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对策论文,竞争力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与东南亚和东亚国家的贸易现状
1.这次危机对我国的出口竞争力是一次考验。始于1997年7 月的亚洲金融危机，先是蔓延于东南亚诸国，第四季度扩散到东亚，对亚洲各国经济形成了程度不同的冲击。这次受冲击最大的，是亚洲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出口曾带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当东南亚经济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与国际市场联结时，外部冲击对经济损害的风险也增大。而当东亚经济进入更高层次的全球性竞争时，由于核心产业的竞争力下降或外部需求的大幅度减少，对本国经济也带来了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受冲击的各国或被迫贬值货币以去掉泡沫经济和货币定值过高的成分，增强出口竞争力；或通过货币贬值转嫁危机损失，避免汇率不调整的代价，摆脱危机的负面影响。据有关统计，1997年12月底与6月底相比，印尼卢比贬值49.9%，泰铢贬值48.4%， 韩圆贬值47.6%，菲律宾比索贬值34.9%，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34.8%，新台币和新加坡元都贬值14.8%，日元贬值11.8%。在亚洲地区如此广泛和大幅度地出现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是从未有过的。
各国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无疑将增强贬值国家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同时削弱汇率稳定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当然，这对我国出口竞争力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2.自这次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出口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据海关统计，1997年我国外贸总值为3250.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 其中出口1826.97亿美元，增长21%，进口1423.61亿美元，增长2.5%。 如果按月分析可以发现，从1997年7月以来， 我国的出口增长率开始呈现逐月下降的趋势。1998年1月，我国外贸总值为213.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2%，其中出口126.8亿美元，增长8.8%，进口86..9亿美元，下降12.9%。
今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率走势引人关注，它是这次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直接反映。外贸部门预测今年的贸易额增长率为6%， 出口增长率为8%。这次危机对本地区经济的最大影响是对未来的预期信心下降， 以致影响到本地区的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以及进口需求的增长。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也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不振、外部需求结构变化以及出口的低成本优势削弱。
3.我国与东南亚四国的双边贸易规模较小，我方有入超。这次受危机冲击最大的东南亚国家是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1997年我国与四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为141亿美元，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35%，其中出口66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3.5%；进口75亿美元， 占进口总值的5.23%。我国贸易赤字9亿美元。
从贸易结构来看，我国对东南亚四国主要出口化工、金属和机电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或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业制成品，并从这些国家进口矿产品、木材及木制品、木浆及纸制品、食用油（如棕榈油）等资源性产品及其加工品，贸易结构基本体现各自的比较优势。由于双边处于同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纺织、服装、鞋类等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为竞争性关系。
从贸易弹性来看，我国的资源性产品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较低，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如木及木制品、木浆及纸制品、棕榈油等。因此，我国不会因四国货币贬值而大幅度增加这些产品的进口，反而可能随国内市场需求不旺而减少进口。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含量不高的制成品的出口价格弹性较高，四国的汇率贬值对我国出口的影响较大，降低了我国工业制成品的低成本竞争优势。
4.我国与东亚经济的双边贸易规模较大，对韩国和台湾省有贸易赤字，对日本有贸易盈余。这次危机对东亚经济影响最大的是韩国。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韩国自1994年以来， 经常项目的赤字逐年剧增， 到1996年底达到237亿美元。 在日本经济增长减速和出口竞争力下降（电子和半导体产品）的背景下，韩国经济也陷入这场危机。据海关统计，1997年中韩进出口贸易额为240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4%，其中出口91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5%，进口149亿美元，占进口总值的10.5%，我国贸易赤字58亿美元。从贸易结构来看，我国对韩国出口初级产品（农产品和矿产品）、纺织、金属和电机电气产品，进口化工、塑料、纺织、金属和机电产品，即出口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由于我国对韩出口品的价格弹性高于进口品，因此韩圆贬值对我国出口有较大影响。
