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绵词成因追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联绵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宋季张有在《复古编》中约略论及联绵词之后，几代学者都力图作更多的揭例发明。虽然成绩卓荦可观，但对联绵词的形成原因作比较全面探讨的，似乎还属空谷足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要能了解本国语文的材料与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发生及逐步的发展。”因此追溯联绵词形成的历史原因，对于联绵词的研究来说，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联绵词作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按理说只有语音形式与词义内容的自我规约性。但事实上，从历史流传下来的联绵词都是以书面形式加以固定的，因而研究联绵词的成因，又不得不考虑文字符号的因素。联绵词释义的不可分割性，书写符号的多样性，这反映了文字与词的联系，实际上表现为“记音标义”的特殊属性。而这种特性，只有在汉字进入记号文字阶段[①]才有可能充分体现。因为这个时代一个汉字才是一个音节，而且多数汉字又保留着表意功能，即能用文字自身的形体结构展示词的意义。而词作为一个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进入书面，如果用一个汉字记录的即为单音词；如果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记录，又可以从文字的表意性与语法联系上了解到其中的意义，这就是复音节合成词；如果，一个复音词只是在音节上与文字符号取得一一对当，而在意义上只能囫囵作解的，这就是复音节单纯词，即联绵词。可见，联绵词“记音标义”的特质，是在同其他单纯词、合成词的写词法的比较中才显示出来的。因此，只有从文字与记号的结合方式的变更入手，才能解开联绵词生成之谜。
汉语原始的语音与意义的结合体，往往是表达一个完整的不可分裂的概念，现存金文中单个零散的所谓“图画文字”中所负载的音义结合体的多样化就是明证。如果用有史记载的已成系统的书面语来与之比照，这音义结合体，就语音构成的单位而言，单音节居多，也有复音节组合的；就语义单位而言，它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短语，甚至是简短的句子。但是就文字符号而言则只是一个汉字。因而，一个汉字所记录的音节单位，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这种对应现象，即使进入衍义文字阶段，也仍有蛛丝马迹可寻。较典型的例子如“诸”（之乎）、“叵”（不可）、“飙”（扶摇）、“崒”（崔嵬）、“圈”（曲连）等等。诸如此类的所谓“合音词”前人已经注意，并从语音上作了合理的解释，“慢声为二，急声为一”是也。证之现代口语，这种缓急之说，似乎不无道理。“俩”等于“两个”；“甭”等于“不用”；“孬”等于“不好”；“知道”河南人语急成“zhào”；“干啥”东北人语急成“gá”，而“啥”又是“何”的音变，是“什么”的合音。口语中既然可以急语而把双音节词紧缩成单音节词，那么古汉语中单音词缓读曼声分为二语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再从文字与词的对应关系上来加以阐述，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当人们仅用一个书写符号来表示它们的时候，在口语中“飙”“崒”之类所负载的意义或许就已经以复音节表示了，只是在书面上它们暂时隐身于单字之中罢了，这从现代口语的“不用”与书面上的“甭”的对应，也可略见一斑。而到了记号文字阶段，由于写词的原则发生了变化，人们在书面上忠实地再现其音节特点，用双音节来表达原先一个音节符号所负载的意义，这样联绵词现出真相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说，“商代甲骨文和两周甲骨卜辞中尚未发现所谓联绵字，但在《诗经》《楚辞》和诸子散文中却却比比皆是。这是很可令人疑惑，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②]实际上，单用“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的文字观去审视甲骨文时代是否存在联绵词，这是极为费力的事情。据孙常叙先生考释：“《卜辞通纂·天象》中所收的第四二六片甲骨文[③]，
