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生成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轴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10-0005-06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证明前苏联教科书哲学的失败,因为前者建立在后者的思想基础之上:这一哲学主张计划经济是社会经济的预定规律的反映,其理论主旨是论证计划经济的合理性与人们对它的服从的必然性。而当今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其哲学基础必然不同于斯。那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前苏联哲学的根本区别在哪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怎样的哲学?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如加进了“人学”专章;突出人的主体性;等等。虽然这些意见都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却没有抓住根本。而这个“根本”只能在马克思的哲学与既往所有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上来寻找。
一 “唯客体论”: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根本缺陷
前苏联教科书式的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哲学立场可以概括为下述基本信条: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人们的认识是关于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图像,这个图像与客观事物相对应,并且在实践中无限接近于客观物质世界本身。至于物质世界为什么会辩证发展,那是物质的天然本性,无须进一步解释与追问。而历史唯物主义则被概括为:人类社会形态是特殊形态的物质,辩证唯物主义规律在社会物质上的应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例如,五种社会形态就是五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物质,各有其自身性质,正像每一类原子都有其自身性质一样。它们都将按照预先确定的“固有”的客观规律而发展,正像地球按照万有引力规律不断运转一样。这种僵化的“唯物主义”已经远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旧唯物主义并没有根本区别,仅仅在于它强调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而已,而这种辩证发展本身也是外加于物质身上,是理论地设定的事物的“必然属性”,而不是物质本身。前苏联教科书坚称:是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的规律与范畴注入到旧唯物主义中,从而破除了旧唯物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表面看来十分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歪曲与误解。
事实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等哲学信条,甚至包括“物质世界是辩证发展的”,都不是马克思的发现,历史上许多唯物主义都持此主张。众所周知,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就认为世界是辩证发展的物质世界,只不过其表述形式较粗糙而已。而近代的法国唯物主义则用鲜明的现代科学话语系统表述了“物质世界辩证发展”的哲学观念。其代表人物狄德罗曾经明确地指出:“一切都在变,都在过渡,只有全体不变。世界生灭不已,每一刹那都在生,都在灭,从来没有例外,也永远不会有例外”。① 这说明他不但主张世界是物质的,而且主张物质是辩证发展的。因此,断言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否认世界的辩证发展,认为只有马克思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结合起来,严重背离史实。因此,前苏联哲学体系是贴上了“马克思”标签的法国唯物主义,只是加进了革命词句而已。
那么,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既然不是否认事物的发展变化,那么其根本缺点是什么呢?是其不彻底性。作为唯物主义,当然承认物质客体的客观存在性,但旧唯物主义“只是”把物质世界理解成“客体”,这种“唯客体论”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真正的唯物主义还要进一步追问这些已有客体的物质来源——这就是生成这些客体的物质过程。马克思本人十分清楚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 这就是说,旧唯物主义的缺点不是否认由物质客体组成的世界的辩证发展,而在于“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来理解现实世界,仅仅把现实世界理解为“物质客体”组成的“事物的世界”,而没有进一步追究这些物质客体及其性质是从何而来的。正因如此,它必然具有先验论色彩:组成世界的客体是给定的,它们的本质与性质是给定的,它们所遵循的规律(包括辩证发展的规律)也是给定的。把客体及其本质和性质、其所遵循的规律作为给定的先验性存在,这种以“直观客体”为基质的唯物主义,只能是武断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肤浅的不彻底的唯物主义。
