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移民研究体系与方法初探_移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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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流动和迁移是当今社会的普遍现象,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一种基于大众旅游的新人口迁移现象——旅游移民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并受到了国际地理联合会(IGU)的关注[1]。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两类旅游移民:一是旅游劳工移民,这主要是由于旅游地游客数量上升,出现新的旅游服务行业或原有的旅游产业部门出现劳工不足而引起的劳工移民;二是消费导向旅游移民,其分类较为混乱,根据移民持续时间、移民动机和房产所有权关系等不同标准,西方学者分别把他们称为季节性移民、生活方式移民和退休移民等[2]。同时,由于旅游移民在旅游地定居产生的VFR(visit friends and relatives)旅游流对衰落旅游地具有的独特复兴作用,VFR旅游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也受到西方学者的较多关注。总体来说,西方旅游移民研究较为零散,对旅游退休移民及其发生论研究较多,对其他类型旅游移民及行为和影响研究关注较少[3](表1)。

当前,我国旅游劳工移民现象已经出现,但研究较少。统计显示2002年末我国旅游业直接从业人数已达612.63万人[4],世界旅游组织预测2020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将居世界第一位,可以增加3500万个就业岗位,巨大的需求潜力必将引起旅游劳工流的大量迁移;消费导向旅游移民的产生与移民群体整体经济实力和大众旅游发展成熟度密切相关,当今世界消费导向旅游移民的群体及其研究者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目前,国内此类旅游移民研究尚未起步,这与我国经济和旅游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国情直接相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随着国民收入快速增长,交通日益便捷,私家车逐渐普及,大众旅游向纵深发展,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旅游者出现了异地购买第二房产的现象,而异地购房往往是生活方式移民和退休移民的先兆。同时,一些风光秀丽、气候温暖的旅游地出现了景观房产,国内旅游移民供需条件日趋成熟,消费导向旅游移民已初显端倪。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入,旅游移民将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因此,在西方旅游移民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旅游移民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对我国旅游业及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意义,也有利于相关学科的丰富和发展。

2 旅游移民研究内容探讨

2.1 旅游移民研究内容体系

西方学者注重旅游移民的实证研究,对旅游和移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探讨[2],但缺少对旅游移民概念及其研究体系的准确界定。笔者在文献分析和亲身调研基础上探讨旅游移民及其相关概念,把旅游移民划分为旅游劳工移民和旅游消费移民两大类,并进一步把前者分为企业主移民和雇员移民,把后者分为生活方式移民和旅游退休移民各两个子类。

当前的旅游移民研究侧重于动因分析,但对动力的机制过程探讨较少,对旅游移民的行为和社会影响研究更为缺乏。笔者从现象过程角度确定旅游移民研究的三大方向为行为理论、发生论和社会影响,对每个研究方向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构建了旅游移民研究体系(图1)。

2.2 概念探讨和类型划分

我国移民研究由于社会背景、时代需求不同,长期侧重工程移民[5]、环境移民[6]等群体非志愿移民的研究,而旅游移民更多的是个体志愿移民。旅游和移民的概念探讨和类型划分有助于把握旅游移民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移民(migration)”通常被定义为“跨区域边界的空间移动”和“永久性迁移”[7]。这种定义引起两个争论:一是如何确定“边界”,多大的区域属于原居住地。当前的国际移民以国界为边界,但不同国家的面积和区域特性差别显著,国内移民是以省还是以市、县为界,缺乏统一标准;二是如何确定“永久性”,现有的大多数移民研究都是针对暂时性移民者、季节性工作者展开的[7,8],如果把移民划定为永久定居者,这些成果将被排除在移民研究成果范围之外。

图1 旅游移民研究体系

Fig.1 Researching system about tourism migration

Hall等[9]总结了旅游的三个特征,即异地性(空间特性)、短暂性(时间特性)和非定居(动机特性)。定义强调了旅游的返回意图和非永久定居动机特性,但对旅游的时间特性,即对如何界定“永久性”,是根据动机、法律定居手续,还是一定的时间长度,没有给出明确标准;另一方面,定义排除了在目的地就业获取报酬的情况,把旅游与非永久定居的劳工区分开来,但不能解释混合动机的旅游行为,如在西方和我国近年来出现的背包旅游者,集休闲性和寻找工作于一体的“迁移工作旅游者”(migrant tourist worker)现象等。

