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化时代的校长演讲与大学精神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长论文,体制论文,自觉论文,精神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2010年讲演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后，大学校长的演讲在今日大学视域乃至社会视域中开始凸显出来，诸多大学校长纷纷开始重视自己的讲演。2012年9月，大学开学之际，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复旦、武大等知名大学的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再度进入公众视野。与“根叔的演讲”相比，演讲词在贴近学生、贴近实际的同时，逐渐在淡定之中多了一份理性的质朴，一方面更多地融入大学校长自身经历与个性，同时也不忘引经据典，让孔子、蔡元培等人所代表的文化精神与大学理想进入当下大学空间之中。譬如，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演讲题目是《重温关于大学的常识》，试图重新打捞已经被淡忘的大学精神，重申大学本质，强调大学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1]这种淡定，正是大学精神理性回归的标示，校长们的演讲也逐渐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之校长的演讲。我们有必要探究：大学校长的讲演作为当代大学生活中的真实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放在当下大学发展的整体视野中，其中蕴含着何种精神脉象。这表明：大学校长的演讲，不仅是跟他个人有关的事情，而且是事关当下大学精神发展的公共事件。
大学校长讲演：以言辞开启大学空间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逻各斯的动物”[2]。所谓“人是逻各斯的动物”，就是说“人的本质是作为言说者而存在”，逻各斯的本义是对真言的“说”。“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3]这意味着凭借言语以及言说之中所显现出来的正义，人类结成家庭和城邦，并实现自身作为逻各斯的存在。在这里，本源性的“说”就是人的本质活动。海德格尔指出，在希腊的深层传统中，说出一个事物(即使其本质展现)与把它带入到时间中(即行为的展开)二者是“纠结”在一起的。“说”不仅是说出一个词，而是使词的本质展现在历史中。[4]
大学之为大学，不仅是物质形态的，更为本源地，大学是言语性的，真正的大学开启在言语之中。正是言说给物的形态的大学赋予形式，让大学之人明辨大学之理，由此而结成学人共同体。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大学绝非手边之物，并不是进入实体形态的大学就等同于进入了真正的大学之中。常言“读大学”，大学乃是“读”出来的，在言辞中识读大学乃是大学教育的真义。言说使大学之理显现，或者说言说乃是大学显现自身的基本方式。
言说作为大学存在的基本样式，确切地说是大学精神存在的方式，意味着作为理念形态的大学是活动的、敞开的，而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大学之理念显现在大学讲演之中，校长的讲演无疑是集中体现。讲演作为一个大学实践的场域，意味着聚集、召唤，引出大学之理，也就是让大学之理在讲演所开启的公共场域中现身和在场。校长讲演，不仅仅是“说”，而是将大学本质带入当下。如果说理想的大学是以理念的形式存在，是言语性的，那么校长的讲演就是大学理念赋形的现实行动，就是大学之道在当下大学空间的现身。正因为大学之理在校长富于理性的讲演中的生成、聚集，校长就在言辞中开启大学空间，让作为听者的青年学生从个人的性情欲望之中跃迁到校长言辞所开启的大学理性空间之中生存。
