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理论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由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的增长方式转变、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和现代化社会转化这样一个三重转型时期。这一转型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少要到本世纪中叶才能完成。（注：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在20世纪结束之际，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根据中共十六大的战略部署，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预期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89404亿元）翻两番，而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根据《200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到2030年将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的“零增长”，2040年实现能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到2050年实现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从而使中国整体上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0年）。）本文仅根据中国过去20年制度变迁的历史以及反映这一历史过程的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演变，对未来20年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做一个粗略的展望。
一、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回顾
1.理论上的三大突破。中国的改革无疑是从经济体制入手的，但在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基本经济制度，而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再认识，集中反映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三大突破上。
（1）计划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严峻挑战，因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是诸多西方经济学大师，都曾一度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尽管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1993年）之前，许多著名经济学家还在报刊杂志上论证“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理论毕竟是中国经济学家至少在20年前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注：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的东西，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进一步消除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空想成分，使社会主义建立在一个逻辑与事实相统一的基础上：这一逻辑就是社会主义作为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介，不能不兼有两种社会形态的特征；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仍然适合并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提法虽然是在中共十五大（1997年）上确立的，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也许早在10年前就已经由经济学家提出了。（注：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共十六大在十五大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3）按劳分配不再是社会主义的惟一分配原则，它可以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把一个原本被看作社会主义惟一分配原则的按劳分配与一个原本被视为资本主义分配原则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分配方式的理论概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或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某种融合。中共十六大又进一步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及其理论基础，也是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早在14年前就已经提出了。
以上的概括表明，中国2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及收入分配关系的变革，都是以中国理论经济学的超前研究为基础的，在这方面，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理应享有殊荣。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与借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经济融合，西方经济学悄然进入了大学课堂，并成为中国理论经济学科目录中与政治经济学并列的二级学科（专业），这标志着中国正在逐步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桎梏，开始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经济科学本身的发展。在学科划分上政治经济学与四方经济学取得了形式上的平等地位，而且，在一些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中，大量地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方法，并把制度分析、资源配置（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纳入了研究对象和体系安排，但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这突出表现在两个经济学体系在价值理论上的尖锐对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这一理论认为价值的惟一源泉是活劳动，一切非劳动收入均来自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由此得出雇佣劳动与资本相互对立的结论；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这一理论认为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种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来自各种要素在价值创造中所做的贡献，因此，资本和劳动之间并非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价值理论上的对立，两大经济学体系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如资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都各不相同。因此，就我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目前的研究现状看，这两大体系还难以同时构成理论经济学的基础。
3.教学与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在我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具体说，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往往是并列的、互不搭界的两个科目；在师资队伍构成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师，往往不涉及或不懂西方经济学，讲西方经济学的教师，又往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之不多；在国内学者编著的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和应用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在开头引述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而在后面的论述中，却很少涉及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具体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往往用劳动价值论解释抽象的价值决定，而用均衡价格论说明现实的价格形成；用劳动价值论说明价值创造，用边际生产力论说明价值的分配；用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解释两大部类的平衡关系，而用西方宏观经济学具体分析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在土地经济学中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说明地租的来源，而对地租量的测算则借助于西方的要素价值论。
4.政治经济学的西方化和实用化。为了应付西方经济学的挑战并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以下两种错误倾向：
其一是西方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以及教学上越来越多地融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容。比如，许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科书或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专著，不仅研究制度或生产关系，而且把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以及经济发展统统纳入理论体系；在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课程中，西方经济学（包括中高级微观经济学和中高级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计量经济学，等等）被列入学位课或必修课，而政治经济学本身却失去了应有的地位。