旅游和移民概念的不确定性给旅游移民的概念界定和研究体系构建带来困难,阻碍了研究的深入[2]。笔者认为如果将“永久性”定居不作为移民的必要特性,而突出“在目的地有定居行为”,可把旅游移民(tourism migration)定义为“由于旅游产业发展需要或出于休闲消费目的而引起外来人员迁入旅游地工作或居住超过一定时间的移民”。从概念的内在根本属性看,旅游移民属于移民的一种,与传统移民终生迁移不同,其定居时间可能仅有一段较长时间(如果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对“迁移人口”的定义,可以离开户口地6个月作为时间标准),或在旅游地和其他地区(往往是迁出地)之间定期往返;从概念的外在比较属性看,旅游移民与旅游的区别主要在两点:一是时间差异,旅游移民在旅游地具有长期稳定的居住行为;二是动机差异,旅游移民不排除在旅游地寻找工作。

在此概念界定下,笔者把旅游移民分为两大类:其一,旅游劳工移民(tourism labor migration),笔者定义为“旅游地以外劳工迁入旅游地定居并在旅游行业从业超过一定期限的移民”。其有三个特性:一是异地性,旅游劳工移民必须来自旅游地以外,这里的旅游地主要指吸引物集中、设施齐备、规模较大的成熟旅游景区,如黄山、丽江古城等;二是职业性,必须以旅游职业为主要生活来源;三是长期性,旅游劳工移民必须在旅游地有一定的定居时间。根据职业地位和所有权不同,进而可分为企业主移民(entrepreneurial migration)①和雇员移民(employment migration)两类。旅游劳工移民是劳工移民的一种特殊类型,与一般劳工的纯经济动机不同,其受旅游职业的一些积极特性和旅游地环境影响较大,具有集求职、文化、休闲和定居等多种动机于一体的特性。其二,旅游消费移民(tourism consumption migration),笔者定义为“由于以往旅游经历和出于休闲动机,在旅游地购买房产进行长时间定期、不定期居住的移民”。除异地性、长期性以外,旅游消费移民的主要特性在于消费性,与旅游劳工移民以生产(工作)为主要目的不同,旅游消费移民的主要目的是休闲和疗养,并不考虑旅游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此外,旅游消费移民一般会在旅游地购买房产作为定期或不定期居住场所。根据在旅游地居住时间长短和所处不同人生阶段,笔者把旅游消费移民分为生活方式移民(1ifestyle migration)和旅游退休移民(tourism retirement migration)两个子类,生活方式移民主要发生在退休前的人生阶段,以购买第二房产为主要标志,在旅游地不定期居住且时间较短,从西方研究来看,移民到乡村或城市的乡村腹地寻找静谧休闲的宜人环境是典型的生活方式移民[10,11];旅游退休移民发生在退休后的人生阶段,往往选择海、湖等气候温暖、适宜休闲度假的旅游地进行永久性和季节性居住。旅游消费移民往往沿着度假旅游—生活方式移民—旅游退休移民脉络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总体来说,旅游劳工移民发生于大众旅游阶段,以生产为主要目的,而旅游消费移民是发生于后旅游[12]阶段的一种独特现象,以消费为主要特性。同时,在后旅游阶段还出现了两者的混合体——集工作、休闲于一体的生活方式旅游劳工移民现象(图2)。

图2 旅游移民分类矩阵

Fig.2 Categorizing matrix of tourism migration

上述概念界定和类型划分还有待完善,但定义和分类的最终目的在于探究其本质属性,揭示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为研究方便,本文使用了上述概念和分类进行旅游移民研究体系的探讨。当然,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研究的需要,进行针对性分类:如以时间,划分为季节性旅游移民和永久性旅游移民;以国界,划分为国际旅游移民和国内旅游移民;以法律上的登记手续,划分为登记旅游移民和非登记旅游移民;以年龄,分为退休旅游移民和非退休旅游移民;以性别,分为女性旅游移民和男性旅游移民等。

2.3 行为理论研究

旅游移民的行为理论研究包括旅游移民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类型划分、行为规律、心理感知和自我认知等内容。人口学特征是行为研究的基础,从年龄看,旅游劳工移民处于人生的工作时期,总体比旅游消费移民要年轻,而生活方式移民则比旅游退休移民处于人生的较前阶段;从性别看,旅游劳工移民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13],但旅游消费移民的性别差异研究却较少;从收入看,由于需要异地购买房产,旅游消费移民普遍具有较高收入[14],而旅游劳工移民不同等级间的收入差异明显[15,16]。旅游移民人口学特征研究总体较为零散,缺乏规律性总结。

