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男性婚姻挤压因素研究
王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98）
摘 要： 随着人口数量萎缩、出生性别比失衡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婚姻市场上出现大量的男性剩余，农村男性遭受着更加严重的婚姻挤压。结合我国人口结构以及人口流动的背景，针对经济和家庭对婚姻挤压造成的影响进行社会学层面的分析，发现职业、婚姻支付、人力资本、多同胞的家庭结构以及代内剥削均对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产生影响。
关键词： 婚姻挤压；婚姻支付；同胞结构；代内剥削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背井离乡奔赴城市。伴随他们的外流务工，流动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也越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农村青年的婚姻方面，大量研究指出，农村男性正经历着一场严重而持久的婚姻挤压。对于婚姻挤压问题，李树茁等学者（2006）提出，男性偏好下的中国社会的女性高死亡水平以及出生性别比失衡导致了男性的婚姻挤压[1]。陈友华等人（2002）认为，这种婚姻挤压受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的双重影响，性别失衡在中国将成为一个长期性矛盾[2]。而从婚姻挤压的人群特点来看，大量研究显示农村男性受到的影响更大。果臻等人（2016）指出，农村男性未婚人数比例严重偏高并且其终身结婚期待率低于城镇男性[3]。另外，有学者在研究未婚男性的婚姻挤压的城乡差异时也认为，农村男性遭受婚姻挤压的强度最大[4]。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发现对于婚姻挤压的研究大多还是集中在人口学层面上，而少有学者结合当下的人口迁移背景深入探讨身处流动之下的农村男青年遭受婚姻挤压的社会原因。因此，笔者将结合我国人口流动的现实图景和已有人口学研究的基础，对造成农村男性婚姻挤压的现状，以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社会学层面的多元化讨论。
二、流动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传统养儿防老观念下的男孩偏好，许多家庭选择生育男孩。女性的出生数量远低于男性，致使男性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出现婚姻市场上男性数量供大于求的现象，导致男性婚姻挤压。
1.制度完善。联合体是由多个独立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完备的制度体系组成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联盟。制度体系包括四个层次：一是由联合体成员共同制定的章程，含经营宗旨、业务范围、成员义务和权利、代表大会等组织机构及其职责、决策机制、退出机制、资产管理等内容；二是主导产业的建设方案，含基本情况、经营目的、运营内容、保障措施、办公场所等；三是规范各成员生产经营行为的标准体系，含家庭农场（或专业大户）和生产类合作社的技术规程、服务类合作社的行为准则、仓储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可追溯管理制度等；四是主体之间签署的生产、服务等契约合同。
①完全有效：每日无恶心、呕吐，或仅有恶心。②部分有效：有恶心，呕吐≤2次/d。③轻度缓解：呕吐3～5次/d。④无效：呕吐＞5次/d。
同时，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更多地出现在广大农村地区或贫困地区。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青年选择外出打工。从性别视角来看，男女外流动原因迥异。农村男性多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外出赚钱；而女性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婚嫁的考虑，并且选择半永久以及永久性的迁移。也就是说，在流动的女性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将会从经济落后的地方流向经济发达的地方就不再回来了。这样一来，经济落后的地方将产生严重的女性资源匮乏，同时使得婚姻挤压产生地域性的矛盾转移，并集中在贫困地区的农村男性身上。而另一方面，外流的农村男性由于职业、教育、文化、社会资本的限制，以及相关的社会排斥，往往不能很好地融入迁入地（一般是城市）社会，只能退回到农村进行择偶。此时，农村严重缺乏女性资源、女性通过外流而产生的新择偶观，以及择偶标准的提升再次加剧了农村男性的择偶困境。这些外流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陷入被动，经常需要延迟结婚的年龄或者付出较大的结婚成本，如彩礼。而没有选择外流的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劣势变得更大，甚至不少人因此成为了“光棍儿”。