我国台湾省在危机直接冲击不大的情况下，率先采取了货币贬值措施，以求自保，并改善台湾省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使大陆在世界多边贸易的竞争优势明显下降。就双边贸易而言，1997年大陆与台湾的进出口贸易额为198亿美元，占大陆外贸总值的6.1%；其中出口34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1.86%；进口164亿美元，占进口总值的11.5%。 大陆贸易赤字130亿美元。
日本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1997年我国与日本的进出口总值为608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8.7%，其中出口318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17.4%，进口290亿美元，占进口总值的20.37%。我国贸易盈余28亿美元（据日本统计数据，1997年我国对日出口420亿美元， 进口218亿美元，对日贸易盈余202亿美元，是对日贸易最大的盈余国）。在日本内需不振的情况下，1997年我国对日贸易增长率为1.2 %， 低于1995年和1996年的19.9%和4.5%，预计1998 年中日贸易不会有大的变化。
二、这场危机对我出口竞争力的中长期影响不可低估
除汇率贬值造成的短期效应外，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所引起的外部需求下降，结构调整性政策引起的外部需求和供给结构变动，以及多边贸易战略调整，都将对我国出口竞争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1.我国出口品市场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到1997年底，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出口总值的比例为87%，具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有：纺织（1997年出口138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7.6 %）、 成衣（出口318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17.4%）、鞋类（出口85亿美元， 占出口总值的4.7%）、玩具（出口50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2.8%），这些产业的出口共计591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32.5%。 其次是我国出口竞争力上升较快的机电出口部门（1997年出口593亿美元，占出口总值的32.5%）。纺织、服装等传统出口部门和机电等新兴出口部门的出口份额已占出口总值的2/3以上。
由于这些产业与东南亚和东亚经济有正面或交叉的竞争关系，在全球供给增加，需求下降的情况下，这些产品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如我国纺织、服装业的出口额已分别占世界出口份额的9%和15%， 1997年上半年我国的纺织品出口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为10%。同样，这也是东南亚和东亚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和市场，如纺织品是台湾省的第二大出口产业，也是韩国的主要出口产业（1995年韩国纺织品出口占世界出口的8%）。在进口需求下降时， 扩大这些产品的出口已成为取得贸易盈余，改善经常项目状况的主要途径。在外部竞争压力加大的条件下，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是否能保持和扩大现有世界份额令人担忧。但是有一种意见认为，此类产品中由配额安排的部分其出口份额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2.世界性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使我国出口增长面对更不利的环境。根据IMF的最新预测，1998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是3.5%，比以前的预测下调了0.6个百分点。此外，七大工业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3%（下调0.2个百分点），亚洲四小龙3.6%（下调2.6个百分点，其中韩国2.5 %），日本1.1%（下调1个百分点），泰国零增长（下调3.5 个百分点），印尼2%（下调4.2个百分点），马来西亚2.5%（下调4个百分点），菲律宾3.8%（下调1.2个百分点）。当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时，我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势必会受到影响。
这次受冲击较大的五国的GNP总和为11365亿美元，大于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近7000亿美元）。当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4 %以下时，这个不利影响主要通过本地区华人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后，将大幅度减少对大陆的投资以及本地区的区内贸易下降而表现出来。
日本1996年GNP为46000亿美元，其经济和金融情况恶化对亚洲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影响最大。日本陷入经济困境始于90年代初期，其泡沫经济的破灭所造成的损失大约占GDP的10%左右。为摆脱困境， 日本政府实施了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目前还看不出成效。日本经济增长的减速，以及由此带来的进口需求下降、进口需求结构变化等因素，将对我国出口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目前美国经济仍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对今年的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是一个好信息。虽然美国联储估计这场亚洲金融危机将减少美国0.5%的经济增长率，但欧、美经济的良好态势对出口增长起到某种内在稳定器作用。
3.各国面对就业和产品销售困难，会增大保护压力和发生双边贸易摩擦的可能性。虽然1997年11月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将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但世界贸易组织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亚洲金融危机将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并影响1998年全球贸易增长。
