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翰林画家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翰林论文,画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3)02-0217-03
清代宫廷绘画的创作队伍,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宫廷的专职画家。他们以官员推荐、自荐、特旨招纳或师徒、父子承袭的方式进入宫廷,著名的如康熙朝的焦秉贞、冷枚、唐岱、黄应谌,雍正朝的陈枚、张为邦、王幼学,乾隆朝余省、张宗苍、徐扬、金廷标等。这其中还包括以外籍传教士身份供职画院的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贺清泰、安德义等欧洲画家。二是翰林画家,也称词臣画家。他们都是通过科举入仕的,这其中有内阁大学士、部院尚书、侍郎和翰林院学士等,他们官至高位,但是擅长绘画,有很多臣字款的作品。如顺治朝的戴明说,康熙朝的王原祁、刘源、宋骏业,雍正朝的蒋廷锡、高其佩,乾隆朝的董邦达、董诰父子,张若霭、张若澄兄弟,邹一桂,钱维城,李世倬,朱伦瀚,汪承霈。其三是皇族。以皇帝为中心,包括宗室贵族,比如乾隆皇帝、慎郡王允禧、固山贝子弘旿、质庄亲王永瑢,成亲王永瑆等。
在这三类创作人员中,我们关注较多的是第一类中的西洋画家。因为“中西融合”的风格是清代宫廷绘画出现的较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几位外籍画家不仅用“海西法”(即西洋画法)进行创作,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一些国内的宫廷画家,比如焦秉贞、冷枚、陈枚等,也受其影响,使宫廷绘画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特色;至于第三类人员,因为其作品在民间流传的不多(多为故宫博物院所藏),尽管研究得不多,但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的杨丹霞女士2010年在《中国美术》上,曾分三期刊载了《清代皇族的书画》,可说是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但是其中的第二类,至今未进行专门研究。本文拟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对翰林画家的关注。
这些翰林画家一般来自江南望族,他们都参加了科举考试,一步步升至高位,在朝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对他们而言,做官为政是主要的,绘画只是业余工作。但是,他们和以往的官员不太一样,他们不是兴来挥毫,将绘画作为文人的一种雅兴和消闲——他们是很认真地对待绘画的创作的。他们的作品颇多①,而且还和院画家合作,参与一些重要题材作品的创作。
翰林画家和南书房有着密切关系(这也是他们被称作词臣画家的原因),多数翰林画家都曾入值南书房。南书房亦称南斋,原为康熙读书之所,属于内廷范围。一般认为南书房设立于康熙十六年(1677)。这年十月,康熙帝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内阁随即口奏,建议由翰林院具体办理。十一月,康熙帝正式令张英、高士奇“在内供奉”,居住房屋均由内务府拨给,并告诫二人“当谨慎勤劳,后必优用,勿干预外事”(《康熙起居注》)。是为康熙朝“儒臣入直内廷之始”(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卷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南书房记注》也有同样记载。由此可见,南书房从其建立的目的来看,是为皇帝讲解经史、编纂书籍、诗赋唱和等,也就是说,南书房翰林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即词臣。尽管有学者认为,南书房实质是非制度化的决策机构②。但是越到后期,南书房越成为纯粹的文学侍从机构。因此,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富有才华的翰林画家是理所应当的了。《词林典故》卷七:“皇朝南书房入直题名”,记载了从康熙十六年到乾隆十二年以前的入直者,其中有翰林画家蒋廷锡、蒋浦、励宗万、董邦达、张若霭、张若澄。另外,《清史稿》中记载,钱维城、董诰、黄钺也曾入南书房。
