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0)05-0052-09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人格化代表，也是文化传播的主体。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考察，知识分子不但是文化（当作观念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生产和创造者，也是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媒介。晚清文化是在中与西、新与旧的氛围中产生与传播的，因此，知识分子在近代文化的传播与变迁过程中，担当着二重角色：知识分子自身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角色和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角色。这种二重角色统一于晚清文化的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
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充当帝师王佐。古代中国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是与文官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相对而言，传统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并不十分明显。在以仕途为依归的科举制度的制约及其社会氛围中，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治学或曰文化创造活动是为了实现人仕升官的目的，因此，他们所研习的都是官方所钦定的四书五经、八股文章，即使是归隐山林、老死乡野的乡儒乡贤，其著述立说也大抵离不了对四书五经的阐述和诠释。所以，在中国古代，以研究科学为安身立命之职志的人是很少的，也不为一般社会所正视而被目为“末流”。基于此，在传统社会中，中国的科学技术是不发达且不对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根本的作用。一般来说，在这种社会中存在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属于传统类型的。也就是说，他们所关注的，主要不是知识的不断扩大与不断的创新，不是文化的创造与积累，而是维护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他们终生所追求的是由科举而入仕，或由充幕而发达。因此，他们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伴随鸦片战争而来的近代社会的变轨，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出现，科学技术的运用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日益加强，生产管理、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越来越依赖科学知识的应用，在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比照系统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契机。并且，随着这种转变的逐步实现，中国知识分子才逐步由充当帝师王佐的传统型角色转换为创造和传播文化的近代型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这一过程是与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的近代型转变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表现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成长有赖于它的创造与传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发展。从这一基本的认识出发，考察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变过程，它大体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到近代的蜕变时期，也就是一个过渡的、中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变轨，政治经济文化正在逐步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作为社会最敏感成份的知识分子，在感受到社会的巨大“变局”的情况下，也开始了近代型的自身转变。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这种转变显现出一种两重性。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认同危机”，同时也对自身所担当的社会角色发生了疑虑；另一方面，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的熏陶下，依然有着浓烈的对传统的依恋情绪。这种文化的二重性，使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中体西用”的选择模式。从魏源、林则徐到郑观应、薛福成，都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首先，他们在西方器物文化的冲击下，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一种低级形态上的“认同危机”，即初步意识到中国文化在器物层面上的不足，进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器物的层面上。知识分子通过鸦片战争所看到的西方文化也只是坚船利炮所代表的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魏源、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的实践中，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器物文化对中国的强烈冲击的。林则徐主持过抗英斗争。如果说，在最初的时期，林则徐的思想深处还存在着中国文化优越、试图以天朝的声威来抵拒西方的侵略的想法的话，那么，在接触了西方的军事与器物实力之后，林则徐在器物文化层次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就表现得特别深刻。在他给朋友的信中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余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用得，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则徐的浩叹正反映了他在中西器物文化的对比下所产生的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浅层的认同危机的心境。这种心境，在鸦片战争后的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知识分子以往的那种天朝无所不有、无所不能的观念被打破了。“内圣外王”的治国经邦的治术不灵了，伴随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一种近乎于悲壮的认同危机。左宗棠所说的“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马而我骑驴”[1](P127)，薛福成的“古今之变局”观等等，都是这种心境的深刻反映。正是在这种认同危机的刺激下，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认真探索中西两种文化的优劣差异，进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从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学习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洋务知识分子和早期的维新派，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及其文化观念的深刻变化。
