变化，但比较优势的方向或格局不发生逆转。（e3）通过FDI使原来的比较优势幅度及方向均发生变化。所以，附加预期的FDI原理是一种真正的动态模型。
比较而言，小岛清关于比较优势的论述则显得含混不清。他关于日本式、美国式FDI的定义中出现的“正在获取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没有考虑到FDI对比较优势方向的逆转效应，其中“正在获取”或“潜在”等限定词仅仅包含（e1）、（e2）中的动态性。实际上，小岛清使用这些词时，排除了FDI使比较优势格局发生逆转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他应用了一个隐含的假设，即两国技术水平差距愈小，技术转移的成本愈小，转移后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更大。而这一假设并非总是成立的。所以，小岛清的“正在获取”或“潜在”的比较优势仍限于“现行比较优势”，即由（e1）、（e2）中所包含的因素决定的比较优势。对小岛清来说，只有在投资国出现新的高技术产业时，其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才会逐渐衷退为比较劣势产业，这就是他的顺序转移模式。
更为重要的是，小岛清通过证明比较优势和相对利润率之间的对应原理，反而使他的日本式FDI失去了动力（他误以为企业是按相对利润率行事[8]），同时也造成了这样一个痛心的结论：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如美国跨国公司）的FDI行为不符合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原理。因而这种微观行为有损于宏观整体利益。为使这一结论更加令人信服，小岛清转而借助自由贸易的福利标准，通过贸易替代的福利损失、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摩擦、工人失业及国际收支失衡等困境来否定美国式FDI。
面对小岛清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这一科学的国际分工原理，以及日本式和美国式FDI的矛盾，主流派学者不得不借助于市场的不完全性，用交易成本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非常勉强，因为，如果小岛清理论本身的逻辑结构没问题（即使其假设过于严格），那么在市场不完全性充分小，以至于它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时，则日本式和美国式FDI之间的矛盾，以及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之间的矛盾就会发生。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探索比较优势与绝对利润率（而非相对利润率）之间内在的一致性。
前一节已经证明，在给定的模型条件下，只要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由有效的外汇市场决定，那么，具有理性预期的企业在预期最大利润率的牵引下所从事的FDI与预期的或真正的、自然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只要汇率能自由浮动以正确地反映比较优势格局，企业追求最大利润的微观行为实际上达到的是与比较优势相一致的宏观效果。
既然比较优势和绝对利润率之间的对应原理成立，为什么又会出现日本式、美国式FDI之间的差别或矛盾呢？为什么追求最大利润的美国企业会把自己的优势产业转到国外呢？这完全是由于小岛清忽略了“现行比较优势”和“预期比较优势”之间的差异造成的。考虑到企业的理性预期，运用附加预期的FDI原理可得：
推论2.当投资国企业预期的比较优势格局和现行的比较优势格局一致时，应采取日本式FDI；当预期的比较优势格局和现行比较优势格局相反时，应采取美国式FDI（此处，日本式、美国式FDI均按小岛清的现行比较优势划分。）。
于是，通过引入理性预期，日本式与美国式FDI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Ⅳ.结论与政策含义
以上我们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引入汇率机制与理性预期，分析证明了预期比较优势和绝对利润率之间的对应原理及附加预期的FDI原理，使主流学派和日本学派之间的微观与宏观之争得以平息，美国式、日本式FDI巧妙地统一在理性预期的旗帜下。定理1及其推论雄辩地说明，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只要市场的完全性基本成立，“无形的手”同样具有神奇的力量，追求最大利润的微观企业正是在它的牵引下，走上了对世界整体的宏观福利最优的轨迹。这也是对“What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ts Is Good For The、U.S.”的有力证明。
从本文的模型分析可以看出，比较优势与绝对利润率之间的对应原理成立的关键是汇率能自由浮动。然而，在二战以后到1971年之间，国际金融市场是在布雷顿森林制度下运行的。它既包含着金本位制的一些特点，也具有浮动汇率制的某些性质。汇率的这种双重性质（这种特征在70年代以后也部分地存在）使得当时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占绝对优势的美国跨国公司也表现出双重特性。一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将本国预期的、真正的边际产业（大部分表现为“现行比较优势”产业）转移到欧洲、日本、北美。另一方面，在汇率发生扭曲时，也难免把本国预期的、真正的比较优势产业转移到国外，从而不利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小岛清攻击美国式FDI导致贸易替代、国际收支失衡、工人失业，其原因概源于此。
六、七十年代以后，新兴的日本跨国公司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下，大量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这种国家产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许能纠正汇率固定所扭曲的比较优势。但由于它们忽略了比较优势的逆转，不愿把国内现有的技术先进的比较优势产业转往发展中国家，一味倾向于把现有的比较劣势产业转往发展中国家。而大部分处于比较劣势产业中的日本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不愿从事FDI。于是不得不通过组建综合商社，借助国家的扶持从事FDI。这种日本式FDI一方面使比较优势的格局发生扭曲，另一方面导致日本跨国公司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大多是低层次、常规的，甚至是陈旧过时的。这正是由于国家的产业政策扭曲了企业的理性预期所致。尽管这种日本式FDI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贸易，在短期内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但它是以政府的扶持、资源的低效率配置以及损害它国的经济发展为代价换来的。
随着浮动汇率制在世界各国的普遍推行，企业预期的比较优势更趋合理，因而和企业的利润率更加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行日本式FDI的可能收益更为有限，而代价则更为沉重。因此，投资国也包括东道国最明智的选择是，不断清除人为设置的市场壁垒，改善投资环境，限制产业政策的滥用，让企业通过理性预期在追求最大利润的同时，实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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