章太炎先生还曾提到《淮南子》中的一例。《淮南子·主述训》：“赵武灵王贝带
而朝，赵国化之。”汉高诱注：“读若私纰头，二字三音也。”[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锄’，言罪之在也。”“买朱锄”即密州。“买”“密”音近，“朱锄”急读音近于“州”，“州”缓读音近“朱锄”。[⑧]古书上偶有“二字三音”的语言现象，那么甲、金文中一字读二音的猜想，大概也并非龟毛兔角之说了。
由于形象文字阶段字词结合的原则主要是图解词义，文字记录词的意义连带记录词的读音。因此，始终用一个书写单位，记录一个词，不管单音节词还是复音节词。到了记号文字阶段，汉字写词的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字与词的结合，不是用图解词义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靠约定关系，写词法中隐伏着记音节而标示词义的发展趋势，那么原先复音节的词，到了记号文字阶段，在书面上就分别用两个字记录，特别是《诗经》时代，作诗用四字句，又讲究偶对，这就形成了对书面语以单字为单位的写词机制的冲击，加速了字与词在音节上相对应的步伐，原先囿于单字中的复音词，到这时，纷纷恢复了音节的本来面目。这是联绵词在书面上出现的至为重要的原因。
“记音标义”的写词原则，的确是联绵词在书面上显露真相的催化剂。这种写词法则的广泛应用，又为联绵词的繁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许多摹声名物的词语，到了此时，都可以凭借象声写词法直接从书面上加以体现。人们从感觉到的物体发声的特点入手，通过当时的语音体系使声响语音化，并以此作为标示物体的名字。这种语音造词的方法，使口语以单语素复音节面目出现的联绵词应运而生。章太炎先生在《语言缘起说》中指出：“何以言雁？谓其音岸岸也；何以言鹅？谓其音加我也。……此皆以音为表者也。”[⑨]也就是说，雁之所以名之为“雁”，是从鸣声“岸岸”取象，而又称之为“鹅”，又是从鸣声“加我”着眼。不同地方的人，从各自对大雁鸣叫声的不同感受入手，而为之命名。当人们用摹拟“加我”之声而为之取名，并让双音节词“加我”之声进入书面语时，记录这一名物的联绵词就问世了。《上林赋》张揖注：“家鹅，野鹅也，鸿雁之属。”《方言·八》：“雁自关而东谓之
（音加）鹅……。”“鹅”正是从记录“加我”之音入手，再配以鸟旁，用形声相益的形声字真实地记录了关东一带人们对“鹅”的鸣叫声的感受。这是用象声方法记录的拟声自生词，同类的还有“蟋蟀”“
鸠”等等，它们各以其声符“悉率”加虫旁，以“夫不”音变[⑩]，加鸟旁，都是用半标音半象形的文字在书面上标示其物的，这应该说，都是“记音标义”的写词法则的产物。
而且这种原则的运用，还导致了联绵词的另一分支的出现，即中外对音的外来词。这类外来的联绵词，有许多是纯粹的音译词。如《汉书·霍去病传》“出北地至祁连山”，师古注：“祁连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释名·释天》说：“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叶德炯注释中认为，“坦”字与“天”字古音都属于“透”母，缓读为祁连。显然，“祁连”是用汉代青徐一带的方音对译的匈奴语“天山。”《后汉书·西域传》云：“天竺国一名身毒。”《山海经·海南经》云：“天毒其人水居。”郭注：“天毒即天竺国是矣。“天竺就是现行的“印度”的国名，有几十个不同的书面形式，这些不同译音，反映了不同地域对音的差异：身毒，申毒一译，是从西北大陆伊兰方面转译而来；天督，天竺一译，是从东南海道、缅甸方面转译而来；只有印度、寅度一译，是唐玄奘留印十七年，至中印度所得，归国后考定之名称[①①]。这些用以记录译音的汉字符号，这时纯粹成了音标，而“记音标义”的运用扩大到中外对音这一领域，可以说它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来路的联绵词，若要据现行的文字记录的材料，企图从字形上去求解词义，即使说得巧慧无伦，也是劳而无功的。
由于“记音标义”的写词方法可以脱开文字表意性的钳制，让同音字、音近字相互替代为用，因而开创了一代通假用字之风。此风的盛行，促使书面语的的字词对应系统出现了大调整。原先若干词素构成的合成词（包括进入雅言的方言词），随着记录词语的文字的互借、让位、归并，而变得面目皆非，文字符号的改换，掩盖了某些词的来历，要想从字面上理解它们的含义已经不太可能了。于是，联绵词的集合圈中就又增添了一分子。
