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心论文,我国古代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38（2004）01-0047-12
在5000年的历史中，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经济发展千差万别，很不平衡。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在最与当时生产力相适应的地区形成一个经济重心，也即与其他地区相比，人烟稠密，经济发达，是国家和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区。第一个经济重心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历史事实。经济重心是相对稳定的，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政治、国防形势的演变，必然也将寻找更适宜的发展区域，以扩大经济重心的范围乃至迁移。宛如江河东流，我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大致经历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历程，最终在东南地区结聚成一个新的经济重心，并取代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重心地位。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南移事件。
显而易见，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迄今为止经济地理格局唯一的一次巨大变迁，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不仅展示了经济演变的地理脉络，是地域经济开发史和北南经济地位消长的主线，而且直接带动了文化重心的南移。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对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古人有切身的感受，但并未加以研究。只是到了现代，才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也可以说，发现经济重心南移史实是现代史学的一大成果。正是这个问题的发现和深入讨论，引发出一系列新问题，从而使经济史研究进一步立体化，拓展出新天地。
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了解已有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脉络。1990年，卢星、倪根金曾从事过这项工作，发表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研究综述》一文。这篇3000余字的文章简略概括了以往各种主要观点，罗列了经济重心形成的标志，南移的时间，南移的原因，[1]为学术界提供了便利，功不可抹。现今看来，该文显得比较简单，且所列诸家观点均无具体出处，只是在文后列出17篇（部）论著作为主要参考资料，使人难知所指。10多年以后的今天更有许多新见解出世。因此，有必要站在其肩膀上重新审视。
一、有无经济重心、何时何地形成经济重心
像所有重大问题一样，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也是一场大讨论，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有关学者各抒己见。问题总是从无到有，中国经济重心问题也不例外。学术界所说的经济重心南移，大前提是在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存在着经济重心。但并非所有人都承认这一观点。李晓路、葛壮就持不同意见，他们在对隋唐以前南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初步探讨”后指出：“南、北经济的发展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在互相交往的影响下独自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特点有明显差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及社会生产的不同部门间，南、北方各有优劣，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尚难总体比较，因而还不能得出‘经济重心在北方’的结论。”对“北优南劣说”产生的原因，该文提出可能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及史官文化的影响这两个因素有较大关联。[2]
在此前后，大多数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定中国古代存在着经济重心并且就在北方。早在1943年，全汉升就明确指出这点：“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而不在南方，这是没有疑义的。”并认为这个在北方的经济重心“较偏于西”。[3]（p271、270）王仲荦完全赞同这一观点。[4]（p495-496）而较早系统地提出这个问题的，当属冀朝鼎。1934年4月，冀朝鼎写成了英文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年在伦敦出版。原序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对了解中国经济史是大有裨益的。”全书的主旨是：“定义基本经济区的概念，研究中国的水利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以及简要地探索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作者把从公元前255年至公元1842年的中国经济史划分为5个时期：
1.第一个统一与和平时期，包括秦汉两代，以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为其基本经济区。
2.第一个分裂与斗争时期，包括三国、晋和南北朝，四川与长江下游出现一个能与前一时期的基本经济区所具有的优势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
3.第二个统一与和平时期，包括隋唐，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
4.第二个分裂与斗争时期，包括五代、宋和辽、金，长江流域作为中国显著的基本经济区在进一步充分地发展着。
5.第三个统一与和平时期，包括元明清三代，“统治者们对于首都与基本经济区相距太远这件事越来越发愁，因而多次想把海河流域（现河北省）发展为基本经济区。”[5]（p12、13）这里的“基本经济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重心”。
这里需要说明，在此之前已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注：参见卜风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述论》一文的介绍，该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举凡以报灾检灾为题的研究，目前仅见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灾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一篇。其他涉及到这一问题的，多是在谈及救荒措施时间接涉及。如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84年复印本）、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王晓清：《元代前期灾荒经济简论》（《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张兆裕：《明代万历时期灾荒中的蠲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等。）透露：K.A.Wittfogel博士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中国经济——政治核心区”，并指出“决不是固定不动的”，从西北到东北，到长江流域，这种核心区有三次变动。他意识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核心区”及其移动轨迹，冀著显然受其影响。