大学校长的讲演，乃是对日常形态大学之上更高事物的召唤，对大学正义的召唤，唤起青年学生对更高事物的仰望与追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讲演作为一种大学的仪式化的场域，正在于某种神圣事物的在场化。没有更高事物的在场，此种场域就是平面化的，不足以激活青年学生灵魂的上升，引领他们向更高目标的追求。这意味着校长作为讲演者对大学事理的先行进入，校长自身浸润在大学事理的诉求之中，校长成为大学之道的肉身所系，换言之，校长站在青年学生面前讲演之时，他就是大学。校长的讲演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讲演者在“承”在“上”的更高事物和“启”在“下”的学生的灵魂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引导与唤起作用。海德格尔有言，语言乃是存在的家。大学校长的开学讲演其实就是在给大学生安置精神之家，也是在给整个大学编织一个大学梦想的家。如果大学校长的讲演，充斥其中的都是官话、套话，这实际上一开始就弱化了青年学子对大学的想象。
校长作为大学管理者，其基本职责当然是管理大学。管理，意味着既“管”又“理”，管是管住，控制；理是理顺，疏导。如果说管体现的是可见事物的管住、管控，那么理则是不可见事物的疏导、梳理。换言之，管理意味着外在秩序与内在秩序的合一。但在实践上，“管”往往优先于“理”，当“管”和“理”冲突时，往往就是“管”压倒“理”，也就是管理者掌控可见大学事物的主体意志压倒了不可见的大学事理。大学治理理念的提出，其基本意味乃在于凸显“理”的优先性，大学管理者的重心恰恰不是作为管理者的主体意志的呈现，而是如何弱化管理者个人的主体意志，尽可能多地认同于当下大学可见事物背后的事理，让大学之理在大学诸种可见事物中显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管理乃是一种治理，治的是大学之“理”。管理者的要义在于疏导、理顺、引导大学之理的显现。大学之理并不是校长给出的，赋予的，恰恰校长之为校长乃是大学之理赋予的，大学之理引导着大学校长之为校长，校长的存在让大学之理现实化，换言之，校长正是大学之“道”与“理”的肉身化。
强调大学治理意味着大学管理者应成为大学之理的承载者和显现者，而不是凌驾、游离于大学事理之上。大学治理乃是一种技艺，一种让大学事理显现出来的技艺，让大学显现其所是。校长的讲演作为大学的实践无疑是见证校长作为管理者还是治理者的重要场域。一旦校长的言辞乃是体制化制作出来的官话、套话，这意味着校长自身并没有先行进入大学之道(理)的场域，校长的讲演只是传递、显明自己的校长身份，标榜的是校长的权力、权威，校长的讲演只是大学管理——而非治理的一个环节。同样，以情感化的渲染为中心的校长讲演试图以人情平衡权力、权威，但由于大学理性匮乏，故不足以充分开启大学空间，这种讲演更多地增进的乃是讲演者本人与青年学生的联系，而不是大学之道(理、本质)与大学之人的精神联系。
大学校长讲演的要义：在“事”与“理”之间
布鲁姆曾这样描写其初入芝加哥大学的经历：“我十五岁那年第一次看到芝加哥大学，并多少觉得我发现了自己的人生。过去我从未见过或至少留意过这样一种建筑物，它明确地致力于更崇高的目的，不是为了功利或需要，也不仅是为了栖身、生产或贸易，而是为了某种目标本身。……我对未知事物的渴望，突然间在外部世界得到了回应。”[5]好的开端乃成功的一半。每年大学开学，校长的讲演可以说是大学新生遭遇的重要大学事件。杰出的大学校长讲演，就在于它们唤起了青年学生对更崇高目标的诉求，从而把大学引入个人内心生活，成为塑造自我灵魂的催化剂。
以蔡元培为例，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中开宗明义，讲的就是大学的三大基本主题，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6]1919年9月20日，蔡元培在北大第22次开学演说中强调“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7]的基础上，阐述具体事务安排。1920年9月16日开学日的讲演词则是先列举一年中所做事务，然后进行总结反思，“以上各种设施，都是为便于学生研究学问起见；但学生一年以来，不但有研究学术的兴趣，兼具有服务社会的热诚，这也是可喜的事。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为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还有一层，望大家厉行自治”[8]。1922年10月5日的开学演说，蔡元培更是直截了当，“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以此为基础，再阐述学校给学生研究学问的机会，包括组织预科委员会、建设实验室、图书馆、体育、美术、研究所，以及新聘教员等事项，所有事项都围绕如何研究学问展开。[9]