《史记·灌夫传》：“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集解》：“首鼠，一前一却也。”即迟疑不决的意思。这个联绵词，是借用他字而造成的。本该作“首尾”，它是古代熟语“畏首畏尾”的简缩。《左传·文公十七年》：“古人有曰：‘畏首畏尾，身余其几？’”杜预注：“言首尾有畏，则身中不畏者少。”[①②]可以为证。“首尾”变为“首施”，是因为“尾”与“施”同义。《春秋》鲁公子尾，字施父，“施”即取义于尾。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一》条引《韩诗外传卷一》中的一句话“十六精通而能施化”，并作了字形分析，认为“
（“施”的本字），从攴从也，“也”为女阴的象形。“”为会意，盖男子御女。又引《尚书·尧典》“鸟兽孳尾”从鸟类兽类交媾为交尾，男子御女为“施”来证明“尾”，“施”意思相近。所以，“施”可以作为同义语素替换“尾”。《后汉书·邓训传》《西羌传》皆云“首施两端。”“首施”再变作“首鼠”，则是因为“施”又一读音作“舒”，《左传·定公四年》“施氏”，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引作“荼氏。”“施”“鼠”上古同属书纽、鱼部，同音假借。因而，“迟疑不决”义，单从“首鼠”的字面去理解就无能为力了。
《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毛传：“夭夭，少壮。”《说文·女部》：“
，从女芺声。”引《诗》作“桃之”。《广韵·四宵》“枖”字注：“桃之枖枖，本亦作夭。”而《说文·夭部》却说：“夭，矫其头颈也。”段玉裁注：“象首夭屈之形也。”照此，“欹侧歪斜”才是夭夭的本义。《乐府古辞·长歌行》：“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其中，用’夭夭”状枝叶倾斜歪曲，就是一个力证。那么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在《桃夭》中“夭夭”却表示“少壮”义呢？当我们读了《诗经·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沃”和《诗经·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的注释，也许就会幡然醒悟。朱熹注：“沃若，润泽貌。”沃若，即沃然，若、然都是形容词后缀；有沃，等于“沃沃”，“有”是词的前缀成分。那么，这润泽的意义主要来自“沃”这个词根了。沃，《说文·水部》：“
，灌溉也，从水芺声。”《集韵》：“或作沃。”可见，是沃的异体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自上浇下曰沃。”沃灌可使植物壮盛，叶子润泽肥厚，故意义相关联。而且，沃、夭上古同属影纽、宵部，所以可以认定“夭”就是“沃”的借用字，而“”字《说文》注音“于乔切”与“”同音；“枖”《说文·木部》云“从木，夭声”，是“夭”的后出分化字。、枖同属“沃”的借用通用字。这样多方通借使该词字面示意变得隐晦难懂，联绵词的家族中就又多了个成员。
辗转借用引起文字让位，也是形成联绵词的一个原因，如“圣圣”之于“矻矻。”《说文·土部》：“汝颍之间谓致力于地曰圣，从土从又，读若兔窟。”徐铉注音作“若骨切。”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圣”字为“垦”的本字。《列子·汤问》：“扣石垦壤。”《释文》谓“垦，起土也。”甲骨文“圣”字正象以手起土，或作双手端一土块之形。《方言·十三》郭注：“圣圣，致力无余功貌。”垦土劳作，不遗余力，这正是“圣圣”的词义所在。《汉书·王褒传》：“劳筋苦骨，终日矻矻。”其中“矻矻”一词，如淳曰“健作貌”，应劭曰“劳极貌”，皆谓形容勤勉，不知倦怠。而“矻”字，《集韵》却云：“石也。”《玉篇》云：“同硞，坚也。”从字形结构上看，《集韵》《玉篇》的注释基本接近“矻”的本义。而“石头坚硬”与“健作劳极”风马牛不相及。再者，“矻”的读音古时与“窟”同音，《说文》又说“圣”读兔窟，可证“矻”“圣”同音。显而易见，“矻矻”的“健作”义是来自“圣圣”，“矻矻”只是“圣圣”的借用字。因为借用，致使字词统一体变得离异而不可释。而“圣”后来又成为“明圣”的“圣”的简化字，楚材晋用，文字同词的对应关系移了位，于是“矻矻”只好认作联绵词了。
《诗经·豳风·鸱鸮》：“彻彼桑土，绸缪牖户。”郑笺：“绸缪犹缠绵也。”《广雅》“绸缪，缠也。”缠束、捆缚是绸缪的本义。引申为事先准备好，又用来比喻情感等纠结缠绵不可解脱。这词义发展的脉落是清楚的。但是要从字面上去分析词义的联系，却有困难，这是因为“绸”被借去表示一种丝织品，本义被掩盖而造成的。《楚辞·九歌》“薜荔柏兮蕙绸”，王逸注：“绸，缚束也。”《庄子·庚桑楚》：“不可缪而捉。”崔撰注：“缪，绸缪。”《汉书·外戚传》：“即自缪死。”郑氏注云：“缪，自缢也。”显然，“缪”也有“束缚”义。“绸缪”本是一个联合式的合成词，但由于文字借用后，词义让位，“绸缪”就成为联绵词了。
