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的新儒家精神
季 蒙
[摘 要] 贺麟虽然是德国哲学专家，但在文化感情上却同情甚至认同儒家思想。贺麟的理想和主张，简言之就是全社会泛儒化，亦即商人成儒商、农民成儒农，以此寄托自己的文化意结。但是，由于20世纪人学等理念尚未揭橥，所以学人们的文化反思，难免显得迂回而且吃力。
[关键词] 贺麟 新儒家 人学 开化论
我们知道，儒是20世纪的大问题。关于儒，胡适早已经做了正始的工作。他在《说儒》一文中令人信服地阐明：儒是历史中的一派柔道哲学。虽然胡适并不属于新儒学派，但是民国以后对儒的讨论却不能不以胡适的成果为帽子。胡适是民国第一位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他对儒关注但不热心。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像新儒学派学者那样做作。就儒的问题写出纲领性文献的是贺麟，他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是一篇宣言，新儒学派的主题内容基本上都已在贺麟这篇文章中撮要地表出。之所以要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乃是为了求得一“统贯”的作用，其关切自然是文化与社会的。
贺麟说：“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他还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①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5页。 这是很标准的文化决定论的思路，尽管贺麟也提到“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②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5页。 但他还是把原因归到学术文化这一根本，而没有放在军事成败上。基于这一认取，其逻辑走向便很自然地顺行下来，即民族文化的复兴，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由此，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也就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新前途。也就是说，民族的命运与儒家思想的命运是同一消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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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儒家思想的真正核心是什么呢？2000年来，众说纷纭，人们莫衷一是，不得要领。所以，我们不得不给出一个正名，否则还是不得其要。简言之，儒家思想其实就是人学一义，这个说来话长。因为本文是谈贺麟及其思想，所以只顺带加以说明。简单地说，所谓人学，其实就是仁。孔子仁即爱人一语已经道破，意思概括无余。中国文化以孔子主义为中枢，所以中华文化的基因是人学的，不像欧洲的传统，是神学的。人学2000年与神学2000年，一东一西，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实在“五四”前夕，廖平就已经在有关经学五变的著述中论述了人学，只不过他是与天学放在一起讲的。贺麟、廖平都是四川学人，都关心儒家思想的命运，这是鲜明的文化感情，可以理解。但直言不讳地说，就因为人学二字在历史中没有流行，即使到了20世纪也还是如此，所以思想争鸣便多了辞费，这是历史的教训。正如孔子强调的，名不正则言不顺。人学一词的隐没，妨碍了思想言论的流畅通顺，更令中、西思想的别同异效率太低，诸如东方精神文明、西洋物质文明之争，等等。所有这些，一言难尽。
说新儒家学派产生于忧患并不过分，所以新儒学问题不属于哲学问题，而属于文化学与社会学问题，更明确地说，应该是文化论问题。新儒学自始所行的便是自己的路线。贺麟说儒家思想是最旧的思想，但是“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新思想”。关于现代与古代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贺麟有详细明白的框定。他说：“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①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4页。
事实上，科学在人文史中的生长发育与宗教神学诸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说，没有耶教人文，就生长不出近代科学，这一点贺麟已经谈到了；而儒家思想中的实学性，贺麟并没有详细谈到。实际上，中国对科学的接收，还是以实学为本的，这是显见的事实。也就是说，中国式的理念将永远是实学型的，而不会是科学型的。科学从源头处说绝对是一个人文概念，而不单纯是一个理工概念。民国初年的学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照并不一定完全到位，贺麟的议论也没有摆脱这一时代限制。科学化儒家思想在贺麟看来只是一种时髦，这意见本身当然不错。但是，接下去谈到发挥儒家思想必须另辟途径时却有问题了——概言之，即以西洋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因为“儒家的理学为中国的正宗哲学”。①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8页。 说起来，这样做是欲儒家哲学内容更丰富、体系更严谨、条理更清楚，也就是强化它的技术工艺性。而实际上以理学为宗只是一种个人理解与认同，毕竟理学只是传统理论思维区域中的一块。贺麟所谓西洋哲学显然是以德国哲学为重心，他谈到德国几位哲学家时，曾比附德国古典哲学为一种理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的体系化，更为人们通常所关注。但是，体系化毕竟只是形式，不同的人文，形式系统是不一样的。像法国哲学主要就是由一些重要文人来担负，而英伦哲学又表现为另一番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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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民主是新儒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传统的儒家在政治上只需讲仁道，而现代则不能绕过民主政治。不过贺麟讲到申韩式的法治时似有问题，因为韩非的政治思维是有道家思维做中轴的。比照来看，贺麟的认识便有印象化之嫌。而另一方面，就是他对宗教问题的态度，同样值得讨论。因为贺麟在讲基督教问题的时候，明显有人文博弈的印迹。简言之，就是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实际上已不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角色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儒教今后必须扮演一个宗教，这是它的人文角色安排。早在利玛窦来华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过，儒家不是宗教。这一出自教士自己的判断本来是没有多少讨论余地的，即以道教是准宗教而言，中国的传统就缺乏严格宗教性。所以20世纪以降，任何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讨论，都只能在文化论的框架内定位，这是必然的。贺麟说：“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③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8页。 这是因为，“儒家的礼教本富于宗教的仪式与精神，而究竟以人伦道德为中心。宗教则为道德之注以热情、鼓以勇气者。”他同时指出：“基督教文明实为西方文明的骨干。其支配西洋人的精神生活，实深刻而周至，但每为浅见者所忽视。若非宗教的知天与科学的知物合力并进，若非宗教精神为体，物质文明为用，绝不会产生如此伟大灿烂的近代西洋文化。我敢断言，如中国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华而去其糟粕，则决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④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8-9页。 历史原创时代的客观动力，是否还要强纳为既创以后时代的主观动力，此二者必须别同异。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学科核心素养与课程目标》（2017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第4页.