旧唯物主义的这一根本缺陷,必然导致其形而上学性、机械性与历史唯心主义,而且,这些缺陷是“继生性”的,而不是“原生性”的。其产生原因是仅仅把世界理解为“客体的集合”,而不追溯这些客体及其性质从何而来。其一,既然认为事物是给定的自身独立的存在物,具有自身固有本性,所以就可以静态抽象分析各个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得到各类事物的抽象共性——“本质”或“类”,由此得到关于物质世界的事物种类的静态结构。其中各类事物具有“非此即彼”的特征,这是由条分缕析的形式逻辑所描述的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体系,形成了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其二,既然事物本身只是独立存在的客体,其存在性与他物无关,那么事物的运动就必然由事物之间机械性碰撞等外在相互作用所引起,所以一切事物的运动归根到底是机械运动,这就是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其三,既然世界仅仅是给定的客体的结合,于是社会仅仅是人(以及人所具有的物质财富)的集合,这就“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作为“人”的共性——即作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人的本质”,它“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③ 建立在这种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历史观,必然是唯心史观。
社会主义理论一旦建立在这种具有不彻底性的旧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之上,就会产生一系列错误。它将社会看成一种物质实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其组成部分,各有其固有本质,社会发展的规律就表现在两者的固有本质之间是否“适应”关系,而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固有本质。我们必须根据各个社会的固有本质来判断它们属于哪一种社会形态。至于如何生成这些本质,则往往避而不谈。这样的所谓“唯物主义”必须是半截子唯物主义,导致对历史发展的误导。例如,在这种历史观看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固有本质包括三项: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三条是判断生产关系是否社会主义的标准。于是,越具有这三条性质,越“一大二公”,就越是社会主义。于是无限追求“一大二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这一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紧箍咒,正是旧唯物主义观念的典型表现,也是当下许多混乱思想的哲学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突破这种旧唯物主义思想范式,回到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轨道,才能把握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
作为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承认物质客体的存在,但并不“只是”把世界看成客体的集合,而是进而追寻这种客体世界“从何而来”,寻找其更深层的物质根源,这正是旧唯物主义未能解答的理论盲区。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旧唯物主义都如同宗教一样,将客体作为“给定的存在”:先给定客观物质质料的存在,然后把“运动”施加在物质质料上;进而把“规律”施加在运动上,通过层层武断式的给定,得到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等一系列命题。这种层层给定的过程如同宗教的“创世纪”。正因如此,旧唯物主义逃脱不了具有宿命论色彩的“拉普拉斯决定论”,也逃脱不了贝克莱、休谟的唯心主义的逻辑推理,最终逻辑地沦为它的反面——主观唯心论。而要突破这种旧唯物主义,必须唯物地回答“客体世界从何而来”的问题,走向彻底的唯物主义。而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哲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从唯心主义角度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
二 “化魅”: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哲学语境
德国哲学与英法哲学有不同的成长道路。英法唯物主义是在与宗教的斗争中,通过条分缕析的理性分析对世界的“祛魅”而得到的。所谓“祛魅”,就是将一切由人类主体价值观念赋予客观世界的东西统统祛除,以得到不受人类主体性染指的“纯粹的客观世界本身”。笛卡尔通过“怀疑一切”的方法达到这一目标:将一切关于客观世界的判断“悬搁”起来,寻找“不可怀疑”的理论立足点——这就是“‘我在怀疑’是不可怀疑的”,然后根据“我思故我在”来重建一个逻辑化的世界——这就是“纯粹的客观世界本身”。英国经验主义力图将一切由人类主体赋加在客体身上的东西(如洛克所说的“第二性质”)统统祛除,以得到“纯粹的客观事物本身”——这就是只具有“第一性质”的机械物质。那么,通过这种“祛魅”真的能够得到真正的“纯粹的客观世界本身”吗?非也!因为他们在如此“祛魅”之时,把最直接、最根本的客观存在——人与世界的内在联系,也即人的实践活动也“祛除”掉了,因此所得到的世界至多只能是客观世界的一个层面,而且是片面化的层面。实际上,人类主体施加于客观世界的种种“迷魅”本身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现实地打交道的产物,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因而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客观世界的机理,绝不能简单地“一祛了之”,而应当寻找其现实来源。