首先，传统产业供给能力普遍过剩是这次危机发生的基础因素之一，也是引起双边贸易摩擦的根源。大企业为了取得全球或主要市场区的竞争优势而形成的远大于实际需求的供给能力，使全球范围内寻找和占领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当需求下降时，竞争力薄弱的产业将陷入危机。此时，进口品或直接投资建厂生产的产品与当地企业是竞争性结构而不是互补性结构时，抢当地人“饭碗”的作法会增大贸易摩擦。
其次，需求结构性紧缩是危机发生的另一个因素，也是出口增长减缓的主因。各国采取严格的反通胀经济政策已持续了十几年，在总需求趋于结构性紧缩条件下出现了不同结果。美国80年代以来实施了结构调整和创新体制，已持续7年实现低通胀的经济增长。 欧洲在经历了长期高失业低增长后，目前已出现明显的转机。日本则由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滞后，陷入低增长和不稳定调整状态。因此，传统产业的有效需求不足和新兴产业的需求结构变化过快，已成为制约出口和产出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抢饭碗”和“保饭碗”确实成为许多产业生死攸关的竞争。因此，扶持出口和保护本国市场的新贸易保护性措施就可以赢得国内的广泛支持。
4.各国通过结构调整政策，将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结构和出口企业。80年代，日本经济强大的竞争优势曾引起美国的极度恐慌，也迫使美国政府和企业实施了结构调整和激励创新的新战略，以求恢复和重建美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到了90年代，这个战略的效果已充分显示出来。美国在计算机、信息、电子电信、航空航天、金融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取得了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在汽车、化工等传统产业恢复了原有的竞争能力；加上政府采取了低税率等鼓励投资和创新的供给管理政策以及经济全球化战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低通胀下经济持续增长的实绩。
相比之下，东亚经济的结构调整严重滞后。这次日本和韩国检讨大企业体制抑制了中小企业创新的生存空间，导致在计算机和信息等新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失利。此外，日本和韩国的金融和服务业是竞争力较弱的领域，尤其是风险极大的金融衍生工具和创新品种的运作与监管尚处于初始阶段，很容易为欧美国际投机金融家所利用和控制。因此，导致了东亚经济在竞争力最薄弱领域受到了危机的冲击。
虽然这次危机对东亚经济是一次严重打击，但也是加速调整和改革，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结构的契机。如果加快结构转型，并确立更适应知识和信息社会的创新体制，当美国在计算机、信息和金融等领先领域的技术优势和技术储备充分释放出来时，后进国家的学习速度和赶超速度将会加快，由此产生的新一轮国际竞争必将改变现有的竞争实力格局。
三、建立以竞争力为基础的、可持续的贸易增长体制
1.确立加强区内经济合作和协调、提高区内贸易和互补性贸易份额的新经贸战略。这次危机暴露出一些问题：（1 ）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低，缺少反危机的地区合作和协调机制。目前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已构成区域一体化格局，成为世界经济中更具稳定性的两个增长极。东南亚和东亚地区作为另一个增长极，缺少起作用的地区合作和协调机制，结果象一盘散沙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要加强区内的经济和贸易合作，就必须逐步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提高区内经济联系和依存度。（2）本地区缺少抵御风险和化解危机的合作手段。 这次危机是由IMF牵头提供有条件的资金支持，由于缺少整体构想， 成立亚洲基金会的建议被否决。（3 ）危机时缺少承担协调功能和确定调整责任的机构或组织。如危机爆发时要把损害降到最低程度，一是应协调各国的反危机措施，避免自相残杀；二是确定各国需要承担的调整责任。这些问题都不易解决，但加强合作是实施反危机措施的基础。
为此，我国应制定加强区内经济合作的战略目标，渐进地推动区内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在区内经济合作和协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逐渐提高我国与本地区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应从发展区内贸易关系做起，包括扩大对本地区产品的进口比例，发展互补性出口结构（如你无我有、你有我好、你好我让、你让我进），形成区内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的经济格局。（2）扩大区内开放程度。 亚太区域合作不同于欧盟和北美的排它式区域一体化模式，而是开放式的松散组织，区域贸易自由化推进缓慢，而且传统的东亚出口导向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内需的增长，使本地区经济不能更多地分享增长利益。因此，为建立互利的地区开放经济体系，本地区经济大国应逐步开放市场，扩大内需的增长，这是加强地区经济联系和依赖的战略之举。（3）加强区内政策协调。 应通过这次危机带来的契机，实质性推进本地区的政策协调，包括定期的地区高官会晤、决策信息交换、关联性政策的通告和协商等。
2.确立以竞争力为基础的出口增长机制。这次危机值得汲取的教训之一，是应确立以提高竞争力为基础的出口增长机制。（1 ）东亚经济这次受冲击最大的是竞争力弱、泡沫经济成分多或供给过度扩张的产业，如电子和半导体、金融、不动产等。而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产业，如台湾省的电子和计算机、新加坡的金融业、香港的服务业受冲击就较小。这说明有相对竞争力的产业有更强的抗冲击能力。（2 ）大企业体制在适应知识和信息社会方面有其竞争劣势。在传统产业大企业体制有规模经济效应、技术垄断、对中小企业或新进入者的压制等竞争优势。但在以知识和信息为主导的新产业面前，这些优势被灵活的小批量生产体制、技术创新和供给结构高转换率等新的竞争优势所替代，使大企业体制受到强烈冲击。（3 ）大企业集团为取得垄断竞争优势而采取的过度扩张性战略和不合理的多样化战略是这次韩国陷入危机的主因之一。当韩国经济的主导部门出现国际竞争力下降时，出口下降和短期外债偿付能力就成为问题，从而引起经济的一连串负面反应。
