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当代中国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新的历史时期。自那以后的20年，是中国思想大解放，理论大突破，经济大发展，生活大提高的20年，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20年。这20年，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也是空前的，出版的总体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们习惯称之为出版大国。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起点，是我们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新起点，也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一个新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带来巨变，也给中国当代出版带来深刻的变化。回望20年，出版界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四大发展变化。
出版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出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事业的重要性在这20年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奠定了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中国出版事业开始了新时期。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出版事业的元气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口号，人民群众在出版战线也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道路的探索。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邓小平十分重视出版工作，在他重新出来工作的第一次讲话中就对出版作了指示，“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在1983年他就针对文化出版部门出现的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明了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正确的出版方向。1983年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这样的论断，正是对出版在国民生活中的突出作用的一种反映。1987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家出版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直属国务院领导，表明中国的出版管理进入一种更为有序的轨道。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于1990年颁布、1991年6月实行， 使著作权观念成为一种公民意识。新闻出版工作的重要性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日益显现出来。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做了专门的论述，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江泽民总书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对出版的核心功能做了精确的概括。十五大报告中对出版做了专门的论述，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党的政治报告中对出版提出这么高的要求，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二十年来中国出版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全国出版社从1979年的105家发展到1997年的565家。全国出书品种1979年1.5万种， 1997年已经达到12万多种。每百万人拥有图书种数，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拥有量的55种。反映生产实物量的总印数从1979年37亿册，增长到1997年的73亿册，总印张从135亿印张，增长到364 亿印张， 总码洋从1980年的15.5亿元，增长到1997年的372.6亿元。利润从1980年的4.43亿元增长到1997年的23亿元。虽然其中生产要素的扩大可能远高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但1978—1980年的高供给是填补十年书荒造成的空间而来的，故而起点是很高的，因此这种增长仍是不可否认的。增长速度扶摇直上，造成图书出版的繁荣局面，这样一种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相适应。在1996年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出版成就展，也显示了我国的出版实力，是党和人民对全国出版社的一次大检阅。所有这一切表明，出版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其重要性越来越清楚。这是出版战线全体从业人员努力奋斗的结果。图书出版事业成为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以历史的眼光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开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恢复和健康发展的道路。由此带来出版业的深刻变化。从拨乱反正之初到80年代初中期，随着中国出版因为“空白填充”而导致的非常态发展的终结，随着中国出版市场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换，不规范的市场竞争成为刺激出版社发展的最初的市场机制。从80年代开始，经过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变化，经过80年代中期的对于初入商品经济的低迷，这种市场体制转换的走向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在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转变中的第一个变化发生在流通领域。这就是从1983年开始的发行体制的改革，也就是逐步形成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少流通环节的格局，简言之，也就是第二渠道的出现。所谓第二渠道是说在新华书店主渠道之外的又一条发行渠道。尽管对于第二渠道的历史作用可能有不同的评价，也不能以后来出版的若干混乱来低估当年的变革。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第二渠道的出现，却应视作中国出版业在市场经济方面的第一次探索。由于第二渠道的介入，促使中国出版的市场机制终于有了最初的展现，出现了一种活跃的因素。整个80年代，中国出版人的市场观念逐渐形成，并空前地增强，逐步实行了由生产型到生产经营型的转变，出版社既是图书的生产者，也是图书的经营者。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出版业走向市场也由之呈现出新的走向。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大格局必然对出版行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转变，是20年来对出版业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也是出版机制最根本的转变。虽然整个国家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出版行业更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在转制过程表现得较为缓慢，行业管理的计划经济成分仍十分明显，但市场体制、市场观念仍然强劲地挤入出版的核心。90年代以后，出版企业逐渐成为经营的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一种共识，各种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正在有效地建立，行业出现了现代出版产业的雏型，有的省份出版产业成为当地的优势产业以至支柱产业。1997年，全国出版产业利税达23亿元， 过2亿元的有山东、江苏、湖北等6个省。 安徽等省还由省委和省政府提出要求决定将出版业作为支柱性产业。市场体制的初步确立，使中国出版业向世界更加开放。
从数量增长到优质高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是迅速的。但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种转型期，故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速度规模增长过快，质量却反而有所下降。因此出版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两个转变的思路，即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由数量增长型向优质高效型转变。早在90年代初，一些出版社就从局部提出了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1994年2月， 新闻出版管理机关根据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全局性阶段性转变的总思路，强调新闻出版业要从以总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走由外延的发展到内涵发展的道路，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道路。转移的重点是两个方面，其一就是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优化选题，提高质量。这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是富有意义的，既是对先前所提出的“调整结构，优化选题，提高质量”的一种继承，也是对现实出版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更成为日后新闻出版管理的原则之一；其二是指出版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化，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来增长经济效益，增强经济实力。新闻出版界这样两个转变的工作思路和稍后召开的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局性的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要求是相符合的，而中央全会提出的这两个转变的根本性要求，为新闻出版界实施阶段性转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工作目标。