近代德国哲学不是如此简单地对待人类精神世界的“迷魅”。由于其特殊的文化传统,德国哲学的主题不是“祛魅”,而是探讨事物内部的那种神秘力量本身:它的存在方式、存在机理、来源与功能。被黑格尔称为“第一个德国哲学家”、“条顿民族的哲学家”④ 雅各·波墨(Jacoh Bhme,1575-1624)主张物质内部具有泛神论色彩的“痛苦”(Qual,事物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对此高度评价:“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或者用雅科布·伯麦(即波墨)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⑤ 在这种精神土壤上生长的德国哲学,不是用外在的理性来祛除物质世界之“魅”,而是用人类内在的理性探索这种“魅”的来源与发展逻辑,我们姑且称之为“化魅”,它是德国思想界的“理性化运动”的特征所在。这是将“魅”本身理性化,而不是用理性来“祛魅”:其目的是寻求把上帝与世界、上帝与人、人与自然界如何联系与统一起来的神秘的精神(圣灵、绝对精神等)或意志(自由意志、生存意志、权力意志等)的自我运动的逻辑。这是“真正德国气派的”理性,它在自然之中理解神,在宇宙之中理解人,与英法哲学通过条分缕析的逻辑分析而进行的“祛魅”恰成对照。⑥ 黑格尔哲学则是这种将非理性之“魅”理性化的思想巅峰,后来的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哲学的主题也是这种非理性的精神的发展之路。正如马克思所说,“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这里所说的“唯心主义”指的是德国的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它们力图在精神内部来理性地解释那种把人与世界统一起来的逻辑机理。当然这只是在抽象的精神王国中的逻辑游戏(其中包含着人类智慧与客观真理),而缺乏现实的根基。而这个现实根基就是人类实践活动,所以马克思说:“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在这种哲学环境下诞生的德国唯物主义,不像英法唯物主义那样地“祛魅”,而是把“魅”本身归源于物质。费尔巴哈做出了最初尝试。他将上帝、绝对精神等神秘主义之“魅”归源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质异化为上帝,异化为种种神秘主义的“精神”。然而这种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也“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把人看成具有某种抽象本质(“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事物,未能真正回答“人的本质”、“客体的本质”从何而来的问题,因而仍然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
正是在这种德国哲学语境下,领悟到英法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时代精神的马克思,既看到旧唯物主义的正确性——承认世界的客观物质性,又洞视其根本缺点——只看到客体世界,不追溯其生成根源。他继承德国哲学事业,努力把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迷魅”世界进行理性化与科学化,但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用“精神的逻辑”,也不像费尔巴哈那样用“人的自然本性”,而是通过人类与客观世界的内在联系——实践来实现这种科学化和理性化。马克思看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⑦ 只有通过对于人类实践的辩证法才能揭示德国神秘主义哲学所探寻的“魅”的产生根源与机理,真正实现其理性化与科学化,这就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而成为实践的辩证法。因此,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图景,既不是通过“祛魅”得到的片面的“客体世界”(它把人的最直接的客观存在——人的实践——“祛除”掉了);也不是把“迷魅”归源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物质世界(它用抽象的人的本质代替了现实的实践活动),而是人类实践于其中的不断生成与发展的现实世界。就社会物质而论,它无疑是最全面、最彻底的唯物主义,是任何旧唯物主义所无可比拟的。而就自然物质而论,我们也可以证明:它可延伸为同样最彻底的唯物主义,也是任何旧唯物主义所无可比拟的。
三 “实践生成论”:彻底的唯物主义
主张“唯客体论”的旧唯物主义追寻离开人而存在的“纯粹客观物质世界”时,必然祛除实践,必然是对客观实在的阉割,从而切断了既有物质客体的产生根源,因而必然是“无根的唯物主义”。现实的人类只能生活在把人与自然、人与人直接内在联系为一体的实践中,实践本身就是最本真的活生生的客观存在。因此,客观世界不是与人无关的“客体的集合”,而是在人类实践中不断生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现实:既生成不断发展着的自然界,也创造出不断发展着的人类社会。因此,实践活动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客观物质世界之根,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由实践所生成——这种“实践生成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轴心,它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其在内容上展示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