三、流动农村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因素
1.漂泊不定的职业。相关研究显示，社会职业越好的人越易成婚。从性别来看，从事低收入职业的男性与从事高收入职业的女性未婚比例都比较高。流动的农村青年由于缺乏一定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较多地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工种也是非技术类较多。具体而言，在相关学者的研究中，一大半的男性农民工从事非技术类工作，而女性有超过半数的人从事服务业，如餐饮和酒店[5]。可见，流动青年的职业层面存在明显的性别与空间的区隔，性别单一化的工作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男性能够接触女性的机会。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归因于交换，社会吸引的过程也引发了社会交换的过程，婚姻也不例外。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时都会被对方拥有的资源所吸引。如男方会容易被女方的长相、年龄等资源吸引，女方则更加看重男方的经济条件、人品等方面。加上婚姻梯度和中国“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的存在，女方倾向于通过婚姻实现向上流动，希望自己配偶的学历、职业、收入等资源能够与自己匹配或高于自己。农村男性从这几方面来看，在婚姻市场上显然处于劣势地位，并且在这个人口流动大趋势下面临更严重和复杂的择偶与婚姻挤压。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基于人口学的理论基础，从经济因素和家庭因素等角度对人口外流背景下的农村男性遭受婚姻挤压的因素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人口结构萎缩、出生性别比失衡以及人口迁移带来的女性资源大量外流的宏观背景，发现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遭受到婚姻挤压的程度非常严重。
3.薄弱的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是婚姻市场中女性判断男性资源的重要标准。中国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显示，在所有年龄组别中，学历与结婚率的关系呈现正相关，学历越高，结婚率越高。许多男性因为教育程度较低使其婚姻机会受到挤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更是如此。学者郭剑雄（2005）利用内生增生理论讨论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的微观影响机制时认为，家庭决策最优化过程决定了人力资本以及生育率的水平。同样，贝克等人也认为，当人力资本的存量较低时，家庭对于孩子的质量投资收益的预期也相对较低，就会减少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转向实现较高生育率[8]。基于这个理论，农村家庭父代在生育子女时由于自身的人力资本较低，在生育层面选择追求量而不追求质，进而再一次降低了子代的人力资本。这样一来，多生的结果是既无法提高子女的教育质量，也有可能在未来子女的婚姻支付上无法提供有效的家庭支持。薄弱的人力资本和较低的受教育程度影响了农村男性的职业选择、收入水平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使农村青年外流时无法融入城市，回到家乡时再次因为人力资本的限制使其在婚姻市场上毫无前途而遭受婚姻挤压。
1.多同胞结构下的资源紧张。大龄未婚农村男性的资源整合能力通常较差，其家庭资源也比较匮乏[9]。而家庭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家庭中的同胞结构有关，即一个家庭的子女的数量和性别结构对农村男性的婚姻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会帮助某个未婚的儿子寻找配偶并给予支持，而这种支持很有可能会损害其他子女的利益。王兵等人（2018）结合资源稀缺理论和家庭融合理论分析了我国农村青年初婚的同胞效应，发现当一个多兄弟的家庭存在经济预算限制时，家庭就会降低每个男性的结婚费用，从而推迟其结婚年龄以及降低结婚概率[10]。随着大龄女性外流和婚嫁成本的不断提升，家里一个儿子的婚姻往往要花费掉一个家庭数十年的积蓄，家庭无力再承担其他儿子的结婚费用，让自身条件不佳的农村青年的婚姻挤压更加严重。
根据婚姻市场要价理论来看，通婚圈层在流动的背景下也对彩礼产生了影响。首先，人口流动打破了通婚圈层，使女性资源可以进行跨区域流动。当面临女性资源稀缺时，农村男性也会想办法扩大其通婚圈层，选择与外省女子通婚。但有学者发现，彩礼却会伴随时空扩张实现上涨从而产生更高的婚姻成本[7]。与此同时，我国农村婚姻支付正呈现出单向性流动趋势，即婚姻成本主要还是由男方支付，而许多农村男青年自身的经济条件不足以支付婚姻的成本，转而需要向家庭寻求代际支持。
新生儿和婴儿临床表现较轻，症状常常不明显。如果发现有下列体征时应视为有先天性髋关节脱位的可能。首先观察新生儿下肢的外形，两侧可见，臀部增宽，大腿短粗，小腿细长，如为单侧脱位，我们可看到两侧腹股沟的皮纹长短不一，而且患侧臀部及大腿皮纹也会增多、加深，会阴部增宽。如发现上述情况，可再进行以下试验，以进一步确定有无髋关节脱位。
