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战争史研究的现状及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中论文,我见论文,现状及论文,史研究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日中战争史研究的现状
（一）日本的研究
在日本，主要争论的问题是：塘沽停战协定以后的战争状态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
1.日本近代史研究者把强调连续性的十五年战争论作为一个有力的论点提了出来。（注：主张十五年战争论的有：1.黑羽清隆的《十五年战争史序说》（三省堂1979年版）；2.藤原彰、今井清一编的《十五年战争史》全4卷（青木书店1989—1990年版）；3.江口圭一的《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91年第2版）等许多论著。 这些论著大多是根据“全面战争”是由“局部战争”发展而成的这种逻辑来进行推理的。但事实上七七事变后是一举进入了全面战争状态，全面战争前未必要有局部战争。）这一论点是鹤见俊辅在1956年提出的，家永三郎继承了这一理论。可以说，这是日本近代史坛的主流理论。这一理论所提及的目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是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二是突出日本对中国战争的重要性；三是使日本对中国的责任明确化。（注：安井三吉的《日中战争史研究备忘录——〈十五年战争〉和〈抗日战争〉》（大阪历史科学协会《历史科学》99、100合并号，1985 年5月）。 参见鹤见俊辅的《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中央公论》1956年1月号）等。）
前两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纯属学术研究问题。后一个方面是在“知识阶层的战争责任”问题的延长线上，提出“历史学家的责任”问题，从而又发展到追究“国家的赔偿问题”这样一个政治方面的实践问题，其性质是不同的，本人认为应该分开来考虑。否则，作为前两方面研究的结果自然会产生的后一方面的问题会逆转过来，变成为了证实后一方面而来论述前两方面。这就会出现在历史学的实证方面把自己禁锢住的危险性。其实，在中国史研究学者中，象安井三吉、西村成雄、副岛昭一等人也提出了十五年战争论（注：1.安井三吉，同前论文、《卢沟桥事件》（研文出版1993年版）；2.西村成雄的《中国近代史像之再构成及＜抗日十五年战争＞》（《历史科学》102号，1985年11月）；3.副岛昭一的《日中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把中国战线、东南亚战线和太平洋战线并成一个概念，主张统称为“亚洲太平洋战争”，基本上是支持十五年战争论的，但是这个概念也适用于八年战争论。），石岛纪之的著作《中国抗日战争史》（青木书店1984年版）也支持这个观点。
2.把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中间的塘沽停战协定等作为标志，主张非连续性观点的有：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新装版）、《卢沟桥事变的研究》（远东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和平还是扩大战线？》（中公新书1976年第14版）等。大杉一雄的《日中十五年战争史》（中公新书1996年版）所写内容与标题并不一致，对十五年战争论持的是批判态度。他在《序言》中指出，十五年中有四年非战争状态，十五年战争论是陷入了没有其他选择的历史决定论。日中战争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这一观点与本文将论述的八年战争论不无相同之处。另外，日本的一部分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本人亦为其中之一）也对十五年战争论持批判态度，在学会和研究会层次上支持八年战争论的观点虽为少数，但还是存在的。（注：例如：由池田诚编著的《抗日战争和中国民众》（法律文化社1987年版）一书的执笔者10人（本人也是其中一员）对十五年战争论意见并不一致。）最近，“民国史观”被提了出来，在其延长线上中国共产党史和国民党史被视作中国近代史的一环，进行其相对化的尝试。（注：参见山田辰雄的《当今之急务——民国史观》（《近邻》第17号，1990年5月版）， 野泽丰编的《日本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汲古书院1995年版）等。）其结果，把第三势力等因素推上了历史舞台。1928年以后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政府虽说有相对化的必要，但是在日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比起1949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来，对其评价原来就过低，而且其研究也进展缓慢。应该说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对象。通过这样的讨论，其研究正在深化。
