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建构
杨煌辉, 曾 楠
(南方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515)
摘 要: 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人类文明迈进“世界历史”,就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而言,其具有两面性,即人类生存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思想的当代延续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和现实建构。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迈向共同体(联合体)态势是人类发展共同“议题”;深切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宏大历史逻辑的时代“点题”;深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有效解决当前世界和平、发展和治理困局的“破题”。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由人联合体; 世界历史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现时代,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彼此紧密相连。人类世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时下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关系的积极扬弃,同时也是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都是人类社会形态在“世界历史”中展开的理想构型;从价值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实践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建构。
一、议题:“经济全球化”拓延“世界历史”的深度和广度
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一国国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通过商品、人员、资本、技术等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经济整体的过程,是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最初可追溯到早期资本主义推动的“世界历史”开启进程,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复杂性、深刻性、内涵性已远远超出当年马克思所提的“世界历史”意义。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拓延“世界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世界成为共同体与联合体,这是各国、各民族、各文明无可回避的态势与人类长远发展面对的共同“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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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全球化”规定“世界历史”的必然性
“世界历史”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启的、生产关系变革与调整的产物,是不为人类意志所转移的历史进程。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把以往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使生产关系得到历史性解放,“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1]30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让自然界成为对象并直接为财富增值服务,从而使科学技术获得的使命就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2]570。资本主义大生产已具有社会化性质,财富的积累与集中必然要超出一国范围,进行全球性生产资源配置。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经济全球化”这一术语,他们却基于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深刻洞见资本主义社会与以往社会的显著不同,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3]113。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分工日益精细化,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一国“需要体系”已难以满足资产阶级对资本增值的要求,一国生产关系调整区间已难以容纳生产力的无止境膨胀,于是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从而创建世界层面的“需要体系”,并通过大力发展铁路、通讯、航运等先进工具,尽可能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卷入世界性资本主义竞争体系中,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资本的扩张能力。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4]348。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过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人类历史也从民族性发展走向世界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肯定“世界历史”的伟大意义,认为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存在方式,它的实现正是基于“世界历史”的文明进程。人类普遍交往让“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使人类摆脱地域与民族的界限同世界文明发生联系,“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89;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使地域性生产力成为国际化生产力,为生产力的保存与加快发展提供保障,因而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227,为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创造了物质条件。共产主义若没有以这种普遍交往和生产力高度发展作为前提,就只会作为某种地域性的、普遍化贫困的形态呈现。
(二)“经济全球化”延展“世界历史”的空间性
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了最初资本主义国家开启的“世界历史”是采取血与火这种最简单、最快捷、最粗暴方式进行,资本积累与集中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文明的拓展要完成两种使命:一种是破坏使命;另一种则是重建使命,“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3]276。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部充斥着战争、野蛮、杀戮、掠夺的血腥罪恶史,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266现时代,马克思科学论证的“世界历史”依然向前发展,经济全球化仍然是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生产经营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垄断利益,凭借资本、科技信息、军事、文化实力优势,通过制定竞争规则、贸易规则、争端处理机制等,共同设立世界性协调机构,召开国际会议,发起建立经济共同体以建构国际秩序话语体系,掌控全球利益布局的主动权。现代文明模式虽伴随全球化构建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话语”(哈贝马斯语),但经济全球化过程本身却促进人类交往方式复杂化,同时也决定人类文明道路的选择具有多样性。“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8]104,竞争与合作是全球化的主题,亦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内容,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潮流中来,在竞争与合作中增强自身综合国力,充实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稳步推进。然而,时下世界经济增长正遇到瓶颈,曾作为开拓“世界历史”主角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却带头扛起贸易保护的大旗,逆全球化而动,“单边主义”盛行。如果把资本主义开启的“世界历史”看作是对人类片面交往的一次“否定”,那么当下经济全球化发展更加印证了马克思的辩证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9]232资本主义越发展,其内在矛盾就越暴露其无力驾驭日益社会化(全球化)的生产力。现时代,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历史已进入分岔点:经济全球化应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人类共有家园建设应赋予什么样价值定性?人类自身发展将何去何从?这些都是世界各国共同思考并做出选择的重大“议题”。