朱诗鳌在冀著中文版《译者的话》中写到：1936年该书英文版出版后，就引起了我国及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在日本，由左渡爱三于1939年译成了日文。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承认是其《中国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水利工程》的主要依据。所言英文版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注意确属事实，如我们见到李剑农在20世纪50年代引用过此书。[6]（p193）但恐怕不宜过高估计，因为当时能看到并看懂此书的人毕竟是有限的。直到1981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中文版，此时对我国学术界经济重心南移研究的作用已属强弩之末或仅是推波助澜了。
几乎与冀朝鼎同时，张家驹也开始了对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从1935年起，张家驹在大学生时期就对宋代东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予以特别关注，陆续发表了一些短文，其中以《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为代表作。[7]至1957年形成了11万字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关于经济重心南移的专著。书中《绪言》指出：“自唐朝中叶至宋之南渡，是我国经济重心向南转移的过渡时代。本篇的写作，主要在阐明两宋时期这一转移的行程。”结论是：“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我国社会就完全进入南盛北衰的新阶段，因此，这一历史事件，就成为我国南部发展历史中的划时代关键。”
以上二书，是近半个世纪以前的有关代表作。关于近年经济重心南移观点的普及，中学教科书的提法最有代表性。中学教科书的编纂，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内容、观点的选择十分慎重，对学术界新成果的采纳往往滞后。我们在最权威、最有代表性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所编历史课本中，能看到有关提法明显的变化轨迹。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学历史》中，只是谈到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原来比黄河流域落后，六朝时得到进一步开发；至宋代也仅在《南北方经济的发展》标题下讲述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8]到了90年代初，有关提法就比较明显了。如“江南的经济原来比黄河流域落后，东晋南朝时期，长江下游一带农业得到迅速发展”；“从五代起，南方的农业水平逐渐超过北方”；“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胜过北方”。[9]已经客观地显示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因而，有中学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在课堂上将其明确化。[10]而最新版的《中国古代史》中，则明确提出了经济重心南移概念：六朝时期，“江南经济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安史之乱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宋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由北方移到南方”。[11]10年间的提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暗示到明确的三个明显阶段，表明经济重心南移研究日益发展，经济重心南移概念日益普及。另外，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教科书中也有反映，如张全明、张翼之《中国历史地理论纲》的经济地理部分，干脆就是以经济重心南移为主线的。
关于何时在北方形成经济重心问题，学者的意见也不一致。
1.远古说。张家驹言：从远古至西晋，“我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是在黄河中、下游流域，这时可以说是北方的全盛时代。”[12]（p155）傅筑夫言：“从远古直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古代文明主要就是产生在这个区域之内（即华北平原——引者），是中国古代唯一的政治和经济中心。”[13]（p91）王会昌根据其长期研究也认为从上古到秦汉时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稳定在中原地区。[14]樊志民的观点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北方旱作农业突飞猛进，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技术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使黄河流域成为当时土壤条件最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15]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考古资料认为，从史前时期向文明社会过渡时，南方地区有着灿烂的文明，与北方同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否认以中原为中心的单元论。[16]（p99）张全明、张翼之认为，石器时代是南北经济同步发展时期，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生长的农业发展水平与黄河流域相近似，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才超过南方，率先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17]（p169-172）
2.商周说。鲍晓雷言：“至商周，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关中地区。”[18]
3.战国秦汉说。农史学界一般认为：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成为全国经济和政治中心。”[19]
4.秦汉说。如杨荫楼认为：“秦汉时期在关中地区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水利事业的高潮，从而关中经济区重心得以形成。”[20]
5.汉代说。如郭豫庆言：“汉代的社会经济获得高度发展，黄河中下游成了全国经济重心。”[21]