孙曦晓等[13]采用离子液体-超声辅助技术从杜仲树皮中提取EOP发现，EOP对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自由基的清除能力高于相同浓度的维生素C；宫本红[14]经研究认为，EOP具有清除轻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能力，且清除轻自由基的能力显著大于清除超氧阴离子，粗多糖的清除能力高于精多糖的清除能力。刘晓河等[15-16]采用水提醇沉法提取杜仲皮中多糖发现，EOP对亚硝酸盐有较强清除作用。辛晓明等[16]研究证实杜仲总多糖有提高小鼠耐缺氧能力作用。
如贺麟所言，新儒学运动只是时间与学力的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②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4页。 他提到胡适的意见：“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诸子之学。”③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5页。 但贺麟并没有明确倒向百家，而是保持用诸子充实、发挥儒家的思路。同时，他认为：“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④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5页。 因为相比于曾国藩、张之洞等旧人物，新文化运动汰除了儒家坏死的形式末节，使之更为轻松；而旧人物的所行只是挣扎意义上的。但最核心的还是东西间触碰的问题。“西洋文化学术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给了儒家思想一个考验”。⑤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6页。 这里谈儒家思想，包含着华化西洋文化的问题。贺麟说：“儒家思想是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⑥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6页。 一说到儒化，马上便指向了敏感的关节点，即人文独立与民主、科学诸问题。
贺麟在讲到民主的时候，将美国政治比为具有儒家风度，甚至比为王道。实际上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如果认同王道，完全可以自信地去讲，援引某国政治来说则会涉及非类的问题。“政府有积极地教育人民、训练人民、组织人民”“以达到一种道德理想。这种政治思想就多少代表我所谓儒家式的民主主义。”另外，“美国政治特别注重道德理想，比较最契合儒家所谓王道。”②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15页。 贺麟对民主是有区分的，即他不太认同消极民主，所谓政府越少管事越好那种。从这一点来观察，在贺麟的思维中还是贯穿有修齐治平的东西，治平是不可能退居事外的，所以他也特别推重孙文的力行哲学。简言之，即中国需要一套能应付民族需要和世界局势的办法、方案，通过“泛化儒道社会”的经营达到兴邦建国的目的。从贺麟的议论来看，诸多事情是通过解释、要求与愿望连缀到一起的。
儒化的科学这一提法似可注意，贺麟对附会科学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不过他真正反对的是庸俗化，而不是儒学与科学。他说：“譬如，有人根据优生学的道理，认为儒家所主张的早婚是合乎科学的。或又根据心理学的事实，以证明纳妾制度也有心理学根据。甚或根据经济学以辩护大家庭制符合经济学原理。亦复有应用物理学、化学的概念，以解释《易经》的太极阴阳之说的。”⑩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7-8页。 贺麟所揭示的情况，到后来一直没有中绝。而这种庸俗化的结果就是陷于既非科学又非儒学，因此理智的态度就是“必须要界划清楚”，不发生低级无谓的相干。“使儒家精神中包含有科学精神，使儒家思想足以培植、孕育科学思想，而不致与科学思想混淆不清。”⑪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8页。 可见，贺麟不会反对科学与儒学本身，只是他对科学的论断却有可商榷之处。
就个体而言，首先是要确立人格主体；而群性的文化则必须面对独立的问题。“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⑦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6页。 因为中国不能成为各种文化的“倾销场”，坐视它们各施其“征服力”，所以从现实上来说也需要儒家出来收拾领导。贺麟所看到的不能说无识，但历史上的中国已经成了倾销场，从它的宗教情况来看就足够说明一切了。“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上的失地，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理解就是征服。”⑧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7页。 这是以吸收西洋文化为途径，正如陈寅恪说的，一方面吸收外来之文明，一方面不忘自己本来之地位。但是，西洋文化的表率是什么呢？贺麟说：“西洋文化的特殊贡献是科学。”科学似乎是作为人类之一般来理解的，“没有基督教的科学，更不会有佛化或儒化的科学”。⑨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7页。