其二是实用化。经济学本来是一门致用之学，说经济学的实用化似乎是同义反复。但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的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的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诸多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本科）和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却设置了诸如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房地产经济等方向，政治经济学理论则变成了专题研究，如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或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或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等等。
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被削弱。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大变革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以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等概念和提法，尚需要严格的质的规定和量的规定，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应从表面提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
二、21世纪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展望
今后10到20年内，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中国的理论经济学预期将发生以下四方面的变化。
1.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作为纯经济学合二而一。从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趋势及其与国际通行的学科划分接轨的角度看，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列为理论经济学两大基础学科的状况可能通过如下两个途径而改变。
其一是按照传统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般经济理论或纯经济学，但从外延上应包括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目前被称作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名义上取消作为独立学科的西方经济学。
其二是同时取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称谓，设定一般经济理论或纯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其内容原则上和第一种方案相同。
无论采取哪一种方案，都需要对一般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做出明确的界定。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一般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有关经济制度安排、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研究方法。一般经济理论的功能是为理论经济学其他学科以及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理论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级学科，作为其基础学科的一般经济学或纯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为二级学科即专业，其二级学科还应包括制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等。所有这些专业或二级学科都应涵盖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今后20年，可望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理论经济学体系。
2.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互融合。现在，很多学者从发展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们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紧密联系中国转型期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大量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最新成果，积极探索中国转型经济的发展规律。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是在对前人的经济学遗产（既包括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也包括庸俗经济学，还包括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进行全面的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才得以建立起来。处在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家，也只有对当代包括西方经济学所有成果在内的经济学遗产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的批判与继承，才能完成历史赋予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创建中国转型经济学的光荣使命。（注：于光远等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同样地，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者中，虽然也还会有人从根本上对西方经济学持否定态度，但更多的学者对西方经济学做出全面、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并积极地借鉴西方经济学（包括非主流经济学）中已经被发达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的科学成分，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当然，在西方经济学研究者中，那种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又对其口诛笔伐的态度，无疑也会受到摒弃。
3.转型经济学面对的矛盾。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原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科学社会主义与实践的矛盾，传统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或缓解，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在未来20年，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理论经济学，不得不面对并且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
（1）生产力标准与公有制为主体的关系。生产力标准是继实践标准之后所恢复的马克思主义的又一基本原理。（注：实践标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前后确定的，生产力标准则是在中共十三大（1987年）前后确定的。）民营经济具有较高的效率（如东南沿海一带以及温州等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一些公有制企业效率较低，因此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其效率，使之能在市场竞争中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和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2）消灭剥削与共同富裕的问题。社会主义本来是以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为己任的。但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还是社会主义的现实，都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远非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简单：在过早消灭剥削的地方，未必能实现共同富裕，其结果只能是低水平的平均分配。相反，在剥削条件下，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再分配以及社会福利计划，未必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同富裕（如瑞典等福利国家）。能否在消灭剥削的同时实现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或者在保留剥削的条件下使收入不平等控制在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内，这无疑是21世纪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而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应该为相关的政策选择提供实证分析的基础。
（3）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矛盾。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是确定了，但与之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即决定价值的因素以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尚需要进一步解决。一种观点认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可以分开的：价值是惟一地由劳动创造的，但价值的分配可以依据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因此，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仍然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按劳分配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以边际生产力价值论为基础的，二者的结合，意味着劳动价值论与边际生产力价值论的结合。
正是由于价值理论的分歧导致了收入分配理论的对立，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理论经济学特别是收入分配理论，究竟应该建立在何种价值理论基础上，这是一个在今后20年间必须解决、应该解决也能够解决的难题。（注：也许，中央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其真正的意义就在于此。）