2.代价高昂的婚姻支付。从当前的农村婚姻市场的交换机制来看，人口流动造成的农村女性资源稀缺，以及农村婚姻市场上的性别结构和供需的不平衡使得女性占据优势地位，增加了议价能力。而这种议价能力的提高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高昂的婚姻成本。
来到教室，小唐果然如孩子们说的那样泪流不止，伤心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将小唐叫到身边，安慰他，帮他擦干眼泪，想各种办法打开他的心扉，让他告诉我哭泣的原因。小唐只一个劲地哭，边哭边说自己不想在这个学校待下去，要转到其他学校去。
（二）家庭因素
农村单身男性婚姻挤压除了来自社会大环境和经济条件等因素外，还有来自于原生家庭内在结构的影响。对于农村单身男青年的家庭方面，我国学者也做了众多研究，其中同胞结构和代内剥削就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婚姻成本中，一项巨大的支出就是彩礼。过去几十年，中国农村地区的彩礼费用不断上涨并伴随着性别失衡和大量女性的婚姻迁移，其内容和形式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地区的彩礼成本持续升高，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经常出现因彩礼问题结不了婚的情况。除此之外，根据韦艳和姜全保（2017）对于全国九省百村的彩礼进行的调查发现，在彩礼中还存在着结婚的房产所产生的隐性成本[6]。
2.代内剥削。除了资源紧张外，多子女的家庭中还存在着代内剥削现象。代内剥削是学者陶自祥（2011）在研究农村光棍儿时提出的一个分析框架，即在兄弟争夺且资源有限的家庭中，外出打工的孩子能找到媳妇，但是被束缚在家的长子就会沦为光棍儿，从而产生对长子的代内剥削[11]。流动虽然客观上增加了农村青年择偶的可能性，但从家庭的微观机制上看，子女外流的机会并不是均等的。长子由于家庭伦理责任选择留在家中承担赡养父母和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加上社会转型期大量农村女性的外流，以及男性婚姻挤压的双重限制，长子会陷入结婚难的困境。除了长子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在中国有些地区，多子家庭中小儿子受到的婚姻的代内剥削也非常严重[12]。对此，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长子还是幼子所受到的代内剥削都与家庭结构有着重要的关系，家庭结构影响了一个家庭的有限的资源分配。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后，家庭结构对农村男性择偶的影响更大，多子家庭带来的资源争夺，使得本来经济能力薄弱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农村男性的婚姻状况进一步恶化。
四、结论和局限
另外，进城务工虽然可以增加收入，但农村男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缺乏，使得他们无法在城市立足扎根，较难实现向上流动。且这种向上流动还具有显著的性别效应。其中，女性在职业获得和向上流动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在初始职业的比较上，符平等人（2012）发现，男性职业提升的几率只有女性的72.9%，女性更容易实现职业提升。并且女性农民工从事的工种有明显的稳定特征，即流动性较低，因此女性更容易积聚向上流动的资源[5]。与之相反，流动农村男性则在职业上难有建树，其社会、经济地位并未因流动获得实质提升。但女性却在外流中获得更大的向上流动的机会的同时，其择偶观和身价也在迁移中得到改变与提升。而多数外流的农村男性却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很难在城市中找到配偶，回到家乡又将面临紧缺的女性资源，使得他们的婚姻机会又被大大缩减了。
通过调查，我县玉米种植结构调整模式主要是玉米改种杂粮的播种面积较大，其次是蔬菜，豆类，薯类，食用菌等，中药材种植较少。近年来，我县及时调整农业发展策略，种植业结构不断优化，粮经作物种植逐渐扩大。杂粮类以有机谷子种植调整转型为主；以设施农业发展蔬菜、食用菌转型为辅；引导农民发展高效农业，种植名、特、优、新品种，促进农业、农村快速发展
首先，选择向外流动的农村男性因为有限的人力资本、职业选择和微弱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无法在城市寻找配偶以及安家扎根。同时，因为性别优势和婚姻梯度的存在，流动的农村女性在职业和婚姻上有更大的向上流动机会，并在流动中形塑了新的择偶观和价值观，进而提高了择偶标准。
其次，经济原因也是影响农村男性婚姻挤压的重要方面。其首要经济影响因素是职业和收入。外流人员的职业的技术含量低和性别区隔的特性使其非常不利于寻找配偶。同时，婚姻支付成本也很重要。许多农村地区结婚存在高昂的彩礼费用。面对如此巨大的婚姻成本，大部分农村青年无法独自承担，需要家庭的经济支持。但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在子代需要成婚的情况下，家庭可能就需要举全家之力，发挥每个人的经济效用来共同面对高昂的婚姻成本。
最后，家庭结构也对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家庭结构中，同胞的数量影响了家庭的资源分配，进而影响子女婚姻。在多兄弟家庭中，由于资源有限，父母往往不能为每个儿子准备同样充足的婚姻资本。另外，由于传统伦理的束缚，每个孩子的受教育和外流的机会都不均等，教育程度较低且无法外流的孩子受到的婚姻挤压更大。