3.右翼和军国主义的战争史研究谱系。最近，作为在战后日本依然根深蒂固的“侵略战争美化史观”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突然抬头。（注：关于“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的称呼问题的争论是超越了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和美化问题的。例如：上山春平在《大东亚战争的思想意义》（《中央公论》1961年1月号）一文中指出， “太平洋战争”的称呼忘却了联合国、特别是美国的强制性的解释，应该使用日本通用的概念。信夫清三郎（《“太平洋战争”和“大东亚战争”》，《世界》1983年8月号）接受这一提案， 他认为：把“大东亚战争”的称呼视作侵略主义者行为，而把“太平洋战争”的称呼视为有进步意义的做法未免太草率了，这个称呼不是权宜之称。日美开战初期，海军主张叫“太平洋战争”（对美），陆军主张叫“大东亚战争”（对英），结果后者被采用了。1942年2月田中中将提出了首先使英国屈服， 然后让美国放弃战意的二阶段战略。日本的战争具有对英、对美帝国主义战争的双重构造，其深层又是殖民地侵略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双重结构。目前应使用最能广泛覆盖战争实体的“大东亚战争”这个称呼。与此相对立的斋藤孝（《“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世界》1983年11月号）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背景，对使用可能起美化作用的“大东亚战争”的称呼持否定态度。）战争当时，东条英机将大东亚战争定义为是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以后，但是现在一般把“大东亚战争”时期与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时期视为同一。由于日本宪法的纲要以及日本民众对于侵略战争的深刻反省，这种论调一直受到压制。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和日本经济的萧条，失业者增多，高举“护宪”（拥护和平宪法和反战和平）旗帜的日本社会党（现为社会民主党）与自民党共同建立联合政权的同时，因一再向自民党妥协，很快失去了“护宪”的色彩。另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了疑问，从而削弱了其拥护势力。以下介绍持军国主义的战争史研究谱系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番町书房1964、1965年版）。林房雄是《西乡隆盛》（全12卷，朝日艺能出版社）的作者，以社会评论家而闻名。 就其本人的简历来看， 1925—1926年治安维持法适用的最初的学生运动镇压事件时期，他是远东大学新人会（以1922年俄国革命5 周年为契机组织的）学生运动领袖，也是无产阶级作家。他虽然没有加入日本共产党，但是共产主义者。1933年由于日本政府的镇压，日本共产党党员大规模转向，他也在那个时期转了向。1936年出版的《壮年》表明了他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态度。他似乎相信了日本的对华侵略是日本政府声称的“为解放亚洲而进行的圣战”。战后，他宣称从幕末、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的一系列日本战争是为了把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从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解放出来的“东亚百年战争”，其特点是以“爱国”、崇拜天皇为宗旨，强调反美、反共。这成了后来右翼反动历史观的起点。
第二，渡边升一（上智大学教授，曾留学德国和英国的社会评论家）写了《从日本史看日本人·昭和篇——“立宪君主国”的崩溃与繁荣之谜》（详传社1989年版）等书。他轻视日中战争而极重视日美战争，这是基于日本输给了美国而并非输给了中国这一理论。日本的一部分政治家、旧军人以及右翼分子中仍残留着这种观点。他对1924开始一直持续到九一八事变的币原喜重郎的对英美协商外交给予评价的同时，认为美国的排日移民法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使日本人滋生了对美的厌恶情绪。他认为，在对待文化方面比黑人奴隶“优秀”的中国人、以及比中国人更“优秀”的日本人的移民问题上，美国白人中有一种“黄祸论”，这致使日本从亲美转向反美。另外，世界经济大萧条后的美国贸易保护政策也使无资源国家日本遭到背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强调说，日本因困于石油禁运，无可奈何于1941年拉开了日美战争的序幕，并得出结论：日本并非好战，而是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发起战争的。他谴责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为“同根”，主张反共、反法西斯，尤其强调反共，反法西斯只是作为陪衬。对于日本民族精神的支柱——天皇则予以高度评价。
第三，中村粲（独协大学教授，反共社会活动家）的《通往大东亚战争之路》（展转社1990年版）认为日本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为“国防安全和民族生存”而进行的“自卫战争”。“大东亚战争”位于“围绕门户开放主义日美抗争50年”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与共产主义之战”这两大潮流的合流之处。这一理论使日韩合并（朝鲜殖民地化）也成为正当的了。他还强调，“满洲”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的领土”，因此九一八事变、“满洲国”的设立“不是侵略”。他说：“共产主义是反人道的意识形态、政治体系”，作为“防波堤”而战的日本是“完成了正义和解救人类的战争”。他的结论是：具有“防共战”性质的“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日本的道路是正确的。林、渡边、中村的立论实在是牵强附会，加之他们对战争毫无反省之意，从来就是支持者寥寥。
