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反对五种割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五种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07)06-0011-05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就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却令人担忧，它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极不相符。这主要表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种割裂，即“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割裂、“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建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割裂、“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割裂、“回到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的割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割裂。对这五种割裂，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一、必须反对把“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割裂开来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身份各不相同，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大学教授，其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应当始终保持一种牢固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身份各不相同的研究者不同侧面的研究有着共同目标、相同立场和彼此相应的主题、内容。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区分为“官方的研究”和“学界的研究”，而且不断有人提出，应当严格划清二者界限，使其互不干预。如果这是强调党和政府不应该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过多干涉，防止马克思主义研究完全成为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政策做解释与论证的工具，那么，应该说，做这样的区分，其动机还是好的。然而，从根本上讲，做这样的区分会造成极其不利的后果。
从表面上看，这种割裂只是割裂了“官方的研究”与“学界的研究”的内在联系，实际上它割裂的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的路线、政策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而这种理论基础绝不是仅若干领导人就能建立的，它的建立必须依靠广大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特别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业人员；反过来说，如果缺乏为党和政府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服务的自觉意识和明确旨趣，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业人员的研究工作就是没有意义的。“官方的研究”倘若没有“学界的研究”支撑，它以及仅仅依它而制定的路线、政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必然丧失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源泉；“学界的研究”倘若不主动地与“官方的研究”相融合，它就会走向褊狭的纯学术道路，必然导致“经院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走纯学术道路，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立化”，对此，就连德里达也明确地持反对态度。[1] (p.45)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面向现实，必须为现实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和政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绕开”党和政府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结合，纯粹是空谈。
这种割裂与近年来我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越来越信奉所谓“中立化”的价值立场密切相关。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强调，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追求者和信奉者，而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研究视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也就必然是“知识”而不是“武器”。正是这样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导致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反对将其研究与党和政府的路线、政策联系在一起，唯恐其研究沾上“官方”色彩，“正当性”和“合法性”受到影响，进而妨碍其远离现实生活一头栽进相对“安全”的“象牙塔”中去心安理得、自鸣得意地钻研“玄之又玄”的学问。殊不知，这样做，从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功能，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本来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
二、必须反对把“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建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
把马克思主义割裂为“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建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有着深层认识逻辑的，即：马克思主义本来主要是一种论证革命的学说，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当然居于无可替代的指导地位，但当今我们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革命理论显然已经过时。也就是说，作为革命党，共产党确实需要马克思主义，一旦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而成为执政党，就可以抛弃马克思主义了。这就顺理成章地把马克思主义割裂为“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建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固化为一种革命学说。这是当今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内的许多人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已经过时、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中国社会、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已经可以将其放弃的主要手法。这种手法确实颇有迷惑性，如果被这种手法所迷惑，就真的可以理直气壮地“告别”马克思主义了。倘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们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着眼于这种割裂，那么这种研究的结果必然不是坚持与发展，而是“送别”甚至“葬送”马克思主义。
关键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尤其是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是否真的存在着只是关于“革命的”和只是关于“建设的”这样两种界限分明、截然有别的思想内容。事实上，稍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它的主题是人类的解放。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强调，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最需要做的是想尽办法把握其“主题”、“总命题”、“问题系”，他坚决反对人为地把马克思主义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部分，然后又对这些部分分别加以评头论足，哪些部分已经过时了，哪些部分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在阿尔都塞看来，决定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是其“主题”、“总命题”、“问题系”的性质，决定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具有现实性的是其“主题”、“总命题”、“问题系”是否还具有现实性。人们可以对阿尔都塞的理论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是，他所提出的这种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的确，按照阿尔都塞的方法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就是人类的解放和幸福，而这一主题是不可能过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孤立地谈论所谓革命，也没有孤立地阐述所谓建设，无论是论述革命还是建设都是在争取人类解放这一主题下展开的，而且对革命的论述与对建设的论述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难道从表面上看马克思的理论较多地是批判旧世界及论证打破这一旧世界的合理性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论述已不合时宜了？难道没有看到马克思时代所面临的任务主要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难道没有看到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时总是以“美好的”东西作为衡量实践的标准和出发点？实际上，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已经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意义世界”，而这一“意义世界”正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标和方向。显然，“破”与“立”是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就说过，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割裂，一些人才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事实上是这些人本来就怀揣着“送别”和“埋葬”马克思主义的明确意向，他们是先有这样的意向而后进行这样的割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这种“区别”不过是这样割裂的一个借口而已。也就是说，把“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建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并不是他们不信奉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因，而恰恰是他们不信奉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结果。
三、必须反对把“马克思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
在当今一些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性论著中，常用的是“马克思的哲学”，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称谓则尽量避免使用。其言外之意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的歪曲或者说没有真实地反映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误认为反映了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在论述马克思的相关哲学理论时不应笼而统之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表述，而应直接使用“马克思的哲学”这一概念。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究竟能否把二者截然割裂开来？这种割裂会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怎样的后果？
诚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运用过程中，一些人把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毫不相干的内容强加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针对一些人对他的思想肆意曲解，马克思本人也确实曾经强调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作为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本人创立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从未有过怀疑。由马克思的名字所指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毛泽东曾经概括地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2] (p.300)“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与外延，但其基本内容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是大体一致的。排斥或否定马克思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我们确实面临着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理解和歪曲解释中解放出来的任务，但这样做决不意味着，我们已认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对“马克思的哲学”的歪曲，从而需要以“马克思的哲学”这一术语取而代之。