魏源是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鸦片战争所给予他的直接震撼，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因而，他所提出的“师夷”的主张，主要表现在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上。他总结的“夷之长技”包括三个方面：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虽然在后期，随着他对西方了解的进一步加深，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所介绍，并产生了仿效的初步思想，但其思想主流，乃是学习西方的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尽管如此，魏源起到了近代学习西方的前驱先锋的作用。诚如他的思想继承与实践者的洋务思想家之一的王韬所说：“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2]
自魏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后，向西方学习，成为此后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许多以往只读儒经圣训的士子，开始转向探求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这种探索的结果，便导致了士林风气的新变化，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学术上主张汉宋调和与经世致用；政治上主张变革。
汉宋调和与经世致用，实际上是嘉道以来知识分子中就已经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汉宋之学，本是清朝官方的正统学术，但宋学崇尚义理、空谈心性，而汉学则重视考据、繁琐琐屑。此二派实际都是以儒学为核心，但侧重之处不同，因而互相攻讦，视同水火。结果，使士大夫陷入空疏无用的所谓“学问”之中，于社会民生毫无裨益。道光间，社会的危机日益严重，一些关心社会现实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汉宋调和论，以图挽救儒学的命运，进而改变士林风气，挽救社会危机。他们认为，士人争执于汉宋之讼，造成人才无补于世，关键是学术不倡明。所以，他们主张抛弃汉宋之间的门户之见，学问以“求诸实用”为标准，“贯经术、政事、文章为一”，“以求为有体有用之需”[3]。这样，汉宋调和又自然引出“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道光六年，魏源与贺长龄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便是经世思想兴起的重要表现。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经世派所追求的学问，除经学之外，还只是加上史学、舆地、朝章国故之类的学问。而鸦片战争后，所谓经世之学则引进了西学的内容。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军事技术、工艺制造之术，成为经世派士人追求的目标。
与学术上的经世态度相适应，这一时期士林风气变化的另一表现，便是改革之议兴起。其实，当王朝末期危象显现之时，有识之士的改革之声总是伴随而来。鸦片战争前，要求改革的声音也时有出现。龚自珍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不过，龚自珍的改革主张，大多是复归于传统，且当时举朝仍沉溺于天朝梦幻之中，龚氏的呼声淹没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不但震破了守旧士大夫的幻梦，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新的知识。从兹，变革的主张不仅日趋迫切，其内容也大为改观。“夷夏之辩”和“用夏变夷”的古老信条被打破，学习西方、引进西学成为鸦片战争以后改革派的言论基本。从魏源、林则徐，到曾国藩、左宗棠，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无不包括学习西方的声、光、电、化，船坚炮利和工业技术，甚而有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主张。这一切，都反映出变化了的时代与变化了的社会观念，而这些也正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士人走向近代型知识分子的重要标志。
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代表进步知识分子的魏源、林则徐等人，出现了上述的变化，既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转变的迹象，同时又具有相当多的转型时期的特征。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完全是接受传统的教育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仍然是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学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价值模式才体现为“中体西用”，即以西方的技艺，辅以中国的文物制度。他们的改革模式，也是以西学为枝末，培植中学的根基。李鸿章就明确地提出，中国的文物制度皆远高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种认识，的确反映出知识分子在文化危机情况下的那种对传统的依恋情结。
二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变革进入了实际阶段——洋务运动兴起了。洋务运动，从其本质来说，只是传统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依据“中体西用”的价值模式对传统社会进行修补的行为。但是，它一旦开始，便不可避免地引进了一些与传统社会不相适应的因素，并因此而导致传统士人的新蜕变，演进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伴随着洋务运动而形成的这一批知识分子，既不同于早期的林则徐、魏源以及洋务派人士，也与甲午战争以后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区别。他们从洋务运动中获得利益，但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洋务思想。所谓“早期的维新派”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与林则徐、魏源那一批知识分子相比较，他们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之处。他们都受过传统的教育，都有着对社会危机的深刻认识和强烈的爱国意识。但是，他们对西学的了解和认识程度存在差异，因而其思想也存在差异。魏源、林则徐的时代，对西方的认识还仅限于坚船利炮，并且他们自身对于坚船利炮所代表的西方近代科学与文化还缺乏切身的感受。19世纪60～80年代的这一批知识分子，生活在洋务运动正在兴起的时代，他们大都是追随洋务派官僚从事洋务活动的人物，如马建忠、王韬、郑观应、薛福成与容闳。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不少曾游历国外，并有从事近代报刊工作的经历。这种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大量地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至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开阔了视野，因而能在更广泛的层面、更深的层次上对中西之学进行比较和选择。同时，由于他们不像洋务派官僚那样身处高位，也没有担负洋务事业的实际责任，因而能够超脱洋务运动的局限，对洋务企业有比较客观的评判。所以，他们在思想上又较之于洋务派更激进。同时，这一批知识分子成长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生时期，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也曾经有过经商与办企业的经历，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反映了萌芽状态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士的要求与愿望。