第一,它在历史观上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一切社会事物和整个历史进程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及其产物。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整个所谓世界的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⑧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不是具有某种抽象本性的由物质质料构成的“人”,也不是作为高级物质形态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物质,而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人类实践,是实践生成和创造世界的客观物质过程。生产力是人类实践中人对自然界的实践能力,而生产关系则是人类实践所生产出的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上层建筑是人类实践所生成的精神关系与政治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人类实践所生成的这些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据地,而《资本论》则是这一思想的科学展开。
第二,它在本体论上必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以实践作为唯物主义出发点,绝不意味着“先有人类实践,后有客观物质”,从而全部自然界都是人类实践产物的荒谬结论。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反对把各种事物看成“既定客体”,也反对把人类实践看成是“既定事物”:实践也有其生成过程,实践中“人直接地是自然界存在物”,人的实践本身就是自然界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过程,而这种内在联系是自然物质的普遍内在联系的长期进化所产生的高级形态。因此,正如“整个所谓世界的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整个自然史也不外是自然界通过其内在联系而诞生的过程——这就是辩证的本体论,它是“实践生成论”的必然的逻辑推广。这一世界观在当代自然科学中得到了证明:如果说牛顿力学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理论,那么相对论、量子力学、自组织理论等则是关于事物在相互作用中生成的自然科学理论。
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必然是唯物辩证法。事物间的内在联系过程就是辩证过程:任何事物必须超越自身而达于他物内部,通过他物表达其存在(例如太阳必须通过地球来表达自身的质量、光和热的存在),此谓事物的“能动性存在”;同时也必须让他物达于自己内部来实现自身存在(例如地球在接受太阳的引力、光和热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存在),此谓“受动性存在”。因此辩证法不是外加于物质的法则,而是物质存在自身的法则。由此造成了事物的通过这种内在联系过程而实现的历史发展。
第三,它在认识论上必然展示为唯物主义可知论——人类通过实践实现自身思想是这种可知性的确证。人类实践是最直接的客观现实,实践中的感性世界是客观世界在人身上的直接展现。人由这个窗口逐步地达于客观世界本身,让客观世界通过人来展现自身,从而内在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因此,“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⑨ 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够真正“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⑩ 因为事物在人脑中的表象就是事物在与人的内在联系中的表象自身。而那种通过简单的“祛魅”来寻求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观念,在阉割“实践”的客观存在性的同时,还必然从外部来认识世界,不可能达到世界本来面目。“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1)
四 两种科学规律
总之,存在着两种唯物主义:一是以客体为最终存在的唯物主义,将世界理解为客体的集合,这是旧唯物主义,前苏联教科书哲学本质上就是这种旧唯物主义,预定的客体质料是它的主轴。二是以“实践”为最根本的社会存在的唯物主义,它以事物之间内在联系作为最终存在,物质世界是由事物间内在联系过程不断生成的世界,人类历史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社会现实,这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它是以实践作为最原始出发点的唯物主义,“实践生成论”是它的主轴。这两种唯物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在它们的基础上,产生了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科学,具有两种性质不同的规律观。
旧唯物主义把客体直观地想象为最终存在,因此客体是具有其固有本质的客观存在,然后才会发生事物间的相互作用。同类客体被直观地想象为具有共同本质,它们服从预先给定的规律。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的科学规律,必然是外在地给定的“构成论规律”:关于各种事物的本性及其分类的规律(如林耐的生物体系、人性论等);关于事物既定结构的规律(如原子分子论、欧几里德几何学等);关于事物间相互作用力的科学(如牛顿力学等);前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这类理论。这些规律虽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正确性,但只是对业已生成的客体的外在的静态描述,而不是对其生成过程的揭示;只是客观世界相对静止的片断,而不是事物生成与发展的整体过程;只是外在地加于客体的、未经解释的先验规律,而不是事物在内在联系中生成的规律。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以实践过程作为社会事物的产生根源,以物质间普遍的内在联系作为一切事物的产生根源,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乃是事物间内在联系过程生成的结果。因此,事物间内在相互联系在先,事物本身及其本质在后。在这种哲学观念基础上产生了新型科学。