类型划分是研究旅游移民内部群体行为的前提。许多学者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旅游移民进行了子类型划分,如King从职业地位角度把旅游劳工移民分为高级管理职位、中间职位和低技能职位三个层次[16];Williams等(2000)把旅游企业主移民分为服务于特定群体者、寻找机会者和寻找快乐者三种类型[2];Williams等根据旅游人口流动的时间连续性把旅游退休移民分为永久的合法登记定居者、未登记定居者、季节性迁移者和第二居住地拥有者等四种类型[17],其他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18~22]。由于缺乏科学的概念标准、权威数据以及对旅游移民群体变化的长期监测,这些类型划分显得较为片面、混乱,需要在大量深入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给予明确。

行为规律研究也较为缺乏[25]。代表性成果是Gustafson[14],O’Reilly[23],Williams[17]等对居住在西班牙Costa del Sol和Gran Canaria的英国、瑞典等国退休移民的研究,但对旅游劳工移民行为特征研究较少,笔者以我国九华山为案例地对旅游劳工移民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24],并从生活状态、时间、空间、活动、知识和能力、社会认知等六个维度对旅游消费移民、旅游劳工移民以及旅游者行为特征进行了比较(表2)。分析发现,旅游有短期和暂时性本质,旅游者为了在短期内获得足够体验,总是忙忙碌碌;旅游消费移民过着一种悠闲、慢节奏生活,能够发现旅游地资源和文化的真实一面;而旅游劳工移民则处于一种紧张的工作状态,他们以求职为主要目的,过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对当地文化和环境有着较为真实的体验。

一些学者还对国际旅游消费移民和一般性跨国移民进行了比较,进一步突显了旅游消费移民的特性(表3),但就旅游消费移民群体行为的专门研究很少有成果发表,这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工作性质、休闲方式及家庭结构的变化使旅游移民现象越来越复杂,全球化时代下频繁多样的人口流动提出“我们是谁?”的疑问[28],旅游移民将使我们产生“哪里是家?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等社会定位问题[2],对旅游移民心理感知和自我认知研究是新消费主义时代的需要。当前部分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研究[14,29],但总体成果较少,需要更多学者去关注和深入研究。

2.4 发生论研究

发生论研究包括动力因子、动力机制、移民政策和社会网络等内容。Williams等[2],Rodriguez等[25]学者对旅游移民产生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动因进行了总结分析(表4)。

西方发达国家旅游移民现象是在高福利政策、发达基础设施、人口老龄化、经济一体化、高收入导向劳工流以及大众旅游进入后发展阶段表现出来的旅游方式改变、旅游市场和资本全球化等宏观背景下产生的,受到特殊旅游地自然、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吸引表现出不同的旅游移民方式。当前国外旅游移民的发生论研究大都停留在动力因子的罗列上,对动力机制过程、政府移民政策和亲友网络在旅游移民中的作用探讨较少。笔者在九华山的研究发现,旅游劳工移民是宏观与微观、初始和后继动力共同驱动的动态过程。在微观个人层面,职业收益为核心驱动因素;在宏观层面,区域旅游人力资源需求和本体资源特色是主要拉力,而周围农村隐形失业和下岗工人再就业需求是主要迁移推力,同时,政府政策和信息途径对劳工移民流具有重要的抑促和筛选作用[30]。九华山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旅游地劳工移民的驱动过程和特征,可在其他类型旅游地进一步推广印证。

2.5 社会影响研究

社会影响研究主要包括文化融合及冲突、对原居住地影响、目的地演化和管理、VFR旅游等。其中目的地演化与管理、文化融合、VFR旅游等应引起关注。

2.5.1 目的地演化与管理 西方学者研究表明,旅游退休移民往往发生在较成熟的旅游地,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中较高或衰弱前的阶段,需要进行形象提升、产品转型和基础设施投资转向[17]。旅游退休移民及其来访亲友比普通旅游者在旅游地停留时间更长,可以提高设施利用率,促进房地产交易,缓解淡旺季矛盾,增加就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地方选举权结构,间接影响当局政策。退休移民的流入减缓了旅游地衰落,延长了旅游地的巩固阶段,甚至转型成“退休者居住胜地”(retiree resorts),促进了旅游地的持续发展[25]。Rowles等研究认为旅游退休移民目的地发展经历了五个相互关联阶段:即出现、认识、重建、饱和和重新调整[41]。当地政府通过增加康体设施、社区服务等进行社区重建,以迎合老年人口的需要,保持旅游区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但也产生了过度拥挤、环境下降、社会冲突等新问题。五阶段说与Butler(1980)[42]旅游地生命周期五阶段模型形成了对应。两个发展模型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是今后旅游移民目的地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些学者研究了第二居住地对旅游地生命周期调整发挥的重要作用,Kearsley[43]发现在新西兰的一些乡村,第二居住地逐渐转变成退休者定居地,成为许多旅游地发展的方向。当前我国大众旅游正向纵深发展,传统旅游地是否会逐渐变成第二居住地和退休者定居地应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