在中国美术史中,有一个隔代继承的现象③。比如元代以赵孟頫为首反对南宋画风,倡导北宋及其之前的风格;明初的宫廷绘画以及浙派,反对元朝画风,而继承南宋的绘画风格。究其原因,是因为新王朝是在铲除旧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前一个朝代是其敌视的对象,所以新的统治者要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断绝和旧王朝的联系。而隔代和其无直接的敌对关系,在注重传统和祖宗之法的封建社会,提倡隔代的文化是最安全、正当的方式。但是,我们发现在清初宫廷绘画是直承明末董其昌、“四王”的风格。固然,宫廷绘画反映了皇家的趣味和好尚,皇帝、皇族的修养和品位决定了某种风格的取舍。但是我们知道,清代统治者本身是马背上的民族,富尚武力精神,是无多少汉文化的根基的。从家族渊源上来讲,是没有深厚的书画底蕴的。比如顺治皇帝,一直到继位的第十四年,才在弘德殿行了祭孔子礼,接受正规的教育;宗族的书画创作,是在康熙的儿子——二十一子、慎郡王允禧的带动下,才出现后来载入画史的弘旿、弘皎、永忠、永瑢、永瑆等;在皇帝召集的书画品鉴活动方面,乾隆朝参与的皇室人员不到7%,多数为词臣;到了嘉庆朝——经过几代的积累后才有所改变,皇室成员如永漩、永瑆、永璘、绵宁、绵恩、绵信等人有了较高的参与程度和频率。所以说,清初影响皇室审美观念的,是词臣画家——他们在其中起着中坚的作用。
我们来看官员画家与皇族的互动关系。
官员画家和皇帝或一些亲王、郡王等贵族之间有着互动关系。最早可以追至戴明说④。戴明说,河北沧州人,字道默,号岩荦,晚号定圃,崇祯七年(1634)进士,入清后官至户部尚书。工书画,善画山水,墨竹也很有名,是跨越了明清变革时朗的一个著名书画家。其作品表现出来的就是明末主流文人画的风尚。《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载有其作品28幅。由于顺治从事书法和绘画的老师是戴明说,所以顺治的书法和山水画,受到董其昌的影响。在顺治的笔下,同样是高雅、清旷,表现讲究笔墨趣味而不太在意技巧的山水、花卉。
至于康熙帝和雍正帝,二人无绘画作品传世,绘画方面的研究可以忽略或搁置;但是在康熙朝,确立了“四王”画风——确切地说,是“四王”中的王原祁的正统地位。尽管王翚在康熙三十年(1691)被皇帝召到京师,领衔绘制了十二巨卷的《康熙南巡图》,参与此项艺事的大都为王翚的弟子和学生,由此王翚的画风一时风靡宫廷。但是,王翚在京师作画的时间大约只有六七年,画完《康熙南巡图》之后就返回南方老家,其弟子们也没有继续在宫中供职,所以王翚的绘画风格在宫廷中影响的时间和范围比较有限⑤。而从康熙、雍正直至乾隆三朝,王原祁的画风成为宫廷山水画的主流风格,风行画坛百余年之久,这实缘由翰林画家的影响。
康熙皇帝欣赏王原祁。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江苏太仓人,王时敏孙。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人称王司农。以画供奉内廷,鉴定古今名画,四十四年(1705年)以翰林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直南书房。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奉旨与孙岳颁、宋骏业等编《佩文斋书画谱》,五十六年主持绘《万寿盛典图》为康熙帝祝寿。唐孙华在《王原祁墓志》中说王原祁:“既官京师,请乞者户屦恒满,往往流传。禁中得经御览,上深加赏叹。尝召至偏殿,观其濡染,上益喜。每召诸大臣至内苑赐宴赏花,公必与焉。”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记载:“圣祖当幸南书房,时公为供奉,即命画山水,圣祖凭几而观,不觉移晷。尝赐诗,有:‘画图留与人看句’,公镌石为印章,纪恩也。”玄烨还命满洲金璋等从他学画,即弟子礼,于是画院供奉多执笔请者。正是在康熙帝的推动下,王原祁成了院画家的摹仿宗师,由此进一步加强了其画学的权威地位。其画风也就顺理成章地为清朝院画所取法,从而导致了文人画风、院画风格的合流。