不难发现，蔡元培先生的开学讲演，大部分是直接针对青年学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结合学校具体事务，阐发大学理念，而且把这种阐发几乎贯穿在历次讲演之中。概言之，开学讲演的内容就是在结合有关大学事务的过程中，阐释大学理念，明晰大学宗旨，引导求学方法，唤起学问精神和学者人格，也就是从大学之事上升到大学之理，以大学之理的生成与聚集来唤起学生对自我人格完善的欲求。讲演的根本指向乃是如何养成健全的人格。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芝加哥大学多任校长的讲演。从1891年到1975年，芝加哥大学历经8任校长，纵观诸位校长的讲演，不难发现其中的主要特点：(1)不断地阐释这所大学的意义。正如列维(1968—1975在任)在1975年的告别演说中所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花点时间去思考：这所大学究竟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它扮演什么角色?它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10]这意味着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对这所大学的深度认同以及把自我置身其中的对这所大学命运的不停思考。(2)阐释芝加哥大学的独特使命，几乎贯穿在每一任校长的讲演中。伯顿(1923—1925在任)在1923年的讲演中提到，“大学代表着学问。这是大学的基本特征，如果没有这一特征，一所大学只是名义上的大学。……你们将会学唱母校的校歌，而且将会谈论这所大学：她无比热爱她的孩子，她不仅热爱真理更尊重真理。这就是学问的灵魂，也是这所大学的灵魂。”[11]在这里，学问几乎就是大学的“唯一宗旨”[12]。比德尔(1968—1975在任)在1967年董事—教师宴会上的演讲中说道，“所有的一切，加上许多其他活动和校友们的成就，都表明了我们最根本的目标，即：积累知识、增进理解和增长智慧，将人类文化的精髓传播开来，传给我们的后代；最后还有，教育其他人有效地做事!”[13]比德尔之后的列维在1968年的就职演说中说：“芝加哥大学的使命主要是用知识去追求真理和传播知识价值观。……大学应该以长远的眼光来办大学，大学教师承担的校内、校外任务都不应该模糊这个事实。它们不仅是许多人类文化的守护者，还是这个理性进程的守护者。”[14](3)阐释这所大学的个性与对大学卓异的追求。富于代表性的言论来自梅森(1925—1928在任)1927年在董事—教师晚宴上的讲演，“芝加哥是先驱者。它要么出类拔萃要么一无所成。它没有理由像别地大学那样。我们不必单纯为了求新而去创新，而是为了美国的研究和教育的最大利益而用于创新。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一计划”[15]。在1928年的告别演说中，梅森再一次提到，“要么做领头羊，要么停办。芝加哥大学没有理由允许平庸的院系存在”[16]。这其中，既包含了对芝加哥大学的自信，同时也是一种执著追求大学卓越的信念的表达。(4)对如何实现这所大学目标的阐释。列维在1975届学生迎新会上所说，“学校高度重视学者的多样化及各学科的结构。同时不断寻找对共同目标的理解，试图将两个重点：文科教育和调查研究渗透到整个学校的各个层面”[17]，强调文科教育和调查研究的渗透，以及发现作为教学的最高形式。金伯顿在校情咨文中这样阐释教学，“良好的教学中，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学问和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它们是根本的，即使课程和方法论上的革新再好也只能起辅助作用”[18]。正是因为有对大学实践策略的深度思考，才使得高远的大学理念得以落到实处。
