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批发流通系统的空间结构与城市的层级关系——以日本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结构论文,城市论文,层级论文,日本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城市批发流通系统的结构变化
（一）变化中的城市批发商业
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的批发商业结构再度出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如表1所示，日本的批发商业主要集中于关东地区、近畿地区、九州北部地区等三大地区，其中东京都与大阪府，无论是店铺数量还是批发交易额在全国均占绝对优势。另外，在表1中没有出现的爱知县与名古屋市也是批发商业很发达的城市，其批发交易额分别占全国的9.5%和8.0%。因此，东京都、大阪府与爱知县是对日本批发商业具有较大向心力的“批发商业中心区域”。上述三个地区的批发交易额大约占日本全国的 60%左右，其中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的批发交易额就占日本全国批发交易额的54.1%（阿部真也，1996）。
从静态上看，虽然三大批发中心区的地位仍很稳固，但是从动态上看，这三大批发中心的批发交易额构成比却是逐渐下降的。例如， 1985年三大批发中心区的批发交易额构成比为61.7%，1988年为 60.7%，1991年为59.6%，1994年为58.6%。从表1可以发现，其他地区批发交易额的增长速度要高于三大批发中心区批发交易额的增长速度，从而意味着其他地区批发交易额的构成比是增长的，而三大批发中心区批发交易额所占比重是下降的。由此可见，虽然三大批发中心区批发交易额比重仍然很高，从而表明三大批发中心区作为日本全国批发商业中心的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其向心力却有向其他地区分散的趋势，而且向三大批发中心区周边地区的分散尤为明显。从表1还可以看出，不仅东京、 大阪周边地区的批发交易额增长率较高，而且其他一些对周边具有较强向心力的地区也具有较高的增长率。例如，1988年到1994年东京周边的崎玉县与千叶县，其批发交易额的增长率分别为44.8%和30.0%，其中崎玉县的浦和市批发交易额的增长率则高达53.5%。此外，大阪周边的兵库县与神户市1988年到1994年批发交易额的增长率也达到29.0%与29.4%。同样，九州北部地区的批发中心地福冈县与福冈市其批发交易额的增长率也达20.4%与 17.6%。另外，在表1中没有出现的东北地区的仙台市、青森市、盛冈市，1988年到1994年的批发交易额也分别增长了23.0%、35.9%和 26.6%（阿部真也，1996）。
表1 日本批发商业的店铺数、销售额、增长率(1994) 单位：百万日元：%
增长率1：1994年较1988年的增长率；增长率2：1994年较1991年的增长率。
资源来源：日本通产者.商业统计[R].东京：日本通产省，1994.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那些批发交易额所占比重较高、具有向心力地区的周边地区的批发交易额会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呢？
（二）城市负效应与批发商业的衰退
如前所述，三大批发中心地的批发商业的向心力是逐渐下降的。本来，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会逐渐增加，制造业与零售商业也会逐渐发展，从而使批发商业的店铺数与销售额也不断增加，进而促进产业的空间集聚，并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而产业的空间集聚又产生并不断增加集聚的正效应，进而促进产业的进一步集聚。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当产业向特定区域进而向城市内部的特定区域集聚到一定程度即出现过度集聚时，就会导致地价昂贵、交通混乱等集聚负效应。而这些负效应往往会对批发商业产生较严重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会导致批发商业特别是物流功能的下降，集聚的负效应会超过集聚的正效应。具体来说，仓储保管费用、物流中心的使用费用、配送费用及交货不及时的概率会大大上升，从而会降低批发商业的经营效率，进而不得不向郊外转移，至少要将物流功能向郊外转移。当然，过度集聚的负效应不仅影响批发商业，而且对制造业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从而迫使制造业也要向郊外转移，即随着集聚负效应的增大，制造业或制造业的主要功能 （部门）也必然从城市中心部向郊外转移，或由特大城市向其他城市转移。显然，随着制造业的转移，也会促使与制造业具有交易关系的批发商业的转移。因此，城市负效应的出现是导致批发商业从城市中心部或特大城市逐渐退出的主要原因。
但是，不同城市以及同一城市的不同区域，城市负效应是不同的。例如，就东京都而言，绝大部分批发交易额是在东京市内实现的，而且主要集中于东京市内的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等三区。批发商业活动向特定区域的集中度可以通过该地区的W/R系数（批零系数）的高低来反映。从W/R系数来看，东京市与大阪市的批发交易额大约占日本全国批发交易额的 33.7%和12.4%，而这两个城市的批发交易额的大部分又集中于两个城市的很有限的几个区。然而，批发交易额越是集中的地区，其城市负效应也就越明显，因此，由这些地区向其它地区或城市转移的批发商业也就越多。
（三）城市批发商业的质变：批发商业功能的空间分离
如前所述，东京、大阪等中心城市的批发商业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而周边城市的批发商业却处于增长阶段。但是，批发商业从中心城市退出并不意味着批发店铺数的减少。也就是说，城市过度集中所产生的负效应不一定影响企业的所有功能。就批发商业而言，集中负效应对物流功能的影响最大，因此，只要将物流功能转移到郊外就可以避免城市负效应对批发商业的影响。然而，仅仅将物流功能转移到郊外也并不能完全避免城市负效应所产生的全部影响。事实上，城市负效应的影响并不限于数量方面，而且还会导致其它方面的变化。
表2 日本主要城市上市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的分布情况（1935～1985年）
资料来源：阿部和俊.现代日本的城市体系——经济中枢功能的解析[R].东京：爱知教育经济大学研究报告第36号（社会科学篇），1986.39.