在清初的宫廷花鸟绘画中,恽寿平的风格颇为盛行,这得力于两位重臣——蒋廷锡及邹一桂的倡导与身体力行。蒋廷锡(1669-1732),江苏常熟人,又名酉君,字扬孙,号南沙、西谷,别号青桐居士。初以举人供奉内廷,历左右春坊赞善,迁侍讲、侍读、少詹事、内阁学士、经筵讲官、礼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主要活动于康熙、雍正年间。蒋廷锡擅长花鸟画,传世作品很多,在《石渠宝笈》中共收录了79幅。他继承了恽寿平的写生艺术,又和恽寿平的弟子马元驭友善,作品具有庄重闲逸的格调,被后人称为“蒋派”,为当时士大夫的楷模。邹一桂(1686-1772),字原褒,号小山,晚号二知老人,江苏无锡人,雍正五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云南道监察御史、贵州学政、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卿、礼部侍郎,官至内阁学士,擅画花卉,学恽寿平画法,风格清秀。蒋宝龄评价他是“以清艳之笔,竞美艺林”(《墨林今话》)。《石渠宝笈》中收录其绘画作品105幅。曾作《百花卷》,每种赋诗,一经进呈,皇上亦赐题绝句百篇。
至于乾隆皇帝,我们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的纪录中,可以看出他在位期间,进行了多达214次与臣工进行的书画赏鉴活动⑥。这其中有79位臣工参与了书画鉴赏活动。此中汉族臣工是参与活动的主体,共有49人,占总人数的62%。最为代表者有乾隆朝五词臣:张照、钱陈群、汪由敦、梁诗正、沈德潜。其中又有翰林之家,如张廷玉、张若霭、张若澄父子三人,钱陈群、钱汝诚父子,刘统勋、刘墉父子,董邦达、董浩父子,蒋溥、蒋操父子等。在这样的活动中,尽管乾隆的鉴赏观念占据主体,官员不免随声附和,但二者的积极互动也是必然存在的。比如,在对待西洋绘画风格的态度上。胡敬在《国朝院画录》中提到,乾隆命金廷标摹李公麟五马图法,画爱乌罕四骏,作诗说,郎世宁的画“似则似矣逊古格”,要金廷标补仿李公麟笔补图,“以郎之似合李格,爰成绝艺称全提”。可见乾隆称赞郎世宁的形似,而没有肯定其神全。这和邹一桂认为西洋绘画“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的观点上是一致的。
至于皇族画家,他们一方面和词臣画家交往,一方面也受词臣画家风格的影响。如慎郡王允禧(1711-1758),字谦斋,号紫琼道人、垢菴、春浮居士等,是康熙的第二十一子。乾隆皇帝的叔叔,他和乾隆帝的关系非常好,他的“臣”字款作品,大多经过乾隆珍藏或御题。《石渠宝笈》中收录其作品20余幅。在爱新觉罗家族中,他可以说是辈分最高的、画名最显赫的,在宗室书画中享有“宗藩第一”的美誉。他对宗室子弟投身书画的研习、创作中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从而使乾隆时期至嘉庆中期,涌现出众多的贵族书画家。他的山水,“画宗元人”(震钧《国朝书人辑略》)。其实直接师法王原祁、王翚。其绘画两种面貌:一种是摹仿王原祁运用干笔皴擦的风格,一种是用笔秀润仿王翚晚年绘画的风格。他礼贤下士,和雍正时期的词臣、书画家、太常寺卿李世倬交往频繁。顺便提一句,李世倬还和福增格(号松岩)是至交好友,在李世倬的作品上常有福增格的题诗。福增格乃康熙第十三子允祥的女婿,也是个书画家。
与慎郡王允禧齐名的弘旿(1743-1811),字卓亭,号恕斋,一号醉迂,别号瑶华道人,又号一如居士,康熙皇帝第二十四子允祕的次子,封固山贝子,和乾隆帝是一辈份。他是皇室成员中才能最全面、最突出的艺术家。论者称其“山水得董、黄之妙谛”。《石渠宝笈》著录弘旿画计有37件。他的画风,师承礼部尚书、著名的词臣董邦达。
此外,还有乾隆第六子质庄亲王永瑢。他的山水画受允禧的影响,是师法王原祁、王翚的。尤其是设色画,取法王翚中年秀润清雅的路子,得其神髓。
我们再来看词臣画家与院画家的互动关系。
首先,一些院画家是词臣画家举荐的。故宫博物院的聂崇正先生在其《清代宫廷绘画制度探微》中,曾举了如下的事例: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袁瑛,擅长山水画,于乾隆三十年时由时任户部侍郎的李因培推荐入宫,于乾隆五十年告养故里,在内廷供奉长达二十余年;又如画家王岑,经由刑部侍郎励宗万的力荐,成为宫廷画家;肖像画家陈士俊,曾寄居杭州,以善写真名扬两浙,乾隆二年(1737)至京师为佛寺写像,在京师时与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张若霭,刑部尚书张照交往甚密,以张若霭荐,最终得以供奉内廷;宫廷画家余省,擅画花鸟、虫、鱼,尤擅画蝴蝶,师从大学士蒋廷锡,深得院体情致,更能融会中西技法,色彩及光暗关系,处理极为恰当,画风独树一帜,其弟余樨,工花鸟,作品清新雅致,别出新意,兄弟二人曾寓居于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海望家中二十余年,他们得以供职于内廷一方面与自己的在绘画方面的造诣有关,另外与海望、蒋廷锡的鼎力推荐大有相关。