无论宗教还是艺文，都要求儒家广泛消化、接收。但是这一思路到底是会产生化合的作用，还是只打出了一个人文补丁呢？关于贺麟贯穿性的泛儒化思维，我们可以看下面一节陈述。“就生活修养而言，则新儒家思想目的在于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也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点儒者气象，不仅军人皆有儒将的风度，医生皆有儒医的风度，亦不仅须有儒者的政治家（昔时叫做儒臣），亦须有儒者的农人（昔时所谓耕读传家之儒农）。”那么，何谓儒者？何谓儒者气象？“最概括简单地说，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即是儒者。儒者就是品学兼优的人。”①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11页。 从这些述说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人文急救、应急性处理的态势。所以，贺麟说：“孙中山先生则无疑是有儒者气象而又具耶苏式品格的先行者。”②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15页。 这也是要立宗主人物的意思，他在《近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一书中花半数以上的篇幅来谈孙文哲学就是必然的。贺麟的愿望是：如果各项问题的解决，“都能契合儒家精神”，同时“又能善于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文化的前途也是光明的”。③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17页。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像贺麟这样的学者，经历了时代的中西文化之争，其文化意结之重，是要超过普通常人的。简言之，从民初梁漱溟讲东西方文化及哲学始，文化争辩就是时代主题。最典型的，例如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口号，掀起的波澜尽人皆知。以至于鼓吹帮腔者有之，痛斥自欺者有之（鲁迅们就是代表），其实根本原因还是话没有讲清楚。谓东方文明的优势、优越性在精神，这太笼统模糊、大而化之了。这是什么精神文明？具体何指？关键是这个没有澄清。实则东方精神文明（主要是指中国）的资源是人学、开化论。我们看21世纪以前的中外学人，清一色的都是只知道进化、进化论，不晓得开化、开化论。也就是不了解这一层——儒家思想其实就是人学，以致于误解儒家思想，打倒孔子成了时代主流，这到底是历史经验，还是历史教训？
正像西洋人说的，中国人开化早、进化迟。自清末以来，此类论调颇为流行，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中就有生动的描写。其实旁观者清，外人已经说出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那就是，儒家思想是开化论的，即人学一路；而西方文明则是技术路线的，即物质文明、进化论等。直到胡适晚年演讲，他还主张，科技是人类唯一的文明价值，李敖即受其影响。而罗素则认为，如果中国能吸收西方文明，其实就是科技那些理论，那么它完全有可能开出一种新文明。可见，无论中西方学者，在他们的思维深处，都是使用进化论、科技论话语的，人学开化一义尚未揭橥。这也成了中国学人痛苦的根源——还有什么比自己的文明毫无价值与意义更令人气沮的？由此可见人学的重要性了。
进化与开化，乃是一纵一横的关系。假如没有人文开化，人类一旦弄出点高科技就拿去打世界大战，20世纪就是惨痛的教训；而如果没有进化，人类永远坐马车，亦不可行也。从这里就可看出文明的互补性，任何一方都少不得。实际上，20世纪的疑难已经被人学辩证地解答了。儒家思想的第一性既然是人学，是道德论、开化论，那么，其他的也就都成了细枝末节。对人对事观其大处，如果对传统思想横加指责，揪住次要的不放，忽略主要的不看，便无异于打岔、跑题，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并无实质性建设，这是历史的深刻教训。问题的根本在于理论上没有摆清楚，从而造成了思想界的混乱，人学会无价值吗？所以说代价不小，必须进入善后阶段。贺麟及同时代的学者，由于还没有人学这一概念，故他们痛苦思索、曲为辩解，其时代的被动性是显而易见的。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09-0030-04
作者简介 季蒙，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上海，200029）。
责任编辑：罗 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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