第四，藤冈信胜（东京大学教授、原日本共产党员，因苏联解体和美国海湾战争而转向）等人提出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引起了一场争论。（注：藤冈信胜：《近现代史教育的改革——超越善人、恶人史观》（明治图书1996年版）、《教科书不教的历史》（扶桑社同年版）、《污辱的近现代史》（德间书店同年版），及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国民的疏忽》（PHP研究所同年版）。）藤冈不是历史研究学者， 他是专门研究中学社会学科教育方法问题的。因此和那些从资料中找出实证理论的历史研究者不同，他是从别人的著述分析中引出结论。其结果是，他只是抄袭了林、渡边和中村的理论，没有独立性。但是他一方面批判林、渡边、中村的见解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方面又从反美的观点批判“远东审判史观”，进而又从反共的观点批驳在战后曾经给日本的历史学者带来过很大影响的“共产国际史观”，提倡树立以日本国家利益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史观”。他认为是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史观”（注：藤冈把历史学与小说混为一谈，对司马辽太郎的《龙马行》、《山坡上的云》等小说中出现的从幕末、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领袖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并引用于自己的文章。但是正如文艺评论家谷泽永一在渡边升一所著《从日本史看日本人·昭和篇》一书的“解说”中所写的那样，那并非藤冈的独创。）给其提出了认识历史的可能性。他解释说：自由主义史观是建立在批判“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共产国际史观”、“远东裁判史观”基础上的。但是由于其对日本侵略问题评价过低，实质上也无异于“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尽管如此，因伪装客观，一举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其背景是，日本政府首次对亚洲表示了谢罪之意，结果文部省放宽了对教科书的检定标准，因此中学教科书中编入了“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等内容。可以把这看作是对此抱有危机感的人们的反作用。然而由于他们的观点很多重要部分不示证据，只是凭想象或依据旧军人的回忆写成的，因此在实证、分析、论证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支持。但是，自由主义史观在右翼倾向较强的一部分自民党国会议员、地方议会议员、中小学教师、一般民众、右翼分子中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加上还有全国性报纸《产经新闻》为其作后盾，现在成了日本的一个社会问题。
（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
关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我只是根据自己的见解作一下简单的归纳。在中国大陆，历史时期的划分是以中共党史为基准的，叫作中国革命史，进而分为中国近现代史。（注：在中国，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室《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承认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解放区的战场是相互呼应、相互支援的，因此承认国民党也参加了战斗。持这种观点的人正日益增多。我个人也认为，虽然存在着地区差和时间差的问题，但国共两党确实都参加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但是，该书的政治意图在于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和“祖国统一”，为此才对国民党的战斗意义予以评价。本人认为不应事先准备好结论，而是应该首先面对史料。）关于战争史，是把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中国胜利、 日本战败这段时期叫做“抗日战争时期”、“八年抗战”，即八年战争论。（注：例如，中国有龚古今、唐培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下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何理的《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中国概论方面的著作有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稿》上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中国现代史》上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前者是以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崩溃进行时期划分的。