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工业的技术变迁———种新的测定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测定方法论文,工业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慧 李亚明译
Ⅰ.简介
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一种经济上连贯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技术变化的双重度量得以衍生而出。这一方法不需要以完全竞争假设为前提，也不需要时间序列作为技术指数以及参数规范和基础生产函数的估计。我们将使用索罗提出的数据（1987）来证明这一模型的可行性，并比较二者之间的结果。本文的另一目标是，测定和分析中国国有工业在1952—1988年间的技术变化及其结果，这些结果同我们预期的一样，说明了政策明确和社会稳定在中国生产力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测定生产力变化，因此需要做一些技术结构假定。本文中假设线性均匀或规模收益不变。在技术变化的非参数方法文献中，通常用到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根据著名的索罗——斯蒂格勒争论，这个假设的放宽只能在牺牲参数方程的假设和估计的前提下达到。 （斯蒂格勒， 1961；索罗，1961）
Ⅱ.分析框架
以h来代表时间指数，那么生产函数为
Y[,h]=f[,h]（X[,h]） h=1,2,……H（1）
无论投入和产出起何种变化，技术的变化总是发生在期间i和期间j，且i≠j，这是与生产理论中技术变化的定义严格一致的。生产函数由f[,i]到f[,j]的变化包含了方程本身的变化或参数值的变化。以前的科布一道路拉斯生产函数和索罗的其他生产函数以及各种TFP分析框架， 只能通过各函数中参数的变化来反映技术的变化，这相当有限制性，亦不现实。
在方程（1）中， 并没有对函数形式和技术变化的性质等方面作出规定，也不需要时间指数作为函数的一个参数。同时，参数值的变化和方程形式的变化都是可以的。所以方程（1 ）比早期的生产函数更具通用性。
我们来定义一下表达式：X[,h]=（X[,h1]，X[,h2]……X[,hk]）是在第h 期间投入的生产要素向量。Y[,h]是相应的产出，f[,h]是相应的技术方程。注意：h[,h]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即有Y[,h]=f[,h]（X[,h]）。再定义P[,h]=（P[,h1]，P[,h2]，…P[,hk]）为投入要素X[,h]的价格。则生产Y[,h]的总成本为
图1. 相对价格不变的技术变化
为了说明这一方程，我们以图1 来表示一个简化的两要素两期间生产过程。其中X[,r]（r=i,j）表示投入的要素。I （I[']）表示老（新）技术条件下的等产量曲线，括号中为相应的产出水平，C[,r]表示实际成本C[,r]=P[T,r]X[,r]的等成本曲线。要素价格假定是不变的，于是C[,i]平行于C[,j]。
在投入价格不变和技术均匀变化的假定下，在技术方程f[,r] 条件下，产出将由原点经X[,i]点向外扩展，除非基础生产函数发生变化（即技术变化）。但Y[,j]=f（X[,j]）则肯定是在另一技术水平条件下得出的，即是f[,j]而不是f[,i]。因为若没有技术的变化，产量由Y[,i]至Y[,j]的扩展肯定是沿E[,i]线到达X[,s]点，而不是我们看到的X[,j]点。很明显，我们可以在原技术f[,i]，投入为X[,s]的条件下，或者在新技术f[,j]， 投入为X[,j]的情况下，得到同样的产出Y[,j]。根据定义，通过在不同技术条件下，实现同样的产出所费成本也不会相同，在投入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到测定技术变化的方程：
TE[,ij]=P[T]X[,s]-P[T]X[,j]
其中 TE[,ij]表示期间i和j之间的技术变化，P为相应的要素价格，在没有技术变化的情况下，X[,j]会在E[,i]线上。但只要技术发生变化，则f[,i]的参数值就会发生变化或其自身形式发生变化。那么，X[,j]就不会等于X[,s]。当然，若技术不发生变化，则X[,j]=X[,s]及TE[,ij]=0
在还没有得到价格P和要素X[,s]=（x[,s1]，x[,s2]…x[,sk]）的情况下，这一方程还不具有操作性。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下。
x[,sk]=λx[,ik] （k=1,2,…k）
其中λ是在技术不变时，投入要素的变动比率。很明显
λ=Y[,j]/Y[,i]
衡量技术进步的方程变为
为消除要素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必须使所选择的要素价格在h ＝1，2，…H各期间保持一致，即各期的要素价格是相同的。 当投入价格不变或当所有要素价格都呈同一比例变化时，选择基期的价格P[,1] 是可行的。但是，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时，替代效应就出现了。根据图 2，I（Y）是产出为Y时的等产量曲线，在特定技术条件下， 衡量技术变化应在X[,1]和平衡点X[,,]之间，而不应是X[,h]。这是因为X[,*]至X[,h]的变动完全是由于投入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引起的（P[,1]→P[,h ]），但是这二点都是在相同的技术水平f[,h]下，X[,*]表示在可能的新技术f[,h]和价格为P[,1]的条件下，生产Y[,h]所需的要素投入，X[,s]则表示在原技术和价格为P[,1]的条件下，得到同等产出Y[,h]所需的要素投入，则
图2. 相对价格改变的技术变化
但是以P[T,1]替换P[T,1]X[,h]并不能消除替代效应， 这一替代效应可以被看作是由局部线性化引起的，它的大小取决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和X[,h]和X[,*]之间的真实生产函数曲度。这一种线性化在经济学中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所有衡量技术变化的非参数化方程包括索罗残差等都不能消除这一替代效应。
TE方法明确测定了技术变化在成本节约方面的总贡献，这一信息本身也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其结果却不能用来比较不同期间或不同企业之间技术变化的程度。例如，一个生产1000单位产品的企业通过采用新技术节约了100元的成本，而另一生产400单位产品的企业通过技术进步则节约了约80元成本。显然，后一企业发展技术的业绩要高于前者，但是使用成本节约总额却说明相反的事实。我们可以通过TE[,1h] 与总产出之比求得相对指标te[,1h]来测定技术进步