(三)“经济全球化”丰富“世界历史”的选择性
资本生产打破地域壁垒,民族的狭隘性、孤立性被世界“需要体系”的普遍性所替代,把各个民族推向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之中,各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都只有相互依存才能顺利进行。以经济全球化为中心,国家间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民族生存发展等依附经济联系,融汇到世界历史前进潮流中,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普遍联系的利益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虽主要以“经济决定论”揭示人类社会走势,阐发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却丝毫没有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在政治上,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工人阶级应当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中“有计划地进行国际合作”。再如马克思对我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将带来革命的联动效应,影响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进程;在文化上,马克思认为经济全球化开启的人类世界文明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35。又如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应大力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在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友好启示下,可以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痛苦而实现共产主义;在自然生态上,恩格斯较早警示人类工业生产“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6]383,要注意保护人类共有家园;在民族生存发展上,马克思指出,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在根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水平。如今,科技的进步、市场的完善、信息的传播使经济全球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极大延展“世界历史”的空间性与联动性,马克思主义整体联系的世界观阐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
二、点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命题
资本逻辑决定的“竞争博弈”式的全球化呈“异化”倾向,未能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解放,却给世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与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对人类发展进行全局性、长远性思考,提出全球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实现人类构建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望,是深刻回应当前世界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深化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理论认识,更是对世界发展大势、人类前进态势的时代“点题”。
(一)“自由人联合体”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
“自由人联合体”作为人类远大理想,是人类解放与发展的最高价值,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前人类共同理想,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关系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路径,是基于当前人类历史条件做出的伟大构想。当今世界文明与马克思当年所提“自由人联合体”条件仍相距甚远:在政治上,世界格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资本主义通过借鉴社会主义优点不断改良生产关系,总体上资本主义力量仍显示出较强态势;在经济上,创造物质财富的源泉在世界范围内远未充分涌流,生产力水平地域性差别较大,以商品货币为内容的资本关系仍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在文化上,世界文明程度尚不能支撑人类精神世界自由与自觉发展。就目前而言,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交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人联合体”的要求相背离,如全球范围内贫富分化持续扩大,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引致的政治风险、经济波动、贸易失衡在世界扩散,国际秩序不合理导致的地区热点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全球资源分配问题突出,人类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宁,不少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充满忧虑和质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适时提出,正是审视当前人类文明状况的不平衡与差异,对“自由人联合体”总体构想的具体展开,批判资本主义主导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掣肘与无力。其要领是放眼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要求尊重国家、民族间文化、发展道路、社会制度的现实差异,在交往中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扩大协商与合作的话语交汇,通过平等互信、包容互鉴、互商互谅、合作共赢,建构和谐共处、规则公正、竞争有序、和平发展的世界新格局,逐步实现以人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秩序与国际格局合理构型,不是政治正确的话语性说辞,更不是遥遥无期的乌托邦,而是源自中国丰富的国际政治实践中的理论创新,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适时提出的时代命题,具有可实践性、可奋斗性、可实现性,深刻回答了人类世界应该是什么样,怎样建设人类世界的全球之问和时代之问。
采用两类匹配模型。第一类比较问题(如“诗人泰戈尔有什么成就?”)和主语—谓词对(如泰戈尔—主要成就),该方法标记为(MSP)。第二类比较问题模板与谓词(如主要成就),模板由用占位符替换问题中实体构成(如“诗人有什么成就?”,该方法标记为(MP)。相应的匹配函数定义如下: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隐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中具有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他们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119。“真正的共同体”与“虚幻的共同体”的相对性和不相容性实质在于是否契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自由人联合体”是“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都体现人的全面价值关照,都承载着人类对和谐美好家园的憧憬和奋斗,都饱含对共同解决人类发展难题的热切愿望。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以“自由、民主、博爱”虚幻的共同体为标榜,掩盖资本对劳动剥削和压迫的实质,战争、奴役、剥削从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到全世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276-277。提出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全人类解放斗争指明了实践方向,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87。