把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这段时期看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国共内战时期，把1937年7 月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战争胜利的这段时期叫作抗日战争时期。后者也把1927年8 月到1937年7月看作是“树立国民党统治、加强工农革命武装和抗日民主运动”时期，把这之后的时期叫作抗日战争时期。双方都提到了东北义勇军的活动是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尤其是后者，提及九一八事变时，虽然说“中国人民的局部的抗日战争是由此开始的”（297页）， 但是实际上只是把它视作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一个环节。1987年7月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本馆召开的“七七事变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上，王汝丰提出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报告内容收录在井上清、卫藤渖吉《日中战争和日中关系》（原书房1988年版）中，虽然他是站在“八年抗战”的立场上的，但是在答疑时他却说八年战争和十五年战争是一回事。王所说的一回事，意思大概指是八年也好十五年也好，在认定日本的侵略这一点上是没什么两样的，而并不是说在中国如何对付日本的侵略、何时转入战争时期的问题上是“一回事”。）虽然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主的其他各地也逐渐出现了十五年战争论的观点（注：例如，1.何英的《抗日战争究竟应从何时算起》（《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2期）一文提出，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 自此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他举例说，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及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官兵就立即投入了抗日斗争”。但事实上中共对付国民政府军的围剿就已是竭尽全力。再说，仅大城市的民众不能算是“全国人民”；2.王维礼（东北师大历史系）的《“九一八事变”后的主要矛盾和二战史研究》一文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地方事件，而是全国性的事件。他从国共两党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阶级斗争”的措施进行论述，主张十五年战争论。但是，我也并没有把九一八事变仅看作是地方事件，而且从国共两党以“阶级斗争”为优先的态度来看，我认为八年战争论的观点更有力；3.胡德坤的《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明确提出了十五年战争论。该文条理清晰，而且根据中日双方的史料来进行分析的方式也能获得好评。但是其引用日本方面的资料多出于中国方面，还引用了许多回忆录，所以并非没有问题。），但是八年战争论依然占主流。中国把从1927年8 月武汉革命政府崩溃、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到七七事变这段时期叫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注：可以认为给中国的历史分期以决定性影响的是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他是这样划分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五四运动”（1919- 1921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1-1927年）、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 这一时期中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反动卖国集团的不抵抗主义”与中共和人民的“抗日战争”是相对峙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5 年）。）这是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时期，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优先于解决对日矛盾，因此，九一八事变虽说是及其重要，但是也包括在这一时期内。