二、经济重心南移的时代判断
经济重心的形成是地理环境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历史原因的产物，随着历史演进而变化。经济重心何时南移的时代判断，是一个最主要、同时也是最有异议的问题。这个讨论，目前已深化为何时开始、何时转折、何时完成三个阶段。
1.何时开始
（1）战国说。张鸿雁曾提及“当从战国时期起出现的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后……”[22]这是经济重心南移时代最早的提法，但仅仅是随口一说，没有任何论证或其他说明。这一特例，反映了有关提法的随意性。
（2）东汉说。傅筑夫认为：东汉末年的大动荡使大批流民南下，改变了江南经济区的落后状态，“初步形成了一个小的经济区……乃是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开始。”[23]（p641）林甘泉明确指出：“中国经济重心从东汉时期开始南移。”[24]（p167）全毅也言“从东汉历魏晋到南北朝500年间，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长江流域”。[25]
（3）魏晋南北朝说。王仲荦在其前引《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专列《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一目，认为“南贫北富的情形，已开始在这三百年内逐渐转变。”童超指出：东晋南朝时，“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26]朱伯康、施正康认为：“由这一阶段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由北方移到南方”。[27]（p451）张岂之、张国刚等以及罗友江都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开端。[28]（p9）张承宗提出西晋时出现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30]而郑学檬则以为，魏晋南北朝南方经济的发展只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准备阶段。[31]（p18）另一种说法是，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形成又一个经济重心。如张家驹言：从东晋开始南方经济有了很快的发展，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中心，但“虽然号称平衡发展，究竟北方还是占着优势。”[12]（p156-157）王育民同样指出：“东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形成为一个新的经济重心。也就是说，已形成了南北相互抗衡的局面”。[32]（p369）冀朝鼎的提法是：当时四川与长江下游“出现一个能与前一时期的基本经济区所具有的优势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5]（p13）杨荫楼同样言：“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南方和北方并驾齐驱的局面。”[20]宁可等人也认为：“长江三吴一带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新经济重心，可以和黄河中下游相比美。”[33]（p477）蒋福亚提出准确的时间是在宋齐之交，三吴成为新生的经济重心。[34]概括而言，这些观点认为当时存在着两个经济重心。
（4）隋代说。如周殿杰言：“隋的统一和运河的开凿，揭开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序幕。”[35]王毓瑚也言：“到了隋朝恢复统一时，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是赶上了北方。”[36]史念海则指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际，关中等地已经显得府库盈溢，甚至还除去妇人及奴婢、部曲的租颗。由此可见，大运河的开挖“并不是就像后来所说那样是为了运输来自江南的漕粮。”[37]
（5）唐代说。李剑农认为：“唐之经济领域重心，则不限于黄河流域，即东南亦渐重矣”，“故唐代经济流（应为“领”——引按）域之重心由关东河、淮流域扩至东南，实以通济渠之运道为之枢纽……此唐代统一后，中国经济领域之面目，大异于两汉。”[6]（p187、189）
（6）中唐或安史之乱说。如李伯重认为，直到唐代中叶以前，江南农业从整体上来说，一直落后于中原，至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也是开始于中唐。[38]（p35）王玉德、张全明言：“安史之乱后，我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分布格局已有所变化。在某些方面，南方的发展已开始占有一定的优势，从而表现出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39]（p372）朱绍侯等也认为经济重心的南移是自安史之乱开始的。[40]（p93）
2.何时转折
经济重心南移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阶段性。一般有关论著在较为系统论述其过程时，常划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其中有的叙述含糊，笔者在此不敢臆测，先将比较明确的提法介绍如下。
（1）隋唐说。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时期概念，其表述为：“隋唐时期南方农业的继续发展终于导致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但不是完成）。[19]
（2）安史之乱说。张家驹明确指出：安史之乱“又是我国经济发展南盛北衰的一个转折。”[12]（p4）又如张步天：“安史之乱……也是经济地理分布明显变化的分野。由于战乱破坏和尔后北方藩镇割据以及西线吐蕃等的压力，唐后期经济依赖南方，从而加快了南方农业经济的步伐，使经济中心南移。”[41]（p68）曹尔琴、郑学檬也持此说。[42][31]（p17）张岂之、张国刚等同样持此说，不过将这一“至为关键的一个阶段”延长至五代十国。[28]（p97）
（3）五代说。朱绍侯等认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经过五代，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但不是完成）。[40]（p21）
3.何时完成
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问题中，这是最关键、也是争议最激烈的问题。判断的时代跨度因而相当长。