其次,向词臣画家学习。王原祁名声鹊起之后,海内从者众多,其中许多弟子学生先后进入宫廷供职。如弟子唐岱、金永熙、余熙璋、王敬铭、孙阜等,再传弟子如张宗苍、陈善、方琼、王炳等;蒋廷锡将“凡才艺可观者,即罗致门下,指授已成其材”(《国朝画征录》),所以也有很多传人,著名的如院画家余省、余樨兄弟。蒋廷锡曾画有《鸟谱》十二册,深得乾隆皇帝喜爱。他还谕令余省及另一位院画家张为邦摹绘了一套副本,这也可说是一种学习和借鉴;此外,董邦达、董诰父子的弟子也是著称艺林。
再次,词臣画家还和宫廷画家联合创作,互相交流、切磋。如《石渠宝笈》三编收录了《钱维城董邦达杨大章李秉德金廷标徐扬合画兰石》一轴《慎郡王等画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图》(十轴)《慎郡王等画雪景人物事迹》(十轴)⑦。《慎郡王等画雪景人物事迹》由允禧、励宗万、锡林、张若霭、丁观鹏、吴桂、金昆、张鹏翀、唐岱、董邦达,分别绘苏卿啮雪、东郭履雪、袁安卧雪、赤脚嚼雪、谢庭咏雪、王恭涉雪、谢庄点雪、孙康映雪、陶毂烹雪、程门立雪题材。乾隆皇帝还在每幅作品上分题行书御制诗。在这些作者中,允禧是宗室;励宗万、锡林、张若霭、张鹏翀、董邦达是词臣,丁观鹏、吴桂、金昆、唐岱是院画家。可见这是乾隆组织的一次丹青能手雅集。《慎郡王等画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图》是由允禧、沈源、周鲲、李世倬、丁观鹏、张镐、陈士俊、董邦达、曹夔音、张若澄分绘了范成大诗意,乾隆皇帝分书范成大原诗并做了长的题识。诗画共同描绘了一幅幅丰衣足食的农家场景,创作的目的无疑是对太平盛世的称颂。在这样的活动中,词臣与院画家、宗室的绘画方面的交流是肯定存在的。
有学者说,翰林画家“不管是否科第出身,都应当当做宫廷画家看待,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奉命作画,都是御用画家,和如意馆的画家们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⑧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翰林画家的本职工作是为政(我们在研究艺术史时常常忽略其为政的一面),他们在宫廷绘画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就绘画的风格、作品的数量来说,都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他们的本质和如意馆的画家是有区别的。所以胡敬说,“盖院画名手,不离工匠;词臣供奉,皆科第之流,流派迥别,比尔同之,舛矣”(胡敬《国朝院画录》),是有道理的。对翰林画家的研究我们应该深入进行下去。
①以《石渠宝笈》初编收入的绘画作品为例,占前三位的分别是王原祁、蒋廷锡和赫奕,作品数各为55、31、25幅,再以下是院画家唐岱16幅,冷枚15幅,余省8幅;在《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初、续、三编中,收入的国朝画家按作品数前十位的排序为董邦达、董诰、钱维城、邹一桂、张宗苍、王原祁、王翚、金廷标、恽寿平、蒋廷锡,作品数分别为274件、192件、163件、106件、105件、102件、98件、84件、83件和79件。这其中词臣画家为60%,院画家为20%。
②高翔《从翰林入值到南书房的建立——略论清初非制度化决策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5月17日。
③陈传席《陈传席文集》(第1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680页。
④张庚《国朝画征录》卷上;冯金伯《国朝画识》卷一。
⑤聂崇正《谈〈康熙南巡图〉卷》,《美术研究》,1989年第4期,第44-48页;聂崇正《〈康熙南巡图〉作者新考》,《紫禁城》,2003年第2期,第10-14页。
⑥刘迪《清乾隆朝内府书画收藏》,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⑦《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2册,第3686页;第11册,第2737页;第11册,第2736页。
⑧史仲文《中国艺术史》(绘画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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