中国台湾是以孙文的军政、训政、宪政3个阶段及国民政府、 国民党党史为划分基准的。北伐完成后，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训政建国时期”，七七事变爆发后为“抗战建国”时期，开始进入战争状态。（注：台湾张其呁主编的《抗日战史》（1966年版）在目录中把九一八事变等作为“序战”，后文却又写到：“日本蓄意侵略我国，为在其明治维新以后之一贯国策，九一八事变以后，我感于战争之无可避免，乃积极准备抗战。”（13页）另外，王平的《抗战八年》（琥珀出版社1968年版）、薛光前编著的《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1937年至1945年》（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中收录的李云汉的《战争的起源——七七卢沟桥事变的背景》等等，主要都是站在八年战争论立场上的。除此之外，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的《革命文献》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本）等也都把1937年7月以前叫作“抗战前”或“战争前夜”。 几乎所有的史料集都是相同的。不过终究没能摆脱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史观，看来并没有发展到对中共及中国青年党以外的第三势力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例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的《至公至诚的中国国民党》（1991年）是这样进行划分的：1.“党的改组与全国统一”（1919年五四运动—1928年6月北伐完成以及12月张学良东北易帜）；2.“训政时期的忧患与建设”（1928年10月采纳“训政大纲”、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的10年），艰苦建设的结果、尤其是国防力量的增强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3.“抗战建国”是全民参加的“自卫圣战”，主要对七七事变以后进行了论述。张玉法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 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把《十年建国》（1928—1937年）称为“国家建设”时期，第9辑把1937—1945年称作“八年抗战”。 而支持十五年抗战论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但是对其表示理解的研究者却渐渐出现了。有人折衷地认为：广义的抗战始于九一八事变，狭义的始于七七事变。（注：比较折衷的是刘凤翰的《抗日战史论集——纪念抗战50周年》（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该文一方面把七七事变定为“抗战开始”，一方面又在《序》中写到，广义的抗战始于“九一八”，狭义的始于“七七”。）这有对国民政府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一直不抗日、不抵抗意见的反驳之意，反映了现在的国共对立及大陆与台湾的对立，可以说是把政治现状带入了历史学。
二 日中战争阶段划分及中国实态之我见
这里主要把焦点对准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段是否为战争期的争论。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仅就中国是如何转入战争状态的质的变化进行论述。
（一）抗日战争准备阶段（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
1.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实态及动向。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的主要敌人是中共，国共之间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加上蒋介石和汪精卫、李宗仁之间的党内对立，其基础并不稳固，实际上没有能力进入抗日。安内攘外政策反映了其政治。这个政策就是全国规模地进攻包围苏区，进行经济建设，对日实行不抵抗。事变后，蒋介石下达“绝对不抵抗”命令。他在9月23 日的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抑愤，等待国际联盟的正当裁决。在11月的国民党第4次大会上又指出：应竭力避免与日本军的冲突， 保护日本居民，不给日本以侵略的借口。根据不抵抗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战而退。1934年又开展了新生活运动，试图通过儒教教育统一民心，组织民众，其目的在于反共和将来进行抗日。在加强CC、蓝衣社等特务活动的同时，“剿匪区内”又把地方各县的民团改组成保安队，而且为了使民众组织起来相互监督，在全国实施了保甲制。这些措施实质上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镇压中共和压制民众的抗日要求。1934—1935年国民党政府军在追击中共长征的过程中，进行了对西南地区的中央集权；蒋介石为了加强对上海、南京等战略要地的防卫，曾两次赴西南、西北视察，因为他想把这些地区作为在完成讨伐中共后与日本决战的根据地。其间经济建设得到了发展，政治基础也得到了巩固。具体措施是，国民政府提高了进口商品的关税；全国经济委员会对农村、水利、公路建设、政府系统的四大银行实行了金融统制和货币改革。工业方面，根据1936年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发展5年计划，意在加强冶金、燃料、化学、 机械、电气5个部门的产业基础。而且还对轻工业原料的棉花、 蚕种以及茶叶等进行了品种改良。另外军需工业建设和拥有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军队现代化也得到了发展。