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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已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当然不能否认，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中还存在着某些问题。我们既要充分肯定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又不可忽视存在的问题，应当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这种比较研究推向前进，开创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新局面。概括地说，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在比较研究的方向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着以毛非邓或以邓非毛的倾向
应当说，无论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还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是能够得出正确结论的。但也有少部分研究者不能正确对待这一问题，从而产生某些结论上的偏颇，把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完全对立起来，要么褒邓贬毛，要么褒毛贬邓，在思想上人为地制造了二者的对立。以邓非毛的偏向表现在，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是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对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没有现实意义。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把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归结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否定晚年的错误出发，把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也否定了。以毛非邓的偏向表现在，从现实中所存在的不尽人意的现象立论，把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精神文明滑坡、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国有企业不景气、贫富差距日趋拉大等现象，完全等同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认为这些现象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表现，并把这些看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背离，从而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这两种偏向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只看到了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差异性，看不到二者之间的共同性和连续性，同时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缺乏辩证的理解。
（二）在研究的方法上存在着某些非历史和非辩证的态度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历史及至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无论是对他们进行单独的研究还是比较研究，都应将其置于历史当中进行辩证分析。由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又都是思想巨人，对他们的思想理论进行逻辑研究是必要的，但这种逻辑研究不能离开历史这一坚实基础。有的学者在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比较研究中就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只是用现在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框架去剪裁、评判和比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异同，而忘记了他们思想理论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从而得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武断的结论。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在毛泽东那里，‘实事’主要是指阶级斗争的实践，‘求是’则主要是‘求’阶级斗争的规律。当晚年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严重地扩大化时，他实际上也就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在邓小平那里，‘实事’主要是指经济建设，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尽快把四个现代化搞上去，‘求是’则是‘求’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规律。”众所周知，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化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表达，是一个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通的哲学命题。毛泽东用这一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革命实践，写出了许多揭示中国革命（阶级斗争实践）规律的著作，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但不能据此就把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降低为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不是实事求是理论的失误，而恰恰是他违背实事求是的结果。论者把邓小平实事求是理论诠释为仅适用于经济建设的理论，更是不符合邓小平原意的，难道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仅是为了搞经济建设？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那种非历史主义、非辩证的态度使然。再例如，毛泽东是在思维中行动，邓小平是在行动中思维；毛泽东是诗化理想主义者，邓小平是散文理想主义者；毛泽东的思维是矛盾思维，邓小平的思维是系统思维；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等等。这些论断都表现出一定的缺乏历史基础的武断性。
（三）在比较研究的思路上不够开阔并且视角上比较单一
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不是哪一门学科能够独立完成的任务。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受年龄、阅历、知识结构、工作性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多数比较研究仅是从本身的学科出发进行的。搞党史研究的主要是对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历史事实进行过程性描述，缺乏抽象、概括性的思维；搞哲学的擅长于抽象性、概括性思维，但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从而难免得出一些武断性的结论；搞经济学的则喜欢用一些西方的经济模式来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劣。这些都是思路上不够开阔的表现。同时，现在的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政治层面，从文化的、社会心理的、人学的、发展学的等视角的分析和研究较少。
深化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需要克服上述诸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进一步明确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意义、宗旨和坐标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第一，自从十四大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以来，中央一再强调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就意味着邓小平理论研究在力度上将进一步加强。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进行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既有利于深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也有利于从总体上和更深层次上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正如季羡林先生在《比较文学译文集·序言》中所说：比较方法会大大扩大我们的视野，会提供给我们很多灵感，会大大有助于讨论的推进和深入。中国的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人文科学，想要前进，想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除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外，利用比较方法是关键之一。第二，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问题，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领导干部乃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日益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某些模糊认识甚至错误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主动地、自觉地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对这些问题的澄清，有利于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利于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第三，在国外的“毛泽东学”界对于毛泽东邓小平的比较研究已进行多年且一直是时下的热门话题，由于立场、观点、方法的差异，形成了很多不符合事实的认识和看法。例如，在日本学界，也存在扬毛抑邓和扬邓抑毛的现象与倾向，有的日本学者就认为邓小平路线与毛泽东路线构成两极，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们自觉主动地进行这种比较研究，有利于从更高的角度回应他们的挑战和批驳他们的错误。