这些校长的讲演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不断地回溯到大学初创者的办学理想，保持大学理念的一致性，在不断坚守中保持大学发展的开放性。正如赫钦斯所言，“自建校伊始，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困境还是逆境，芝加哥大学迎来送走一届一届校长，但始终肩负使命感，这是芝加哥大学的荣耀。它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目标。它已经成为一种标志”[19]。这些校长在不断地阐释芝加哥大学的办学理念的同时，也从“这所大学”上升到对大学、国家、知识发展以及人类命运的思考，从而使得校长的讲演不仅超越了一般性大学事务，而且超越了一所大学的视野，而上升到对普遍性大学理念的诉求。“现代大学里，许多事务都按部就班地运转着，其中一些是常规事务、一些是同管理咨询公司合作开办的企业的事务，结果都弄得不太光彩。然而大学必须关注人的命运，这包含知识和理解，以及知识和理解在改变行为和丰富生活方面的作用。因此，关心人类的命运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对此没有认识，或者对此认识不够，以致抹杀或严重削弱我们为之生存的基本价值观念，大学的悲喜剧就会上演。”[20]
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讲演跟蔡元培的讲演有许多不同，包括讲演的对象，除了直接面对学生讲演，芝加哥大学的校长需要更多面对董事、教师和市民，来阐释自己的大学理念，为这所大学的理念辩护。但他们在核心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断地阐释大学理念，为大学作为高深学问的场域提供辩护，同时努力使这种辩护融入当下大学的实践之中。正是在不断地言说大学理念的过程中，把大学的本质带入当下。
讲演作为事务：体制化时代的校长讲演
考察从蔡元培到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讲演，不难发现，杰出的校长讲演总是出入于大学事务与大学理念之间，一方面不断阐发大学作为知识与真理研习与追求的场所，以激发青年学生对更高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直接明了地诉诸大学事务，关注大学在现实大学空间中的作为。形而上与形而下兼具，心灵与行为并举。合而言之，校长的讲演需要立足于大学的事务，又超越大学的事务，上升到大学的理念；或者立足于“这所大学”的理念来展开大学的事务。校长的讲演就由大学的事务走向大学的理念，由这所大学走向普遍的大学。真切地关注“这所大学”的理念与事务，同时又真实地关切于“大学”的理念本身。立足于具体大学的事务，同时又上升到普遍的大学理念诉求，这就是校长讲演的基本境界。
校长直面学生的讲演主要是新生开学讲演和毕业典礼上的讲演，当然也应该包括面对教师的讲演。单就开学讲演而言，通常的格式，乃是三部分构成：一是表达欢迎，同时表示祝贺；二是介绍大学的主要情况，特别是大学的主要声誉，包括多少博士点、硕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多少院士、学位委员等等；三是传达对学生四年大学时光的期待。究其实质而言，校长讲演的主要目标乃是唤起新生对大学的认同，而不是对大学精神的认同，至少前者是主导性目标，后者是附带性的。当然，目前也出现了不少“另类”校长，或者说“另类”校长讲演。这里的另类主要是形式上的，即采用亲切的文字和讲演姿态，但这种讲演还不够，最主要的是欠缺大学精神的深度阐释与期待，而更多的是在讲演形式和策略上的突破，而非内容的突破。就惯常而言，大学校长的讲演更多还是陈述大学之事，其视野更多地停留在可见大学事物之中，并没有指向对可见大学生活之上更高事物的诉求。大学之事有余，而大学之理不足。
如果我们拿过去的大学校长讲演与今日校长开学讲演进行对比，其间的变化是明显的：首先，从形式上分析，过去大学校长的讲演，以蔡元培和胡适为例，大都是现场讲演，没有预先的文稿，成竹在胸，大学精神本身就是他们胸中块垒，乃是长期思考积累的结果，他们是话由己出，言从衷来，而今日大学校长的讲演大都是秘书团队的作文，校长不过是照本宣科，间或会融入自己的理解而已。当然，不排除校长讲演前会对文稿作出必要的修正，但整体上不是校长长期沉思的结晶。