吴鼎昌等人组织了中日贸易协会，通过跟横滨正金银行董事长儿玉谦次的交涉，一边拖延日本的侵略，一边出于对“工业日本、农业支那”殖民地国际分工论的反抗，把自己的资本移到了西南。（注：黄元起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页。久保亨的《国民政府的政治体系和经济政策》， 《20世纪中国和日本》下卷，法律文化社1996年版。拙稿《重庆政权的战时经济建设》，《历史学研究别册特集——地区与民众》1981年版。拙稿《国民政府开辟的“抗战建国”路线的展开》，《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法律文化社1987年版。拙稿《云南省的战时经济建设》，《中国史上的中央政治和地方社会》，文部省科研费综合研究A1986年版。 等。）这样，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作好了战争准备。虽然东北义勇军和第十九路军曾与日本军发生过武力冲突，但是第十九路军被视为违反军规，几乎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援，只能是孤军奋战。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等人结成了察绥抗日同盟军，7 月夺还了一部分被占地区，但是由于关东军的严重抗议，遭到了国民政府军和关东军的夹攻和经济封锁，仅70天就不得不解散了。另外，马占山等人进行的抗日斗争也受到“不抵抗”政策限制。（注：严军的《抗日战争演义》（香港朝阳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中写到，1931年10月东北的国民党马占山部队首先违抗蒋的不抵抗命令，实行了东北抗战。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国民党十九路军也违背蒋的意志，进行了英勇反击，为此没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援。胡德坤，前引书，第21页。）也就是说，这段时期实质上是为创建“国民国家”而进行中央集权化和经济建设，以同将来的“设想敌国”日本进行战争的准备阶段。
2.中共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虽然高举抗日旗帜，但是其主要敌人则是蒋介石、国民党，走的是反蒋的苏维埃道路。虽然中共在1932年4月正式宣布对日战争，但是实质仍为反蒋。 而且这时中共敌视第三势力，把他们看作改良主义者，提出“主要打击中间阶级”，使自己陷于孤立。结果，1934年在国民政府出动100万大军、200架飞机的第五次围剿中，不得不放弃了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中共虽然高呼的是“北上抗日”的口号，但是实际上在受到国民党围追堵截的长征过程中是没有能力与日本相抗衡的。1935年7、8月共产国际转向“反帝统一战线”，八一宣言提出要“团结所有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但是那时举的还是反蒋抗日的旗帜，只是停留在呼吁抗日阶段，实质上并没有进入抗日的战争状态。中共正式从“反蒋抗日”的政策转变到“逼蒋抗日”是在1936年9月。12 月西安事变后又急速朝“联蒋抗日”方向发展。七七事变后，进入战争的准备工作朝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大步迈进。（注：田中仁：《1930年代中期的中国政治和共产党》，（前引《20世纪中国和日本》下卷），拙稿《刘志丹和陕北革命》（中国近现代史的诸问题》，国书刊行会1984年版）等。）满洲省委确实进行了抗日斗争，但是从整个中共党史来看，抗日战争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尤其是在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
3.第三势力和学生运动的情况。九一八事变后，以上海、南京为主的城市民众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和对日经济抵制运动的高潮。上海各工厂的80万工人要求国民政府抗日，9月26 日各界市民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另外，学生运动也波及全国各大城市。10月，上海学生五六千人在南京示威时，蒋介石数次与学生代表会谈，答复道：“不统一不能北上抗日。”12月，3万学生到中央党部请愿抗日时遭到了镇压，死伤130人，教育部还发布了《学生运动取缔令》。1932年2 月宋庆龄等组织了民权保障同盟，为政治犯的释放而奔走。1933年3 月结成了有保障同盟参加的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第一次上海事变（一·二八）后，政府把第十九路军调移到福建去讨伐中共，他们与其他党派一起建立了第三势力的政权——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竖起了“反蒋抗日”的旗帜。尽管他们与中共有协议，但是实际上为主张“主要打击中间阶层”的中共所抛弃，最后崩溃于蒋介石的攻击之下。也就是说，当时是国内矛盾压制了对日矛盾。与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相呼应的、由北平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们进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后，学生们组织救国宣传队，到农村宣传抗日。其影响波及到广州、上海、西安等地，各地纷纷成立了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这些组织也强烈要求国民政府进行抗日。