虽然城市出现了许多负效应，但是仍有许多企业集中在城市里，这说明企业向城市中心部集聚还是具有很多正效应的。例如，金融功能、信息功能，以及与政府沟通便利程度就是最主要的集聚正效应。不仅如此，企业向城市集中还有利于同业竞争企业的相互了解，同时为了维持传统的交易关系，有些企业也不得不继续在城市里。这就是说，一方面城市的负效应会促使批发商业的一部分功能转移到郊外，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还有许多正效应，因此，又促使批发商业留在城市。正因为如此，才促使批发商业的功能逐渐发生空间分离，即批发商业将具有结算与决策功能的总部设置在金融与信息功能高度集中的城市，而将只具有销售或物流功能的分支机构转移到城市外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批发商业量变的背后却暗含着批发商业的质变，即批发商业功能在空间上的分离。
二、批发商业功能的空间分离与城市之间的层级关系
（一）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的分布及其变迁
包括批发商业在内，企业功能的空间分离，即总部与分支机构在空间上的分离很早以前就一直在进行，如表2所示。
表2所列出的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并不限于批发商业，也包括金融、钢铁、机械及纤维类企业。但是，这些企业的分支机构基本上是销售部门，因此，这些分支机构的基本功能也主要是批发功能。同时，这里所说的“分支机构”包括分公司、分店、销售公司或销售代表处等。
由表2可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就向东京、大阪、名古屋这三大中心城市集中，东京是日本全国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而大阪是日本全国企业分支机构最多的城市。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东京主要发挥了企业总部的功能，而大阪与名古屋则主要发挥了企业分支机构的功能。到20世纪50年代，东京所拥有的企业总部数与分支机构数基本持平，这是因为一些不在东京设立总部的企业也纷纷在东京开设分支机构，从而导致在东京的企业分支机构数不断增加。同时，在这一时期，福冈市的企业分支机构数增长很快，由1935年的 56个增加到1950年的192个，增长了2.4倍，从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支机构比较集中的城市。除福冈市以外，东京、大阪的企业分支机构数也增长很快，大部分企业的分支机构都向这三个城市集中。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京、大阪的企业总数虽然都在增长，但其增长速度则没有分支机构的增长速度快，尤其是大阪，企业分支机构的增长速度更快，增长率为 71.3%。另外，在这一时期，名古屋的企业总部数增长了21个，但分支机构数则增长了290个，增长率高达231.2%。当然，这一时期，东京的分支机构数虽然增长很快，但是从总体上看，东京仍然发挥着企业总部的功能。从企业总部的数量上看，与东京相比，大阪与名古屋明显处于劣势；而从企业分支机构的数量上看，大阪与名古屋则是分支机构最集中的城市。另外，就福冈市而言，从1950年到1960年企业总部数虽然没有增加，但分支机构数却增加了176个。与福冈市的情况类似，札幌、仙台、广岛、高松等城市的企业总部数也基本没有增加，但分支机构数却增长很快。从这一点来看，20世纪60年代是各城市的差距与功能特色不断扩大的时期。到1985年，日本主要上市公司总部的分布情况是：东京为 823家，大阪为256家，名古屋为 71家，企业总部向东京集中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从分支机构的分布情况来看，1985年东京、大阪与名古屋都已超过1000家，三大城市的分支机构数基本在同一水平上，另外，福冈、札幌、仙台、广岛的分支机构数也已达到700至800家，远远高于其他城市。因此，到1985年日本上市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的分布格局是：企业总部功能主要向东京集中，而分支机构职能则主要向三大中心城市、地方中心城市（福冈、札幌等）及其他城市分散。
（二）分支机构的分布与城市的层级性
显然，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在各城市的分布状况及其变化体现了各城市之间的层级关系。根据阿部俊和的研究，总部在东京的企业，其分支机构大多设在大阪与名古屋，而总部在大阪的企业，其分支机构则主要设在东京、名古屋及其它地方中心城市（注：阿部和俊.现代日本的城市体系——经济中枢功能的解析[D].东京：爱知教育经济大学研究报告第36号（社会科学篇），1986,50.）。从时间序列来看，这一结论也是成立的。不仅总部在大阪的企业要在东京设立分支机构，而且总部在其他城市的企业也在东京设立分支机构，据阿部俊和的研究，日本全国大约有 70%的企业都在东京设立分支机构。这说明，东京既是企业总部高度集中的城市，也是分支机构高度集中的城市。总部在东京的企业虽然在大阪设立分支机构的比率最高，但是在地方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比率也较高，大约有40～ 50%总部在东京的企业要在地方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另外大约有10-15%总部在大阪的企业也要在地方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二者合计，各城市大约有过半的企业要受东京或大阪总部的支配，从而说明东京、大阪处于全国性企业支配结构的顶点。