如今的世界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处的境遇发生了显著变化,科技信息的迅猛发展极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习近平语),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动的“世界历史”未能向“真正的共同体”转变,世界面临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风险与挑战日益突出,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依然没有全面解决,但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大势继续向前推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回应人类命运共同关切,亦是当代“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变革国际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消除不平等现象,目的就是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事业的继续实践和理论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内蕴进行世界阶段性特征的新诠释、新阐发、新表达。
TAO Lin-bo, ZHANG Jian-quan, JIANG Xia, JIANG Xiao-yan, SHEN Hao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看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旧社会种种弊端的责难而阐发对未来美好世界的伟大构想,这种构想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史观与方法论基础之上的,“自由”暗含两层意义:一层在哲学上标示人的活动状态的范畴,指人在活动中通过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所表现出的一种自觉自主状态;另一层则是通常理解的政治、社会层面的价值理念。马克思恩格斯所提“自由人联合体”体现“自由”概念的完整性,即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层意义。他们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的形式性,自由归于资本的自由,资本作为独立力量和社会关系统治人类,人的自由发展始终归属于资产阶级,资本逻辑迫使广大劳动者把生命时间都用于出卖劳动力。只要资本雇佣劳动存在,无论社会改良如何进行,资本主义固有剥削所导致的不公平、不自由、不平等现象依然在时空延展。另一方面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性、矛盾性决定其经济、政治、文化继续发展,为共产主义奠定现实基础。到那时,生产力高度发展,劳动自由取代资本自由,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劳动与分工不再是人的异化力量,而是人类智力与体力全面发展的确证,“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昭示人们对“必然”的认识,并通过个人自觉联合掌握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10]286,使联合体“给所有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人提供充实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人真正充分的自由”[11]570,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人联合体”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得以真正解放的和谐共同体。
三、破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美好世界的智慧和方案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方案试图通过社会关系从“资本本位”向“劳动本位”转变以及生产方式从无序竞争向自觉联合转化,以应对资本主义世界内生出的和平、发展和治理问题,由于共产主义从科学理论到具体实践遭遇挫折,当今“世界历史”的主角依然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审视当前人类生存和发展困境,其总问题归于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化囿于自身矛盾,难以提出全局性、长远性、有效性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破解当前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重大难题,为构建人类美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是人类世界通向“自由人联合体”曲折过程中的“破题”之举。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和平赤字”描绘新蓝图
和平是人类的永恒价值,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即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这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的深刻把握,深根于中国源远流长“和”文化的厚重底蕴,是中国政治实践在历史、现实、未来客观判断中的科学结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人民最为迫切的心愿。如今“和平赤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给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威胁。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人权”“民主”和“自由”为标榜,向世界输出“普世价值”,极力鼓吹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永恒价值,试图“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不惜对他国以军事威胁、经济制裁、培植反对党、发动颜色革命等手段进行干涉,以维持其利益领导权,没有顾及强行植入西式民主却引发的一些国家与地区长期政局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二是因国家之间领土、历史、宗教、种族、文化、资源等深层次问题所引起的地区热点此起彼伏。这些地区由于大国的插手干预以及域外国家间利益博弈,争端处理复杂化,和平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三是恐怖主义蔓延危及全球安全。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深受恐怖主义威胁。中国是恐怖主义受害国之一,打击恐怖主义已成为全世界共识和一致行动。和平问题一直是人类前途命运最首要的关切,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和平赤字”做出的积极探索和全局思考。西方炮制的“均势论”“霸权稳定论”已被和平与发展实践证实失灵,结盟与对抗往往相互联系,唯有结伴不结盟,才能更好维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才能根据事情本身是非曲直和本来面目独立做出判断,才能消解对抗冲突的长期性、复杂性、多变性。多年国际政治实践经验证明:广泛建立伙伴关系,是一条可选择可复制的和平之路;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隔岸观火,各国要致力于消除恐怖主义滋长的土壤和空间,通过紧密合作,信息共享、政策沟通、行动协调、提高预防来共同应对极端势力的蔓延。和平乃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最大同心圆,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性在于运用整体性、联系性观点来考察人类交往形式,其实质是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世界普遍安全的基础之上,它描绘了和谐世界的美好蓝图,是有效破解“和平赤字”最管用的智慧和方法。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发展赤字”搭建新平台