（1）魏晋南北朝说。早在1934年，李旭就发表专文论述魏晋南北朝时经济中心转移到南方，认为此时江南的经济为极发达型，侵入的北方各外族经济势力为落后型，中原经济为较发达型。[43]罗宗真发表有两篇关于这一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论文，较早的一篇认为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于六朝，而完成于宋；[44]后一篇则进一步强调东南经济的发展：“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六朝时期的（江南）经济，无论在农业、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均已超过北方。”给人的印象是经济重心已经南移。[45]郑学檬、陈衍德发表专文，全面反驳了这一论点，认为当时江南经济仅处于开发阶段。[46]周殿杰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东汉以来南方经济持续地发展并不时出现高潮，这些都应该被看作是经济重心转移的量的积累。[35]傅筑夫也指出：“六朝时期，江南的开发还处在初期阶段……是粗线条式的写意画，是向广度发展的一种粗放经营，只是将无主之田占为私有，进行一点力所能及的开发，仍有大片土地未能发挥其生产潜力。”[47]（p12）这是从南方角度而言的。朱大渭、张泽咸从北方角度指出：这一时期“北方的社会经济经过几次破坏和恢复，终于又发展为全国的重心，而农业经济区还向北有所扩展……只看到北方社会的破坏，看不到社会的重新整合和发展，认为中国这期间的经济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这是不切合实际的。”[48]（p10）张全明、张翼之也认为在隋朝统一之前，北方优厚的势力再度得到发挥，又超过南方，“仍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而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之所在”。[17]（p192）一些学者从专史角度研究了有关问题。钮仲勋从矿业方面指出，此时南方的矿业是在发展，北方的矿业是在恢复，但由于过去的基础不同，一直到南北朝晚期，南方的矿业仍未能超过北方。[49]卢海鸣从纺织业方面指出，六朝时期南方纺织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仍难以与北方相颉颃。[50]
（2）隋代说。全汉升即持此说，他在其名篇《唐宋帝国与运河》中，认为这是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原因，以便把经济重心的南方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联系起来。[3]（p279、393）吕振羽认为隋代江南生产获得更迅速的发展，“至此成了全国经济的重心。”[51]（p405-406）
（3）隋唐说。前引冀朝鼎之著即持这种观点。傅筑夫也言，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于东晋和南北朝，“到隋唐时就完全成为定局了。”[23]（p641）
（4）唐代说。林志华言：“中国社会经济重心的南移，基本上是在唐代近三个世纪里开始并完成的。当时江南经济发展的水平，已逐步赶上并超过了北方的经济水平。”[52]朱伯康、施正康认为南方经济“至唐发展已超过北方的水平，从此中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向江淮及东南、华南地区。”[27]（p512）
（5）唐代后期说。此说以安史之乱为界，以后完成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观点比较普遍，如范文澜、周殿杰、王仲荦、陈昌远、朱大渭等、史念海、王会昌等即是。陈正祥也认为：天宝年间，“当时中国的经济开发，北方明显地尚胜过南方。盛唐时虽曾经转输江南米粮供应幽燕，但那只是临时的给边性质。”安史之乱以后，“在经济发展上，南方已超越北方。”[53]（p10、p5）万绳楠等明确指出：“到唐朝，特别在天宝以后，经济重心确实是南移了，主要是移到江南道。”[54]（p176）魏明孔论述了中唐以后手工业经济重心的南移。[55]张步天则断于唐末，认为“唐末以后，我国经济中心南移，南方经济超过北方。”[41]（p239）袁英光、李晓路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安史之乱以后只是财政重心从黄河流域移到了南方，不能同经济重心的南移混为一谈。而财政重心的南移，并非由于此时的南方地区生产水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故可提供较多的赋税所致，“目前还难以证明唐代经济重心已南移”，对经济重心南移这一重大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56]郑学檬等进一步阐述强调了同一观点，不同意唐代经济重心南移说。[31]（p10-12）林志华则认为财政重心与经济重心虽是有区别的，但也是密不可分的，后者是前者之本。江淮地区如无相当的经济实力，是无法长期承担全国财政支出负担的。显然这是南方经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经济重心已基本南移所致。[52]
（6）五代说。胡如雷认为：“五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移向南方，而隋唐时期正处在南北发展趋于平衡的阶段。”[57]葛金方所言更明确些：“自10世纪即五代以降，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正是我国经济重心的所在，无论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是最为发达的，其重要性已经跃居全国首要地位。”[58]（p29）
（7）北宋说。吴琦从漕运与农业角度推断：“至迟在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全面超过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59]有的学者虽承认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于南宋，但同时又指出“在整个宋代，北方的经济地位已不如南方。”[60]（p178）程民生不同意此说，他在大量研究基础上指出，宋代北方经济仍在顽强发展并达到新的高度，经济重心从发展趋势上看正在南移，但从历史现状上看还未完成，东南地区的经济也还没有超过北方。[61]（p330-332）
（8）北宋晚期说。胡道修通过对人口增长速度及数量的研究后指出：“北宋晚期北方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明显……北宋晚期中国不仅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就是人口重心此时亦转移到南方。”[62]宁志新分析了宋神宗朝南北两地的户口、人丁、垦田数量及租赋额，认为南方大大超过了北方，“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在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我国的经济重心已从北方地区转移到了南方地区。”[63]
（9）南宋说。如前文介绍过的那样，第一部研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专著就是张家驹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将南宋建立作为经济重心完成的标志。与此同时，李剑农在其著作中列专节《经济领域之重心移于东南》，明确指出：“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64]（p7）另一位有同类专著的专家郑学檬也认为“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经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了。”[31]（p17）持同样观点的学者为数不少，如杨荫楼、李伯重、王毓瑚、吴松弟、张全明、朱绍侯、张国刚等即是。在此还必须说明的是，张家驹把南宋作为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开始：从南宋渡江至鸦片战争，“这个阶段的特征是经济重心完成了南移的过程，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完全超过北方，可以说是南方的全盛时代。”[12]（p157-158）王育民也说“完成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则开始于南宋”，又说元朝时期“我国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确立。”还指出：“总的说，从南宋渡江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一阶段，经济重心完成了南移过程。”[32]（p375）