在几何学上,产生了关于各种自然几何图像(雪花、山峦、树叶等)如何生成的“分形几何学”;在物理学上,产生了关于事物的质量、时空尺度、万有引力等在事物的内在联系中生成的相对论,关于系统生成过程的系统动力学(混沌理论)和各种自组织理论;在生物学上,出现了揭示生物分类体系如何生成和发展的进化论,生物个体如何在相互联系中生成的分子生物学等。而在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新型科学的典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充分体现这种哲学思想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它确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些新型科学中,事物本质及其遵循的客观规律不是预先给定的东西,而是由事物间内在相互联系过程中生成,物质世界由此得到自我解释和自我完成。拉普拉斯曾说:“给我物质,可以创造整个世界”,这种“质料优先论”并不正确,因为还必须加上这些物质服从的给定的牛顿力学规律,他才有可能进行创造。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事物间内在联系创造出整个世界,物质客体在事物间内在联系中生成,而这并不需要再添加任何其他东西。
表面看来,这里似乎存在着逻辑循环:事物间内在联系生成事物本质,而事物本质又是事物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与原因。那么到底先有事物间内在联系,还是先有相互联系的各方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对此问题,陶富源教授在《哲学动态》上撰文,倾向于认为:先有事物本质,然后才会产生事物本质间相互契合的规律,“必须把关于事物相互作用的理解,进一步深入到本质契合的理解,这样才能科学地说明规律的生成。”(12) 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物质必须先有某种预定的本质,然后才会产生由物质间本质契合所生成的“规律”;那么我认为这并非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
以人的本质为例:是先有人的本质,还是先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果人的本质在先,那么这种“本质”必将是马克思所说的“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3) 实际上,人的本质必须在后,必须在人的实践中生成,因此“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当然,由此生成的人的本质进一步将投入到新的实践中,从而生成新的本质;这个新生成的本质又进行新的相互作用,是新的相互作用的基础,它又生成新的本质,于是人的本质处于不断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而不是什么“固有的抽象物”。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事物的历史积累,使每个事物所经历的相互作用反复不断积累与积淀在该事物内部。因此,每个事物都是其经历的所有内在联系过程的总体的历史积累。
如果我们要追寻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历史循环过程的开端,就要逆上述“历史积累”过程进行“历史还原”。这就要一直追溯到“人的本质”尚未形成之际,这时人只有其“自然本质”而无社会本质,而其自然本质则是其社会关系的形成基础。因此,就人的社会本质而论,人之间社会性内在相互联系在先,人的本质在后。在此基础上再形成新的内在联系,继而形成新的本质,由此不断循环演进。而人的自然本质又是在人在自然界的内在联系中生成的,不同层次的自然本质又由自然界不同阶段的内在相互联系所生成。所以,在这种逻辑循环中,就每一阶段而论,其内在联系在先,相应阶段的自然本质在后,而该阶段最初的内在联系以前一阶段所生成的本质为基础。只有当前一阶段的相互联系的生成物之间发生新型相互联系方式之后,才可能出现新层次的本质。
因此,事物各个层次与阶段的内在联系,优先于其相应的本质,该本质只能在相互联系中生成。而由既往相互作用所生成的本质,在事物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本质,这个过程就是客观规律的生成过程。因此,“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14) 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本质的“契合”,而是本质之间的内在相互联系,包括内在冲突协调与相互创造。
注释:
①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第382页。
②③⑦(11)(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4页;第56页;第56页;第56页;第56页。
④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6页;亦可见《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3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163页。
⑥ 赵林:《论德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传统》,《文史哲》2004年第5期。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31页。
⑨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第24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9页;1995年的译本将“本来面目”改译为“真实面目”(第76页);英文版为“as they really are”。
(12)(14) 陶富源:《相互作用·本质契合与规律生成——兼与鲁品越教授商榷》,《哲学动态》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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