但是，从时间序列来看，总部在东京或大阪的企业在地方中心城市的分支机构设置率是趋于下降的。例如，总部在东京的企业其在福冈的分支机构设置率由1960年的52.6%下降到1985年的 51.3%，在札幌的分支机构设置率由1960年的53.8%下降到1985年的46.7%。这可能是因为总部不在东京或大阪的企业在上述地方中心城市的分支机构设置率有所提高而导致的。这些地方中心城市所增加的分支机构大部分是该地区周边企业的分支机构。这就是说，像福冈、札幌这样的地方中心城市，一方面来自东京或大阪的企业分支机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来自这些地方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的企业分支机构也不断增加，从而使这些地方中心城市的批发交易额不断增加，强化了这些城市的地方中心功能，同时也发挥着以东京为金字塔顶点的全国商品流通的连接点功能。
表3 一级批发商从东京、大阪及福冈进货的品种数（进货量在80%以上）
资源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全国物价统计调查报告书[R].东京：日本统计协会，1987,7(2).
（三）批发商业功能的空间分离与城市的层级性
前面说过，在金融功能、信息功能及政府机构比较集中的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是非常有利的。同时，由于大城市集聚着各种功能，因此，也使得很多企业在大城市设立总部，从而对分支机构行使决策或中枢管理功能，进而出现功能上的层级性。当然，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也会对企业总部与分支机构的设置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在企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会有很多用户，尤其对批发商业来说，进货关系与层级性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许多城市的批发商业企业都要与三大中心城市的企业产生交易关系，从而使商品由三大中心城市向其他城市流通，但是，实际上的进货或销售活动往往通过当地的分支机构进行，而在三大中心城市的总部只是负责决策与管理职能。但是，随着通信手段的快速发展，本来要由总部履行的职能，现在也可以部分地由分支机构承担。例如，一些重要决策一般由在东京的总部来进行，而分支机构可能专门进行具体的进货或销售方面的决策，并将有关决策信息即时传递到总部进行最后决策。这样，以功能的空间分离为媒介的层级性不仅没有因一部分功能的空间分离与转移而弱化，相反，却得以进一步强化，从而进一步促使具有中枢管理功能的企业总部向中心城市集中。
虽然企业不断向中心城市集中，从而使各城市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层级关系，但是企业在中心城市内部也并非是均衡分布的，因此，在城市内部也存在着层级性。由前述的东京、大阪两大中心城市的 W/R可知，中心城市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层级性。例如，东京的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以及大阪的福岛区、西区及中央区是批发商业活动高度集中的地区，因此，也是这两个城市的商务中心区，其影响力远远大于其它地区。例如，就东京的情况来看，具有中枢管理功能的企业总部大都集中于上述三个市区，并对其它市区或其它城市的分支机构行使管理功能。由此可见，批发商业功能的空间分离促进了城市的层级化，从而使不同城市形成了一定的层级关系。
三、批发商业的进货结构与城市的层级性
（一）一级批发商的进货结构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各城市批发商业的进货区域来进一步揭示各城市之间的层级关系。表3是各城市批发商业的进货区域分布。该表是根据日本“全国物价统计调查报告书”做成的170种主要商品的交易关系。表中的数字表示批发进货额（量）在80%以上的品种数，例如，“千叶46”表示，千叶的一级批发商在170个品种中，有46个品种从东京的进货量达80%以上，即有46个品种主要从东京进货。
由表3可知，不论是两大中心城市还是地方中心城市，其批发商的进货地都是相当分散的。特别是两大中心城市的一级批发商基本上要从全国各地进货，而全国各地的批发商也基本上从这些中心城市进货，从而成为巨大的商品集散城市。表5所列城市只限于进货量在80%以上的城市，如果再加上只有少量进货的城市，那么，东京、大阪作为日本全国性批发商业中心城市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另外，从表5中还可以看出，从东京进货 10个以上品种（进货量在80%以上）的城市有32个，从大阪进货 10个以上品种的城市有29个。这说明，东京、大阪一级批发商的辐射范围不限于关东和阪神地区，而是辐射日本全国的。相反，从福冈进货10个以上品种的城市只有7个，这说明福冈只是九州地区的批发商业中心，而不是日本全国性的批发商业中心城市。
由此可见，东京、大阪是日本全国批发商业的进货中心，其辐射范围不受其区域限制，具有非常广阔的商圈范围。而福冈是九州地区批发商业的进货中心，其商圈范围主要以九州地区为主，是该地区的中心城市。
表4 最终阶段批发商从东京、大阪及福冈进货的品种数（进货量在80%以上）
资源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全国物价统计调查报告书[R].东京：日本统计协会，1987,7(2).