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批知识分子由于具有上述不同的经历及时代特征，因而其思想和价值观念都具有新的特征，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到近代转换过程的新的阶段。
首先，在对西方文化与科学的认识上，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较之于他们的前辈林、魏，有更深的认识。实际上，在经历了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的几十年之后，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一般关心时务的知识分子，耳濡目染到西方“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对比中国的积弱积贫，“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4](P181)。但是，这种时尚的内容，还停留在西学的“百工杂艺”、“水陆武备”、“贸易转输”的层次上，没有超越器物文化的范畴。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则开始深入到“西法”——即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层次。在表达他们的学习西方的思想时，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但是，其内涵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既不同于洋务派，也不同于后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提出的“西用”包含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他们认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是“变器不变道”、“舍本逐末”，没有学到西学的根本。故此，他们所界定的“中体”仅限于“纲常名教”，舍此，都是可以变更的。他们在政治上的主要意见是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君民共之”，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曾游历西方，对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有所了解，并认为是值得仿效的。他们认为，君主立宪，可以使“君民一心”、“上下一心”，且“定法、执法、审议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5]。他们指出，西方之所以强大，在于它们“国之律法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辖于律法之下”[6]，“如有非法自恣者，兆民拒之，不得谓之叛逆”[6]。因此，中国要自强，也必须设议院，“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注：参见《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以致“强兵富国”、“纵横四海”（注：参见陈炽：《庸书外编》，议院。）。与此相适应，他们主张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学术文化之时，不能只局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而应当广泛学习。有关西方国家的内政、外交“时政”，涉及“行政、治军、生财、交邻”即有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书籍及其所反映的西方思想，都应当介绍和引进[7]。这也超越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
其次，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还主张“以商立国”、“商战固本”。发展近代的工商业，也是自林则徐、魏源提倡，并由洋务派付诸实施的思想倾向。但是，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主张，与洋务派的不同之处是提出“与民共利”，即发展民间工商业，反对官方的垄断，并把发展工商业提到“固本”——富强国家和抵抗外侮的高度。
这一批知识分子有创办洋务的实践，因而对洋务主张的官办企业的弊病有清楚的了解，所以得出洋务只是“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舍本图末”。因此他们主张应当准许民间自设公司，“一切听民自主”，“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8]。同时，政府还应当“设商部”、“订商律”，以保护民间工商业。
早期的维新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这种主张，是与他们对工商业的高度认识分不开的。他们认为，西方各国的强盛，乃在于它们的工商业之发达，所以它们才能以商品入侵中国，使中国日益贫困。因此，“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9]，以“商战”对付外国的入侵，所谓“习兵战，不如习商战”[9]，“以固其本”。这种主张“民间自办公司”、“商战固本”的思想，实际上代表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同时也说明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是与社会的政治发展相联系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西学及工商业的态度上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一些传统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些观念包括道器观、义利观、本末观等等。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中，一直是重道轻器、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的。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所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谓“农本商末”等等，一直支配着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而在这一时期，由于西学的传播，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逐步改变了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关于“道”与“器”的关系，王韬从中西比较的角度阐述了中西之道只有差异，没有优劣之分的论点，认为，“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从而改变了传统的重道轻器的观念，把“器”的地位提高了[10](P1-2)。在义利的关系上，新一代知识分子大胆言“利”，反对空谈义理，主张注重国计民生，计功言利，学以致用。在本末关系上，他们尖锐批判古代的崇本抑末、重农轻商的观念，也指出拘守重本轻末观念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器物制造和工商之利。他们明确地提出要以商立国，认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11](P607)。把工商业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的确是对传统本末观念的彻底否定。