因此，我国确立以竞争力为基础的出口增长机制，首先应区分我国不同产业的竞争力。（1）以知识和信息经济为基础的新产业， 如计算机、电子、信息网络、航空航天、医药等，是决定未来竞争优势的产业。但由于研究与开发的高投入，新产品的市场风险大，核心技术和设备升级换代快以及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等原因，我国尚不具备发展这些产业的充分条件。因此，现阶段应创造这些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新产业的成长环境，如对联想、北大方正、四通、联通以及还没有名气的创新产品企业，在信贷资金、税收减免、出口优惠、信息交换等方面提供支持，使之有成长壮大的机会。（2 ）以成熟技术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产业是提高我国现实出口竞争力的主导部门。一是创造加快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的新机制，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二是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售后服务市场化，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3 ）在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的条件下，竞争力优势是摆脱困境的生存条件。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应是在危机或萧条等恶劣环境中生存和成长起来的，而不是人为选拔出来的。如我国在1990—1992年的经济紧缩、1995年大幅度地调低出口退税率以及现阶段国内需求不振和外部冲击的环境中，都培养出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
此外，政府部门对有竞争力的出口企业和产品的扶持也十分重要，主要体现在创造公平竞争的内部环境（反各种形式的垄断）；制定低税率等鼓励资本积累和投资的政策（鼓励创新和创业）；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信息、信贷、对外联系和必要的信用担保；减少有竞争力出口产品成长的各种障碍等。
3.建立适应汇率变动的出口体制。这次危机暴露了亚洲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1）选择钉住汇率（如钉住美元）制。 优点是可以分享被钉住货币（如美元）的经济稳定和管理效率（搭便车），缺点是美元升值会降低出口竞争力，引起经常项目失衡，很容易为国际投机者所冲击（这次东南亚危机的起因）。（2）选择某种浮动汇率制。 优点是汇率随供求关系而调整，减少国际收支失衡风险，问题是汇率和外汇储备波动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不稳定性影响，外汇风险管理的市场和工具（如外汇的远期、期货、期权市场等）的运作和监管比较困难，以及汇率波动给贸易者和投资者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和损失。
我国在80年代实际上采用了钉住美元汇率制，美元连续五年的升值曾削弱了我国的出口竞争力，但人民币连年贬值部分抵消了美元升值的负面效应。1994年我国采用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改变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我国的出口和产业部门受国际汇市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人民币汇率受资本项目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条件下，国内外舆论有以下担心：（1）一旦外资流入急剧减少， 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危机；（2）人民币不贬值削弱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危机；（3）中国经济现有巨额的银行呆帐、 国有企业亏损和内需不振，如国际收支出现问题，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危机。
就多方面因素看，这个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其一，我国的出口增长机制已从旧体制的数量扩张和创汇动机转变为效益扩张和创利动机，在外币贬值人民币不贬值的不利条件下，出口企业为保住海外市场份额会采取自我化解危机的做法，渡过难关。其二，现在出口主体已由以前的国有企业转变为国有、民营、外企等多元化出口主体，各自承受风险的能力和方式不同，从而部分抵消了负面影响。其三，在国内需求不振条件下，进入国际市场是许多企业生死攸关的选择，从而增加对国外市场的出口。其四，外资净流入减少是暂时现象，我国市场的高成长率和国际资本的多样化组合，使我国经济始终是吸引外资的一个热点，今后的变化可能是外资构成更加多元化。其五，我国经济有一个天然的内在稳定器机制，即当出现世界或地区性经济衰退时，我国经济波动与世界周期性波动不同步，将自动缓解来自外部的冲击波。因此，不应夸大这场危机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此，我国一方面应更加审慎地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包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应与国内经济市场化进程相吻合，采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理技能，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也需要逐步发展适应汇率波动的外汇和金融资产套期保值的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在资本项目不自由兑换的条件下，逐步推出外汇风险管理的品种和工具，使我国出口部门和开始海外投资的企业学会使用这些工具抵消汇率不确定性波动可能带来的损失。
4.发展受汇率波动影响较小的出口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从中长期来看，应逐步建立起受国际汇市波动影响较小的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企业组织结构。这样，无论人民币汇率是升值或贬值，贸易和投资都不会受很大的影响或损失。
因高附加值的产品或高度专业化的产品受汇率和价格变化的影响较小，承受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市场份额也较稳定。因此，应确定以高附加值或高度专业化产品的出口结构为重点的中长期出口战略。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国家创新系统的支持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以逐步增加创新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应建立以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质量为核心的出口品质改善制度。
应将单纯出口企业转化为出口和海外投资相结合的国际化出口产业组织，根据不同产业和市场的特点，支持出口企业在海外建立研究与开发中心、市场营销网络和产品加工中心，将一部分贸易活动或经营活动转化为企业内部的跨国交易，以降低汇率和价格的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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