其次需要明确的是研究的宗旨或目的。我们进行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并不是为了比出毛泽东和邓小平谁高谁低，而是通过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搞清二者之间的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更加自觉地把握和运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是在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的前提下，对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进行具体地、历史地研究，从而弄清二者的历史地位、理论贡献乃至个性特征，目的是按照历史发展的实际面貌来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那种把二者对立起来，并据此为基点进行的所谓的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些扬前抑后或褒彼贬此的结论的做法，不是出于别有用心或对历史的无知，就是由于知识结构的片面和视角的单一。这是进行比较研究时需注意克服的严重倾向。
最后必须要明确的是比较研究的坐标。凡比较必有坐标，否则就无法比较。在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中，人们感到最困难的问题是坐际难以确定。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既不能以前者为坐标去衡量后者，也不能以后者为坐标去衡量前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二者的比较研究必须以中国人民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为坐标，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去衡量二者之间的是非功过。实际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自己的评价或互评，以及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关系的评价，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最终根据的。
（二）要对毛泽东邓小平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
第一，全方位地比较研究。全方位地比较研究是指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在对象的广度上的拓展。目前的成果大都表现为对其思想的比较，研究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生平的比较、实践活动的比较、著作的比较、二者之间互相影响的比较等等。第二，多层次地比较。多层次地比较是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在深度上的反映。要使这项比较研究走向深入，必须就比较双方之间采取由大及小、由外入里的层层深入的比较研究。例如：对于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两篇都是阐述实事求是思想理论的著作进行比较来说，可先从两文的外部条件作比较，如毛泽东与邓小平著述不同条件的比较，著述意图的比较，然后联系这些时代条件和著述意图，作两文内部的多层次比较，如两文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历史思想的比较，著述内容的比较，著述思想、著述技术、语言风格和技巧的比较及各自社会功能、社会影响的比较，等等。只有像这样多层次地进行比较，才可以开阔视野，提高认识能力，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达到更加准确、更加深刻的程度。第三，多角度地比较研究。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比较研究的同时，还必须多角度地进行比较研究。因为同一种历史现象从不同角度着手比较，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多角度地比较研究，既能对比较研究的对象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又能推动比较研究走向深入。目前的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大多局限于政治角度和历史角度，这是必要的，但局限于此是不够的。深入开展这项工作，必须既要进行宏观比较，又要进行微观比较，还要进行中观比较；既要进行政治学、历史学层面的比较，还须进行经济学、文化学、哲学层面的比较。第四，综合性地比较研究。在上述比较的基础上必须形成对于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关系的整体性、综合性看法，这就需要综合性地比较。党中央在先前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关系的整体看法，即纠正、继承和发展，从认识历程说这是由具体研究到抽象。现在需要在这一总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比较研究，这又是分析的过程，然后在这些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再次综合，从而形成完整的具体的形象，达到理性的具体，这又需要新的综合。这项工作需要我们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三）要切实强化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中的责任意识、实践意识和历史意识
第一，责任意识。责任意识是政治责任意识与学术责任意识的统一。毛泽东邓小平是党的领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是指引全国人民前进的旗帜。对二位伟人及其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任何研究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都会表现出自己的政治倾向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必须注重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既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意识，又要具有高度的学术责任意识。第二，实践意识。实践意识是理论意识与实际意识的统一。毛泽东与邓小平、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实践问题，在研究中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和“实际”都具有某种层次性，在不同的层次上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环节和基本途径及达到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总起来说，理论有三个基本的层次：理解和阐释层次的理论；贯彻执行层次上的理论；建构创新层次上的理论。就我们这个课题而言，在第一个层次上，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是向广大群众说清二者的关系，目标是使广大群众达到认识上、思想上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途径，则是用摆事实的方法讲清道理。在第二个层次上，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是在实践模式、实践规划上弄清二者的区别和联系，目标是在搞清传统和现行实践模式、实践规划的连续性和跳跃性的基础上促使人们行动上、实践上的一致性，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途径则是理论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在第三个层次上，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在于理论的创新，目的是通过比较形成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基本途径则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综合二者乃至其它有关的思想理论，建构新的理论系统。第三，历史意识。历史意识是历史主义与历史性的统一。在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中，关键是要把历史主义和历史性统一起来。在这个统一中，历史性乃是基础，乃是任何研究活动必须先行地加以澄明的前提，历史主义则是在梳理材料时不可或缺的方法。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的研究者忘记了历史性的澄清，局限于经验的描述，而不能由此前进一步，得不出自己独到的具有时代性的科学见解，从而失去了研究历史所具有的借鉴意义；有的研究者则由于强调历史性的态度，忽视了历史主义的经验梳理妄下结论，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往往既脱离历史事实的规约，又背离了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学术责任。因此，当我们面对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时，一定既要认清研究所处的历史境遇，明确自己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自己处在时代的高度，也不要忽视历史主义的经验梳理。
（四）要注重对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的不断反思
任何科学研究中最关键的是对方法的自觉。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能不能沿着正确轨道运行、能不能不断取得进步，关键之一，是对方法论的不断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方法论的反思和创新有以下途径：一是大胆吸取、利用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例如，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史学、比较文化学等学科的比较方法，但必须通过消化改造，不能生搬硬套；二是对海外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进行科学研究，吸取他们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些研究方法，但其前提也必须是加以批判地借鉴；三是要及时对国内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文章、著作进行科学评价，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方法论的反思，逐渐形成一套符合这一研究对象的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推动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