1936年沈钧儒等在上海组织全救联，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抗日政权。但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遭到了国民政府军警的镇压，沈钧儒等抗日七君子也被投入监狱。（注：参见菊池贵晴的《中国第三势力史论》（汲古书院1987年版）、平野正的《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研文出版1988年版）等。）以上表明，这一时期的民众运动虽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是最终只是停留在要求抗日阶段，并且均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彻底镇压。
4.再来看一下华侨。华侨的救国运动1935—1936年出现了高潮。在欧洲以法国为中心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组织，1936年1 月这些组织又联合起来组成了旅法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3月，德国、英国、比利时、 意大利、苏联等国也相继成立抗日团体，这些团体结集起来组成了全欧抗联。在南洋，同年2月新加坡华侨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 陈嘉庚发起成立了华侨筹赈会。菲律宾、缅甸也有同样的动向。当时，很多华侨虽然支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同时也批判“安内攘外”的政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注：拙稿《国民政府和世界华侨》（前述《20世纪中国和日本》下卷）、拙稿《南京国民政府的华侨行政和侨务委员会》（《东洋史论》9号，1996年）。）由此可见， 华侨们也只是处于呼吁抗日阶段。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段时期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国共两党均以解决国内矛盾为最优先；城市民众和华侨要求抗日的运动高潮迭起；东北义勇军只是在局部地区，并且是在受国民政府政策限制的情况下进行了抵抗。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以“阻止苏联进军远东”、“防止朝鲜赤化”、“扑灭排日运动”为借口挑起的，选择了中国内外抵抗力最弱的时期和地区，是巧妙而有计划的。因此，尽管日本侵略东北，但是中国由于国内矛盾而不能抵抗，只能停留在抗日战争准备阶段。
（二）抗日战争的开始（从七七事变到中国胜利、日本战败）
那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是什么时候开始战争的呢？1937年7月17 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声明指出，卢沟桥事件解决得如何是“最后的关头”。在8月12 日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明确声明：对于日本无止境的侵略要进行自卫抗战。另一方面，15日日本也发表声明说，现在已到了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这是中日两国实质意义上的“战意表明”，可以看作是宣战书。这期间，以抗日七君子为首的众多政治犯得到了释放。9月，中共的合法地位也得到承认， 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蒋介石取得了包括中共也承认的最高权力地位。最终，国民政府开始战争的时期是在七七事变以后，其路线也不得不从由英美支援的反共建国路线转到抗日自给、进行内地经济建设的“抗日救国”路线上来。这才进入了“全民抗战”阶段。以国内矛盾、阶级矛盾为主的时期一举发生质的变化，开始转向最先解决国外矛盾、对日矛盾的抗日战争阶段。国民政府在失去上海等金融工业集中地带的过程中，于1938年4月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 实行总动员体制。8月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从人员构成来看， 国民党依然占优势，但是中共党员和第三势力也有参加，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目的在于集结民心，进行抗日。另外，经济方面也以军事为中心迅速进行了改组，西南、西北内地金融网的扩充、工厂转移、建设水利、开垦农田、交通网的准备扩充等都相继实施。原来合作社的重点是建立以信用、运输为中心的农村社会经济基盘，这时也顺应战争需要，开始生产军需、民需品，掀起了一个新的支援抗战的工业合作运动。另外，还组织了4大银行的联合体——四联总处，国家金融进一步集中。 而且通过新县制、田赋征实，行政的中央集权化和战时财政经济体制也得到了强化。（注：拙稿《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历史学研究》485号，1980年10月）、拙稿《重庆政府的战时金融》（《中国国民政府史的研究》，汲古书院1986年版）、前引拙稿《重庆政权的战时经济建设》等。）一方面，中共也停止了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实施三三制，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采取主要解决对日矛盾的战时体制。第三势力则以支援国共两方来贯彻抗日意志，保持着其独立性。