本文因文献资料有限，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加之并没有讨论个体性对于婚姻挤压的影响，所以尚不清楚个体因素在婚姻挤压中的影响和能动性。
参考文献：
[1]李树茁，姜全保，伊莎贝尔·阿塔尼，费尔德曼.中国的男孩偏好和婚姻挤压——初婚与再婚市场的综合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6，（4）:1-8.
[2]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希.中国婚姻挤压研究与前景展望[J].人口研究，2002，（3）:56-63.
[3] 果臻，李树茁，Marcus W.Feldman.中国男性婚姻挤压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6，（3）:69-80，127.
[4]于潇，祝颖润，梅丽.中国男性婚姻挤压趋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8，（2）:78-88.
[5]符平，唐有财，江立华.农民工的职业分割与向上流动[J].中国人口科学，2012，（6）:75-82，112.
[6]韦艳，姜全保.代内剥削与代际剥削?——基于九省百村调查的中国农村彩礼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7，（5）:57-69.
[7]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青年研究，2010，（3）:24-36.
[8]郭剑雄.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J].中国社会科学，2005，（3）:27-37，205.
[9]韦艳，靳小怡，李树茁.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压力和应对策略研究——基于YC县访谈的发现[J].人口与发展，2008，（5）:2-12.
[10]王兵，李坤，刘利鸽.同胞结构对农村男青年初婚年龄的影响[J].西北人口，2018，39（1）:104-110.
[11]陶自祥.代内剥削: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渝北S村长子打光棍的调查[J].青年研究，2011，（5）:31-38，95.
[12] 李艳，李卫东，李树茁.分家、代内剥夺与农村男性的失婚[J].青年研究，2014，（3）:65-73，96.
Study on the squeeze factors of Rural male Marri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Mobility
WANG Y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e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bined action of factors such as shrinking population，imbalance of birth sex ratio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male surplus in China’s marriage market，and rural men are suffering from more serious marriage extrusion.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in China，this paper makes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economy and family on marriage extrusion.It is found that occupation，marriage payment，human capital，multisibling family structure and intra-generation exploitation a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marriage squeeze of rural men.
Key words: marriage extrusion；marriage payment；sibling structure；intragenerational exploit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3.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1X（2019）26-0043-03
收稿日期： 2 019-07-03
作者简介： 王
（1994-），女，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城乡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 陈 锐]
标签：婚姻挤压论文; 婚姻支付论文; 同胞结构论文; 代内剥削论文;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