表5 最终阶段批发商从同城进货的品种数（进货量在80%以上）
资源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全国物价统计调查报告书[R].东京：日本统计协会，1987,7(2).
（二）最终批发阶段的进货结构及其变迁
表4是最终批发阶段的进货分布情况。与表5相比，该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交易城市数大大减少。这说明最终批发阶段的批发商具有明显的分散型批发商的性质，批发商的进货地一般限于周边城市，即主要从当地的一级或收集型批发商进货。例如，从东京进货10个以上（进货量在80%以上）品种的城市有9个，而且这9个城市大部分在关东地区；从大阪进货10个以上品种的城市有6个，而且这6个城市都是大阪周边地区的城市。由此可见，最终阶段的批发商与一级批发商不同，其市场范围不是全国性的，而主要是周边区域。同样，作为地方中心城市的福冈市，其最终阶段批发商的进货城市也大大减少，而且主要限于周边地区的城市。另外，从表 5中也可以看出大阪、福冈的最终阶段批发商基本不从东京进货，相反从周边城市以及各自城市内部的进货比率很高。这是因为最终阶段批发商的主要交易对象是当地的为数众多的小型零售商，其商圈范围较小，因此，为了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大多数最终阶段批发商主要从当地或所在城市内部的一级批发商进货。当然，最终阶段批发商的同城进货比例较高，与外部企业在该城市的分支机构的增加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随着企业在全国各地分支机构的设立，使有些交易可以直接通过当地的分支机构进行，从而增加了最终阶段批发商从同城进货的比例。
总之，由于制造企业在各地分支机构的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批发商业的依赖，进而也对批发商业提出了挑战。而批发商业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也不断进行功能的空间分离，即将中枢管理功能留在设置于全国中心城市的总部，而将销售与物流职能分离到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从批发商的进货地分布来看，以收集功能为主的一级批发商由于交易规模巨大、市场范围广阔，因此，其进货地主要集中于东京、大阪等全国中心城市，以及部分地方中心城市，从而形成各城市之间的层级关系。但是，就最终阶段的批发商而言，其进货地具有向全国各地分散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最终阶段批发商的商圈范围较窄，以及总部在东京、大阪的企业不断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并形成了全国及地方两个层次的批发交易网络，进而提高了批发商业的同城进货或交易比例。当然，分支机构交易比例的不断增大，也进一步强化了总部与分支机构在决策上的层级关系。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日本城市批发流通系统空间结构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中心部的信息与交易功能日益完善、发达，从而导致城市批发流通系统功能在空间上的分离，即批发流通中的交易与决策功能逐渐向城市中心部转移，而物流功能逐渐向城市外部（郊外）转移。而就城市群体而言，具有交易、信息与决策功能的企业总部则逐渐向大城市集中，而主要具有物流功能的企业分支机构则逐渐向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分散，从而在客观上就形成了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或层级性。因此，城市批发流通的系统结构就是以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顶点，以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为结点的金字塔式的网络结构。
以上结论，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城市之间存在着功能分工与层级关系，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与周边的中小城市是相互依托的，大城市的发展诱发了中小城市的产生，而中小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也大大缓解了大城市的负效用（就批发商业而言，主要是物流负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在制定城市政策或发展战略时，更应该树立“城市群”的观念，即不能单纯谋求大城市的发展，也不能片面发展中小城市，而应该考虑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与层级性，使大中小城市同步协调发展；第二，就企业而言，也没有必要将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大城市或大城市的中心部，而应该合理地进行企业功能的空间分离，即将企业的交易、信息或决策功能向大城市或大城市的中心部集中，而将企业的物流功能向大城市的郊外或中小城市转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大中小城市的负效用，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