一些人以“马克思的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源于两个否认：其一，否认包括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其二，否认自“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实践活动作理论提升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成果。关于前者，已有一些学者非常深刻地论证了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截然对立起来既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歪曲，又是对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误解。①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异是毫无疑问的，但把这种差异夸大为对立却没有根据。因此，以区别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借口，用“马克思的哲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没有道理的。关于后者，认识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创新中诞生的，其传播与发展是一个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实践活动所推动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僵死的、凝固的概念，“马克思的哲学”这一概念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动态发展、生生不息的具体的历史的过程。
四、必须反对把“回到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割裂开来
“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提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性论著中刚开始出现时，遭遇的是一片反对声。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没有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原道，而只有研究者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即经过研究者诠释了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那里是回不去的，走近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种臆想。这些反对者反对“回到马克思”，但却对“推进马克思”大加赞赏。在他们看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如何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这样，“回到马克思”和“推进马克思”在他们那里就是相互割裂的，他们只要后者而不要前者。问题在于，不建立在“回到马克思”的基础上的“推进马克思”，即不以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为出发点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会把马克思主义引向何方呢？
把“回到马克思”和“推进马克思”割裂开来，就是从根本上否认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或者说“原道”的存在，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这一研究对象相对化和虚无化，其结果必然是任意诠释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任意“制造马克思”，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否认。其实，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学研究领域，即思想的真理性和客观性问题，即承认不承认存在着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对此，我们应该而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首先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即承认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而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相对正确性。马克思主义只是正确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的观点或结论变得不合时宜从而需要修正和发展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既是客观真理，又是包含着绝对真理微粒的相对真理，只有从这个见解出发，才能正确地把“回到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这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把“回到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割裂还是结合，会导致两种不同的“与时俱进”的路向。第一种路向是在“回到马克思”的前提下“推进马克思”，即以认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为前提的与时俱进。主张这种路向的研究者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他们在认真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的观点或结论已趋于过时，并对这些具体的观点或结论加以相应修正和发展，这就从总体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第二种路向是在反对“回到马克思”的前提下“推进马克思”，即在以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客观存在为前提的所谓“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这种路向“推进马克思”实质上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需要揉捏出一个个“新马克思主义”来。在共产党仍是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仍被奉为指导思想的当今中国，一方面，一些人深感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就无法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从心底里不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双重心态促使他们沿着这一路向实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其结果必然是利用马克思主义声望推销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观点和意愿，他们阐发的思想名称是马克思主义，可实际上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贩卖“私货”。当然，我们需要的是前一种路向的“与时俱进”，而不是后一种路向的“与时俱进”。
五、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割裂开来
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的生命力完全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能否真正做到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能否与当今中国的现实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能否在当今中国找到新的生长点。也正因此，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与此同时，一些人郑重声明，“我们所做的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中国”为主体，要做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成分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中国并与其他思想资源相结合，为当今的中国现实服务；而后者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力图使当今中国按照马克思主义去发展，即按照马克思主义来改变中国面貌。当然，他们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更好地推崇前者而反对“陷入”后者。
乍一看，这种区分似乎不无道理，但仔细推敲，发现其中大有文章。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在当今中国的地位，即是否将其视为根本指导思想。
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思想理论，只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借鉴作用。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其信奉者与追求者就已确信，唯有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世界的发展方向，而人类世界也必然按照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因此，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当中国人民确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时，也就是确信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改造和发展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致力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并没有错。实际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就是“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同时，致力于“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学者深深懂得，要实现这一目标，最要紧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即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必要前提，而且，相对于“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即按照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崇高目标而言，“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手段。
一些人突然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其实质是割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一问题必须在从中国传统文化探求中国发展的思想资源的特定语境中思考。有三大思想资源即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可以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毫无疑问，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这三大思想资源都应加以挖掘和利用。但是，在挖掘和利用这三大思想资源时，不能把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相提并论，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功能，甚至这种特殊性可以与轴心联系在一起。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的本性和品格决定的。然而，也有一些人不这样认为，他们或者把这三大思想资源并列，或者像前几年那样片面地突出西方文化，或者像最近几年那样片面地突出中国传统文化。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只是思想资源之一，甚至是一种从属于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他们只是勉强地接受“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竭力反对“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化”。显然，他们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排斥马克思主义，而把西方文化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为当今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此，我们必须警惕。
注释：
①参见马拥军：《评对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三大误解》，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