价值观念的变迁，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由士而仕是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但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受到近代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开始舍仕途而从事其他在传统社会中视为“末业”或“技巧演技”的职业。他们或投身洋务企业，或进入洋务学堂，或游学海外，或办报译书，甚至弃官经商（如郑观应）。这些都是专门型知识分子人才出现的标志。
由上可知，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西学知识传播的深入和扩大，中国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地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转变，开始逐步地从传统儒学及价值观念中解脱出来，面向社会和现实，显现出近代型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的功能。这一切都表明，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深刻变化中，知识分子本身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但是，应当指出，19世纪60～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是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型知识分子，而是从传统中分离出来，正在蜕变的士人。这种蜕变期的知识分子，既具备上述的价值、行业变化的特征，也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他们主张学习西方，但仍以“中体西用”规范之（尽管其内涵较以前有所改变）；他们希望变革，甚至主张设议院，但仍然不敢非议君权。这些都显示出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也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性转变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它就必然受制于近代社会的发展。中国知识分子近代型转变的完成，有赖于社会的进步。
三
甲午战争以后，亦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史学界所称“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时期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从其社会历史背景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力量正逐步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势力。与之相适应，新兴的资产阶级日益要求在政治上、文化上表达其意愿。近代型的知识分子群体正是适应了这一社会历史的趋势而产生的。从本质上来说，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是反映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的社会群体，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代表，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一个社会阶层。从文化的背景来看，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乃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传播、传统文化逐渐衰落的必然产物。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式教育的兴起，特别是清末科举制度的改革、学校的兴办，造就出大批新式的知识分子。根据统计，在20世纪初年，留学生、全国高等学校、各专门学堂、各级师范学堂毕业和在校的学生已达15万人之巨，加上在教育、新闻出版、医疗卫生及各种新式文化事业机构的从业人数，属于新式知识分子范畴的人数，估计在20万～25万人左右。
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价值取向与知识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传统的旧式士大夫的价值取向，概言之，即所谓“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12]。也就是说，旧式士大夫的根本的价值取向，是由士而仕，依附于皇权，上焉者为帝师王佐，下焉者为绅为贤，都希冀在封建统治的结构中找到合适的位置，以经义说解来帮助封建统治者驾驭民众，以此来实现其价值，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不废”，乃是旧式士大夫最高的境界。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而成长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其价值取向有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与近代城市工商业联系日益密切，与皇权日益疏远。他们不再依靠皇帝的赐俸赐禄生活，而依靠自己的知识与技术谋生，因而独立性日强。因此，他们不再以充当帝师王佐为依归，也不再视由士而仕为正途，相反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成长，他们致力于建立近代国家、立宪政府的趋向日益明显。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在《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一文中说：“吾中国其真亡矣，吾中国其真亡矣！不亡于顽固政府，不亡于婪毒疆吏，不亡于列强之瓜分，不亡于各级社会之无知识，吾敢一言以断之：中国之亡，亡于学生。……是得下一转语曰：中国之兴，兴于学生。……充学生之势力，无论内忧，无论外患，殆无不可摧陷而廓清之！”[13](P19-21)把国之兴亡，系于自身，正是近代知识分子价值观念转变的根本体现。而这种慷慨激昂的言词，在清末的进步书刊中随处可见，这正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从封建的文化藩篱走向世俗化。从历史的事实来看，清末的民主运动（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无不是知识分子为之先导，为之中坚。这种行为模式，乃显现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结构也与旧式士大夫有着霄壤之别。汉代独尊儒术特别是隋、唐开科取士以来，旧式士大夫的知识结构便日趋定型和僵化。释儒解经，成为旧式知识分子的职责。所以，对四书五经的注、疏、解、释，是他们的主要治学方式，由此而产生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便成为传统的正宗学术，传统的史学、文学、哲学之类，无一不是为注经释儒而存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知识被目为“末学”而为士大夫所不屑。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其知识结构不再是以儒学为中心的诗书礼乐、经史子集了，也已经超出了甲午战争以前转型期知识分子的那种“中体西用”的模式，逐步接受和形成了以科学为核心的先进的知识体系。近代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化学、格致学（物理）、医学、工学、矿学，乃至近代的人文科学如法律学、商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等，都不再是陌生的知识，而成为新式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学问了。