应当承认,经济全球化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使世界“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12]538-539。然而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体系和需要体系自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矛盾已表现为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一国内部矛盾扩展为国家内部生产的逐利性与整个世界生产不协调性的世界矛盾,这导致全球生产与需求结构不平衡、时间错配,从而使整个世界生产相对过剩与紧缺并存,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破坏生产力方式周期性上演,全球发展的片面性、地域性、不平衡、不充分一直都未能很好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深刻回答了人类世界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体现了全球发展协调性、可持续性、有序性。“一带一路”倡议是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安排,为填补全球“发展赤字”搭建新平台,它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协商协作协调,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框架。随着国际社会认同加深,“一带一路”已超越地缘概念,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新平台,其文化底蕴亦跨越时空,成为文化包容互鉴、文明交流对话的新典范。“一带一路”作为一项经济合作倡议,并不是像美国“马歇尔计划”似的资本单向输出以谋求政治势力范围,更不是与各国政策、战略相对立而将其推倒重建,它是通过一系列互联互通项目,推动国家间政策、战略柔性对接和有机整合,更有效率促进投资、消费和贸易便利化,创造更加充分的需求和就业机会,使合作国人民获得更丰富、更充分的发展权利。发展问题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为实现人类和平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选择。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治理赤字”贡献新理念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亦是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合法性内核。当前,全球“治理赤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球治理的民主制度不合理。发达国家一直掌控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解释、实施的主导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因其自身综合国力限制,被迫成为既定规则的接受者。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在全球利益分配和竞争中出现分化,相对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趋势。二是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效能不足。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协调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各国交往成本与摩擦,但在既得利益国家的干预下,难以深入治理结构和关系改革,在处理国际贸易争端、化解金融危机、开展人道主义工作等方面的能力受到质疑。三是资本主义深层次矛盾决定了“治理赤字”天然存在。资本逐利逻辑是“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12]499这种内在造成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关系无论怎样自我变革,都无法克服自身缺陷,人类生存和发展权利不平衡、不充分依然存在。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全球治理关系需要注入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平等、发展、正义的原则实质,目的是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秉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意识。通过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公正化、合理化以增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规则发言权和话语权;通过变革联合国等国际协调机制,增强应对全球风险和挑战的能力;通过重塑国际责任与国力相适应的新秩序,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共赢,发达国家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应承担较多的国际责任,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亦是最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之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在世界范围形塑共产主义治理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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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uild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to Build the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Yang Huanghui ,Zeng Nan
(School of Marxism,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 The capitalism-le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advanced human civilization to the stage of world history(Marx's words). As far as the whole process of human development is concerned,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two sides: bringing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human beings in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China's proposal to build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to extend and practise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mind emancip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necessary when the human society move forward to the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hich advances the world to a global communit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common issue that humans must be concerned with in their development, that the modern times requires human beings to build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before they move towards the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and that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the key to solving problems in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Key words :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 world history
收稿日期: 2019-04-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政治仪式与新时代中国国家认同研究”(18CKS057);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中的当代中国政治凝聚力建设研究”(GD17YMK0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政治仪式与新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2018GZMZYB14)
作者简介: 杨煌辉(1988—),男,广东湛江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曾楠(1986—),女,江西吉安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B 1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806(2019)03-0103-06
(编辑:王虹 徐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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