像经济重心南移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一样，或者说正因为其历程漫长复杂，学术界关于完成这一过程的时间判断居然有跨度1000多年的不同说法！事情事实上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学术界在此之后还有相关的说法。
一些学者揭示，明代北方经济又赶上了南方。如从翰香言，朱元璋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诸政策和措施，冀鲁豫三省得益最多，经济恢复亦最显著，其人口增长和耕地垦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5世纪也即永乐以来，三省经济状况得到迅速恢复和长足发展，为明王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所需要的北方经济奋起追赶南方，从而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这一战略要求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65]农史学界的另一种说法是，明王朝的建立扭转了黄河流域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南北差距有所缩小。”[19]余也非所言更为明确，他在其《中国古代经济史》一书中专列《南北经济差距的缩小》标题，一方面承认明清两代“经济领域的重心虽仍在南方，但北方经济的不断发展便使得南、北方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之中。”北方在此期间“仍为繁富之区。新疆、蒙古、东北、西藏的繁富亦不减于内地。”进而指出：“南、北方的富力已趋于平衡，若坚持称北方落后于南方，至今仍持此说者，非。”[66]（p692-695）如此果断的结论，似乎是要表明经济重心不存在了。
郑学檬关于经济重心南移研究还有一个贡献，即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还有负面影响：其一，人口对南方土地的压力和生存环境的恶化，其二，江南的富庶带来了江南重赋时代，其三，造成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31]（p24-31）
一般而言，凡是持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朝代越晚观点者，自然是对所有前者的批判。例如说，认定完成于南宋，当然也就否定了北宋说以及前此所有判断。反之亦然。从另一方面说，则表明了北方经济的曲折发展和起伏。对此，漆侠先生曾指出北方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经历过两起两落：“秦汉是其兴盛时期，至魏晋南北朝而衰落；唐宋再度复兴，此后又趋衰落。”[67]（p2）而高原却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农业依靠勤劳伟大的劳动人民，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不断创造、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是向前发展的。[68]大概因此才使一些学者产生分歧。更主要的是，对经济重心形成的标志及原因存在着纷纭众说。
三、经济重心形成的标志及原因
1.标志
所谓经济重心形成的标志，也就是经济重心的客观标准。没有统一的标准，必定会有不同的判断。所以，有必要了解各家的说法。
最早为此做出定义的是冀朝鼎。在前引冀著第一章中的《基本经济区的定义》中明确指出：“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的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5]（p10）我们理解其定义包括三点：一是农业生产发达，交通条件便利；二是能够向统治者供应粮食等主要物资；三是成为统治基地。
致力于经济重心南移研究的郑学檬等，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标准：“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具体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说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31]（p13）张全明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标准。[69]宁志新对此提出质疑：一、郑氏标准第一条“并未量化计算，仍然只能给人一个模糊的概念。”二、将经济中心的转移与政治中心的变化联系起来，势必会将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推迟，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中心的变化将滞后于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中心的变化。为此，他另提出了地区经济量化的标准，即南北方各自的经济总产值在全国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是否在50％以上。如此，“则可使问题简单化、精确化，也可省去许多繁缛的论证”。[63]
郑学檬在反驳的同时，进一步提出研究该问题的三点方法：第一是一般方法，历史学应该坚持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研究原则，而避免做条件不够的“具体化”研究；第二是比较方法，通过局部与全局、全局与全局、局部与局部等方面的比较，揭示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第三是辩证方法，重视经济发展的质与量、积极与消极、外因与内因、传统与创造等方面的辩证关系，才能恰当地估量历史的变化。[31]（p49-54）
周殿杰提出经济重心南移的标志至少应该是这样几点：南方地区的开发，必须扩大到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长江下游三角洲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南方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压倒北方。[35]
1987年在常州举行的“长江下游三——九世纪社会经济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衡量南方或北方经济发展水平时，要注意以下指标：①农业部类：a、南方的可耕地面积与开发程度。b、南方粮食等农作物的总产量、亩产、人均产量。c、生产工具的种类、效能与生产技术。d、水利工程兴修与航运的规模。②人口数量与素质。③南方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总额的比例。④手工业、商业城市经济的综合考察。⑤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总的来说，仍强调应尽可能得到科学、准确的统计数字。[70]
我们认为，经济重心的标准不能就事论事，也不宜就经济重心南移这一明确指向制定。经济重心地区简单地说就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经济区域，具体说应具备以下条件。
（1）区域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它地区，其地位具有全国性的带动作用，代表着经济发展的高度和方向。正如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国家的繁荣和成功是来自某些区域的成功。[71]（p15）在正常情况下，是中央政府主要依赖的供应基地。