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新式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些具体的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具体知识的学习，他们也逐步学会了贯穿于近代科学的本质精神——近代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这种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确立，无疑使他们从旧式士大夫所具有的那种“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盲从与依附的藩篱中挣脱出来，随之而来的便是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的价值选择的新的社会阶层。近代型知识分子与旧式知识分子的另一重要区别是，前者已具备了新的行为模式。旧式士大夫的依归于封建君权，以充当帝师王佐为职志，行为目标以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为中心，即所谓以“卫道者”自居。新式知识分子因渐具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观念，并以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因此，他们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空谈义理的务虚型转向了务实，读书作官不再是他们惟一的选择，大批的新式知识分子进入了各种公司、企业等实业机构，或投身于文化、新闻、出版、教育、医疗、科学等行为，成为新的文化事业的载体。即使投身于政治的新式知识分子，也不以充幕人仕为惟一的选择，更以不以维护封建道德为使命，而是逐步树立了新的政治目标，即建立以宪法为基础的立宪政府为目标，并不断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清末社会不断兴起的爱国运动和政治变革运动，就是新式知识分子行为模式转变的重要的反映。
与旧式士大夫相比，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具有了新型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行为模式，这些新的特质标志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群体，不再是依附于皇权的官僚候补阶层。这一深刻的转变，对于近代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知识分子是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传统的旧式士大夫在封建社会结构中，与其说作为一个文化的创造阶层，毋宁说是作为一个封建的官僚或官僚候补阶层存在的。从隋、唐确立的科举制度——传统的教育结构和途径，始终支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因此，“学而优则仕”是旧式知识分子行为的目标，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进入官僚阶层，而不是从事文化创造或生产活动，即使有，也不过是一种附属的产品。可以说，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是没有一个独立的、以从事精神文化生产为职志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所谓“士人”，只是试图由科举而进入官场的一个候补官僚群体。科举上金榜题名者，成为大大小小的现任官吏，名落孙山者，或充幕，或捐输，也成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官吏。退而为乡儒村夫者，或充塾师为造就新的科举士人而尽力，或成为辅佐地方统治的乡绅阶层，真正从事于为统治者视为“末业”的科技或人文研究的士人，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从总体上来说，传统士人并不能说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这种状况，是与传统的正当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相联系的，长期的演化，便成为一种旧式士人的价值与行为导向的模式。
与此相适应，在传统中国社会，也没有形成分工明确、独立的文化生产的各种专门行业。一般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开始分离，并形成各种文化生产的专门部门，“从这里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4](P36)但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因为从一般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的从事精神劳动的阶层——所谓士人，只是作为政治的附属物而存在，所以，传统社会的各种精神生产部门也只能是以政治的附属物存在和发展。学者治史习文，讲经论道，都只是为了阐释统治思想——儒学，而不是为了生产和积累文化。同时，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也没有这种文化创造活动的需求。诸种因素的制约，使得各种文化生产活动及其成果——各种近代科学，如科学、技术、知识、理论、哲学、文学、艺术等等，不能在中国产生并形成专门的行业，而只能通过西学东渐的途径，从西方传入近代中国。
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和形成，使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新式知识分子与旧式士人不同，他们逐步与政权相分离，不再是官僚阶层的候补者，他们从事于各种近代化的文化行为，不以进入仕途为惟一的价值体现，并且以保持对政府的独立批评者地位满足。这就是新式知识分子逐步成为精神文化的生产者。大量的新式知识分子投身于教育、新闻、出版、金融、公司企业、商行等新式行业，使知识分子在做官的传统“行业”之外，成为医生、教师、记者、编辑、科技工程人员等各种专门人才，不仅在观念上，也在实际生活中承担了文化生产和传播者的角色。
伴随着新式知识分子的出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更加显著。文化从儒学的藩篱中挣脱出来，开始具有了近代的意义。其重要表现便是开始形成了分离于儒学而独立存在的各种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学科、并因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教育界、文学艺术界、哲学人文科学界、科学技术界的专业领域。新式知识分子在这些领域中辛勤地耕耘，介绍和传播西方的近代自然与人文科学知识，或者使中国古老的学科发生了近代的转变，或者引进和建立了近代西方的各种专门学科，从而在整体上推进了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尤其重要的是，新式知识分子通过独立的、近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活动，逐步而切实地改变着社会的心理结构和生活方式、价值系统，从而推进着近代中国的民族传统、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建构起新的文化观念。
四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轨过程中完成的从传统型到近代型的转变，经历的大致就是上述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的两个历史时期。这样一种巨大的转变，无疑是近代社会社会发展和近代文化的发展之必然。近代社会面临的深刻危机促使士大夫阶层萌发出强烈的忧患与变革意识，而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则为他们变革社会提供了新式的武器，正是在这样一种变革社会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自身也经历了变革的过程，走出传统的藩篱，迈进了近代的门槛，成长为独立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的承担者。毫无疑问，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于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阶段中，因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型转变不但是艰难的，而且还具有许多转型时期的特征。