2.5.2 文化融合 旅游消费移民与传统移民的本质区别在于,旅游消费移民在旅游地一般处于强势地位,收入高、生活悠闲,其目的主要是追逐快乐。他们在旅游地不定期生活,很难与本地居民实现真正融合,给目的地带来一些社会问题。O’Reilly[44]对西班牙Costa del Sol旅游退休移民调查发现,退休移民经常在户外进行没有时间限囿的活动,影响了当地人正常生活,他们往往与那些有相同价值取向的定居者交往,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平行社会”;Hall等[45]研究发现,生活方式移民与当地居民在生活空间争夺上的问题十分突出,由于生活方式移民的反对,导致新西兰一些葡萄产区直升飞机的使用控制。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如三亚[4引、东莞[47]、青岛[48]等地区第二房产购买现象日益突显,生活方式移民正处于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到来及产生的社会融合问题应引起学者的关注。

西方学者比较关注旅游消费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但专门针对旅游劳工移民的融合研究较少,笔者在九华山的调查发现,旅游劳工移民因地域来源和从业职位不同受到旅游地原生居民欢迎和憎恶两种截然相反态度,其态度决定了外来移民的融合层次和融合过程。旅游劳工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移民的自我融合定位,在融合模式及特征上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化。其中,对区域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意义的大型旅游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渐进融合模式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维护[49]。

2.5.3 VFR旅游 一方面,在旅游地发展的高级阶段,退休移民到来产生的大量探亲旅游成为旅游地的主体游客,延长了旅游地的巩固和停滞阶段,甚至带动旅游地复兴;另一方面,外迁移民特别是一些汉文化圈国家的移民回原居住地探亲访友的几率非常高,他们促进了原居住地和移民地的交流,同时带来大量外汇的回流。我国有大量的华人、华侨和国际劳工在国外生活和工作,他们产生的旅游流研究应当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3 研究方法探讨

旅游移民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需要吸纳相关成熟理论,运用多种研究方法,通过大量深入的个案研究探求我国旅游移民的若干规律,构建出中国特色的旅游移民理论体系。笔者近年来通过旅游移民研究关注和已有调研经历对相关理论借用及具体研究方法有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3.1 相关理论借鉴

作为一个新领域,旅游移民研究需要借助相关学科的成熟理论进行指导。在移民动力方面,可借鉴一些成熟动力理论:如推拉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可为宏观动因研究提供借鉴[50];社会资本理论、移民机构理论、连锁因果理论可在微观层面的持续移民流研究中发挥作用[51]。在行为研究方面,可以借助行为科学的一些成熟理论和模型,如环境知觉和认知理论、行为空间理论、文化扩散理论、区位选择理论及模型等进行探讨[52];在社会影响分析时,可以借助社会学一些理论如冲突论、沟通行动论、反思社会学、结构化理论、社区反应理论、愤怒指数理论、新殖民主义理论等进行深入研究[53,54]。

目前,西方旅游移民研究中已运用了一些相关学科的理论,如Oigenblick等[55],Truly[40]就运用了推拉、社会资本移民理论和旅游系统理论等对旅游移民的动力机制和类型划分进行了研究;Tomljenovic等借用了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以及Faulkner和Tideswell的内在尺度感知分析方法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老年退休移民进行了旅游感知的调查[29]。而笔者在九华山实证调研基础上对移民动力理论进行了系统比较分析,并建构了相应的动力模型[30]。

3.2 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

质性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访谈、观察、实物等多种资料收集方式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56]①。质性研究方法理论渊源来自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等,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具体包括深度访谈法(in-depth interviews)、焦点团体访谈法(Group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民族志学方法(ethnography)以及内容分析法(analysing texts)等技术[57]。该方法适用范围有:①研究问题具有探索性和过程性;②研究对象异质性较强;③研究关注的是态度和意义;④研究者承认相关概念、术语和论点应由研究对象进行定义(主位研究),而不是由研究者事先确定。质性研究方法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在旅游研究中也逐步受到重视[58]。笔者通过文献分析和亲身调研发现,旅游移民具有主体构成多样性、表现形式复杂性、动机因素层次性、机制过程动态性、融合模式差异性等复杂特性[30],难以用成形理论进行指导,强调通过实地调研自下而上进行归纳分析的质性研究方法可以在这种新生事象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国内旅游学术界对质性方法了解和运用较少,需要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加以关注和运用。

