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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往来是一种旧习惯，但如果让习惯成自然，人情过了线，让潜规则成了规则，就会把准则抛到脑后。反四风和八项规定，就是要从节点抓起、从细节抓起，刹住惯性，改变习惯，以治标带动治本。把握人情往来的度，在人情往来中坚守廉洁红线。
人情蜕变：是思想逐渐放松的过程
很多贪官在落马后直言，自己是被“人情”击倒的。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深刻分析了“人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分析当下的官僚主义、公权私用甚至腐败等现象，从中都可以发现“人情”的影子。
“对于收受‘朋友’的所谓‘礼金’而坠入犯罪深渊的众多案例，作为旁观者自然不难明辨，作为当事人事后也不难‘洞若观火’，而作为身处其中的当局者，要在特定情境中作出正确选择，确非易事。”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教授袁柏顺表示。
因受贿罪于2013年8月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副厅级）在忏悔时表示：“给我送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利用节假日‘人情往来’，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李森林供述，他刚到南阳担任组织部部长时还很谨慎，对于“人情往来”一般都会拒绝，拒绝不了的就上交。但后来就控制不住了，开始有选择地收。“从小额的‘人情往来’，到大额的‘事后感谢’，再到后来有些‘事前相托’也敢收了。”据调查，2003年11月至2009年2月，他在担任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期间，利用管理干部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孙某、郑某等人贿送的财物共计近700万元。
“回想我的过程，多么像温水煮青蛙啊！我就是水中的那只青蛙，水温慢慢升高自己却浑然不觉，开始时还觉得很舒服，等到水温高了受不了想跳出来时，四肢已经半熟，无能为力了。”李森林在忏悔书里说。
“每个人都知道‘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但对于‘温水煮青蛙’理论就未必感悟得那么深刻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郝建臻表示，从开始时收取土特产到收取烟酒器物，再到直接收取金钱甚至美色；从开始时的提心吊胆，到后来的心安理得、麻木不仁，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一个思想逐渐放松和蜕变的过程。
人情尺度：正常往来还是变相贿赂
有人认为“小吃小喝不算过，小拿小要没什么”，还有人标榜自己“大吃不大喝，收礼不受贿”等等。他们对自己的过失不以为然。新中国第一大案中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由收受一条“哈德门”香烟开始，一步一步陷入腐败泥潭的。
“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公职人员，也有其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生活，有正常的社会交往，这其中就免不了有‘礼尚往来’。”袁柏顺说。
郝建臻表示：“身为领导干部应该小心，特别是当他人以‘正常的友情交往’为借口向你做利益输送的时候，要保持高度警惕。”说易行难。特别是当一个人面对足够大的诱惑和权力行使的“空间”的时候，这种人性自我膨胀的一面就会暴露无遗。
2008年11月12日，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受贿1589万余元被一审判处死缓。一个月之后，他在写给纪检监察机关的忏悔书中如此沉痛地忏悔：“对于红包、礼金之类，从一开始不予拒绝，早晚就会突破防线。防线一旦突破，剩下的必然只有贪婪的后果。”
事实上，这名“规划巨贪”第一次收取的红包只是50元钱，但第一次被突破后，他胆子就大了，进而发展到对受贿习以为常。
梁晓琦并非个例。从以往贪官的落马轨迹来看，多数与收“红包”问题相生相伴。近年来，类似收“红包”的边缘性腐败，已呈现多样化趋势。而现实中，很多领导干部在观念认识上，对“人情吃喝”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认识不足。现实中，有些贿赂进行得十分隐秘。比如借逢年过节、住院疗养、婚丧嫁娶、生日寿辰等的机会，变相送礼收礼；以正常的人际交往或尊重亲情友情之名，行徇私投机或行贿受贿之实；乘检查工作、考察考核、指导调研等机会，拿点价格不菲的“土特产”“纪念品”，等等。
人情往来：别拿习俗惯例当幌子
在一些腐败案件中，很多贪官以“人情往来不算受贿”为借口，妄图为自己的罪行开脱。
涉嫌受贿12.3万元的武昌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杨少洲2006年10月在法庭上受审时，否认了所有对他的指控，认为别人送他钱都是正常的“人情往来”。
杨少洲庭上辩称，别人送红包财物，都是社交中的礼尚往来，他也都还过情。尤其是他小女儿结婚时，一徐姓房地产商曾送1万元贺礼，不久徐家办丧事，他即回送了5000元礼金，云云。
所谓“人情往来”不过是贪官受贿的“遮羞布”罢了。正如检方指出的那样，给杨少洲送贺礼的那位房地产商曾托杨少洲办过事，“贺礼”实际上是“好处费”。其他人送钱，也都是有求于他。杨少洲多次利用手中职权，为不法房地产商开绿灯，并借机收受贿赂，这远远超出“人情往来”的范畴。
“错把贿金当礼金”背后反映的是习俗惯例等对法律纪律的凌驾。袁柏顺表示，公职人员若单以前者而非后者为度来衡量行为，自然从一开始就拿错了尺子。
人情规范：应该给红线通上“高压电”
一些贪官还援引社会上存在大量不正之风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开脱。安徽省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称，“当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下级给上级领导送礼的风气”。
我们党和政府对党员领导干部收受礼品方面的规定不可谓不多，甚至还有直接对领导干部交友提出的要求。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领导干部未能抵得住诱惑，甘当了“人情”的牺牲品呢？
袁柏顺认为，作为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法律法规与党纪政纪条规之明文规定，众所周知，领导干部不应不知道。最初收受贿赂者大都寝食难安正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人‘好面子’是一个重要的心理诱因。这‘面子’一方面包括自己的面子，认为别人找自己办事证明自己有本事，别人给自己送礼就是别人尊重自己，‘把自己当回事’，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另一方面也包括别人的面子，怕驳人面子，把人际关系搞僵。”郝建臻这样认为。
受访专家均表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慎交友，谨处友十分重要。不管是真心承认还是矫情声称未能分辨礼金与贿金，将一切恶果归因于交友不慎、处友不当，这种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最终责任毫无疑问应该是公职人员的，相关行为产生在于其自身的选择与决定。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郝建臻表示，社会中的每个人既是政治的动物，本能地会趋炎附势、趋利避害；亦是经济的动物，天然地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以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官员必须要警惕，防止在“哥们儿”的“情谊”中为别人实现其不法利益作无谓的背书。
准确把握度的主动权与责任在于公职人员自身，而公职人员能否把握好度，则不能仅限于公职人员自身。袁柏顺认为，勉励公职人员“日夜孳孳，敏行不怠”，谨守法纪之度固然重要，各方面也应该提供助力，不能让公职人员“独自在战斗”。
“就这一方面而言，体现对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法律，可以画出红线使之不敢越雷池；透明与监督，可以让腐败行为不至明目张胆。”袁柏顺指出，“但最重要的，是对腐败行为不惧不偏、及时坚决、常态化的惩处，打消不法行为的侥幸心理，防止其一步步陷进深渊。”
专家表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十八大以来在腐败惩治方面的积极进展，未尝不是在帮助公职人员在“礼”与“贿”之间作出正确选择，要给红线通上纪律的“高压电”，帮助公职人员在正常社会交往与腐败交易关系之间划出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