阶段性转移的提出，毫无疑问地将出版业的改革深化了，并将体制的转变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结合到了一起。实现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关键。阶段性转移的实施保证了我们的出版事业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好势头，从1995年起，全国出版的实物量和重印率结束了多年的徘徊局面，出现了上升，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以比之前一年的所谓“两减两增”作为阶段性转移取得实效的一个标志。两减，是指图书总品种下降了2.4%，新书品种下降了15.2%， 两增是指重版书增加了10%，总印数增加了5.2%。1996 年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阶段性转移得到党的中央全会重要文献的肯定。因此，阶段性转移，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方出版社的崛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在出版界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这之后的1979年12月召开的长沙会议上取得的。这次长沙会议根据出版界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口号，极大地解放了地方出版事业的生产力，出现了地方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80年代，地方出版业开始成为中国出版的一支重要力量和最活跃的因素。8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出版事业的出版指标开始领先于中央各出版单位的总和。于是有人将地方出版业发展势头呼为“农村包围城市”。据有关统计资料，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出版社565家（含副牌37家）， 其中中央级出版社220家，占39%，地方出版社345家，占61%。全国出书品种，中央级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的比例还要拉得更大些，前者为36%，后者为64%。总印张，地方社是中央社的3.9倍；总码洋，地方社是中央社的2.8倍。而在五个一工程、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等国家级图书大奖中，地方出版社的比例也是很高的，这也成为一种出版奇观。以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为例，共计有92种图书获奖，地方出版社占68种（其中含地方大学出版社6种）占74%。湘版书、浙版书、 苏版书等地方版图书成为读书人搜求的对象，作家和学者不再因为是地方出版社的约稿而不予重视。江苏、山东、湖南、辽宁、浙江、湖北等省正在成为新的出版基地。许多省份也孕育着强大的后劲。毫无疑问，在未来中国出版格局中，地方出版社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成功地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在出版的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基本认识和方针政策。认真研究这20年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出版事业是极为重要的财富。20年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主要是——
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出版历程是深化出版改革的历程，改革贯穿了过程的始终。
我们进行出版改革20年的经验，集中到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为全党全国的大局和中心工作服务不动摇。
出版20年进程中，我们也曾出现一些误差。这些误差，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以至出现了全国性的治理整顿和治散治乱。而出现这些误差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有时不能很好地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能很好地把握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关系。
十五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着历史内涵的联系，十五大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继承和发展。在当前，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要贯彻好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阶段的十五大的精神，对于出版来说，就是要把十五大提出的“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十二字方针落到实处，把“加强管理”作为全面加强和改进工作的重点，把“优化结构”作为出版体制改革的重点，把“提高质量”作为推进阶段性转移的重点。以此来扩大改革开放的成果。
以邓小平理论为思想武器
邓小平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和理论结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离不开邓小平理论。我们的出版事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我们坚持依靠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党和人民经过反复的比较，历史性地选择了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并把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以邓小平理论为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结论。包括广大出版工作者在内的中国人民，以自己的第一线的辛勤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和群众的基础。十五大提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始终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抓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始终不渝地重视出版工作，使出版工作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
新闻出版工作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是要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在出版领域也要破除一切违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禁锢。在实践中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而归根到底，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思想武器，学习邓小平有关出版的科学论述，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的问题上，开拓进取，积极探索。
出版工作还担负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好邓小平理论，要出版好有关邓小平理论的图书，包括原著、研究著作和通俗读物。要保证这一类图书足量供应市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需要，让邓小平理论为亿万群众所掌握。把在实践中发展这个理论作为世纪的重任。
精神文明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
探索既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同时又适合出版自身规律的社会主义出版发展道路，是新闻出版工作这些年探索的基本思路。
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要注意出版本身属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至少其主导部分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出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出好书是社会主义出版永恒的主题。
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让出版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门类甚至是优势产业门类，同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衔接、相融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着重运用市场经济的杠杆，逐渐加大市场化的程度。最近一位领导同志在讲话中说，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从高度计划经济的出版业转变观念，转变经营方式，取得很大的成绩，还有进一步的文章可做。出版单位也可以作为企业管理。根据这样的要求，出版社在单位性质、经营方式等方面都要深化改革。要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来发展出版，按市场规律办事。实行市场经济，新闻出版的管理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这就是加强了市场条件下的宏观调控。
刘杲同志在《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建立、发展和主要经验》一文中说，出版改革的关键在于把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我以为是很深刻的意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这也是我们目前所能找到适合出版自身规律的结论。把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其实也是一个世纪性难题。因为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浓缩在了同一个时代。
思想解放和科技革命的结合
从1949年到1998年的50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五大的20年，中国当代出版历程表明，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转变对于出版事业有极大的推动。三中全会带来了中国思想的大解放，思想大解放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科技的进步。这20年是思想解放的20年，同时也是中国科技进步的20年。思想解放的进程和科学进步的进程高度合一，是出版事业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掌握了这一精髓，我们就能够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来研究我们的工作，研究出版的规律和存在的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仅成为我们的思想路线，也成为我们的工作方针。要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带动新一轮改革突破，促进新一轮经济大发展。
中国出版业这20年最重要的科技进步就是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20年改革，提高了出版产业的科技含量。在书刊印刷技术的改造方面，实行激光照排、胶印、电子分色，印刷能力短缺的状况得到根本改观；在编辑管理等诸多方面推广计算机技术；在图书载体方面，大力发展电子出版物。这些都是生产力的极大进步。要继续解放思想，继续解放生产力，注意这两者的高度结合。以思想解放为车轮，以科技进步为杠杆。出版行业要成为新技术革命前沿的高科技的产业，提高综合经营多种媒体的能力。
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具有相同的内涵，知识经济是在科技革命的基础上出现的。出版业要像重视思想解放和科技革命的结合一样，重视思想解放和知识经济的高度结合。出版产业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而加快了向现代产业的转化，并正在日渐成为独立的产业体系。以出版产业为主体的传播业，不光担负着知识经济的媒体的重任，是知识经济的支持系统，而且本身还担负着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的重任，更应该以科技革命来推动自身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出版业科技革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逐步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出版方面它也开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道路。20年的历程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也是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道路的历程。这两个历程的高度一致，是我们的出版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最根本的原因。这是新闻出版战线理性探索的历程。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对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要求，是对20年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现实性的要求和历史性的革命。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新的20年将和新世纪一起来到，我们将和新世纪一起，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新阶段和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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