3.3 量化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及与质性方法的结合

量化研究方法是一种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自己关于该事物的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量化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在旅游研究中通常采用问卷、二手数据对大规模样本进行统计分析[57],是国外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研究方法。国内近年来开始重视利用问卷进行案例调查,但研究的规范性较差,多停留于均数和频数等的描述性分析,较少涉及相关分析、统计检验等复杂统计方法[59]。规范性的量化方法应该成为旅游移民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

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支持者在社会科学界曾发生激烈的论战,近年来,学者们认识到两种方法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缺陷,开始尝试对两者的结合使用[59]。一《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地理(Tourism Geographies)》发表的有关旅游移民个案研究文章可以看出,西方学者进行旅游移民实证研究时,普遍采用了问卷[29,40,55,60,61](量化方法)、访谈[14](质性方法)或两者结合的方法[62]进行研究,其问卷设计、访谈内容、多样调查手段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和学习。笔者认为由于旅游移民各命题涉及面广、内部关联强,应根据研究问题采用针对性方法,在探索新命题时宜采用访谈、观察和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开展,在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后,可通过问卷、二手数据等量化方法进行理论检验,充分发挥两种方法的长处进行深层机理探讨。这要求研究者加强对两种方法的学习,并在实践中熟练掌握和运用。

3.4 其他方法

3.4.1 比较研究方法 比较能更好地认识事物的特性和本质。笔者认为比较研究方法可应用于以下领域:一是把旅游消费移民、旅游劳工移民和其他类型移民之间在概念、动力因子、动力机制、行为特征、社会融合、移民社区、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把握各类旅游移民的特征和社会学意义;二是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旅游移民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三是跨国与国内旅游移民的比较研究;四是旅游退休移民与非退休移民的比较研究;五是把我国学者研究的方法、技术和理论与西方进行比较。

3.4.2 长期站点方法 旅游移民的研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研究者立足于某一研究案例地、特殊人群长期观察、监测,通过定点、长期、跟踪式的观测、调查、记录、探讨,总结出现象的规律和特征。

3.4.3 个案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研究个别理解整体。案例的组成包括个人、区域(社区)、国家、组织、场所和项目等,通过数个案例的实证分析可加深对旅游移民现象的认识,进行规律性总结。从西方研究的案例地来看,国际范围内的旅游移民多发生在经济、政治联系密切,文化、历史渊源深厚的国家之间。从全球视野来观察,它们大多同属一个经济体,如北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加勒比海;西、北欧(英国、瑞典等)—南欧(西班牙、意大利、马耳他等的滨海旅游地);近年来的东亚各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国内范围内,旅游移民地多为成熟旅游地,景色秀丽、交通便捷、设施完善,并且大多已经历了大众旅游的高峰期。

旅游消费移民研究的案例地多为乡村和湖(海)滨的度假旅游地,笔者认为旅游消费移民的案例地应具备五大要素:一是自然和人文景观优美;二是气候温暖、适宜居住的度假型旅游地;三是交通服务设施完善;四是迁出地与移民地历史渊源深厚,关系密切;五是迁出地社会经济发达,高收入人群多。鉴于此,我国旅游消费移民研究的案例地应该主要在东部成熟的滨海旅游地,尤其是东南沿海的滨海旅游区以及城市近郊的湖滨、乡村等生态环境优美的旅游地。而迁出地研究案例地应主要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等经济发达地区。

从旅游劳工移民来看,案例地应具备三大要素:一是旅游地的成熟度较高,其接待人数和服务项目密度较大,需要大量的旅游劳工;二是旅游地的熟练旅游劳工数量不足;三是旅游地高层次旅游专业人才缺乏。笔者认为我国旅游劳工移民的案例地应主要集中在三种类型旅游地:一是风景优美、开发较早、发展较好的观光型旅游地;二是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城市功能调整且具有良好旅游资源的城市或乡村旅游地;三是一些旅游消费移民地,由于伴随旅游消费移民尤其是国际旅游消费移民往往会形成服务于移民群体的同质(homogeneity)旅游企业主和就业移民,这些旅游消费移民案例地往往也成为旅游劳工移民的研究案例地。