文字上的归并，也是联绵词形成的一个渠道。《离骚》：“芳菲菲其弥章。”王逸注：“菲菲，犹勃勃，芬香貌也。”又张衡《思玄赋》：“云菲菲兮绕予轮。”其中“菲菲”则是纷飞貌。这两种意义与“菲”的本义“芴也”（一种草名）搭不上界。《广雅·释训》：“馡馡，香也。”“馡馡”才是香气飘逸的专用字。《汉书·扬雄传》：“云
而来追兮。”颜师古注：“，古霏字。”与霏是异体字，它们才是状雨雪云气纷飞的专用字。因为“馡馡”、“霏霏”这两个词都借用了“菲菲”，合二为一，文字上的归并，使人们对此来龙去脉淡漠了，“菲菲”成为联绵词就理所当然了。
文字形体相似而发生讹误，人们不明真相而沿袭，也可能致使书面上的合成词演化成联绵词。比如《国语·周语》韦昭注：“虎奔三百人。”《续汉书·百官志二》“虎贲中郎将”注：“虎贲，旧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战国策·韩策一》却作“虎挚”，《史记·天官书》又作“虎首”。显然，“虎奔”原是状中结构的合成词，体现了宿卫之士的勇猛剽悍；变为“虎贲”，则是因为“奔”“贲”同音假借，而作“虎首”，则是“贲”“首”形近而误；再作“虎挚”却是“挚”“贽”声近，“贽”“贲”形近的两度讹误。这种致误，让人无法了解构词的原始情形，“虎挚”“虎首”等就只好当作联绵词了。
总之，联绵词是逐渐发展而形成的，只是因为书面上文字表意性的失效，而淹没了它们的原始命意，造成从字形上直接判别词义的困难。古代训诂家们在苦苦地摸索之后，语重心长地说：“凡连语之字（按，即联绵词），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①④]这碰壁之后的醒悟，给后人以莫大的启迪，指明联绵词在成型之后，解释上不宜望文生训，拆骈为单，强作分析，这确实是经验之谈。但是，这并非断言所有的联绵词都是无缘无故生来如此，也并非否定追寻它们的非零起点的原始字词对当的必要性。假如不作全面的理解，就会产生认识上寻根问底的惰性，让联绵词蒙上一层无有由来、“横空出世”的神秘色彩。而对联绵词的身世一知半解，又必定造成彻底了解词义的种种障碍，要想再深入一步，在整个词义系统中找到它们适当的位置，更是无从谈起。因此，从写词法角度，即从字词对应关系上探讨联绵词的形成，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程。只有透过那高深莫测的文字的表象，才有可能把握住联绵词本身的实质。那种开药铺式的罗列或类聚联绵词的不同书写形式，却未能对这种现象的前因后果作出理智说明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那种以为这种种异写一概不同于通假用字的说法，也是不明智的。与其如此抱残守缺，泥于旧法，倒不如转换视角，从字词对应关系上去寻找因果源流。这样，也许可以改变人们对联绵词的了解无从下手，望而却步的局面，进而使人们对联绵词的认知从糊里糊涂走向清醒。如此活跃思维，摆脱困惑，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注释：
①详见王凤阳《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②李国正《联绵词研究述评》，《语文导报》1987年第4期，第43页。
③详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甲骨原文”，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云南出版社。
⑤ ⑥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⑦ ⑨章太炎《国故论衡》。
⑧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1189页。
⑩详见清郝懿行《尔雅义疏·释鸟第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209—1211页。
①①见《燕京学报》第4期《印度释名》一文，1929年。
①②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516页。
①③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新1版，第33页。
①④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