（2）区域内人口最密集，土地资源和利用最充分，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和质量全国领先。主要指标在有资料量化的情况下，应占全国比例的50％以上。
（3）经济发展质量良好。包括劳动力素质较高，自然环境协调，商品经济发达，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等，从而能够长期持续发展。
至于说“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以及与政治中心的密切关系等提法，不适合于南宋以降的历史。
2.原因
与上述问题相比，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虽然同样众说纷纭，但大都取决于各自的断代，况且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其原因必然众多而复杂。所以除了个别非常具体的说法之外，大多数观点尽管不一致，只是各有侧重罢了，实际上从不同角度为经济重心南移原因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家之说。
（1）战争对北方的破坏及流民的南下。此说历史最为悠久，影响也最广泛，一般多将此当作主要原因。如张步天所言：“安史之乱……也是经济地理分布明显变化的分野。由于战乱破坏和尔后北方藩镇割据以及西线吐蕃等的压力……使经济中心南移。”[41]（p68）另有学者言，宋辽金元时期，“北方人口大批南移的浪潮再度出现，南方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不但使我国经济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最终完成，而且不断拉大南北农业的差距。”[19]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如陈正祥说：“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只是促成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搬迁的一部分原因，而并非全部原因。异族的侵扰，仅是一项推动的力量。”[53]（p5）吴存浩进而指出经济重心转移的主要原因并非战乱：“试问，自春秋直至南北朝期间，我国历史上所发生的战乱几乎全在北方农业区，为什么多次战乱并没有动摇北方的经济中心地位呢？为什么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也曾有过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而经济中心地位并没有再次恢复呢？”进一步的思考使他提出其他原因。[72]王大建、刘德增更认为“此说存在巨大缺憾”，在提出同样疑问后，又批驳了北方人大量南下导致南方经济的崛起的观点，得出一个结论是：“移往南方的北方流民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军人，并未从事农业生产。部分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的南下北人，因惯于旱地作业，在南方水乡一时无用武之地，不但未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对当地的生产造成了破坏。”[73]这一观点之新，是笔者仅见的。
（2）地理环境的差异与变化。不少学者提出了这一原因，比较典型的是彭克明的专文论述。他认为古代经济“北优南劣”及经济重心南移，“原因就在我国南北地理环境的差异上。”暖温带的北方地区是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和一马平川的黄淮海冲积平原，降水比较充沛而且基本上雨热同期，有利于先民抛荒轮作和迁徙。这些有利条件造成了我国进入文明社会之初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经济重心。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在地势崎岖、水道纵横的南方，人们改造和利用自然环境的能力大为提高，而南方的水热条件一经开发即比北方更有利于农业生产。[74]郭育庆从黄河变迁角度指出，隋唐时期黄河中游森林开始遭到破坏，黄河的决溢显著增加，南北地理环境演变的巨大反差使南北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巨大升沉起伏，直接影响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持续发展。[21]郑学檬认为唐宋时北方经济落后于南方，仅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着眼显然无法加以圆满的解释，南北自然环境变迁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研究了唐宋时期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等方面的自然环境之后，得知北方环境恶化，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土地、森林等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接近饱和，却不能承载继续增长着的人口，而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土地生产能力减退等与自然环境有关的因素，在这当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31]（p32-47）倪根金曾专文论述了气候对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问题，认为气候变迁也是造成我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重要推力之一。[75]董咸明从森林角度论述了自然生产力对唐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大影响，指出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的统一，乃是决定经济重心所在的根本原因。南方虽然一直有着很高的自然生产力，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社会生产力是落后的。随着北人大规模南迁，南方的社会生产力赶上北方，与优越的、潜力巨大的自然生产力逐渐取得统一，经济迅速发展并导致经济重心南移。[76]
（3）农业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吴存浩从农史角度指出，经济中心南移问题只能从农业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中去寻找，即探讨“南北地区不同农业经济类弄（引按：应为“型”）的内在发展潜力和水平”。[72]一些学者引用日本学者西
定生的研究进行了一些探讨。西定生认为，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自古以来就在华北，文明的中心也在华北，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华北农业比江淮稻作农业优越。从唐代开始，到宋代完成的稻作农耕法的改革，才使江南水田农业最后凌驾于华北旱田农业之上，同时确立了江南在中国农业中的基本地区的地位。[77]（p162-166）郑学檬因而指出，经济重心的南移主要就是建立在江南地区精耕农业较高的发展水平之上的，这种南移的完成是“全部质变”。[31]（p17-18）
（4）生产关系的落后。如田昌五明确指出：宋辽西夏金元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中心由北方移到了南方。而北方经济之所以衰落，则是由于国有制、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经济成分显著增加，长期缓不过气来。这些事实，在很长时间内是被忽略了的，现在我们把它如实写出来了。”[78]（《编后记》）
