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危机是一次契机吗?——毛寿龙：危机冲击治道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契机论文,SARS论文,毛寿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SARS危机发生之时，也正好是中国政府实现治道变革非常关键的时候。政府治道变革 ，使中国经济发展有了广阔的空间。但由于这一过程尚在进行之中，转轨期间的很多问 题导致SARS出现后没有及时得到控制。而当问题严重起来时，我们又缺乏有效的控制手 段，终于导致SARS发展成为严重的传染病问题。
首先，从政府职能转变角度来看。最近若干年，政府职能开始逐渐从经济建设走向公 共服务，比如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基础、建设政治文明等等，城市市容也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政府工作基本上还是以经济为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中，SARS危机发 生了。SARS是一种新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各级政府最初一直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并没 有给予其充分的重视，一心确保今年的经济增长。随着SARS问题日趋严重，各级政府逐 渐认识到需要将其当作重要工作来抓，并且开始把经济工作暂时放一放，甚至放弃五· 一黄金周。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同时也是正确的。如果自此开始，政府能够实现进一步 职能的转变，加强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让社会发展跟上经济 发展，即使今后再有类似SARS的传染病发生，政府也可以应对自如。
其次，从政府行为法制化的角度来看。政府行为法制化的现状是：行政命令依然发挥 着主要作用，但其作用正在减弱；法制正在发挥作用，但还没有成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 为的主要框架。就SARS问题来说，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之后，1989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传 染病防治法。该法律规定过于集权，只有国务院才有权增加甲级传染病，卫生部才有权 增加乙级和丙级传染病，省政府没有任何权力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新的病种。这使得SA RS在广东出现之后当地政府无法立即按照法律运作来控制传染病，失去了时机。
第三，从政府权力分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越来越分权的简政放权 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促进经济发展。不过，这样的自主权是不确 定的。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的自主权一般比较大，在公共问题上的自主权比较小，而且地 方也没有积极性通过各种办法去赢得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在公共问题上的不确定关系， 中央在这一领域的高度集权，使得全国各地都面临公共事务管理投入不足、公共问题层 出不穷的问题，对公共问题的解决在财政、人员、组织等各个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保 障。在公共服务领域里，除了城市建设和市容之外，在卫生、科研和教育等各个方面， 并没有实实在在的投入和发展。现在发生的SARS，虽然变成了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的问 题，但病人的隔离治疗、疑似病人的观察和识别、隔断进一步的传染机制、治疗病人基 本上还是当地的公共问题。高度集权的公共问题处理和公共服务处理机制，与高度地方 化的公共问题和公共服务需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也是SARS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一个 重要原因。
第四，从政务信息的角度来看。政务公开，政府提供有关传染病的准确信息，成为人 们最关心的问题。近几年政府一直在基层推行村务公开、县乡政府政务公开、校务公开 等，人们对此形成了共识，并且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不过，这一运作还没有到达省和中 央政府的层次。另外，政务公开往往与新闻密切相关。今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新闻改 革开始展开，美伊战争报道是一个进步。不过最初在处理SARS事件报道时，考虑到可能 出现的负面影响，政府进行了控制。由于正规信息不足，人们开始依赖私下的信息传播 。4月20日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毫无保留地每天向国际组织和国内公民公布全国各地的S ARS疫情，并且包括疑似病人的数字。这一数字或许可以满足国际组织的需要，但无法 满足当地百姓的需要。SARS问题主要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向国际组织通报信息的同时也 向当地百姓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非常重要，政务公开开始运作，但制度化的公开尚未形 成，政府不知如何根据老百姓的具体需要来公开政务，是此次SARS危机蔓延的重要原因 。
第五，从国际与国内接轨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一直实行国际国内双重标准，国内和 国际价值标准的差异，是用行政方法人为造成的。如果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差别很大， 双重标准还可以顺利实施，并把国内问题控制在国内。而这次SARS事件的处理首先在香 港就运用了国际标准，与内地处理的标准一对比，国内标准和国际准则之间的巨大差异 就显现出来。如果中国不以国际标准来处理SARS事件，把控制SARS当作重中之重，势必 导致极大的国际问题，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中国政府的国际形 象。
第六，从政府与医疗服务关系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一直实行高度集权 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政府全程控制医生，包括医疗服务的劳务价格、每天的处方量、 全年的处方量等。政府高层决策者对落后的医疗卫生服务没有直接感觉，医疗卫生经营 者严重依赖政府资源从事医疗卫生事业。作为医疗卫生服务消费者的公民对政府没有影 响力，对医院的医疗服务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权和监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卫生事 业的发展严重落后。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医疗卫生事业自然很难紧急应对来势凶猛的 SARS危机。
最后，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过去我们实行单位制社会，国家通过单位就可以打 赢人民战争。但现在社会发生了转型，单位多样化，出现很多新的事物。很多单位与政 府不再有财务关系，也不再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即使有党组织关系，其关系也非常 松散，无法直接进行命令，口头传达内部机制也失去了很大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政 府要与松散的人群一起打赢SARS是很困难的。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还表现为：社会 组织的发展、社会资本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城市里的社区居委会建设、小区业委会 建设、专业化公共服务组织网络、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各种各样的NGO或者NPO等，一直 发展不力。这种情形虽然减少了政府管理的麻烦，但也使得政府在紧急时期缺少很多帮 手。当SARS蔓延开时，除了政府和医务人员，老百姓并没有自发组织起来采取积极动作 ，除了恐惧和绝望，就是洗洗手、戴戴口罩、消消毒。一个具有正常市场经济结构的社 会，政府可以放手经济发展；同样，一个社会基层结构充分发展的社会，政府也应提供 高质量公共服务，处理紧急公共问题。
总之，SARS挑选了一个不适当的时候在中国蔓延，对中国政府、社会和公民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社会和公民同舟共济、共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政府 需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把工作更多地转移到公共事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 共服务方面来。政府需要依赖行政机制来解决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要依照法制的轨道 来运作；政府应该更多考虑根据百姓需要来提供政务信息；在权力配置上，中央政府应 该给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给医疗卫生系统更多自主权，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同时给社 会组织结构的发育以重要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