其次，从内容上分析，以前的校长讲演，由于现场讲演居多，往往是直接从当下遭遇的问题着手，一点点扩展开来，引导到对大学理念的阐发，显现出开阔的精神气象，而今日大学校长的讲演往往面面俱到，从时代特征、国际视野到学校问题，一一道来，架子很大，而针对性往往不强；以前的校长讲演，大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化气质，也就是校长个人的魅力，特别是现场即兴讲演，往往是校长学识、人格、讲演综合魅力的直接体现，今日大学校长的讲演文稿多是团队产物，很难见出校长个人魅力来。毕竟代笔者难有校长的大学识见和文化襟怀，写出来虽文辞华丽，但依然难免襟怀狭小，内容空乏。这就是我们一方面需要肯定“根叔”的讲演，同时又要看到其局限性的原因所在。“根叔”的讲演虽然遭遇热捧，但其中并没有太多自我人格的迹象，而是把各种时下流行的网络、时尚话语杂糅其中，团队写作的痕迹十分明显，甚至其中还不乏作秀的味道。
这样说并不是简单评述当代大学校长讲演的不足，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思考其中蕴含的问题：为什么今日大学校长的讲演鲜有名篇佳作问世?主要原因大抵有两个：一是体制化时代的大学实践使得校长的讲演程式化，校长的讲演不过是大学教育流水线上功能化的点缀；二是今日大学校长往往身兼数职，身份多元，真正作为纯正的大学校长身份的时间受到局限，这意味着大学校长实际上很难全身心地进入大学事与理之中。这其中，深层原因当然是体制化时代的大学和大学校长所被给予的实践空间太小，大学自主权长期缺失，大学传统的维护与孕育匮乏，加上专家而非教育家治校而来的校长素养上的欠缺，导致校长很难真正全然置身于大学有机体之中，而只能更多地作为官员被动地行走在大学的诸种应对性事务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对大学校长讲演的关注，需要回到大学校长的生存状态，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大学体制。
校长讲演、校长职业化与大学精神的本色回归
好的大学校长的演讲意味着把大学的理想带入当下，带入此时此地的大学，开启此时此地的大学之人的大学想象，唤起人们对大学精神的仰望。隔着数十年的光阴，重温蔡元培、胡适、张伯苓当年的大学讲演，可以说是余音缭绕，余香满口，正是因为他们的演讲不仅仅开启了他们面对面的青年学子的大学想象，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民族的大学气象。应该看到，今日大学校长的讲演问题已逐渐为大学校长们所重视。早在“根叔”的讲演之前，现任南开大学校长的龚克于2006年9月，第一次以天津大学校长的身份作开学致辞，之后的每个新学年都要讲一次。“我觉得这是校长——作为特殊的老师——为新生开的特殊课程，是必须讲而且必须讲好的一课。”[21]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2011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着重围绕如何践行“人文日新”的清华精神，也可圈可点，不足之处在于理念阐发过多，论说的味道偏重，演讲的品质不足，跟清华“这所大学”的内在联系不是很充分，现实行动的路径指引偏少。
校长开学讲演方式与内容的变化，虽然谈不上校长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的开始，但其中蕴含着大学校长职业精神的觉醒，也可以说是校长对大学精神的觉醒。这样的讲演对校长个人而言意味良多。首先，校长不仅仅是一个官位，而必须是大学精神的代表，或者说一所大学之精神的集中体现者。站在学生面前，你就是大学。换言之，大学校长必须体现为一种精神的存在，这意味着大学校长必须扩展自己的文化视野和大学气质，努力使自己融入到大学现场之中来，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凌驾于大学生活之上。这样，大学校长必须时时，而且充分地保持对大学精神以及大学现场的敏感性和觉悟性，也就是让自己始终融汇在大学有机体之中，自身才可能随时体现为大学精神的承载者，而能在即兴的讲演中，发散出大学精神的魅力来。