必须注意两点，其一，基期的选择是任意的，选择不同的基期会得到不同的经验数据，这是常见的指数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二，如果两个公司处在同一条等成本线上，生产几乎相同的产量，以上提到的方法，是不可能测定这些公司之间的技术变化，即使它们使用不同的技术。当然，这种情况是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之外的。
Ⅲ.中国国有工业的技术变迁
为检验以上提出的方法，我们用索罗提供的数据来计算te[,1h]。选择1909年为基期来获得技术变化的累积效果。如图3，其中索罗1952 年的劳动力价格为428元/年。资本的价格现在仍然无法确定，因为，在中国，我们不能假定资本的价格等于边际产出。它只能作为我们确定资本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参考数据。根据以前的研究结果，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1952—1988年间平均为18%，最低点为12%。我们选择13%作为资本的价格，这主要因为，（1）在中国，资本的价格往往是被压低了， 低于它们的边际产出。（2）1952年的资本生产力肯定要低于平均数， 但是要高于最低点。当然，选择13%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但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指数A(t)与我们所得到的曲线是大体一致的。所以索罗的方法及其似乎有道理的结论和我们所提出的方法对测定我们国家的技术变化是同样适用的。
但是要测定中国工业的任何技术变化，te[,1h]都是适用的。我们在前文还提到，它不需要完全竞争的假设，这也是与中国的现实相一致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投入—产出数据。众所周知，完整和高质量的数据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幸运的是，林和陈等人已积累了中国国有工业在1952—1988年间的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包括：净产出、工资、工人数量和资本存量，所有的产出数据、资本存量数据，已经过国民收入矫正指数调整。
在计算中，我们选择1952年为基期，这比使用连环替代法更好，因为我们只需要基期要素价格。还有，这样可以直接测定技术变化的累积效应，便于与索罗A(t)曲线比较。
根据工资和工人数量等数据，可以得出前，我们也只好以此作为资本的价格。
图3 美国非农业产业技术变化
在表1和图4中，我们可以看到最终的结果与预期是一致的。 从图4中可以看出，中国有三个生产力稳定增长的时期：
1）1952—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2）1962—1966年，调整和巩固时期；
3）1978—1988年，改革后时期。
图4. 由于技术变化而导致的成本节约 1952～1988年
表1 中国国有工业累计技术变化
Year
TE[a]
te[b] Year TE[a]te[b]
1952－ －1971 150.63
1.18
1953
4.070.27
1972 155.93
1.16
1954
8.250.47
1973 163.64
1.17
1955
11.53
0.61
1974 153.70
1.11
1956
17.51
0.71
1975 186.79
1.17
1957
26.84
0.90
1976 145.00
1.01
1958
3.800.08
1977 164.49
1.04
1959
45.61
0.70
1978 228.67
1.20
1960
53.51
0.73
1979 254.54
1.23
1961
8.520.21
1980 285.07
1.27
1962
13.41
0.38
1981 273.91.23
1963
25.13
0.64
1982 289.19
1.25
1964
45.18
0.90
1983 331.19
1.30
1965
69.10
1.08
1984 389.53
1.37
1966
96.91
1.22
1985 510.48
1.47
1967
63.89
0.98
1986 555.81
1.48
1968
48.90
0.81
1987 665.05
1.52
1969
86.30
1.05
1988 836.87
1.58
1970
128.12 1.16
a.总成本节约额（10亿元）
b.单位产出成本节约额
这三个时期的共同之处是政策明确和政局稳定，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没有什么是不与政治相联系的，技术发明、改革及其运用也不例外。这也反映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间技术变化的停滞和1974年的不景气、“（四人帮）反周运动”和1981—1982年调整恢复阶段。
比较TE和te曲线的趋势，表明1952—1957年和1961—1966年间单位产出成本节约的增长大于总成本节约的增长。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超过这期间要素增长的影响。但自1978年后，相反的事情发生了。这表明最近工业方面的增长是物量投入充斥的结果。
要了解技术进步的重大益处，我们只需注意到自1969年以来按1952年价格， 技术进步带来的总成本节约已超过中国工业相应的净产出。 1988年节约总数约8368.8亿元，换而言之，用1952 年的技术， 要达到1988年的产出水平，需要增加25.5亿工人和价值64，374.6 亿元的资本，或者说，按原有技术在1988年还得动员8368.8亿元额外劳动和资本。
Ⅳ.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测定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它在理论性和通用性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方法。特别是，它不需要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各种函数的参数规范。所以，它特别适用于测定管制经济下或计划经济下的技术进步。当用来分析中国国有产业的发展时，我们发现在1952至1988年间，中国经济是正增长的。其它发现包括：（1 ）技术变化和政治环境紧密相关；（2）1978年以来， 引进西方技术确实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它的影响与我们所想像的相差甚远。（3 ）三十六年间中国经济最大的混乱时期是1957年反右时期，1961年苏联撤走对华援助时期，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译自《比较经济学》1995年第21期
标签：投入资本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