华侨也与此呼应，1937年10月全欧抗联打电报给国民政府，“希望坚持抗日，武装民众，收复失地”，表示了支援国共双方的姿态。在美国，以纽约为中心的地区各种活动也很活跃。例如，旧金山曾出现了以支援中国抗战为目的向总统请愿的活动，阻止了2500吨铁屑的对日输出。后来参加美军的华侨多达1.3万人以上。南洋的抗日运动也十分热烈。 1938年1月，在新加坡迎接孙科的华侨3000 多人高呼着“打倒日本”的口号进行示威，另有2000多人举行了反日游行。另外，在仰光和西贡也举行了数千人规模的华侨抗日大会和示威游行。在这样高涨的抗日热情中，南洋华侨的统一机构——南侨总会于10月成立了。华侨也认为，尽管“二十一条要求”提出以后中国遭到了日本的反复“挑衅”，但是并没有进入战争状态，直到七七事变以后才真正奋起抗日。（注：《南洋年鉴》（辰），南洋商报出版部1939年版，第173页。）
七七事变以后，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成以后，中国从不抵抗阶段一步跨入了“全民抗战”的抗日战争阶段，世界各地的华侨也一并卷入了这场战争。日本由此陷入了一场不能自拔的侵略战争。
三 结束语
（一）关于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战争史研究动向问题可以归纳如下：日本的研究是从日本侵略政策和侵略意图的连续性问题出发，以十五年战争论为中心展开的，争论的要点是战争的起点究竟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七七事变。但是另外还一直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观，最近突然出现在论坛上。那就是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它主要来自两股思潮。一股是由左翼转化为右翼的；另一股是由抵制“白人军国主义”的日本国粹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原右翼思想合流而成的。他们对于世界舆论很少批判英美等殖民主义，却一味谴责日本而感到很不服气。他们的论调是：日本为抵制帝国主义时代的欧美列强侵略亚洲以及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势力”所展开的“防卫、自卫”战争中，无论是日韩合并，还是对华战争，都是为了防卫日本而迫不得已进行的。以林房雄为起点的一系列活动激烈抨击“远东裁判史观”，认为这是胜者，尤其是美国对败者进行的一方断罪。同时，他们又试图克服“共产国际史观”。这些主张虽然强烈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反美、反共、反苏、反华的意识都很浓重，呼吁日本人要有“自尊心”。对于来自中国、韩国的“教科书批判”极为反感，认为这是干涉内政。他们一致抨击日本十五年战争论的历史学，认为那是全盘否定日本的“黑暗史观”、“自虐史观”。这种隐瞒侵略历史的做法很可能使日本重蹈覆辙。
（二）论述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段战争准备时期，国共是如何因国内矛盾无法解决而没有、或无能力与日本抗战的问题，明确第三势力、学生、华侨的抗日要求是极其强烈的这一事实。并论述了国共两党、第三势力、华侨在七七事变后的抗战阶段是否参加了战争的问题。十五年战争论以日本的侵略政策和侵略意图的连续性为基准划分时期，反而使中国国内的质的转变、构造的发展及七七事变的划时代意义这一系列的非连续性事实变得模糊起来。其结果是，在国际上被视作中国政府的国民政府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虽然也有人认为，九一八事变当时国民政府应该抗战；在国内矛盾已转为对日民族矛盾时，国民政府没有认清矛盾的所在。（注：参见西村成雄的《现代中国历史意识的展开和历史学》，（《现代中国》第60号，1986年6月）等。）但是， 应该重视的毕竟还是国民政府实际的动向。至少我认为应该把有连续性的侵略意图、侵略政策与战争本身明确区分开来，不该混为一谈。（注：例如，姬田光义提出从日清战争到日本战败是“五十年战争”（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日中战争》，1993年版，第11页）。如果把日本武装侵略的意图、政策的连续性作为基准，而完全忽视战争的空白期。那么此立论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进而言之，从第一次山东出兵算起应是“十九年战争”，从1874年对台湾第一次武装侵略算起则应是“七十一年战争”。如果考虑其后的侵略的必然因素，那么从明治政府建立算起该是“七十八年战争”，依此类推。甚至从幕末算起叫“百年战争”也未尝不可。）我也高度评价东北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但是仅仅是局部地区的东北义勇军的抵抗斗争不能被视作中国进入了战争状态。换言之，我并不反对重视局部，但是如果局部掩盖了整体，那就有必要重新调整位置。综上所述，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确实一贯有侵略意图并有侵略行动，然而主权国中国虽遭侵略，国民政府却不仅没有表明战意，甚至不持战意，作为国家意志，一贯是回避战争。十五年战争论恰恰与其自身的宗旨相违，对于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单方侵略“不抵抗”的中国，在没有形成战争状态下的侵略实态无法明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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