无疑，一个好的大学校长的开学讲演，可以更多地让青年学子们真实地感受到大学的情怀，激活他们的大学理想，引导他们大学生活的方向。校长的开学讲演不仅仅是对学生和社会的承诺，也是其治校和治学理念的阐述。校长开学讲演并不应该有一个确定的内容，或者说非讲不可的主题，恰恰我们需要反思校长讲演的模式化、程序化，因为真正的大学精神是无形的、渗透的。最重要的是，校长们能够见微知著，从其对当下青年学子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或期待之中找到合适的主题，阐幽发微，由表及里，言近旨远，沁人心脾。换言之，大学校长的讲演应该建立在对青年学子思想动态、心灵轨迹的真切了解，从而使讲演有切实的针对性，同时又能站在校长的立场上引领大学生，扩展他们文化与思想的境界，提升他们精神的期盼和心灵的高度。校长的讲演不仅需要生活的广度，生命的温度，更需要精神的高度。惟其如此，校长站在台上讲演，才足以成为大学的象征。这意味着校长的讲演建立在自己长期对大学教育问题沉思、积淀、自由表达的结果，而非一时的应急之作。校长的开学讲演应该是跟其大学教学思想密切相关的，确切地说，校长的讲演本身就应该是其大学教育思想的体现。可以说，校长的讲演其实就是校长全身心浸润于大学事物的表征。这实际上就牵涉大学校长的职业化问题，“大学校长及其他管理者应是管理专家而不一定是某一学科专业的专家，大学管理应专业化。如果大学校长既是管理者又是专家，那么他就会有两种行为方式、两种人格”[22]，这难免导致校长在管理实践中观念与行为的分离。
回眸20世纪的大学史，不难发现，那些杰出的大学校长，大都学养深厚，文化视野开阔，但他们不见得都是学问上的一流，或者是所在大学的翘首，即使是蔡元培、胡适，包括蒋梦麟、傅斯年，以及张伯苓等，他们真正的影响力都不在学问，而在他们作为大学校长的功勋有加，甚至可以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京大学的崛起，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这意味着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不需要院士或别的头衔来给自己正名。承认校长是一种专业，当校长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这门学问需要开阔的文化视野，需要对大学发展的了然于心，需要对大学事务的深谋远虑，而不一定需要在某个专门领域有一流的研究水平。甚至，当了校长以后，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放弃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把校长本身当成一个研究领域。这意味着我们的校长选聘并不一定非得是院士或者委员，如果当校长前不是，当校长后更加不需要成为院士或委员，这样才可以一心一意把校长当成一种杰出的职业。
当校长全身心系于大学，他的所思所言都跟大学的命运相连，其站在学生面前的讲演也自然成为大学事理的自觉表达。这意味着我们关注大学校长的讲演，其实更深层是关注大学校长的生存方式。只有当大学校长沉浸大学校长的事务之中，不用过多分心，他们才可能真正有属于自己的大学讲演，否则那种流水线制作出来的大学讲演，尽管挂了校长之名，但并不是真正的校长讲演。校长讲演内容有疏忽，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一次讲演没有丝毫的疏忽那才有问题。最重要的是大学校长的个性、人格、学识都融入了大学之中，校长的讲演传达出来的都是自己对大学诸种事物的真实关切，是自己心中的大学理想。
也许我们这个时代对校长的开学讲演致辞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或者说我们对大学校长的开学讲演并没有太多的期待。但校长的讲演辞毕竟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话题，我们有必要让隐在其中的大学精神脉象更充分地显现出来。这实际上蕴含着大学校长本色回归的迹象，即大学校长不再纯然作为上级任命的官员，而是切实地作为这所大学有机体的带头人，生活在这所大学“之中”，而不是“之上”，他的喜怒哀乐都深深地系于大学，他的思想浸润在大学之中，他的表达真实地依托于大学，传达大学的内在理想，引领大学的精神气象。而大学校长的本色回归，其实也就是大学的本色回归。大学以大学问为根底，以育人为使命。个性化的大学校长开学讲演的不断出现，不过是大学向着大学精神回归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注大学校长的讲演，其实是对当下如何完善现代大学体制和重建大学精神的期待。简言之，我们关心大学校长在大学场域中的讲演致辞，不过是对大学能更多地回归大学之本真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