（5）南北方人各自的行为模式。王大建、刘德增专文指出：北方人重视农业，农业的繁荣使北国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但过度重农，使农业达到一定程度后发展速度必然减缓；过度垦殖又导致植被严重破坏，致使天灾肆虐，农业发展受阻。而南方人诸业并重，农业、林业、渔业、手工业、商业齐头并进，终于夺得经济重心的桂冠。并果断地做出结论：这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最根本的原因。[73]
（6）综合因素。以上观点多属论者强调的主要或根本原因，自是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一些专门研究文章，往往总结综合原因或在不同章节论述不同原因。如郑学檬即在提出前引地理环境变迁因素、南方稻作生产发达因素之外，专门论述了技术进步，将此作为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之一。还特别指出，南方经济最终超过北方，“归根结底是由构成社会生产力实体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情况所决定的。”同时“也不否认生产关系的巨大影响。”[31]（p55-138，p18-19）全毅总结的原因共四条：首先，生产技术与自然环境的结合是基本动力；其次，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又一动力；第三，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第四，外部环境的作用是重要因素。[25]宁志新认为北宋经济重心南移，其原因有三条：一，五代时期南方诸国的经济发展为北宋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二，北宋的统一消除了限制南方地区经济大发展的障碍，为经济重心南移创造了条件；三，南方地区的自然条件比北方优越。[63]此说只能运用于“北宋经济重心南移说”，不具普遍意义。王玉德、张全明提出的四条原因又不尽相同：一是兵祸逼迫，二是人口南迁，三是南方经济的长期发展，四是生态环境的变迁。[39]（p519-528）
我们注意到，张家驹在其专著中没有正面论述原因问题，只是在书末《结论》中提到南北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时，谈到些相关原因，但显得比较含糊或犹豫。他首先批判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然后指出东南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在劳动人民辛勤开辟下特别发展起来；接着谈到南方人口密度的增长与经济重心南移有密切的关系。[12]（p161-162）显然，张著志不在此，还使人似乎感觉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学者在理论方面的苦闷。
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并不是个小问题，也不是个简单问题，因为它是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证据和根本因素，决定着定时定位是否准确。若是做出判断以后再去寻找，则难免会犯削足适履的错误。应将其看作大前提，在科学的判断标准指导下，综合考虑史实，才有可能得出比较严谨、符合实际的结论。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不同的文章中可以强调某一点，在专门论著中最好应全面并有主次之分。
四、有关问题的思考
学术争鸣无疑是件好事。既说明这个问题重要，引人注目，又说明这个问题在深入研究之中。我们当然不能满足于此，应逐步达成比较一致或接近的观点。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论证不足最为常见，或者并不做具体研究，只是认可某种观点而人云亦云，甚至任意发挥；或者概念不清，以至前后矛盾；或者提出明确的新见，但缺乏大量可靠的史料支持，涉嫌武断。更重要的是，还有些概念和理论上的障碍。
1.关键词的混乱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关键词就是“经济重心”。重心的概念原出自牛顿力学，指一个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而产生的合力的作用点。在经济地理学中，用来界定区域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反映经济地理布局在各个方面比重的变化。中国古代史中的经济重心，则是指经济最发达、地位最重要的某个较大地区。
但是我们看到，在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研究中，有关论著的关键词并不一致。正如上文所见，出现了基本区、核心区、中心、重心等，还有“中国古代国民经济从这时起南移”[45]以及“全国的经济核心或基本经济地带”[53]（p5）等说法。在此，这是一个基本涵义相近但具体用词颇多的概念。从学术史角度看，因时因人而异是正常现象，但是若在同一论著中也不统一，便不正常了。例如冀朝鼎书主要使用基本经济区，但同时也使用了“经济重心”一词，如第61页：“公共治水工程的发展……且大大地促进了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第76页：“这一切就标明了经济政治的重心已经转移，标明了河内在前汉末期，已由原来的次要地位上升为主要的基本经济区。”可见这两个词是同一概念。更多的现象是既用经济重心，又用经济中心。在此仅举一例，如前引罗宗真第二文中：（六朝时南方经济发展）“逐渐形成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初见成效已始于六朝时期”；“（东汉以来）关中黄淮已不复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建康）已是当时南朝的经济中心”。
经济重心与经济中心在一般情况下不是不可以通用，但在此却不便混用。一般说首都是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是指具体的一个或一组城市，而不是较大的地区，也不能说是经济重心、政治重心。在经济地理学中，经济中心是指一个大的综合性城市或一组城市，而基本经济区则是经济区三级分级系统中基层经济区、基本经济区、大经济区之一，即一个省区内市与市之间的组合。[79]（p66）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最好统一使用多数学者常用的经济重心这一关键词，并与经济地理学接轨。
2.概念的模糊
地域经济和经济重心地区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经济重心南移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说其复杂，是因经济各门类孰轻孰重，有先有后，而且由于战争等因素，也会有反复，不是一经移动，不再改变；说其漫长，是因经济的地域变迁不是急剧完成的，需长期的积累或耗散。研究经济重心南移问题，一定不能忽略这一基本点。经济重心问题存在于整个古代史，立足于某个朝代的断代研究显然是力不从心的，难免会以点代面，就事论事。研究经济重心南移问题，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概念和问题。