首先，这种特征表现在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特别是中西文化观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始终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最初，他们从对外战争的失败中产生了一种文化危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器物文化不如西方，因而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坚船炮利、机械铁道之类思想，并由此而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模式。但引进西方的器物文明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危机，伴随着西方近代观念形态的传入，他们又逐步意识到传统观念形态的不足，因而进一步有了对传统文化观念体系的抨击与批判。但是，这种批判仅以西方观念形态为参照系统，且他们对这种西方观念形态又缺乏真正的了解，因此，这种批判往往是不深刻的，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清理与扬弃的基础之上，而是一种简单的抛弃。近代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这种认识过程，对他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严酷事实，迫使他们不断地怀疑和抨击传统文化，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同逼来，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戒备与憎恨心理又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正确估价（还有传播过程的因素）。诸方面因素的影响，使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处于一种模糊、依违的状态之中。近代中国相当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如严复、康有为、章太炎乃至五四时期的吴虞等人，都是以反传统始，而以复归于传统终，这种奇特的文化“回归”现象，正反映出转型时期的近代知识分子深刻的文化矛盾心理。
严复和康有为曾是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维新思潮的主将。然而，当民国建立以后，康有为则成为帝制的鼓吹者，公然宣称：“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而大清得国最正，历朝德泽沦洽人心。存帝制以统五族，弥乱息争，莫顺于此。”[15]严复也发表尊孔读经的言论，认为：“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原本”，原以为人、为国、为天下，均须合于“经”[16](P331)。在民主革命时期执舆论之牛耳的章太炎，到晚年也消沉颓废，“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家”，大肆鼓吹“国粹”[17]。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呼“打倒孔家店”、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过强烈抨击的吴虞，在新文化浪潮向前发展之后，也落伍而沦为政治上的保守派。凡此种种表现，不能不引人深思。还有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曾大力倡言民权学就，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政治，但不到几年，便倒退到“开明专制”论的鼓吹者。即使以革命先行者著名的孙中山，同样也存在这种倾向。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他谈到治国之道时说：“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18](P485)。在晚年，他更认为“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道德恢复起来”[19](P653)。为什么曾经对传统进行过那么激烈抨击的先进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归于传统呢？
文化的回归现象与文化的离异现象一样，是传统文化向近代转换过程中的两种趋向。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其实质就是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参照系统下，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一种离异过程，一种向西方近代文化靠近的趋向。这种离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是一种进步的文化潮流。而文化的回归，则是在文化离异之后的一种返源寻根的表现。在西欧文化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也曾经经历了离异与回归的历程。“那里的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于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批判与背离，那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中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的源泉”[20]然而，在近代中国，这种文化的回归，则表现出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刻的文化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矛盾的文化情绪、文化自卑感和优越感的交织。文化自卑感无疑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失落感，希望中国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文化优越感则反映出知识分子的一种深层意识，即在潜意识中始终认为中国文化优越，有着一种深厚的依恋情绪。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久远的历史、宏大的体系和无所不在的影响力而使中国人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积淀。这种心理积淀正是近代知识分子产生文化回归现象的深层基础。
不可否认，近代有一些知识分子走向文化回归，其动机是正面的，有着积极的因素。他们担心对传统文化的离异和趋向于西方文化，会丧失独立的民族精神，被西方文化征服和同化。因而转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章太炎就曾剖白他提倡“国粹”的目的所在：“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族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故必须“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类似章氏这种想法的人物，在日本向近代转型时期也曾出现。当明治维新时，“脱亚入欧”，再造日本文化的思想盛行，而当时的维新思想家福泽渝吉、中江兆民也担心这种情况将导致日本丧失固有的民族精神，因而大力提倡“日本主义”，保存国粹等等。可见文化的回归的确是文化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情况。然而，在近代中国，这种文化回归表现在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身上，却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一种复古和倒退的倾向。这说明传统中国文化所积淀的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力量，它构成的传统文化氛围无时不影响着人们的潜意识，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像康有为、章太炎这种曾经有过旧学背景的知识分子自然不免被唤起回归的情绪，即如严复、孙中山等在西学氛围中成长的知识分子，一旦回归故土，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回归了传统文化。近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回归，无疑对近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传统文化的离异过程短而不深入，导致了近代文化的发展不成熟，又反作用于近代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一个不成熟的群体。