除此之外,文献法、专门小组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心理投射技术、德尔菲预测法等在旅游和休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和技术也可为旅游移民研究提供有益借鉴和指导。

3.5 研究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3.5.1 研究成果较少 我国旅游移民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人员及相关成果较少,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需要更多地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关领域的成熟理论及方法。

3.5.2 数据获得困难 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及文献分析发现,有效数据的获得是阻碍旅游移民研究的主要困难之一,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概念不清带来的统计困难。由于对旅游移民不了解以及旅游者、各类型旅游消费移民、其他类型移民的范围界定不明给实际统计操作带来困难。如何界定第二居住地、登记和非登记移民、购房出租者等错综复杂的情形,需要在实践中探讨和拟订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二是缺乏对移民人口变化连续监测,很难获得准确数据。一些学者和笔者在研究时都遇到缺少登记资料的困难,移民地政府往往缺乏辨别和收集数据的有效机构和手段。Rodriguezd等[18]在分析西班牙的外国人口登记制度时,发现移民未登记的主要原因有:移民不知道登记程序;倾向匿名;移民认为不需要登记;居住时间短等。同时,登记牵涉到时间成本并可能导致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的被征收[20],这些都抑制了主动登记行为的发生。

这些困难同样也是我国旅游移民研究的障碍,需要调查者做好准备,并采取有效办法,如通过大量相关人员访谈和相关资料收集分析,并进行三角互证可得到较为准确的信息和数据。

3.5.3 实地调查的不配合 笔者在旅游移民实地调研工作中经常遇到不配合现象,这种不配合程度往往超过以往我们进行的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调查,正如Truly在墨西哥调查时遇到的一位居民所说“我不愿意接受你的调查或回答任何问题……这就是我离开美国的原因”[40]。对旅游移民的调查需要有更多的困难准备。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1)西方旅游移民研究成果零散而缺乏体系,我国旅游移民现象已经出现或正处于发育过程中,但学者关注较少,需要学者引起重视,加强观察、分析和比较研究。

(2)旅游移民总体可划分为旅游劳工移民和旅游消费移民两大类,前者包括企业主移民和雇员移民,后者包括生活方式移民和旅游退休移民各两个子类。

(3)旅游移民研究的内容主要涵盖三大方向,即行为理论、发生论和社会影响研究。

(4)鉴于旅游移民研究的相关复杂性、探索性和动态性,需要借鉴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进行指导,综合运用质性、量化等多种方法加以研究,并对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中的多种困难进行预见和准备,以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4.2 展望

我国旅游移民孕育发展的过程与西方有别,总体趋势一致但制度文化背景差异明显。我国处于巨大的城市化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劳动力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重土安迁的传统文化思维,退休人口的经济能力、生活方式和观念等都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这些差异会对我国旅游移民的动力过程、行为表征、融合状态及区域影响产生重大影响。立足中西方旅游移民根植的社会背景,加强动态观测和比较研究,可找出我国旅游移民的独特规律,丰富国际旅游移民研究成果。

我国学术界在旅游人口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旅游者的空间流动及影响[63,64],近年来有学者开始探讨旅游从业人员的空间和行业流动[65],但总体上对非旅游者人口研究涉及较少。旅游移民的研究是旅游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趋势。“非典”过后,学术界对中国旅游研究的滞后性、功利性提出了批评,对于旅游移民研究体系及方法的分析正是对中国即将面对或已经面对的一种后旅游现象进行的一种前瞻性、及时性探讨。旅游移民研究领域涉及面广,需要旅游、人口、移民、地理、社会、经济、心理等多学科的配合和关注,希望更多的学者关注此项研究领域。

注释:

①企业主移民在严格意义上可能不能归为“劳工”移民,这里主要从是否从业角度进行归类,需要进一步完善。西方学者研究显示,旅游企业主移民往往并非出自经济的考虑,具有生活方式移民和劳工移民双重特性。

②当前我国旅游学界习惯把“qualitative methods”译为定性方法,好像量化方法以外方法都可以称之为定性方法,其在研究中主要体现为理性思辨、个人见解、逻辑推理等,遵循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辨的传统,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这与西方社会科学界“qualitative methods”注重实地调研,通过访谈、观察、实物分析等方式进行深入、细致、系统的调查,自下而上寻找意义和构建理论的方法有本质区别。笔者在此为与传统定性方法相区别[56],接受台湾学者译法,称为“质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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