（4）现代企业制度的一般要求与国有企业特殊性质的矛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提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管理科学”。但既要让国企达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又不能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冗员和债务等），同时还要承担诸多社会职能（就业和养老等）和政治职能（党政工团工作、职工当家作主，等等），无疑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国有企业是一般企业还是特殊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惟一目标，还是追求多元目标，国有经济存在的客观依据是什么，是为了提供公共物品，还是为了安排就业、宏观调控、分配平等和政治稳定？总之，国有经济的定性、定位和定量问题，仍将是21世纪初中国理论经济学所面临的最为严峻和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5）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的矛盾。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资本和剩余价值被说成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关系，而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资本（有时被称为资金、社本、公本或资本金）和剩余价值（有人称之为必要价值）摇身一变就成为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而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工资则成为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下岗”的工人叫失业，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失业”的工人叫下岗（或待业）；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被称作经济危机的东西，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被称作经济波动或失衡。这些矛盾中，究竟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现实的，哪些是似是而非的，哪些是似非而是的，未来20年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不能不做出解答，而这种解答的正确与否，不仅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同样取决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4.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要实现上述学科的调整和两大经济学体系的融合，并解决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矛盾，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研究方法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具体说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根据丰富的具体的发展对经济范畴进行更一般的抽象。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页。）马克思在这里为我们揭示了人类认识事物所遵循的一个普遍规律和科学的思维方式。
以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命题为例，配第曾根据他所处的时代仅仅认为生产金银的劳动才创造价值，魁奈则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仅限于农业劳动，斯密和马克思虽然从各种具体的劳动中抽象出一般人类劳动，但由于当时的生产领域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主，所以，他们的一般劳动也只限于物质生产。今天，根据非物质生产或第三产业已占据整个世界生产的60％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经济学家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从更一般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重新定义。
从对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来看，马克思曾经把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看作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商品经济不仅存在于私有制条件下，而且存在于公有制条件下，这就要求当代的经济学家在所有制关系之外寻找商品经济存在的一般原因，进而重新揭示其历史命运。
从对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等范畴的认识来看，虽然马克思都一概把它们视为资本主义特殊范畴，但在马克思逝世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范畴就其价值属性来说，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而且存在于其他商品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而就其更为一般的生产技术属性来看，它们几乎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生产方式中。所以，我们完全应该根据现代市场经济这一更丰富的具体的发展，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角度对资本、剩余价值等基本经济范畴重新加以界定，以使它们能够合理地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注：蔡继明：《关于中国转型期若干基本经济范畴的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2）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加以区分。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第406页。）所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掌握和运用其方法。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是一个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它主要包括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矛盾分析、中介分析、分析和综合、逻辑和历史等五种相互联系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经济学是130多年前创立的，其中有些个别结论受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现在看来已经不适用了。但马克思经济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然是有效的分析工具。因此，我们不仅应该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个别的结论去分析现实问题和有关理论的争论，而且应该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和发展，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注：蔡继明：《论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年第1期。）
（3）从强调非此即彼的对立转向亦此亦彼的妥协。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对立双方不仅会通过亦此亦彼的中介环节相互转化，而且会以一种运动形式共处于同一体内，比如，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等等，它们既是一种矛盾运动的形式，又是一种矛盾解决的方式。随着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21世纪的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从以往过分地强调非此即彼的对立，转向更多地承认这种亦此亦彼或妥协。
（4）把规范分析建立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规范分析涉及“应该是什么”，实证分析涉及“现实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分析是建立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实证分析基础上的。同样地，对于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家来说，未来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中国经济改革或转型的目标模式是什么，这些规范分析应该建立在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5）重新界定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按照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人类发展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身解放和全面发展。那么，人类社会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呢？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使人性异化，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但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本身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的，它们不过是实现人性复归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而要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时可以有多种手段，人们应该在诸种手段之间进行比较，看哪一个手段是最优的——收益最高，成本最低，而不能把其中某一种手段当作目的，否则就本末倒置，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
中国的理论经济学研究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徘徊后，很多原来被当作目的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手段，但这仅仅是新的思想解放的开始，而不是思想解放的终结。只有把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除此之外都当作实现这一最终目的的手段，才能彻底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束缚，真正实现思想解放，使中国21世纪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注：蔡继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八大误区》，《财经科学》1999年第1期。）
注：
④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年第2期。
标签：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西方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按劳分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