其次，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社会始终处于一种危机的状态之中，旧有的文化、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观念被打破，而新的结构与观念一直没建立起来。新与旧、冲击与抵制、挑战与回应始终存在于社会各个方面，危机四伏。这种社会意识给予正在转型中的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影响，使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与现实的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相结合，造成的后果是：危机意识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感受到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促使他们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活动之中，政治意识极度高涨，而经济意识和文化意识则相对地淡薄。近代中国许许多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无疑是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在每一次政治变革的过程中，都有着他们的参与。这种高度的政治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也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执迷于政治上的斗争，依附于某一种政治势力，并企图通过政治的方式将社会导入其理想的轨道之中。其结果，便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意识的丧失，其文化创造与传播的功能减弱。
再次，近代知识分子的这种高度政治化倾向，的确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说是一种政治文化。专制政治的高度发展，吸附了整个传统的社会生活，文化也不例外。这种政治所赋予文化的使命，只是诠释和论证政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不是其他。因此，它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价值标准以及一切文人学士们的行为、价值的取舍标准。在这种其大无外、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氛围中，传统士大夫们无疑具有高度的政治化功能。历代思想家设计一切思想学说，无一不是某一时期现实政治的注解或改造。历代文人学士的最高理想无一不是成为帝师王佐。这样一种文化传统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当然不是转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所能摆脱的。传统政治文化在知识分子中根深蒂固的心理积淀，近代社会在政治变革方面的紧迫任务，无疑成为呼唤他们的政治意识苏醒的号角，成为他们行为方式的指南。曾经以钻研理学、崇尚清议（这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文化行为）的曾国藩，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席卷大江南北、清朝统治摇摇欲坠的形势下，也不得不急切地放下理学家的矜持作态，组织湘军，成为挽救清朝的“中兴名臣”。在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文化并深受其濡染的王韬，自幼就远渡重洋、留学美国的容闳，都曾经向太平天国上书条陈，这也是他们力图把自己的社会理想以政治的方式加以实现的表现。为了实现这种政治选择，他们甚而不顾被政府目为“从逆”的危险，难道还不能说明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政治价值取向是多么浓厚吗？而那些从西方学来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并以反清为职志的知识分子之执迷政治的斗争，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普遍的危机意识还造成了另一方面的结果，这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理性的价值选择。传统政治文化的导向、现实政治危机的紧迫感，催使他们拯救现实危机的急迫心理。西方种种新思潮，成为他们不断“拿来”与“抛弃”的救世工具，不论这些新思潮是否符合国情。这种急功近利的价值选择取向，缺乏科学的态度与理性的思考，也正是传统文化重实利、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折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它偏向于以经验为基础，进行直观思维，并且融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为一体。对主客观事物的认识，不是用清晰的逻辑来把握，而是借助体悟的认知方式，并以比喻和象征来表达所认知的主客观事物的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具有的局限之一，就是较易为表象所迷惑，为实利所左右，从而促使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思维方式在近代社会政治危机严重的条件下极易得到人们的认同。凡此种种，使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成为一种成熟的、理性主义的社会政治力量，也使他们不能拥有深刻的社会基础，成为真正指导社会前进的中坚与桥梁。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不乏领导新思潮、新的变革运动的杰出人物，然而这些人物始终如昙花一现，为不断涌现的新的变革、新思潮所淘汰，其根源即在于此。
因之，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经历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既有深刻与深远的社会意义，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种种弱点。这些正面的、负面的因素，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从近代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考察，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不但使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了近代文化载体的意义，也进一步促使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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