（1）开发、发展速度与实力的区别。历史上南方地区多次掀起经济开发浪潮，其势头颇为振奋人心。但经济开发与经济实力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更与经济重心南移不是一个概念。东南地区经济自起步以来尤其是隋唐以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发展速度无疑快于北方。但发展速度与经济实力仍不能划等号。郑学檬曾指出过这点，进而说道经济开发是一个量的积累，经济重心转移是一个质的变化过程；经济落后的地区在起步阶段发展速度往往会远远超过经济发达的地区。[31]（p10）经济区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在社会生产的地域演变中，经济区经历着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这样一种辩证发展过程。经济区的量变过程表现为地区经济特征的相对稳定，形成发展的阶段性；其质变不是以突变形式实现，而是渐进式的飞跃，形成发展的继承性。这是研究经济重心南移应该掌握的一条原理。
（2）经济与政治、军事的关系。经济重心南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牵涉方方面面，不能片面地就经济论经济。在中国古代，北方始终是军事重心，绝大部分时间内是政治中心，对北方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军事而言，北方边患最严重，而且是都城所在，均需重兵防守，所以北方驻军最多，历代兵力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北方。北方经济和财政必须为其服务，尤其是边防军需物资主要靠北方提供，也就是说北方的经济成果、赋税大多在当地被消耗了。评估北方经济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许多论者常以南方的财物漕运北方之举，作为南方经济发达于北方的重要证据，也是没有正确理解经济与政治、军事关系造成的。北方既然是军事重心和政治中心，在南方的地方政府就有义务、有责任向中央政府和国防建设提供赋税和物资。尤其是在宋朝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财力的情况下更是表现明显。古代都城是当然的物资中心，即使经济重心南移以后，建立在南方的都城也离不开漕运供应。如南宋政府迁到杭州后，各地钱粮便转而涌向杭州：“自天子驻跸临安，牧贡戎贽，四方之赋输与邮置往来、军旅征戍、商贾贸迁者，途出于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系岂不愈重哉！”[80]（卷20《常州奔牛闸记》）显然，不能由此得出两浙经济落后于其他地区的结论。明初建都于南京时，也是倾南方各地之物力以供应：“河、淮以南以四百万供京师”。[81]（卷214《马森传》）漕运主要是政府的财政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在某些时代还是一种政治行为。漕运所向，并不意味着那个地方经济落后，而是庞大的朝廷和军队的需要。
（3）南北两方各自的演变。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并非是一条直线，而是两条曲线：一是南方经济的发展，二是北方经济的落后。一些论者经常陷入误区，以为南方发展就是经济重心南移，而经济重心南移就是北方经济衰退。前者之误上文已经指出，后者之误尚需纠正。历史的进程尽管曲折，整体上是在不断前进发展的，古代北方经济当然同样如此。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指南方经济实力超过了北方，并不意味着北方经济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北方经济仍在顽强发展，只是相对落后于南方，速度相对缓慢，而不是倒退或衰落，是发展过程的衰弱。只是到了明中后期才出现明显的衰落。以关中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例，一个劳动力一年在战国时可生产粟2835斤，两汉时为2926斤，唐宋之际为3627斤，明清之际为3661斤。[82]
（4）南北方经济门类比较的范围。不同地区的经济比较应考虑到各自的特点，如经济门类结构、比重的差别等。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南北两方的一大差别是，北方的畜牧经济特别突出。北方地区有辽阔的草原和天然牧场，自古以来就有着发达的畜牧业，是北方重要的经济门类，更是广大牧区主要的产业。畜牧业经济在北方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和比重，我国畜牧业重心始终在北方地区。但是，官方畜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牧马业并未纳入经济序列，而是纳入军事序列，民间畜牧业由于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整体上也未被官方纳入国民经济序列。畜牧业赋税通常是征收实物，不列入或极少列入国家赋税统计，因而在财政收入中没有地位，这就意味着畜牧业经济的成果被掩盖了，北方的强项当然也就被比较南北经济的研究者忽略了。所以在做经济总量或赋税数量对比时，自然会产生误差。
（5）经济总量与经济质量的关系。经济重心的形成与移动，既有总量，也有质量。所谓总量，应是地区的国民经济总产量、产值等，这是现代经济地理学使用的标志，但历史上缺乏这方面的统计资料，一般用所提供的赋税数量代替，还要参考土地和人口数量；所谓质量，是指其经济结构社会关系是否可持续发展，主要经济门类生产的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高低，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等，也要参考土地和人口质量。前引一些学者提出明清时北方经济重新赶上南方，我们认为，即便是事实，也不意味着经济重心再次北移，顶多是经济总量的接近，在质量方面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南北方的有关经济数据决非唯一的评价标准，必须重视地区经济质量的研究。
经济重心问题及其南移问题尽管已是热门话题，但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程的、全面系统的专著予以总结。
经济重心迁移并非只是中国历史独有的现象，也并非只是中国史学界研究的对象，经济学界、经济地理学界也在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上的经济重心移动。他们的研究根据现代统计资料，可以勾画出以年、公里为单位的移动地图。[83]这些经济指标包括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等。许多国家也有同样现象，例如美国经济重心即经历了先是由东向西，然后由北向南的移动。在全球范围内，近两千年来，经济重心的主要迁移方向是从亚热带移向温带。还有人指出，在经济水平地域差异较小时，人口分布与经济分布比较接近，可以用人口分布及其迁移说明经济重心的地域迁移，经济水平地域差异悬殊时，不宜用人口分布代替经济分布。[84]美国经济学家J·威廉逊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区域间差异的演变趋势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有效供给不足，加之追求全国经济的最大增长，必然将资源配置在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区域间成长的差异将会扩大；随着经济的成长，区域间不平衡程度趋于稳定；当达到发展成熟阶段，生产力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有效供给显得过剩，有效需求显得不足，必然要把资源配置在落后地区，开发落后地区，因此区域间成长的差异将趋于缩小。[85]（p106）这些不同学科的有关理论、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不无借鉴作用。我们相信，在不同学科以及有关理论、方法的协助下，在进一步挖掘整理史料的基础上，这个问题将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个符合史实、意见比较一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